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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业者，坚决打垮右派，积极参加整风，为掀起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高潮而奋斗！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陈叔通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现在受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两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关于在工商界开展全面整风问题的报告。
（一）
自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到现在还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全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都是欢迎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时还不久，有许多人对新制度还不大习惯，有一些人还有抵触情绪，有一小部分人甚至有反抗的行动。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要进一步地建立和巩固。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看来，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经基本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未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就不能说是已经巩固。
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我们工商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开始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过渡，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跨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而得到应有的改造。由于政治立场和思想觉悟程度的不同，我们工商界中，存在着进步、中间和落后的不同状态，中间和落后的比重很大。自从鸣放以来，更表现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新的分化。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分子是少数，他们在鸣放初期受到右派分子的诬蔑和打击，有些人坚持下来，并且为着保卫党的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是工商界中真正的进步骨干，可惜人数太少。三个月来的斗争实践证明：凡是有左派分子而工作又做得好的地方，就会有愈来愈多的中间分子参加战斗，向左转化；右派分子愈来愈陷于孤立。反右派斗争使左派分子得到锻炼和提高，也使他们的队伍逐步扩大。人数占很大比重的是中间分子。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具有两面性的，随着客观形势而摇摆。当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没有遭到揭露和批判的时候，他们中很多人把章乃器之类的右派分子引为知己，认为他们是工商界中敢说敢为的代表者。今年6月初，党提出了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号召，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觉悟，但是较多的人还有怀疑态度和抵触情绪，直到反右派斗争比较深入，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被揭露批判得较为充分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清醒过来。在此之后，中间分子中一部分向左转得较快，一部分人则转化较慢，一部分人甚至还没有从右派的政治影响下解脱出来。
集中地代表了反动的资本主义立场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中很多人利用帮党整风的机会大肆反动活动，从而也就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应当估计并非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已经暴露出来。工商界中右派分子除了大头子章乃器之外，各地初步揪出来的为数已经不少。运动深入发展下去，右派分子还会继续被揭发出来。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就以现在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的人数来说，结合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害性以及他们在工商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不能不认为情况是严重的，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警惕。
在工商界右派分子之中，章乃器是他们中骨干分子的典型，在政治立场上坚决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在组织上采取各种办法扩大右派在我们会内的组织基础和窃取、篡夺领导权。他们有言论，有行动，政治野心很大，手段很毒辣。这些是右派骨干的主要特点。右派分子进行罪恶活动的时候，有的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以章乃器为例，他对于工商界乃至一般社会上有着长期的欺骗性，他披着进步的民主人士甚至是马列主义者的外衣，一贯进行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玩弄着极其阴狠的两面派手法：例如他实质上是反对马列主义，但是他偏偏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他明明是在攻击党组织和党员，但是他偏偏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他不像储安平那样以“党天下”来攻击党，但是用了更加恶毒的、容易蒙蔽人的“大党主义”的暗箭；他并不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恶毒地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他也不像李康年那样地主张定息二十年，而是发表一种定息不是剥削的“理论”；他也不喊出反对思想改造的口号，而坚持他所谓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以及资本家同工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看法，等等。