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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听听正义的声音
党对工程技术人员一贯信任
中央工业交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斥右派的各种谬论
据新华社10日讯 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反右派斗争中，以大量事实说明了新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贯信任和支持。
许多在工业和交通部门担任技术领导职务的工程技术人员，举出他们在新旧中国所处的不同地位等具体事例，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谓工程技术人员“无职无权”或“有职无权”的谬论。建筑工程部设计总局技术处副处长萧巽华说，从1935年起，他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机关里作技术工作。从担任绘图员到担任工程师的十几年里，他深深地感到技术人员在当时不过是一个机器，根本谈不上有职有权。他说，解放以后，他刚参加工作不久，组织上就派他领导一千多名职工，负责一项工程的建设。他从1953年调到设计总局技术处工作以后，经常代表局、院直接检查建筑工程，决定设计原则和处理防止技术事故的问题。1957年他被提升为技术处副处长，局里的技术性文件，局长指示必须由他负责审查签字。他说，这难道不是有职有权的最好说明吗？邮电部工程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许广臣说，局长、副局长同他共同负责工程管理局的领导工作。他个人分工负责的是技术方面的领导工作。局里的技术处和供应处，指定由他具体领导。这两个处的文件都由他签发。他具体负责和参与的工作很多。他说，右派分子硬说解放以后技术人员“有职无权”，这完全是谎言。
许多工程技术人员还举出事实驳斥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厚己薄人”、提拔干部“先党团员后群众”的谰言。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指出，研究所各研究室的十一个主任中，共产党员主任只有四人，七个担任主任职务的是非党技术人员。研究所第二冶金室中的七个大组长中，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煤炭工业部基本建设总局贴出的大字报，举出事实驳斥右派分子说，1956年全局有一百四十五人提了级，其中共产党员四十人，占27％，群众七十四人，占51％。1956年全局提拔科长、工程师以上领导干部二十一人，其中共产党员只有六人。右派分子的恶毒的攻击，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总工程师张永惠说，解放以前，不知有多少具有特殊技术的人，都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技术才能；而工厂或研究所里，也是受设备、经费和参考资料的限制，技术上无法进步。解放以后，国家委托他负责筹建国营佳木斯造纸厂，这是我国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1956年，他被调来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任总工程师，一直负责技术领导工作。部里召开重要的技术会议，他都参加。他驳斥右派分子说，他和党员干部之间从来没有什么“沟”和“墙”，在任何工作上，党组织都是信赖和支持他的。他说，现在他不是感到才能不能发挥，只感到自己能力有限，政治水平不高，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需要。建筑工程部第二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乐伯?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下，他曾经先后担任过工厂副厂长、第一汽车厂工程公司主任工程师、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的重要职务。1952年他担任华东木材一厂副厂长时，工作上遇到许多困难，党就想各种办法从政治上、工作上帮助他，并且运用党的政治影响在各种场合上支持他。他指出，右派分子企图在职权问题上挑拨党和非党工程技术人员的关系的阴谋，是徒劳的。
工程技术人员们还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右派分子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和信任，其中不少人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但是，这些人却故意歪曲事实，混淆是非，利用骗得的信任作掩护，背地里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他们指出，右派分子散布的挑拨党和非党工程技术人员关系的谬论，妄图取消党对工程技术界的领导的阴谋，是欺骗不了任何一个正直的工程技术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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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民主党派必须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努力改造成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沈钧儒
正当各民主党派进行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关头，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各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是改变政治面貌和扭转政治方向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也是进行根本改造的转折点。人民日报的社论给各民主党派以巨大的鼓舞力量和锐利的精神武器，使它们能够有信心地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自己的根本改造准备条件。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指引。
中国民主同盟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由民盟两个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所形成的“章罗联盟”的右派反动路线——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曾经在盟内占了上风。
