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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庆专区农村勤俭成风
本报讯 安徽省安庆专区农村勤俭持家形成风气。
今年6、7月间，安庆专区党政领导机关在农村普遍开展了勤俭持家的宣传教育，四百万农民中，70％左右的人受到了教育，省吃俭用之风逐渐养成。往年秋收时候，农民们打酒、杀猪、做米粑、一天三顿干，一顿一人吃用十多两粮食是普遍现象，今年这种浪费现象已经看不到了。据一些供销社统计，在今年秋收期间，每天烟酒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减少十分之七八。农忙中许多农民为了节约粮食，仍保持过去二粥一饭的习惯。望江县农民余银花家三个人，不到一个月节约了六升米，他家计划一年节约七斗四升米。宿松县农民节约粮食，使国家在7、8月份少供应一百多万斤。
许多农民在秋前计划秋后兴建房子，添制新衣，有的甚至盲目追求住的好、吃的好，现在都经过仔细算账，削减了可以节省的部分。许多农民有了积蓄。据望江县银行统计，今年秋收后的农民存款，比去年同期已增长20％。
随着节约风气的普遍形成，农村家庭副业也跟着活跃起来。有的地区养猪比秋前增加一二倍，许多农民家庭都开展了种菜、打柴、捻线等副业。有的县农民副业生产预计总收入可比去年提高五六倍。
安庆专区各农业社也普遍贯彻了勤俭办社方针，削减了原来兴建房屋、购置不必要的东西的计划。青阳县各农业社停做社屋、牛栏八百多间，共可节约二万一千多元。
安庆专区已经涌现出了上万的勤俭模范。他们的生动事例告诉人们，只要注意节约，国家规定的口粮可以够吃，家庭生活可以改善，农业社可以办得更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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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农民群众讲清道理
灾区粮食供应量也能压缩
甘肃秦安县灾区可缩减供应量四百万斤
本报讯 根据甘肃省秦安县领导机关在一些农业社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后的结果看来，只要向受灾农民讲清道理，灾区的粮食供应量是可以适当压缩的。
秦安县今年夏田受到严重的冻灾和旱灾，全县减产达50％以上，个别地方减产70％至80％。受灾后，农民普遍担心今后粮食供应，所以尽量多报供应量；有存粮的户也嚷着要政府供应。许多基层干部怕脱离群众，不管群众有没有余粮，也跟在农民后面向政府要粮食。个别干部夸大灾情，要求供应的粮食远超过实际的需要。据“五一”农业社调查：有二十四户有存粮，而填发了六千五百斤的粮食供应证，其实根本不需要供应，另外有二十八户供应偏宽，多供应了三千多斤粮食。有一户地主，去年拖欠国家粮食三百多斤，受灾后，干部决定给供应一百斤。现在查明，他家有三千斤存粮。
秦安县领导机关根据上述情况，决定有重点地对一些农业社进行政治教育，并重新评定供应标准。教育中着重说明，政府对灾区大力支援，对确实缺口粮的一定保证供应，但是农民应该先吃己有的存粮，然后再由政府供应。同时帮助农民算粮食购销差价，劝导农民勤俭治家。说明目前供应多了，秋后就分粮少，而差价仍由农民负担。最后还是自己吃亏。经过这样教育和算账，农民纷纷要求退回多供应的粮食。如老庄社退掉七千多斤，崖海社减掉五千斤，都相当于原计划供应量的25％以上。现在秦安县已着手在全县进行政治教育，以便把粮食供应量控制到合理的程度。据初步估算，全县可压缩供应量四百万斤粮食。 （燕树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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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开展持久的节约粮食运动
省委号召每人每月节约粮食三斤到五斤
新华社讯 山西省党、政领导部门最近举行了一次干部会议，中共省委书记王谦和副省长刘开基在会上做了报告，号召全省干部、人民群众每人每月节约粮食三斤到五斤。山西省粮食厅负责人对记者说，按照这一数字计算，山西省一年内可节约一亿多斤粮食，够三十万人吃用一年。
目前，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机关集体伙食单位，已自动提出了节约粮食的计划。从现在起各灶每人节约四斤到六斤粮食。其它省级机关也正在采取措施。
在这次运动中，各地将向干部和人民群众广泛进行节约粮食的宣传活动，教育群众自觉地遵守国家粮食制度，养成爱惜粮食的社会美德和风尚，并结合勤俭办社、勤俭持家教育，普遍发动农业社社员和城市居民订立爱护、节约粮食的公约。各机关团体等还准备在一定时间内，对节约粮食有成绩的个人和单位模范予以表扬。
入夏以来，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为了抗旱备荒，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决定除发动农民积极抗旱，组织群众采集野菜、野果等各种代食品外，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开展一个持久的节约粮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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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襄阳芝麻大面积丰收