有的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比较露骨。例如北京市工商业者讲习班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中，有人竟穷凶极恶地说“共产党就该杀”，要在“天安门扔个原子弹”，“弄死一个（指共产党员）够本，弄死两个赚一个。”他们对共产党恨之入骨，而对章乃器则奉之如神明。这两类右派分子的反动性都是一样的，不过要是拿对群众的影响和对群众的欺骗蒙蔽作用来比较，还是章乃器这一类型的危险性更大，因此对于这类右派分子就愈需要加强揭露和批判的工作，来消除他们在工商界群众中的反动影响。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右派分子愈来愈加孤立。有一部分右派分子经过严肃的批判、斗争以后，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开始低头认罪。这种右派分子的悔改态度是较好的，为自己创造再接受改造的必要条件。对于这种人，自会得到组织上和群众的进一步的教育和帮助，使他们继续检查，反动政治立场逐步有所改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在群众穷追猛击之下，已经感到理屈词穷，不得不低下头来，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和危害性，因此有的还在观望犹豫，试探摸底，对于这一种右派分子，我们还要继续揭露批判，同时向他们说明政策，既不许他们蒙混过关，又要教育他们真诚悔改，找到自己的真正出路。还有一种，想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假检讨、假交代来欺骗群众；其中一部分是右派分子中的死硬派，不仅没有丝毫悔过认罪之意，而且还在施放毒箭，伺机进攻。对于这种右派分子，我们一定要继续给以沉重的反击，同他们斗争到底。
从今年6月中旬我们两会发出关于开展反右派斗争的联合指示以后，我们两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都开展了这一方面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大大地开展和深入，而且还有不少的缺点，可是这个斗争对于批驳右派、教育群众，已经起了显著的作用。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还不仅是孤立和分化了右派分子，同时也是对工商界群众进行深刻的、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参加几场斗争，胜读多少日子的书，很多人有此体会。如上所述，工商界中多数的中间分子的政治立场没有获得应有的改造，他们的资本主义立场这一面是同右派分子息息相通的。当右派分子的反动立场受到沉重的打击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没有内心的震动，不可能不对他们自己的立场、观点加以省察。同时，由于他们还有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一面，当他们从揭发出来的事实中认识到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感到愤恨而参加到战斗中来。这样，他们就在斗争中开始进行政治立场的改造。
由此可见，我们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都必须在政治立场上进行根本的改造，必须在我们两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成员中全面开展整风。不如此，我们两会就不可能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工商业者就不可能平平稳稳地完成向劳动者的过渡，而国家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无法巩固起来。这是关涉到我们国家生死存亡，个人和子孙幸福和痛苦的一个绝顶严重的问题。
有人说：整风是党派成员的事，我们工商业者大多数人又没有参加民主党派，为什么也要整风？我们以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妥当的。问题在要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光明幸福的社会，我们应当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末，就应当抛弃资本主义的立场，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整风运动就是为了改造政治立场，就是过社会主义的关。从个人来讲，不过这一关，就会踯躅在社会主义的大门外，对旧的念念不忘，对新的格格不入，矛盾痛苦，发展下去，还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俘虏，甚至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反过来，当我们政治立场改造得和所处的客观环境相适应了，我们就会感到工作是愉快的，生活是幸福的，我们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基于这样的形势和要求，我们工商界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展开一个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全面整风运动。
（二）
关于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的方针、政策，李维汉部长在1957年8月26日发表的谈话中已经作了透辟的分析和明确的指示。我们认为他的分析和意见是我们开展整风运动的指针，需要认真地学习并且在工作中正确地加以贯彻。现在我根据李部长谈话中指示的精神，结合工商界当前的某些思想情况，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来谈谈。
第一、关于政治立场问题。我们整风的目的是什么？在于改造我们的政治立场：应当改掉的是资本主义立场，应当树立的是社会主义立场。反右派斗争和一般整风，在这一政治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对于资本主义立场，工商界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始终肯定、一贯讴歌资本主义立场的是右派分子，他们一直把资本主义立场美化成为正义的、进步的立场。章乃器就是最为露骨、最不知耻地宣传这种立场的右派代表人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还大肆宣传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这样的剥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光荣的。”直到已经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1957年，他还在肆无忌惮地用定息不是剥削的说法来美化资本主义立场。