“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实权。他们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参加了领导工作。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组织的合法地位，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和其他方面，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章罗联盟”政治阴谋和民盟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的大暴露，固然使我们大吃一惊，并且不能不深自疚责。但是，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所指出，这都非事出偶然，都具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民盟的主要成员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是资产阶级出身，很多还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除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以外，基本上还没有抛弃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动摇的，对共产党的领导也决不是心悦诚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则坚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和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骨干和代言人。因为血脉相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煽惑、蒙蔽和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这说明“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为什么能够取得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成员的不同程度的同情和共鸣，也说明民盟右派骨干分子为什么能够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如此强烈的破坏性作用。
由于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这种严重情况，所以反右派斗争对于中国民主同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已经建立了以左派为骨干的整风领导核心，执行依靠左派、团结和教育中间派向左转的方针，在反右派斗争中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但是，“章罗联盟”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集团虽然已经瓦解，却还没有被彻底粉碎；章伯钧、罗隆基和右派骨干分子的反动言行虽然已被大量揭露，却还没有真正低头认罪；处于中间状态的盟员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阶级教育，却还没有同右派完全划清界限，还没有坚决地投入战斗。因此，民盟中央和省市委员会的领导机关还必须使反右派的斗争继续深入，再接再厉，取得全胜，同时还必须采取积极的步骤，在基层组织中普遍地展开反右派斗争，使广大盟员受到一次“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深刻教育。
为了改变民盟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为了改造盟员的政治立场，为了使民盟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和工农服务的政治力量，一定要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深入再深入。这是民盟能否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决定性关键。这是民盟当前最严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我相信只要坚决拥护和诚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极大多数盟员是能够经受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考验的，民盟是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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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广更深 再接再厉
天津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进入第二阶段
据新华社天津10日电 天津市一万多大学生在第一阶段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目前又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斗争，决心再接再厉，把反右派斗争搞深搞透。
各校这次斗争是利用开学前的一段时间进行的。现在，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天津大学各系、班都成立了反右派斗争小组、突击队或核心战斗小组。只有三、四天的功夫，原来用席片搭起来的“鸣放园地”和宿舍、饭厅、教室的墙上，就贴满了揭露和驳斥右派分子言行的大字报。为了和右派分子开展说理斗争，很多学生分头去查找事实。他们用从报刊杂志上、从工厂里、从农业生产合作社里调查的具体材料来反驳右派分子的谬论，使许多右派分子被驳得哑口无言。南开大学现在的斗争声势比第一阶段更为浩大，很多原来观望的中间分子也解除顾虑、批判了自己的错误，勇敢地参加了战斗队伍。在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面前，原来隐蔽的一些右派分子也没有藏身之地了。为了把反右派斗争搞深搞透，各校都已经确定把开学日期延到9月下半月，必要时可到10月初正式上课。
天津各高等学校曾是右派分子极为猖狂的地方。从6月中旬起各校展开的反击右派的斗争，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总的说来，斗争还是不深不透，运动的发展也不平衡。如南开大学的毕业班、天津大学的三年级，在暑假前反右派斗争基本上没有展开。其他学校有些班级虽然对部分右派分子进行了斗争，但并未将本级本班的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完全揭露出来，特别是某些小集团的幕后操纵者以及隐蔽较深的和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还未揪出来。有些重大的政治观点也还没有彻底辩明，广大学生群众还未受到充分的社会主义教育。
针对上述情况，各校党委都认为，必须立即扭转这种局面。因此决定在开学前各校从新开始第二阶段的反右派斗争，进行“补课”，以便再接再厉，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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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湖南报职工猛打穷追
又一右派集团现形
据新华社讯 新湖南报社职工又揭发出一个右派小集团。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有唐荫荪（民盟盟员、共青团员）、锺叔河（共青团员）、郑昌壬（共青团员）、朱纯（共青团员）和李长恭，都是新湖南报的编辑。
这个右派小集团极力为反党分子苏辛涛捧场，公开煽动新湖南报编辑部一些人提出要报社总编辑下台，请右派分子苏辛涛等人上台。他们还和社外的民盟右派集团密谋筹办一张在民盟右派领导下的并得到苏辛涛等同情和支持的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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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机部反右派斗争有新进展