创造了全国的先进范例
本报武汉30日电 湖北省襄阳县三十八万亩芝麻丰收（目前正在收割），预计平均每亩产量达一百二十斤，比去年平均单产提高33.3％，超出去年全国芝麻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一倍半。“五星”社、 “燎原”社、“共同富裕”社、“八一”社等出现了大面积高额丰产，平均单产达二百斤到四百斤。
8月上旬，全国芝麻、花生参观团（包括农业劳模、农学院教授、农业技术工作者等）参观这里的芝麻后，一致认为襄阳县芝麻全面丰产，不仅为国家提供大批油料，为农业社增加收入，而且为全国芝麻生产创造了先进范例。参观团总结了这里芝麻丰产的经验，准备在全国各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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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产油料的重要门路
油茶等木本油料要尽量垦复
·国务院批转林业、农业等部联合报告·
本报讯 国务院最近批转了林业部、农业部、粮食部、食品工业部关于垦复和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的联合报告。
油茶是我国大宗的木本油料之一，主要产区在湖南等南方十一省的山区和丘陵地区。目前全国约共有油茶面积二千七百万亩，其中有荒芜林七百多万亩。近年来，茶油的常年产量在八至十万吨左右。
报告指出，为了充分合理地利用木本油料资源，首先应从垦复荒芜林着手，并加强对现有收益林及幼林培修抚育，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木本油料的收益时间较慢，但经济效果大，垦复荒林一般到第三年每亩增产的油茶籽约可榨茶油十斤左右。国家应给以必要的经济扶植，鼓励农民垦复、抚育管理的积极性。报告中还提出，各地政府要加强对木本油料的领导和规划。合作社应根据宜林地带、劳动力多寡等条件，对山地的粮食生产、经济林与用材林的垦复和发展作统一的规划。在油林的重点产区，要求在今、明两年内争取将现有荒芜油茶林进行全面垦复；其次要妥善处理木本油茶林的入社问题，做到评产和作价合理。对山区布置粮食生产的时候，应当与木本油料的生产结合考虑，统筹兼顾；在粮食的留量和供应量上加以适当照顾。
对茶油的价格、国家贷款、生产技术指导等问题，报告中也作了说明。
林业部计划于9月份召开木本油料会议，对油茶的长远规划及其它木本油料的恢复和发展问题进一步研究，并提出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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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穗高粱
一万亩土地增产五百万斤
本报讯 据河北日报报道：今年在靠近渤海的抚宁县王各庄乡东升农业社，渤海农渔社以及太和寨乡一些农业社，种植了近一万亩多穗高粱。现在这种高粱已经灌浆或晒红米。据各乡评比委员会鉴定，每亩能产七百到一千二百五十斤。按最低产量估计，这一万亩多穗高粱将比种普通高粱增产五百万斤粮食。
多穗高粱是一种丛生的矮高粱。茎高四、五尺，每棵高粱分蘖三至七棵，都能结好穗。如每亩留三千五百棵苗，分蘖后，就能长一万二千多棵。这种高粱宜种在肥沃的土地上，如能保住全苗（这种高粱芽软，播种时要很好掌握技术），每亩施上四、五千斤底肥，在分蘖期间，每亩再追化学肥料二十斤左右，便能保证丰产。
1949年王各庄乡曾种过多穗高粱，但由于个体农民资金不足，未能推广。直到合作化以后，这种多穗高粱才大量推广起来。（附图片）
河北省抚宁县王各庄乡东升农业社，今年种植的二千多亩多穗高粱，获得了平均亩产八百七十多斤的大丰收。图为各兄弟农业社派人来学习种植经验。 王兰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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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苗金凤和杨粉梅
一个精打细算过时光，年年有余粮 一个乱做乱吃欠打算，缺粮作了难
本报记者 裴国勋
一到山西榆社县王景乡的红崖头农业社，社员们就会告诉你：苗金凤是个节约粮食的能手。
苗金凤家里共有五口人（一个只满五个月的小孩未计算在内。）去年秋季，在社里劳动分粮两千零三斤，加上前年的余粮和一个干部在她家常年包饭的四百多斤粮食，总共是两千六百多斤。按六口人计算，每人平均有粮四百三十多斤。
虽然苗金凤家有这么多粮食，但她从来不任意浪费一粒，而是精打细算，争取年年粮食有节余，以备歉年。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粮食一分到手，就开始注意节约粮食。她家经常的饭食用粮计划是这样：在农闲的时候，早上做三合米的稀饭和二升谷的粗面疙瘩；中午做七合米、二合半豆子和麦子面的“和子饭”，再加半升粮食的炒面；晚上，热吃中午的剩饭，再添二合半粮食的炒面。到农忙时，中午再添九合米、减去半升粮食的炒面，把“和子饭”改做为“捞饭”。一般全年有三分之一的中午吃“捞饭”、三分之二的中午吃“和子饭”。这样计算的结果，全家全年有两千一百多斤粮食就够吃了（每人平均三百六十二斤多），能剩余粮食五百多斤。如果抛去过年、过节改善生活食用，最少也能剩余二百多斤。