这样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对于资本主义立场有着这样一些看法：资本主义立场难道一无足取吗？不是长时间来都说资本主义经济有两面性吗？怎么一下子就把它的积极一面否定掉了？人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前是有两面性的，有不利国计民生的一面，同时还有有利国计民生的一面，因此，还不能说它是反动的。高潮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再也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了。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两面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丧失它的可供利用的条件的时候，如果继续存在，它就无可避免地要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障碍物。因此，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如果还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继续存在辩解，想把资本主义从灭亡中挽救出来，他们就无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这样开倒车的立场，它的积极面在哪里？它的可取之处在哪里？这样的立场，难道还能说不是反动的吗？当然，说资本主义立场反动，不等于说今天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的人都反动。这样的人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完全全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并且坚持这种立场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企图使历史开倒车的反动派。多数人则是在政治立场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上思想上存在着向左转化的可能。因此，对于右派即反动派的政策是坚决的斗争，对于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的政策则是认真的改造。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决不要安于自己现在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情况，有些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庆幸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因而对于斗争采取极其错误的态度，说什么“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并没有抛弃反动的资本主义立场，既然还有这样的反动立场，就必须接受改造，接受改造，会向左转，不接受改造，肯定要向右转。中间分子转化为左派分子的固然不少，中间分子转化为右派分子的，也不乏其人。关键在于是否接受改造。就从我们两会的组织来说，我们要真正执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也非进行根本的改造不可。在工商界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就是推动、组织所有工商业者都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都来参加这个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运动。要求经过这个运动，右派分子处于孤立的地位，而且发生很大的分化，左派得到扩大和提高，中间分子则在政治上、思想上向左转化一大步；我们两会在政治上、组织上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对于我们民主党派和工商界来说，根本改造，乃是我们长期的重大的任务。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整风既是要破资本主义立场，那么跟下来是不是要放弃定息？提这样问题的人，可能有两种出发点，也须加以区别。第一种出发点实质上是反对整风，把整风的目的歪曲为要人们放弃定息。这是站在右派立场上看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揭露和批判。第二种出发点是认识模糊。对于这样提出问题的，就应当很好地共同研讨，进行解释。开展整风运动，是不是改变了国家的定息政策呢？当然没有。这两件事矛盾不矛盾呢？从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看，并不矛盾。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定息五厘乃至七年不变的目的是什么？政府在宣布这个政策的时候就指出是为了使工商业者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可见在目的上同整风没有任何矛盾。接受了定息的政策，而抛弃了这个政策中要求工商界更好地改造这一重大目的，那是由于自己的资本主义立场在作祟。认清了整风和定息在目的上的一致性，就不应当对于定息问题有什么吊桶，就应当深刻地领会国家的和平改造政策，进一步认真地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有必要谈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资本主义立场同爱国主义立场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右派分子同我们也有根本的分歧。右派分子坚持的看法是：资产阶级分子不需要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根本改造，就能够爱社会主义，由此推论出来，资本主义立场同爱国主义立场当然无所谓矛盾。这是完全错误的。爱国主义立场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立场，它必然要表明爱的什么国。高潮以后，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爱国和爱社会主义就绝对无法分开。如果不爱社会主义而还是爱资本主义，从这样的资本主义立场出发，怎么会真正爱国？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爱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爱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爱的是资产阶级政党，恨的是工人阶级政党。总而言之，爱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到底是不是爱国主义呢？很清楚，这绝对不是什么爱国主义。