1957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接受教训,增强党性
  安子文
当前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是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继续,是一场极其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每个共产党员的立场、思想、观点都要受到实际的考验。在大放大鸣和反右派斗争中,证明我们的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能够领导群众坚决地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但是也暴露出一部分共产党员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甚至有极少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这些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党内的右派分子。他们有的组织反党小集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有的积极支持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行动,诬蔑谩骂党的组织,攻击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对反击右派有严重的敌对情绪,并且公开阻挠或者破坏反击右派的斗争;有的同资产阶级右派暗中勾结,递送情报,进行密谋策划;有的在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下,丧失立场,倒戈叛变,发表反党言论;有的有严重的个人主义,一贯对党不满,在这次斗争中乘机兴风作浪,对党组织进行攻击和污蔑;有的组织和煽动群众闹事,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了党的叛徒。这种党内的右派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却是极其严重的。
根据北京、安徽两地对一百二十九个党内右派分子的分析,他们所以要反党,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本人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家庭,坚持反动阶级立场,或者他们本人的亲属被镇压、被管制、被斗争,因而对党怀有强烈仇恨。属于这类的有六十七人,占52.1%;
(二)本人历史不清楚,社会关系复杂,在肃反中被斗争、或者被审查,或因犯过严重错误而受过党纪处分,因而对党严重不满。属于这类的有二十六人,占20%;(三)由于本人入党动机不纯,严重的个人主义没有得到满足。属于这类的有三十二人,占 24.8%;由于政治觉悟很低,立场模糊,是非不分,在党外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下,投降叛变,堕落蜕化成为右派分子,属于这类的有四人,占3.1%。这个情况,十分明显地说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会变成右派分子而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有其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部队,但是我们的许多党员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其它阶级的。党虽然经常注意严格地挑选党员和教育党员,但是究竟不能完全防止一些不可靠的分子混入党内,也不能完全防止一些党员的堕落变质。
当然,在我们党内出了右派分子,这是坏事。这说明我们党的组织还不够纯洁,还有一些带病菌的脓包在腐蚀着我们党的健康的机体。但是当党内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正面目暴露出来以后,我们就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并且使我们得到了教训,用以教育每个党员,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坏事就变成了好事。
右派分子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是我们的“教员”。每个党员都可以从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更好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
我们共产党员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中应该接受一些什么教训呢?
一个共产党员要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必须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的情况来看,进行思想改造,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和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党员是尤其重要的。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我们认为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并不能决定一切,而决定性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领导。事实上,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在加入我们党以后,在经过长时期的锻炼以后,大多数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有许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但是这绝不是说社会出身就没有重要的意义。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往往落后于客观的社会存在的。在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社会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是有相当的坚持性和顽固性的,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变为公有制的时候,存留在若干人们中的维护私有制、留恋私有制的思想意识并不是立即改变了的。经验证明,不少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特别是不少的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入党以后同他们原来的阶级还有千丝万缕的连系,经常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思想没有认真改造之前,他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原来阶级的面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代替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问题。