同一个社的张四货，去年秋季共分粮一千五百八十六斤，三口人，每人平均五百二十九斤，到7月初就吃光了，不得不向国家伸手要求供应（7月初供应了一百五十斤粮食，到8月中旬又吃光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爱人——杨粉梅，平时用粮缺乏精打细算。常常是谷子收下来，就碾成米，不是捞饭、焖饭，就是二难粥（即不干不稀的米饭）；麦子收下来，不是面条、面片，就是烙饼；每顿做下的饭，又常常不合适，三个人的饭够四、五个人吃；剩饭还未吃完，就做新饭，饭坏了就倒掉。就这样，每人虽然平均有五百二十九斤粮食，但是离秋收还有四个多月，就统统吃光了。
目前，在农村中像杨粉梅这样乱做乱吃的妇女虽然为数不多，但是，用粮无计划的人却为数不少。所以，教育农村妇女爱国、爱社、爱家，精打细算、节约粮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一个经常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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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农民热烈响应节约用粮的号召
新华社济南7日电 “节约用粮，勤俭持家”的号召，在山东省农村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惠民专区已经开展每户每天节约一两粮、每户采集干菜五十斤的运动。不少农户订出节约用粮计划，多吃粗粮和代食品。广饶、利津沿海一带的野绿豆、野穇子等，被农民收藏食用，估计可以节约粮食七、八千万斤。这个专区的一些县原来提出的增加粮食统销指标的要求，现在已经撤销。昌潍专区诸城县有三百零八个农业社，把不应该供应的八十二万六千斤粮食退还给了国家。灾区菏泽、济宁、临沂等专区的农民，也根据随年吃饭、随年穿衣的精神，自动降低口粮标准，以减少国家的粮食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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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更正
9月2日本报第五版“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一文，作者来函作如下几点更正：
①第二部分“不堪回首话往昔”以下第十七、十八行“但只在运河上修了五座没起作用反而把水归入农田的归海坝”，应改为“不但没有认真治淮，反而重复地开放清朝在运河上兴建的水无通路的五座归海坝”。
②第三部分“中国水利史上从来没有的事”以下第七、八行“这十二座已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大型水库”后面应添“加上平原洼地蓄洪工程”一句。
③第四部分“为了使江淮河汉驯服”一段以下第七小段第三行“五十公方”应为“三百五十公方”。
④第五部分“洪水考验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以下第十七行“七亿一千五百四十万亩”应为“七万一千五百四十亩”。
洪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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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任务过重 只怪思想右倾
石楼乡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征购粮进度由慢转快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电 中共广东省番禺县石楼乡委员会最近召开党员大会，进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大辩论，有力地批判了陈兆祥所代表的右倾思想。
今年夏季购粮工作开始后，石楼乡不少党员对完成今年的购粮任务缺乏信心，有些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粮食问题上同富裕农民一起叫嚷。中共赤山第一农业社支部的组织委员、社里负责财务工作的副主任陈兆祥，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陈兆祥在去年曾把社里超支户的口粮一万五千斤留下作社的饲料，没有作周转粮卖给国家；等到超支户要口粮时，却把责任推给国家，叫他们向国家要口粮。今年购粮工作开始后，他又大叫国家的购粮任务过重。他还认为，要搞好党和群众关系，必须首先满足群众的粮食要求。如果粮食购多了，群众闹缺粮，就要由领导负责。他甚至在群众中散播不满的情绪，说：“每人留粮五百五十斤，我思想也不通。”
在党员大会上，大家先学习了人民日报“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社论，然后根据事实，针对陈兆祥的错误思想，逐点进行批判。
国家今年的购粮任务是不是真的过重了，因而不能完成呢？大家揭露了这样一些事实：今年购粮工作开始后，陈兆祥乘着党支部书记不在家，瞒着支部副书记，同社里几个干部秘密开会，擅自决定把每人留粮指标从五百五十斤提高到六百零六斤，并且把早造留粮时间增加到四个半月，共多分了八万二千斤。接着，他们又赶快把口粮分到社员手里。同时，又多报十一个人，多分了口粮两千二百六十斤。