因此，任何人，今天如果真要爱国，就必须抛弃资本主义立场而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我们工商界中很多人，以往在国家苦难重重的情况下尚且爱国，到了伟大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蒸蒸日上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日益提高他们的爱国思想和爱国情绪，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决不要因此就认为资产阶级的本质、资本主义立场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矛盾；不是的，它们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着所谓爱国主义的幌子，走的是卖国主义的道路。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我们工商业者离开爱国主义的立场，跟着他们堕落到与人民、与国家为敌的臭坑中去。我们所有爱国的工商业者，都必须看穿右派这种恶毒的阴谋，给右派以有力的反击，坚决地改造我们的资本主义立场，站到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立场上来。
第二、关于如何健全整风领导的问题。整风的方针政策明确以后，任务的能否很好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特别是取决于领导是否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整风的目的既是批判右派，改造立场，因此决不能设想自己的立场摇摇摆摆，可以把整风工作领导起来。我们要求一切参加整风领导的同志们必须克服摇摆，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果整风的领导工作落在右派分子手里，那就是发生了篡夺整风领导权的严重问题，必须立即进行改组，彻底改变这种危险的情况。我们的地方组织中，就曾经有好几处的反右派斗争领导机构为右派分子所控制，这些地方的反右派斗争就陷于瘫痪状态，直至把这些右派分子揭露出来加以撤换，情况才改变过来。这就表明：必须把整风的领导工作放在可靠的坚定的政治立场的基础上；而要实现这样的要求，就必须在组织上有坚强的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领导核心。对于这样的重大原则，必须在我们两会各级组织的整风工作中，认真贯彻，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从最近的情况看来，我们领导工作中最需要警惕的是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的问题。在我们会内的工作中思想中有这种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讳疾忌医，认为不会有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倒是对工作不利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在我们会内有着深厚的基础，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基础。毋庸讳言，在我们两会参加整风领导工作的，主要是还在改造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很多人的政治立场还没有改造好，反映在整风领导工作中，自然会产生不少的毛病，其中普遍而严重的就是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温情主义的表现有各色各样，例如揭露批判，怕伤了情面，对右派言行恨不起来，撕不下脸皮，等等。这里，我们应当提醒：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问题是对什么有情，对什么无情，爱什么，恨什么。还是对资本主义有情，还是对社会主义有情？还是爱资本主义，还是爱社会主义？显然，温情主义者的“情”，并不是向着社会主义的，而是向着资本主义的，所以，归根结蒂，温情主义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这样看来，还能说温情主义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吗？还能说温情主义不是一个反映领导工作能否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原则问题吗？右倾思想的表现也有各色各样，例如对于斗争面总希望越窄越好，运动越快结束越好；对于反右派斗争的辉煌战果，缺少热情和应有的估价，一听到运动中有什么缺点、偏差，不加调查，马上就大叫大喊要防止斗争过火，等等。偏差肯定应当注意防止，问题在于从什么出发点注意防止？如果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加强斗争，这是领导工作中应有的内容；但是，如果注意防止缺点偏差，是为了缓和斗争、减弱斗争，那就是右倾思想。问题可以看得很明白：右派分子那样地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在有右倾思想的人看来，似乎并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反右派的正义斗争中偶有差错，在这些人看来，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为什么对于事物的估计，有那样巨大的分歧呢？归根结蒂，也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都同整风领导应有的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毫无相似之处，它们只会阻碍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因此决不容许它们成为我们领导工作中的主导的因素，也决不能听任自流，让它们来侵蚀我们的战斗力量，而是要采取积极的严肃的态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同志加以改正。
第三、关于反右派斗争和一般整风中的若干政策问题。
就我们接触所及，分别谈谈下列六个问题：
（一）反右派斗争和一般整风的关联如何？反右派斗争是整个整风运动中的一个部分，把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不恰当的。从目的来看，反右派斗争和一般整风都是为了改造立场；从运动的发展来看，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关键和决定性步骤，而在进行一般整风的时候，又会发生继续孤立分化右派分子乃至察觉右派分子的作用。我们曾经指出，反右派斗争实质上就是整风的开始，这样的说法，是同实际情况相符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反右派斗争同一般整风就没有区别。如果这样说，就会给右派分子有空子可钻，右派分子章乃器就曾经在我们两会常委会联席会议上念了一段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诬蔑我们对他不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当经同志们加以驳斥。