这种情况,在革命形势、任务、性质发生变化,各种社会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我国,由于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无产阶级就取得了全国范围的政权,因而成功地实现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和平道路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经过流血而取得胜利,这自然是中国人民的大幸福。可是,正由于经济基础的改变是通过和平方法来实现的,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并没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就使那些不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貌合神离地留在革命队伍内部。这些人虽然置身于共产党之中,却作着资本主义的梦。因此,当目前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一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只赞成民主革命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自然就容易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形,一些剥削阶级出身而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党员,也表现了严重的动摇和软弱。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特别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要想真正作一个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的战士,就必须下定决心,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毫不留恋地丢掉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毅然决然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这就要求我们这些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认真地而不是皮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诚心诚意地而不是三心二意地到群众运动的大风暴中去,为工农群众服务,向工农群众学习,同工农群众结成一体,打成一片,同工农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只有这样,才可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改造和锻炼,才能确立无产阶级立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
要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一定要有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一定要经常不断地反对和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从上述北京和安徽两地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员之所以变成党内右派分子,除了原来就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靠的分子以外,有相当数目的党内右派分子,都是从思想上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右派的。他们有的人不能始终一贯地保持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斤斤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级别待遇和物质享受,在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对党怨恨不满起来。有的人在三反肃反等运动中被斗、被审查或者因犯过严重错误受到处分,而这种处理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本人却认为受到“委屈”,因而就对党怀恨在心。还有的人在“三反”和肃反等运动中确实受了一些委屈或者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而受到过重的处分,但领导上已经向错伤的人公开承认了错误,恢复了他们的名誉,或者改变了他们过重的处分,这本来应该取得他们的谅解,但是一些有个人主义的人,却怨恨不已,从此同党结了仇恨。这些有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党不满的人,就往往不能正确地分析事物和观察问题,也往往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同党组织的关系、个人同群众的关系。他们只看见阴暗面,看不见光明面,尽找缺点,否认成绩。他们对不利于党的言行津津有味,对拥护和赞颂党的言论充耳不闻,于是他们就逐渐由对党的怀恨在心,埋怨不已,终于堕落到同右派分子同流合污。这就是某些共产党员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成为党内右派分子所经过的途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十分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寻找党的空隙,从内部来破坏和瓦解党的组织。那些对党不满、有严重个人主义的人,正是他们猎取的对象,而党内这种人也最容易被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所利用,并成为他们的俘虏。
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人,都会发展成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和仅仅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员之间,自然是有很大的距离和差别的。但是,党内右派分子却都是具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右派分子正是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堤防上的小漏洞会变成大的决口,导致泛滥成灾。思想上的小错误,也可以发展成大错误。如果对个人主义思想,不作及时的纠正,任其发展下去,有朝一日它就会在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下,发展成反党的右派分子。许多实事告诉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有了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对党的不满情绪,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要像毒草得着雨露滋润一样而日益蔓生起来,直到走到共产主义的反面。这是一些共产党员由思想上的反动走上政治上的反动的必然发展规律。