是不是口粮指标过低，社员粮食不够吃呢？大家又从各方面列举事实来讨论。从历史上看，全社口粮是逐年增加的。据一次会议上的调查，在到会的一百三十户社员中，解放前有三十户每年每人只有三百斤口粮，有九十九户只有四百五十斤到四百八十斤，只有一户上中农有五百二十斤。这些社员中，解放前曾有七户家里饿死过人。解放后由于农业增产，口粮逐年增加。如1954年每人平均口粮是五百斤，1955年增加到五百二十斤，1956年再增到五百五十斤。许多人列举事实证明，陈兆祥所谓每人五百五十斤口粮不够吃的论调是不符合事实的，有少数人不够吃，是大吃大喝，或者把粮食在黑市卖掉了。
最后，大家又提出了盲目要求多留口粮、少卖余粮究竟对谁有利的问题来辩论。许多人指出，这样做只会助长少数富裕农民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对国家不利，对农业社和多数社员也不利。去年由于社的领导方面对闹粮的社员无原则地迁就，原有二十个养鸭能手拿了大量粮食来自己养鸭。为了自己养鸭得利，就不愿为社养鸭了，使社的养鸭副业受了很大损失。社员自己养了大量的鸭，不但为社出勤的积极性降低了，而且有些生产队长连队长会议也不参加了，有些上中农社员甚至发展到雇工剥削。会上，大家还查出去年社里闹粮最凶的三十九户中，就有二十七户是大量养鸭的上中农。
经过辩论，全乡的党员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许多党员还对照着检查自己在购粮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表示要坚决完成国家的购粮任务。陈兆祥除承认大家所列举的事实以外，还进一步交代出他的一些错误行为，表示以坚决完成国家购粮任务的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
党员们开罢会回到社里，便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开展了粮食问题的大辩论。辩论中批判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粮食征购工作迟滞的局面已经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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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脸上的新掌印
——黑龙江省人民防汛斗争速写
本报记者 苗风
现在，松花江水位已经上涨到120.29公尺，超过警戒水位0.79公尺了。然而哈尔滨仍巍然屹立江岸，人们不能不为这奇迹赞叹。这座城市的中年人都清楚记得，1932年的水位仅仅涨到119．72公尺，四十多万人口的哈尔滨就有十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沿街乞讨。事后，多少人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多少人俯在江堤上伤心地哭泣亲人……市内的积水由黄变绿，发出恶腥的臭味。在那些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广大人民在死亡的边沿挣扎着，而那些长官、太太、老爷、老板们却照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可是，当共产党领导人民获得解放以后，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1956年，哈尔滨市的松花江水位，上涨到120.06公尺，全省有九十三万公顷土地被冲毁和内涝，但是这样严重的灾荒，哈尔滨市却没有灾民。人民从亲身经历中，得出了“有共产党就有胜利”的结论。在这次特大洪水的严重威胁下，人们是那样坚定和充满了信心。这不正是因为党给了他战胜洪水的勇气和信心吗？各级防汛指挥部的人员，渡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们，常常巡视在江堤上，和大家一起劳动，一起抢险。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等同志，眼睛熬得血丝条条，他们在汽车上打个盹，就算很幸福地睡了一觉。防洪战线上的几百个党、团支部，领导着党、团员，带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发现险情，首先是党、团员跳下水去，用身体挡住巨浪；在泥滑的堤坡上，草袋运不上去，是党、团员们带头，用四肢爬行运送土袋。他们膝盖上磨破了皮肉，有的党员吐血以后，还不肯休息；在抢险中，是女党员胡佩兰、张再清等带头用手往草袋里扒泥……在短短的两天里，二百多里的市郊区堤坝普遍加高到121.70公尺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党、团员的英雄行为，说不完，写不尽，人民是永远记得这些优秀儿女的。人们看到了这样令人感动的场面：有的老人抱着衣服到堤坝上来，紧紧裹住刚从水里爬上来冷得发抖的小伙子和姑娘：“暖一暖吧，孩子。”有的老人给冻得麻木的人一调羹一调羹地喂生姜水……。人们，当你看到这一场全体人民总动员的战斗时，会有什么感想呢？右派分子们说，这些党的负责干部是特权阶级、党员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人、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是企图向上爬的人。他们杀气腾腾地说“人民”要杀共产党。然而，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却给了右派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黑龙江省人民一心一意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满怀信心地努力争取战胜洪水的伟大胜利！右派分子们的脸上又添上了新的掌印。（附图片）