1957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以“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为题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右派，“他们同人民具有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当然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进行整风，则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因为矛盾的性质不同，在方式方法上也就有着原则的区别。一般整风是必须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进行自我教育。右派分子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我们按照整风的精神和方式来对待他们。如右派分子必须交代认罪，才由群众考虑是否准他过关，整风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般是围绕着大是大非问题进行，不采用人人过关的方式；又如，对右派分子斗争，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是个重要方法，在一般整风中，则不要采用这种方式。
（二）右派分子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不立即进行组织处分？这样作，并不是为了优容右派分子，而是为了加强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还在开展，关于右派分子的错误和罪行，有待于继续揭发批判，与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作组织处分，不如等到对他们的揭露批判告一段落结合他们的检讨交代情况再来作，可能更加恰当一些。像章乃器这样一个右派骨干分子，我们目前也只是对他作了停止他的会内一切职务、责令检讨的组织处理，给他彻底交代的机会。不急于作组织处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办，对于教育群众更加有利。这是因为右派分子并不是孤立的，有的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市场，因此，对他们不马上加以处分，利用他们做活教材，把他们的反动言行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使群众同他们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限，这样，无论对于孤立、分化右派，教育、争取中间，都是有利的。
（三）反右派斗争同鸣放有无矛盾？发这样问题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右派分子，他们不是不懂，而是恶意挑拨；另一种人是认识上不清楚，或者受右派言论的蒙蔽。右派分子形式上是鸣放，实质上并非鸣放，他们是利用了鸣放的合法手段，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由于他们在鸣放中的反动言行被揭露了，被批判了，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反咬一口，说是反右派就是反鸣放。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既可以脱身，把罪名加在共产党的身上，又可以博得在鸣放中有错误言论的中间分子的同情，真是一举两得。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不是右派的阴谋诡计所能混淆得了的。帮党整风，大鸣大放，现在还在进行。就以今年5、6月鸣放的情况来说，只要是从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出发，任何批评和意见都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很多的要求和建议得到了适当的处理。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反右派斗争和鸣放是并不矛盾的。也有人提出今后应当不应当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去研究。如果提问题的人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般地反对我们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那么，这显然是出于误解。反右派斗争丝毫不意味着反对人们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事实很清楚，党和国家对于工商界的合法利益，是坚持着依法保护的政策的，这次大会期间，政府有关部门就准备向我们作关于研究处理工商界问题的报告（这些问题是我们在今年5、6月鸣放期间提出来的），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因此，我们把有关工商界合法利益的问题和意见提出来，是极平常的事情，这里根本不发生什么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问题出在那里呢？出在所代表的利益是否合法、合理的界限上。在这里，我们完全同意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以“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为题的社论中所提出的原则意见，我们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不应当代表所联系的阶层的“资本主义倾向和要求，就是说不应当代表他们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而只应当代表他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当然，在具体工作中如何贯彻上述的原则还需很好地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只要把所联系的阶层的利益的政治界限弄清楚了，不是不应当代表，而还是应当去代表的。如果有人以为要划清政治界限，就无法代表，要代表，就不要提什么政治界限，这是一种不顾政治立场的错误观点，实质上也就是一种要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错误观点。这是我们断然不能赞同的。至于右派分子，则根本不是什么代表工商界利益的问题。他们只是利用这个作幌子，真正的目的在于挑拨煽动工商界，同他们一道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反右派斗争中，把他们这种反动的活动充分地加以揭露和批判，这当然不是反对人们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而是反对右派分子在合法的外衣下进行非法的活动。在我们看来，反对右派，不仅同鸣放不矛盾，不仅不会限制我们真正作好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而且还会使我们在明确大是大非之后，健康地展开鸣放，正确地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从而帮助党和政府更好地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团结工商业者更好地接受改造。