共产党员必须经常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个人主义在一个党员思想中的滋长,就意味着在他脑子里还有资产阶级思想,而且它的阵地还在扩张,而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却在缩小。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时时刻刻警惕个人主义的危害,努力克服个人主义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表现,并且一定要有防微杜渐的精神。在个人主义还没发展到那末严重程度的时候,就必须对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加以克服。只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才能永远保持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要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一定要孜孜不倦地学习,永远保持朝气,永远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从上述北京和安徽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有极少数的共产党员由于平时不肯学习,阶级觉悟很低,并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而他们就不能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他们经不起大风大浪,因而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就背叛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党员如何的警惕啊!
现在有少数党员,安于现状,不求进步,不愿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他们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了,因而对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抱着消极态度。也有的党员只管业务不关心政治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天下已经太平了,政治生活已经变成额外负担了。甚至有这样的党员,他下了决心不看党的报纸,生怕党的政治言论,对他有所影响。还有一种人只关心眼皮下面的生活琐事,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他们已经开始变成鼠目寸光、是非不分的庸人。这些党员已经丧失朝气,丧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革命意志已经衰退,他们已经到了从革命列车上掉下去的边缘。如果他们不及早警醒,彻底改正自己的缺点,真正振作起来,就可能走上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因此一个共产党员要想永远跟上革命的车轮前进,要想永远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一定要不断地学习,就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困难的精神。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争取把自己锻炼成为既爱学习又爱劳动,既有社会斗争知识又有生产斗争知识,既有创造性又有纪律性,既活泼又坚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人。要作一个这样的共产党员,除了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种业务知识以外,还必须始终一贯地密切连系人民群众,参加党的实际生活和群众的实际斗争。在党的生活中,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取得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与帮助,并用大力用诚心来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在目前每一个共产党员更应该积极地参加整风运动,参加反右派斗争,参加这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以便在群众运动的大风暴中经受大考验和大锻炼。只有在学习中,在实际斗争中才能真正增加自己的党性和革命意志,坚定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一个共产党员也只有在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具有了坚强的革命意志的时候,才能够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才能够朝气十足地、活泼愉快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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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江丰在文艺上的反党思想
  王朝闻
  (一)
江丰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后,全国美术家都感到愤慨。因为他给中国美术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由于个人称霸的野心在作怪,把个人的作用想像得太大,把自己的威信想像得太高,看问题片面,固执己见,在一系列的有关组织路线和文艺路线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反党的局面而仍不回头。据许多美术家在会议上所揭发的材料,江丰不是把文艺事业当成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服从整体的革命利益,不是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为了与党对抗,江丰使用一切手段扩充实力。在学校的教学思想、课程的安排、人事调动和刊物方面,以及企图组织校友会、画会等都是要把美术事业从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拉出来。事实上中央美术学院已经成了拒绝上级检查、不接受命令的独立王国。江丰认为不跟着他反党就是“没有阶级感情”,谁要向上级汇报他的错误就算是违反了组织原则。事实上美术学院的党组织不仅欺骗了上级,掩护江丰的罪行,而且曾经是江丰反党活动的执行机构。在专业化问题上,江丰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教育学生,教学生不要依靠组织,“各人自己去闯一条路”。他们5月25日的向党示威,还不过是企图在今年十月文代会期间夺取美术家协会领导权的前奏。领导权如果夺不到也要另起炉灶,搞一套与党对抗的各种机构。“美术”月刊虽然夺不到手,作为反党工具的“美术研究”已经出版了。“美术研究”已经发表了一些反党的文章,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原则。江丰在重大问题上已经丧失了革命者的立场,竟至憎恨和污蔑肃反运动这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措施。以革命者自居的江丰,完全走上了和党背道而驰的死路。