取土的新方法（在防汛中） 王五棠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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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本位主义害了谁？
本报记者 商恺
在8月中旬召开的山西省粮食会议上，我遇到了潞安县粮食局长申田同志。申田给我的印象是，他不喜欢掩饰工作中的缺点，谈话非常坦率。当提到潞安县今年夏粮征购情况的时候，他说：“可费劲了。”稍停，他又补充了一句：“本位主义真是害死人！”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去年，潞安县的小麦，除部分地区遭受了程度不同的雹灾外，一般说来，收成还不坏，全县共收获了两千万斤。当时长治专署根据国家的需要，以及这个地区群众历年吃麦不多的习惯，决定从潞安县征购六百一十八万斤小麦。但是，潞安县却强调灾情严重，群众口粮不足，说他们只能完成三百五十万斤。潞安县为什么对接受国家征购任务要打折扣呢？据申田同志说：当时领导思想上主要是希图国家少征购一点，让群众多分一点，这样，对群众好说话，同时征购任务也容易完成。后来，国家在潞安县的确少征购了二百六十八万斤小麦。群众的小麦留量大大提高了，有些社每人平均分到二百斤小麦，受灾减产的东已乡几个农业社，每人也平均分到五、六十斤，全县夏粮征购任务，很顺利地完成了。如果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上来看这件事情，的确可算是“两全其美”了。可是，事情往往不如想像的那样美满，正如申田同志自己所说，没想到它竟给国家、给群众、给今年的夏粮征购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让我们看下面的事实吧：
潞安县今年小麦产量低于去年，共收获小麦一千八百万斤。长治专署分配给潞安县五百五十三万斤的征购任务。这个数字和历年的征购任务比较起来，是正常的。今年既然按照正常的征购任务进行征购，群众的小麦留量自然要比去年减少了，但每人也还保持三十斤到七十斤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和历史上群众吃麦较少的情况比较起来，也应该说是正常的。但是，由于去年无原则地降低了国家征购任务，盲目地提高了群众的小麦留量，一旦再恢复正常的征购任务，群众便认为国家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标准了。一些农民不满意地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今年留的小麦比去年少了。”粮食工作干部给群众进行解释：“不是今年留的小麦少，是去年留的小麦太多了。”但群众并不领粮食工作干部的情，反而说：“不管去年留多留少，都是你们给留的呀！”许多农业社为了和去年看齐，多吃小麦，想出了许多隐瞒产量、欺骗国家的办法，使夏粮征购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再来看一看本位主义造成的另一个后果：
去年群众多分了小麦，秋后自然就少分了秋粮。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因为，本来吃细粮（小麦）就比吃粗粮费的多，农民过去在个体经济时期，谁都懂得应该多吃粗粮，少吃细粮，粗细要调剂着吃；为了节约，他们还常常把细粮倒换成粗粮。可是现在合作化了，生产资料归了公，群众中滋长着“吃完了就向国家要”的依赖思想。去年无原则地多留了小麦，恰好投合了他们的这种思想。于是，当他们分了大量的小麦以后，比较普遍地发生了大吃大喝的现象：光吃细的，不吃粗的，光吃干的，不吃稀的。小麦快吃光了，秋粮分的又不多，到了今年春天，便有不少户断了吃粮。后来国家供应了大批粮食，才算渡过了这个人为的“春荒”。
问题是很明显的：粮食工作干部的本位主义和片面的群众观点，不仅害了国家、害了群众，也害了自己。申田同志从这件事情中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他深深地体会到，对群众不进行教育，不去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一味地去迁就群众的落后思想，企图用给群众多留粮食的办法，去解决国家利益和群众的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不但不会获得好的效果，相反地更助长了群众的自私心理，使第二步的工作越来越被动、越困难，而且引起了群众对国家更多的意见和不满。
粮食会议结束以后，申田同志便回潞安去了。8月21日，他从潞安打长途电话告诉我：他们县自从开展粮食问题大辩论以后，随着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全县夏粮征购工作进展非常迅速，入库小麦已达五百七十万斤，超额十七万斤完成了今年的夏粮征购任务。他说：“你看多么明显啊！在粮食工作上，去年和今年两种不同的主导思想，带来了两种不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