（四）为什么斗争右派分子不要采取粗暴简单的方式而要坚持彻底揭露、坚决批判的方针？右派分子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漆黑一团，把我们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丑化得比国民党还不如，他们可算得极尽粗暴的能事。右派分子对别人的批评的方式如果有什么意见，首先还是应当检讨他们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粗暴的罪行。我们主张不采取粗暴简单的方式，不是从右派的利益出发的，而是从反右派的利益出发的。所以不要采取这种方式，完全是因为这样作对反右派斗争不利。首先，这样作，不利于教育我们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对于右派的罪行和危害性本来是认识不足、估计不足的，有的还对右派分子感情上有着共鸣的人，如果我们不从事实上揭露右派分子，从道理上驳倒右派分子，而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那么，这些人们就不容易改变他们原来的看法和感情，有的甚至由于对斗争方式缺点的不满而更不愿意投入斗争中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右派分子还可能钻空子，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可怜相，进一步骗取这些人们的同情，甚至造谣挑拨，把严肃的政治斗争诬蔑为宗派斗争或者个人意气的无原则斗争。由此可见，为了团结、教育、争取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坚持揭露、批判的斗争方针，而不要采用粗暴简单的方式。其次，如果采用粗暴简单的方式，我们就很有可能放松调查事实，分析道理，研究对策的努力；而坚持揭露、批判的方针，就必须开动脑筋，从事比较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才能迫使右派分子在不可辩驳的事实和道理的面前缴械投降。由此可见，为了锻炼、提高我们自己，也必须坚持揭露、批判的斗争方针，防止粗暴简单的倾向。
（五）为什么要追查右派分子的历史？这个政策问题，在李维汉部长于1957年8月26日发表的谈话中已经交代得十分明白。李部长明确地告诉我们：追查右派分子的历史，并不意味着一般要追查人们的历史。对于右派分子为什么有追查历史的必要呢？这是因为他们现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要弄清楚他们的反动言行的历史根源。再则，右派分子都是吹牛大家，尽管反动言行已经铁证如山，他们还是要文过饰非，例如说：他们现在只是偶尔犯了一点错误，长时期来他们是正确的、革命的，对党则是一贯忠诚的。他们的“吹”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追”。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过去真是那么好吗？人们不能不发生怀疑，于是就不能不追查一下他们的历史情况。这就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什么要追查右派分子历史面貌的道理。至于进行一般整风的时候，同志之间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开展相互批评，那自然不发生追查历史的问题。
（六）右派分子还有出路吗？怎么没有？周总理在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把政策交代得一清二楚。主要的问题在于右派分子是否接受这些政策。对于右派分子要坚决斗争到底，这一政策是肯定不移的，右派分子想用推、拖、挺等各种狡猾的办法对付过去，一定是不行的。坚决斗争，是否希望他们走上绝路，不给以出路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真诚悔改，彻底交代，他们肯定是有出路的。反右派斗争开展到现在，关于右派分子的检讨交代的情况，上面已经作过一些分析。有些右派分子不仅没有真诚悔改之意，而且伺机反攻，其中章乃器是一个最为冥顽不灵的典型。对于这样执迷不悟的右派分子，自然要继续开展斗争，长期地斗下去，不斗倒，不罢休。右派分子如果真正低头认罪，彻底交代，群众肯定是会给他们的自新之路的。个别的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教育之后，悔改比较真诚，甚至“起义”立功，得到组织上的宽大处理。对右派分子的总方针是要孤立、分化他们；彻底揭露批判他们，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李维汉部长在谈话中指出：“右派分子孤立了的时候，就有再接受改造的可能。”可见得党和政府并不希望他们走上绝路。回头是岸，出路明明是有着的。何去何从，在于右派分子的自己选择。
现在，我想就开展全面整风工作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整风的部署。我们的地方组织应当按照李维汉部长的指示，在当地中共党委的领导下尽快作出规划，付诸实施。整个整风过程中，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两会的地方组织必须认真地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同时积极工作，不许可有离开党的领导、自搞一套的想法。有区的市，我们的区级组织也要争取中共区委的领导，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会的市的领导机关应当给以支持和帮助。
第二、整风领导机构的形式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不必强求一致。每个领导机构必须有坚强的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核心力量，同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利于联系各方面的群众，推动工作。领导骨干必须认真地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在斗争中的积极性，切实防止和克服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的作风。左派分子是领导力量中最可靠的因素，他们应当善于同别人协商办事，防止骄傲自满的倾向，应当学会同中间分子一道工作，经常地同他们沟通政策思想，交流斗争经验，以达到共同提高，扩大进步力量的目的。
第三、对小型工商业者的普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必须十分重视，立即着手进行。各地编写的通俗宣传材料和进行这种普及教育的经验，两会的中央领导机构应当组织交流，研究推广。培养、训练通俗报告员一项尤关重要，应当订定具体办法，要注意在这一方面总结经验，扩大队伍。
（三）