中间状态的群众积极参加斗争 右派分子自称成了“绝缘体”
本报讯 两个多月来，经过充分的说理斗争，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广大群众受到深刻教育，觉悟大大提高，右派分子已完全被孤立起来。右派分子自己也说他们已成了“绝缘体”。已“臭不可闻”了。
这个部和其他部一样，在整风开始时，右派分子曾兴风作浪，猖狂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右派分子王汾（工程师）是第一设计院向党进攻的先锋。他要“老干部回农村去种大白菜”，让“大知识分子”来领导。他诬蔑我们“历次运动是乌烟瘴气”，要求找出几个“偏差分子”给以处分。四局技术员吴平是章罗联盟伸进这个部的爪牙。他是右派分子吴文藻的儿子，他在“家庭论坛”中“对国内外形势作了估计”，企图组织“鸣放队伍”“挤掉一批党员干部，换上一批民主人士”来改变这个部“清一色”的局面。第六研究所右派分子吴治均和郑家俊都因为他们作恶多端的父亲或被镇压或被判刑而对党和政府怀有刻骨的仇恨。吴治均甚至发誓：“宁为本阶级的死鬼，不当共产党的信徒”，并声言要“报杀父之仇”。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李滔一贯采取两面派的手法，曾骗取了支部委员和科长的职务，并两次骗得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今年5月他会同第一机械工业部右派分子张光华共同写了“致毛主席书”，公开主张“取消党委制”，“开放自由市场”，为恢复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7月下旬，这个部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群众为了向右派分子开展说理斗争，曾自动到百货商店、公共汽车公司、三阳面粉厂和对外贸易部等单位调查材料。如六所的同志为了驳斥郑家俊对苏联的诬蔑，曾到对外贸易部去调查，回来在会上作了报告，还没有讲完，右派分子就说：“不要再讲了，我服了。”为了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右派分子，每次大的辩论会还专门组织了理论队伍。如对李滔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驳斥，理论组就调查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变化，翻阅了马列主义书籍和有关论文。在每次辩论会上，还有许多人用本人亲身经验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技术员甘河清说：我们很多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在实践中刻苦努力，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技术管理工作，有的已经由“外行”变成了“内行”。这怎么说“党不能领导技术”呢？ 这怎么能说老干部是“滥竽充数”“凭老资格下料”呢？专业设计组组长在会上说，在肃反运动中，曾有一个特务硬说我是“中统特务”，部的领导上为了弄清我的问题，先后派了许多人，不辞劳苦，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去调查，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在国民党时期不是早已人头落地了吗？共产党对一个人的政治问题如此负责，如此慎重地处理，不正是肃反运动的特点吗？怎么能说“历次运动是乌烟瘴气”呢？
热火朝天的运动，使群众觉悟迅速提高。特别是中间状态的群众变化更加明显。原来在天津同右派分子王汾在一起工作过的工程师胡平高知道王汾的底细，但起初撕不开情面，不敢揭发。在群众斗争影响下，在第三次大会上走上了讲台，揭发了原来自称是“打虎队员”的王汾是地地道道贪污一千二百万元（旧币）的“老虎”。还在顽抗的王汾立即低下头来。许多三十岁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抗议王汾诬蔑他们“不可能真积极”的谰言。他们一致起立表示：受过旧社会苦难的人更知道新社会的可爱，要跟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绝不允许右派分子对他们诬蔑和中伤。曾被李滔迷惑，跟着他向党进攻的机械科一些青年在辩论中也清醒过来，积极投入了斗争。
目前，这个部正乘胜追击已暴露的右派分子，并全面深入挖掘隐藏的右派分子，以便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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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维太反动绝顶
公然叫嚣解散农业社把土地归还地主
本报讯 长春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秘书科科员陈维太，是个反动透顶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公然主张把农民的土地还给地主并解散农业合作社，把中小型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在全国各地展开反右派斗争以后，他还气焰嚣张地继续张贴反动的大字报，攻击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是“触目惊心的独裁政府”，为秦始皇、隋炀帝、桀纣所望尘莫及。
陈维太如此仇恨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他的祖父是个大地主，他的父亲是烟酒商。在伪满时期，他当过伪县公署的职员。日本投降后，他又参加了土豪劣绅敌伪人员组织的“县维持会”。1945年9月我军解放大赉县，陈维太混入我县政府工作。1946年我县政府遭土匪袭击被迫转移，陈维太便离开革命队伍，投入反动武装组织的“治安维持会”。后来，他又第二次脱离革命，两次私自离职回家，并且一度当过大车店的老板。当全所职工把他的极端反动的言行驳斥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恼羞成怒，竟在辩论会上动手打人。
研究所全所职工对这个死硬的右派分子无耻的猖狂行为，都万分愤恨，坚决要同他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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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品”和“高超”
石一迢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可是直至现在，这种思想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存在着。有些右派分子说：工人、农民文化低，对民主要求不高，党和政府从他们那里听不到什么声音；只有知识分子有见识有阅历，精神生活丰富，才会提出高超的建议。这种说法，便是将工农群众看成“下品”的一个例证。
二十多年以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瑕中求瑜，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鲁迅先生的这个论断，这里不必旁征博引，只举反右派斗争为例，即可证明：工农群众“明黑白，辨是非”的能力，“决非”一般的知识分子“所可几及”的。