  (二)
江丰反党的一个方面,是标榜所谓革命学派,反对党繁荣创作的“百花齐放”的方针。这个方针,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作过明确的阐述:
毛泽东同志关于戏曲活动所指示的“百花齐放”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我们既需要人物画,也需要风景画;既需要战斗的进行曲,也需要抒情的歌曲;我们既需要有比较高级的、复杂的艺术形式,也需要有大量的、比较简易的艺术形式。”
这显然不只是为了发挥艺术修养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和艺术趣味不尽相同的艺术家们的个性和特长,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人民日益发展的审美要求。可是在江丰看来,这是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立的,是不革命的,是他们的“学派”所要“革命”的对象。真正革命者和右派的江丰的看法相反:人民的欣赏要求是多方面的,反对“百花齐放”实际就是不要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审美要求,也就是意味着艺术脱离群众。江丰集团标榜所谓主题性绘画,似乎山水画和花鸟画都是没有主题的。他把山水画和花鸟画当成是为有闲阶级服务的,不能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他公然敢说在美术学院只准一花独放。(我想附带提到这一点:反对党“百花齐放”方针的江丰反党集团,竟然卑鄙到造谣的程度,说文化部排斥油画,想借此挑拨油画家反党。)
江丰不至于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意义重大的现代生活的描写永远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它是唯一的题材。为了和党的方针对立,有意降低各种题材各种形式的价值。当然,为了文艺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就是为了发扬和巩固、提高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鼓舞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而努力,必须描写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高贵品质。可是,正如党性与人民性不是对立的一样,艺术的教育作用与美的享受的满足也应该不是对立的。不直接描写人却也体现了人的美感的装饰性的艺术,例如建筑、工艺尚且有必要适当提倡,为什么一定要把山水画和花鸟画排斥在为人民服务的艺术领域之外?好的山水画和花鸟画能够培养人民健康的感情和高尚的审美趣味。可是江丰完全否认风景画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硬把这几年党所领导的美术工作说成是“进一步,退两步”。就是最近在“美术”上发表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他想要掩盖而又无法掩盖的偏见。他常常是把反映现代生活与继承传统对立起来,把教育人民的任务与满足人民审美需要对立起来,把为工农兵服务与形式多样化对立起来,把普及与提高对立起来,正如他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一样,正如他把党对他的教育和党对党员的爱护对立起来说成是“搞”他一样。
江丰这些机械的矛盾的论调,和辩证的科学方法不相容。可是这不只是学术思想的偏差,最主要的是为了制造迷惑群众的反党的口实。难道诬蔑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只要欣赏不要教育”的话也是看法上的偏差吗?不,正如标榜革命学派一样,是反党意图的具体化。
(三)
江丰反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顽强地否定中国艺术的优良传统。为了与党的文艺方针对立,不惜抹煞传统绘画的优越性。他认为出现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画,其方法是原始的,低级的,不科学因而不能反映现实的。他们敢于说“中国画没有世界意义,将来必然会被淘汰”。“只要是中国人画的就是中国画”。
在延安,在华北大学,江丰就常常用“士大夫阶级趣味”这句话作为武器,打击一些对于传统的文学、美术的规律有研究兴趣的同志。江丰在轻视和蔑视民族传统的同时,顽强地主张用西洋画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画,甚至要用西洋画的技术改造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传统的绘画技术。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洋式的素描,才能够改变中国画落后的状况。只要学习好西洋式的素描,用中国画的工具,就可以画出道地的中国画。当我知道王逊否认中国画的科学性、要用西洋画技术改造中国画的文章在“美术”发表,而且引起国画家的反对之后,我问王逊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中国画。他说他事前和江丰商量过,江丰怂恿他坚持这一论点。同志们说江丰及其反党的“军师”要消灭中国画,使西洋画代替中国画,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根本否认了愈有民族性才愈有国际性的真理。
今年5月25日江丰组织的美术界向文化部进攻的会议上,那些把江丰说成是热爱民族艺术的领袖的发言,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江丰反对民族传统的绘画,也不懂得民族传统的绘画。烟海一样丰富的民族艺术,全懂是不容易的。我自己就因为懂得太少,过去即令为了保护它,也还把它消极的一面作了缺乏分寸的解释。从前不懂,现在可以争取多懂一些,可是因为江丰不爱它,也就不想懂得它。近年来为了反党,更不惜把它说得一钱不值。
可能有人会问:江丰不是也称赞过中国画的特点吗?不是还向外国朋友介绍过这种特点吗?是的,我也不只一次听见他说过:中国画的构图饱满,线条明快,色彩鲜明,……。可是这些称赞实在不足以说明中国画的特征,更不能用来解释水墨画。而且这种称赞不是从作品的内容、技巧和风格出发的,而是从技术出发的。正如他在另一种情况之下鄙视中国画家不懂透视、解剖和色彩学知识因而中国画是原始的和落后的一样,这两种矛盾的说法有一个共通的基础:技术观点。这种观点,和他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狭窄看法相适应,也和他看新作品往往首先从技术上着眼的情况相一致。