同志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规模宏大的工商界整风运动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两会。这是党对我们两会和同志们的信任；对我们两会和同志们来说，同时也是政治上一次严重考验。考验我们两会是否能够改造成为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中真正实践我们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庄严保证。在毛主席的谆谆的教导下，我们大多数的工商业者开始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开始认清了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伟大的前途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敲锣打鼓挂灯结彩迎接了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个人开始向着光荣的劳动者过渡。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相信，大多数的工商业者是有着平平稳稳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彻底地改造成为光荣的劳动者，与全国人民共同过美满幸福的生活的愿望的。让我们所有愿意接受改造、平平稳稳过好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工商界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开展一个以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高潮而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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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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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大有收获
斗争中证明90％以上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经得起考验
新华社长沙9日电 新华社记者胡坚报道：湖南省高等学校经过两个多月来的反右派斗争后，各校的右派集团都已土崩瓦解，全线溃退。大部分右派分子丑态毕露，四面楚歌，有的已经缴械投降，向人民低头请罪。有少数右派分子仍在顽抗，暑假留在学校里的教师、学生正在对他们进一步进行揭露和批判。
在斗争中，各高等学校的一万六千多名师生员工上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政治课，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许多学生要求下学期增设马列主义政治课，还有一些师生员工已申请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
揭露出来的材料说明，湖南各高等学校里的右派分子，大都以民盟右派为核心，串连各民主党派中对共产党不满的分子参加，形成一个个的反共集团。这些反共集团的主要策划人是实际负责湖南盟务的民盟省委秘书长杜迈之。各高等学校里都散布着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同谋者，其中包括中南矿冶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委员陈新民；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民盟湖南省委代理主任委员魏猛克；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教务长、民盟省委委员谢世澄；湖南农学院教授李宗道（九三）、李凤荪（农工）；湖南医学院副教授郑艺文（农工）、助教刘果平；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民革长沙市委委员熊克立，和这个学校的副教导主任、民进长沙市委秘书长王果等右派分子。
揭露出来的材料还说明，各校教师中的右派集团在大鸣大放中几乎都和学生中的右派集团取得密切联系。他们有计划、有纲领、有策略地在反对学校党委制、反对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反对肃清反革命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根本性问题上，向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他们企图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夺取共产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权。
6月中旬，各校的师生员工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展开了坚决的反击。他们就上述大是大非问题，同右派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各校为此所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有好几百次，参加斗争的师生员工有一万六千七百余人。群众斗志高昂，许多积极分子废寝忘食地搜集、研究和整理右派分子的反共言行，写文章、贴大字报，系统地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
经过这次斗争考验证明：90％以上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捍卫社会主义利益的坚强战士。例如，以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十多名共产党员为核心组织的“红旗战斗队”，从斗争的第一天起，就调查研究右派言行，写贴大字报，出版“红旗报”，尽管在右派分子谩骂、威胁下，一直坚持战斗。据四个学院的调查了解：在大放大鸣初期，认识模糊、思想右倾的共青团员有90％以上在反右派斗争中转变过来了，与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其中约有半数成为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在斗争中，共产党、共青团内部也进行了批判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的思想教育。
现在，各校的中共组织正努力克服因初战获胜而滋长的松懈自满情绪，加强具体领导，使反右派斗争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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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他们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谎言
彭国焘郑若洋在昆明教师面前低头
本报讯 据云南日报消息：昆明市三十三个中等学校教职员二千三百余人连日集会，对昆明第一师范学校右派分子彭国焘（该校校长、民盟云南省委候补委员）、郑若洋（该校教员、民盟昆明第一师范支部主任委员）的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揭露和批判。