还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前，许多人对右派的反动言论还没有辨白清楚的时候，是广大的工农群众首先喊出了反右派的“声音”。印刷工人朱宝琛看到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后，虽然到深夜两点钟下班，但激愤使他不能休息，连夜给本报写信，直至清晨九时，向储安平射出了反击的第一枪。朱宝琛只是广大工农群众中的一个，许许多多的工农群众，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立场，都是这样的坚定明确。党和政府在他们那里不是“听不到什么声音”，而是听到很正确的“声音”。
自然，知识分子有见识，有阅历，精神生活丰富，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如果站在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立场上，也可保证，绝对不会提出什么“高超的建议”。在这次大鸣大放中，许多右派分子的确提了不少的“建议”。可是，对社会主义说来，这些“建议”都是毒药，丝毫也没有“高超”之处。如果一定要说“高超”的话，这个“高超”也是杜勒斯欢迎的“高超”，蒋介石欢迎的“高超”，广大工农群众是坚决反对这种“高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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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不够朋友”
丘猷远
在一次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反动言行的大会上，一位素与这个右派分子要好、并受过他影响的同志，起来揭发了他的反党言行。会后，这个右派分子骂揭露他的同志是“对朋友不忠实”、“不够朋友”。怎样才算“够朋友”呢？按照他的意思就应该替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庇护、掩饰。这是多么荒谬和阴险的论调啊！
“朋友”这两个字，在人们心目中，总是把它喻之“恪守信用”、“忠诚相助”、“患难同济”、“生死与共”等崇高美德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里必须搞清楚一个原则问题：我们究竟是为谁，为什么事情去“恪守信用”、“忠诚相助”、“患难同济”、“生死与共”呢？这就是说，我们提倡和尊重的友谊，必须是以高度原则性为前提的。那就是，我们的友谊不是建立在保护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捍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我们的忠诚，不是从狭小的私人的感情出发；而是出自工人阶级的崇高阶级感情和伟大的利益。列宁说过：“我们承认同志间的义务，承认有援助一切同志的义务，承认有耐心听取同志们意见的义务，但对我们来说，同志间的义务是从俄国的和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指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的义务产生出来的，不能把它颠倒过来”。
今天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所进行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是危害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的。为了捍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对这种早已与我们“分道扬镳”的“朋友”，我们应该坚决打破一切私交情面，克服各种温情主义，起来揭露他们，打夸他们。对右派分子来说，不是朋友不朋友的问题，而是“大义灭亲”的问题。
我们决不要在“朋友”这一美丽的词句上上当！同志们，我们需要警惕啊！（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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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思想工作不容诬蔑
民族出版社痛击党内右派分子黄修一
本报讯 民族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连日举行座谈会，揭露和批判党内右派分子、“民族画报”编辑室主任黄修一的反党言行。
党开始整风以后，黄修一就向党组织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用否定一切的态度，抹煞民族出版社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故意夸大出书差错事故，把出版社说成是漆黑一团的“烂摊子”，污蔑出版社工作总结“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是刻版公式。他还恶毒地攻击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说“我们最强调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自己和教育别人，但是我们的差错事故始终没有减少”，“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书没有一个错字，人家王云五也没有作思想工作”。他“警告”党组织不要把思想工作当作“万应灵丹”。
黄修一还否定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规定的民族画报的方针任务，说民族画报长期不能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是由它的方针任务造成的。他扬言：“要办好画报，非向中央上万言书不可”。
在座谈会上，同志们据理驳斥了黄修一的谬论，并一致指出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在大家义正词严地把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驳得体无完肤的情况下，黄修一虽然不得不低头认输，但对他的反动言行，仍拒不检查交代，并公然宣称愿当“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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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连续施放毒箭攻击党的领导
周颖原是康泽的密友胡风的亲信
邮电部职工正对这个凶恶的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本报讯 邮电部职工和民革邮电部支部成员们，最近向右派分子周颖进行了严肃的说理斗争。
周颖（女）是民革中央委员及北京市委委员，现任邮电部劳动工资处的处长。这个右派分子，在今年4、5、6月份，在以所谓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向党进行了猖狂进攻。在邮电部、社会主义学院、民革中央、民革北京市委，以及她所在的邮电部劳动工资处的座谈会上，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对党、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连续施放了一系列极其凶狠的毒箭。
她曾和储安平的“党天下”一唱一和，在社会主义学院、在邮电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她一再叫嚣什么“看来就是一个人解决问题，以党代政，以人代党，不仅非党员无权，就是党员也无权”，她并狂妄地说：“这个问题根本上要从中央考虑”。