为了反对党的文艺方针,江丰反对中国画,为了反对中国画,他不惜把创作方法与技术混淆。如果技术就是方法,绘画史上很多现象就无法判断。即令是资产阶级现代的艺术,在技术上,有些并不低于现实主义的大师。印象主义的色彩可以学习,但它不就是创作方法,单靠这一点无从判断作品和现实的关系是否正确。现实主义至少不完全是技术问题,只看技术至少不能区别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而江丰,不顾民族性在艺术上的重要作用,从西洋技术的解剖、透视、色彩学的常识出发,用它来作为衡量中国画中的形象是否现实的标准,从而否定中国画。继承当然是为了发展,但我们坚决反对脱离传统的“革新”,强使中国画西洋化。阿拉贡说:“要求放弃我们法国诗歌的特征,等于要求放弃我们的民族主权。”在我们的新社会,轻视或蔑视祖国的传统,也是最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的一种反映。
现实主义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通过艺术家的主观,真实地再现现实。也就是说,艺术形象既不是艺术家狭窄的主观认识的演绎,又不是客观现实现象的机械的翻版。这一矛盾,反复出现在各个时代的艺术现象之中,至今也还常常使艺术家感到苦恼。是否要深入生活与是否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讨论,也反映了艺术家、客观实际与作品的复杂关系不易解决。而我国的传统文艺,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艺术家还没有最进步的世界观,但是,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具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艺术家们,在创作方法上,给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正是因为在一定角度上适当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中国民族美术为苏联艺术大师奥布拉卓夫和库克雷尼克塞等同志热烈的称赞。江丰小集团打算作为印象主义来加以攻击的元、明、清绘画,特别是风景画和花鸟画,在这一方面也提供了很可宝贵的经验。
当然,把一切旧时代的东西加以美化也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早已警告我们切不可以“颂古非今”。元、明、清绘画确有其消极的一面,不看到这一点就是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片面强调书法趣味、脱离描写对象,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不宜继承,应该反对。片面强调向古人学习,用抄袭代替创造。这种脱离生活的倾向,不宜继承,应该反对。无视广大人民的审美要求,把书卷气与现实性对立起来。这种脱离人民的倾向,不宜继承,应该反对。可是,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元、明、清绘画的创造经验与规律性的知识。仅就清代而论,像石涛,八大,金农,罗聘诸大家那些富于个性敢于大胆创造的作品和画论,在“物”与“我”的关系问题上,艺术家如何避免直截了当地为生活作乏味的记录和解释,而是既热情、明确而又含蓄地表现和吟咏,等等,不只给吴昌硕、齐白石等大画家开辟了道路,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即令退后一步从中国水墨画的技术来考察,例如齐白石的动物和花草,笔墨简到无可再简,不只表现了对象的体、形、质、动态和精神,而且容易了解画家对于这些生意盎然的生物的爱。这些笔墨具有书法趣味而又是形象富于概括作用和表现力的中国画特有的技术是很可宝贵的。不是任何复杂化都是提高,由繁琐到单纯,也是一种提高。为什么一定要说笔墨洗练而内容丰富的中国画是落后的、不科学的,必须用西洋画技术来代替的?
否定传统的中国绘画有其独特的造型基础,根本不看重构成中国画特点的笔墨的技术,为了打击中国画不惜硬说某些油画具备中国画的特色,实在是不要传统技术的胡说。
污蔑“文化部只要传统,不要革命”的江丰,已经堕落到蜕化叛党的程度。参加批判他的会议的美术家揭发了许多罪恶,对他各种反党的卑鄙手段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完全同意这种批评,这篇文章不过是有关文艺路线问题的意见的一些补充。为了保证党在文艺领域中的领导,为了我们自己的思想改造和提高,对江丰还要继续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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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目前农村应集中讨论统购统销问题
在开展社会主义辩论的时候,不能把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有没有提高以及工农关系问题平列起来,一起组织辩论。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是要讨论的,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但是应分清缓急,目前要集中讨论统购统销问题,把统购统销问题作为重点,让农民集中讨论,大鸣大辩大争,消除对统购统销问题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当前粮食是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抵抗情绪很大,是农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农民觉悟提高,那么,今年秋收分配和征购粮任务都能比过去顺利,就能出现一番新面貌,使农业合作社更加巩固。 (摘自8月31日辽宁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展开统购统销的大辩论”)


第7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反击右派勿忘边整边改
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就把广大群众基于帮助党整风的善良愿望而提出的改进工作的意见,一概搁置一旁,不加处理。的确,右派分子在整风初期,曾经借帮助党整风为名,散布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展开了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在斗争中对那些谬论,深入批判,彻底粉碎,以求明辨大是大非。我们决不能把广大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右派分子的恶毒攻击混为一谈,更不能借口反击右派分子而放松了改进工作。如果这样,那就违反了边整边改的原则,达不到整风的目的,而且正中了右派分子的奸计。我们必须认识广大群众提出的意见大都是从善意出发的,其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或者部分正确的。对于这些意见,我们应该立即认真分析研究,严肃处理。凡是合理而又可行的,应当马上就办;虽然合理但因牵涉较广,一时不易解决的,或者问题性质比较复杂,难以肯定是否正确的,都应一面指定专人认真研究,一面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一些由于提意见的人对情况了解不够,所提意见显然是错误的,也要耐心说明。(摘自9月5日大公报社论:“反击右派勿忘边整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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