彭国焘、郑若洋在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时给党组织和党员捏造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在大会上大家所列举的事实驳斥之下，已经彻底破产。他们曾说，“发展党员是走青年路线”，“党员就是金钱、名誉、地位”，“只有党员才有进修学习的机会”等等。程葆琪老师以学校内的实际情况驳斥说：学校去年所发展的党员中，就有五个是三十岁以上的人，有一个是四十岁以上，难道也是青年吗？我们昆一师有三个党员领导同志，不是同时也有四个非党的领导同志吗？在两次选拔研究生当中，没有一个是党员，相反的，民盟盟员倒占了好几名。再说待遇，彭国焘是全校工资最高的一个，每月要拿一百二十多元，郑若洋也是八十多元，而学校的中共总支书记，晋了级后每月也只有六十二元，还有好些工友同志，他们入了党后，仍然勤勤恳恳做着原来的工作。而彭国焘他们还嫌不足，在学校里闹名誉地位，搞宗派活动的正是他们自己。另一老师也以事实驳斥了他们的所谓“有职无权，不能过问学校大事”的谎言。他质问说：学校那一次重大事项的决定少得了你们两个？那一次重要会议没有你们参加？甚至党的总支委员会开会时，也把你们请去列席，这还不行吗？原来他们要的并不是这些，他们要根本取消党的领导。独断独行，称王称霸的也正是他们自己。彭国焘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拍拍桌子说：“这回回去撤掉几个职，降他几个薪。”果然，他回来后就私自把几个老师调了出去，连教育领导部门都不知道，还自作主张地把学校里改进工作小组解散掉。
在会上，有好几个曾经被彭国焘、郑若洋拉拢的老师，经过斗争提高觉悟后，也当场进一步揭露了他们有准备、有计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许多新的事实。大鸣大放期间，彭、郑在散布了一连串的反动言论的同时，曾经秘密策划，要每个民盟支部的支委抓几个盟员，规定每个盟员“联系”几个群众，要他们四处点火，搜集向党进攻的材料。还说：“大敌当前，我们要把盟的组织生活加起班来，由每星期一次改成两次。”在这些会议上，彭、郑叫他们的成员汇报“鸣放”的内容和情况，又把他们商量的计划布置下去。有一个盟员对彭国焘表示：已经没有放的了，彭即答复：“听来的都可以放”，又布置这位老师下去“串连”。在那些日子，彭国焘疯狂到“忘我”的地步。有一次，他从市委统战部开会回来，身体不好，马上找到校医说：“快给我打一针，下午我还要到军区去放。”看到不太为他们卖力的盟员，他们就说：“鸣放是考验一个盟员的觉悟高低”，并打气说：“有组织撑腰，不要怕，我们都是有统战关系的人，不怕。”他们还准备了什么“人事调整方案”和“工资调整方案”准备伺机抛出，企图把党员教导主任、实习主任都撤除，换盟员来担任，并要降一批党员干部的工资。
彭国焘、郑若洋这两个曾经联合起来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群众揭发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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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党言行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原封未动
陈学昭是个党内阶级异己分子
她在被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低头认罪
据新华社杭州9日电 共产党内右派分子陈学昭的原形，已在这几天浙江省文艺界党内外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上被充分揭露出来。
会上揭露的材料证明，陈学昭是一个阴险狠毒的阶级异己分子。陈学昭污蔑党是一个玩弄权术、争权夺利、排斥异己的宗派集团。她把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党形容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
陈学昭经常和党内右派分子、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和省政协副秘书长曹湘渠拉拉扯扯，形成一个小集团，把文联原有党员负责人排挤出去，和右派分子宋云彬内外呼应，以达到篡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权。
大放大鸣开始后，这位反党女作家认为时机已到，就积极写文章和参加各种座谈会，向党大肆攻击，在她的反党言行中，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否定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的成绩，制造和夸大党的缺点，对党极尽污蔑之能事。她认为省委是“盖子”、她的头上有省委的“金箍”，而且处处挨省委的“闷棍”等等。
到会者详尽地分析了陈学昭那样一个党员老作家，为什么会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原因。原来陈学昭生长在一个没落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又长期在国外受着资产阶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教育，入党以后，她又经常借口写作，不愿过组织生活，拒绝思想改造。因此，虽然她入党时间很长，但她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却原封未动，并用这种观点来看党，认为党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集团。她把党的组织原则说成是“个人好恶所决定”，把党内的提级看成是“封官加爵”。
到会者对陈学昭在大放大鸣期间发表的反党言论进行了批驳。在省文联的座谈会上，翻译家许天虹用自己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有力地驳斥了陈学昭发表在5月18日文汇报上“乍暖还寒晴复雨”访问记中的论调。陈学昭在那篇访问记中说：“在浙江，一切都还是那么难，简直是千难，万难！”许天虹认为把新社会说得那样千难万难，比在旧社会生活还难，真是最恶毒的煽动。
到会者还指出，陈学昭经常污蔑党不重视文艺，不重视像她那样一个党员老作家。实际上，党和人民让她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职位。
到会者还用大量事实揭穿了陈学昭自诩为“清高”、“不想做官”、“不求富贵名利”等等，把她一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名要利的丑恶嘴脸充分揭露出来。陈学昭十分不满她现在的地位和待遇，时常对人发牢骚说：“在中央我是地委书记待遇，到了浙江就变成地委委员的待遇”。她还对曹湘渠说“作品经常和读者见面，地位就巩固了。”
到会者又指出，陈学昭身为共产党员，却充当了反共宣传员。她经常串连小集团分子和一些对党不满分子到她家里去，恣意谩骂、诽谤党的领导。她的家成了传播资本主义毒素的巢穴。
经群众揭露和批判，现在陈学昭已开始低头认罪，承认她是一个十足的党内右派分子，并且表示将进一步作全面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