这个右派分子对伟大的肃反运动极其仇恨。她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发言中说肃反中的偏差“不是个别的”，她诬蔑肃反是“法外有法”，“肃反对象被斗错了的人就有99％”。她和罗隆基唱出同样的声调。罗隆基要组织所谓“平反委员会”，她就在民革中央提出要成立什么“群众性的组织”以分析处理群众中的意见。她还制造了一套极其荒唐的定义，说什么“不直接夺取政权就不能算是反革命”，说什么“胡风只是想在文艺界占点地位，并不是要推翻党的领导”，她还厚颜无耻地到处为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辩护，企图为胡风翻案。
这个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挑拨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她诬蔑说：民主党派几年干的只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的事，她又挑拨说民主党派不应该“共产党叫怎么办就怎么办”，企图挑起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对立，“分庭抗礼”。尤其狠毒的是，她竟煽动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起义”，她诬蔑共产党内有“重大问题”，她要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马上站出来，立即出马”打开锁在“保险柜”、“保密箱”里的“大问题”，对党来个“内外夹攻”。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最疯狂的时候，也是祖国天空乌云乱翻的那几天，她兴高采烈地到处叫喊什么“真是全国兴奋像办喜事，真热闹……。”
这个右派分子所以这样凶狠，不是偶然的。虽然她吹嘘自己是什么“进步人士”，但实际上她是蒋介石手下特务头子康泽多年的密友。早在1926年她在日本时期，就同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勾搭在一起，长期拜倒在胡风门下，成为胡风的亲信。直到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开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反革命材料在报纸上公布以后，她仍同胡风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邮电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她不但没有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反动言行，反而跑到北京矿业学院一个熟人家里躲了一个星期；回到邮电部以后，至今仍是吞吞吐吐没有彻底交代。根据邮电部的工作人员和民革邮电部支部成员们初步揭发的材料，不但周颖本人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她的周围还有一批同谋者，她在社会主义学院向党进攻的发言稿，就是她和她的丈夫聂绀弩共同草拟的。这些同谋者至今也像周颖一样并未彻底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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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默夫为何攻击肃反运动
原来他曾是日寇特务
本报讯 化学工业部办公厅工作人员同右派分子许默夫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许默夫现任化学工业出版社编辑，在党进行整风的初期，他向共产党进行了猖狂进攻。他恶毒地污蔑肃反运动是“清查不服从领导的人”，“肃反工作没有调查，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灵魂”。许默夫还无中生有地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如他对非党员陈演汉、杨益忠等说：“因为你们不是党员所以没有被任命为科长。”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群众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批驳了许默夫，使得这个右派分子在真理面前不得不承认已“无言以对，只有低头伏罪”。
许默夫曾充当日寇的秘密特务，陷害过他的同事和同学李珊、艾顺、王连弟等人。东北解放后，许默夫曾隐瞒历史混进了革命队伍，并曾一度混进了共产党内（1946年就清除了）。许默夫参加革命队伍后，开过小差，并被各机关开除过四次。每次开除后，都是组织上伸出了挽救的手，给他另外介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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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派战线上
西安科学工作者击溃右派分子周尧
西安科学工作者击溃了向党进攻的猛将、西北农学院教授周尧。
周尧一贯仇恨党，刚解放时他就喊：“共产党只有三十年光景，我今生会等到它的灭亡。”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反对党的政策。大鸣大放中，他恶毒地攻击学校的党委制，主张所谓“教授治校”。为了取消党对科学的领导，他甚至狂妄地提出要“取消科学院”。经过群众揭发和追击之后，这个右派分子承认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想把高等学校引向欧美式学校的道路上去。
极力捏造污蔑人事保密制度
刘盈泰反动面貌全部暴露
内蒙古粮食厅右派分子刘盈泰，向党向社会主义大肆进攻。他污蔑国家人事保密制度有“三化”：保密制度的泛滥化，人事机构的神秘化，人事保卫干部的权威化。他认为这“三化”“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它是“筑墙挖沟的钢筋水泥和有力工具”。他还捏造说：粮食厅故意不给历史有问题的人作结论，“每次运动都把历史有问题的人提出来反一顿，好像抓来一个猴，打上三花脸，招来一些人，群众与党团员手拿鞭子‘耍猴子’一样。如果历史给弄清楚了，再遇运动就没有可耍的了。”
粮食厅全体职工已用道理和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刘盈泰的反动言行，刘盈泰自己也不得不低头认罪。
篡夺领导权野心未逞
李凤荪已被群众包围
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湖南农学院教授、农工民主党农学院支部组织委员李凤荪的丑恶的右派野心家的面貌已被群众揭露出来。在整风初期，李凤荪即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还和学院里的农工民主党内另外几个右派分子凌业光、罗采澄等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共和篡夺学校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并指示学生“设法通过高教部和省委”来提他当院长。6月6日，右派分子煽动少数学生，包围院长（共产党员）住宅，无理要挟领导。第二天，李凤荪便抱病和这些学生取得联系，表扬他们“聪明能干”。
李凤荪曾两次加入国民党，和反动头子陈诚、王东原、孙佐齐等勾结搞过很多反共活动，现在，学院教职员正继续与李凤荪进行说理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