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我举起手，大声高喊！
未央
我举起手，大声高喊：反对右派以合作社贫农社员的名义以中国第一代文化农民的名义以车床边复员军人的名义以六号门搬运工人的名义以架设武钢厂房的天车姑娘的名义以正在作解剖实习的未来外科专家的名义以森林里流放木材的共青团员的名义以昨日的白毛女和今日的龙冬花的名义以百年来，地下不朽的烈士的名义以烈士母亲的眼泪和白发的名义我举起手，大声高喊：反对右派以人民的名义我举起，大声高喊：反对右派以鞍山上空染黑了白云的煤烟的名义以555万吨铁和498万吨钢的名义以从长春开出的第4000辆胜利牌汽车的名义以二郎山上九拐八弯的险陡公路的名义以来往在长江大桥上的车辆的名义以三门峡工地党委办公室的灯火的名义以车站上扬起的送别远征边疆者的手帕的名义以从边疆寄来的满怀激情的情书的名义以海防线上闪光的枪刺的名义以从低空掠过的初级教练机的名义我举起手，大声高喊：反对右派以劳动的名义我举起手，大声高喊：反对右派以每一个报酬丰盛的劳动日的名义以排起队伍，依次购买口粮和食油的居民的名义以橱窗里五彩的花布和我手上的购布证的名义以痊愈了的血吸虫病患者的名义以千万张神圣的选民证的名义以每一张写满幸福言语的结婚证的名义以在路上平安行走的旅人的名义以宁静如梦的夏夜的名义以剧场里雷动的掌声的名义以诗和真理的名义我举起手，大声高喊：反对右派以社会主义的名义
第8版()
专栏：
一支蛇泡子
——斥“延河”上的一篇文章
苏方
四川乡间的竹林里，常常生有一种叫蛇泡子的菌类植物。这种菌类植物色泽晕红，娇艳美丽，然而毒气却很大。因为据说它是毒蛇的唾液滴入土中生出来的。最近读到一篇题为“杂文、讽刺和风趣”的文章，深深感到蛇泡子就是这篇文章的最好的比喻。
“杂文、讽刺和风趣”发表在7月号的“延河”上（作者：朱宝昌）。这篇文章命题光明正大——作者对某些报刊上关于要不要杂文的讨论发表意见，认为杂文是不可废除的；文中不乏许多雕琢得很漂亮的词句；甚至其中有些段落似乎也是在歌颂党，歌颂新社会的。然而这些就跟蛇泡子的鲜艳的色泽一样，并不能掩饰这篇文章的实质，掩饰作者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猖狂叫嚣的丑恶面貌。
作者用他亲身经受的“痛苦经验”来证明讽刺是需要的时候，趁机对他所在单位（学校）的领导人投射出一支毒箭。他用各式各样恶毒的字眼来谩骂这位领导人。说他是印度女神“黑暗天”的化身，说他对别人讲话时是“耳提面命”，说他“在那儿领导，那儿的学生就面黄肌瘦，得不到精神的粮食”；作者在形容这位领导人的“愚昧无知”的时候，更是恶意地歪曲了“英雄人物”这个词的涵义。他说：“文字通不通对于作为一个英雄人物并没多大关系。我的领导不就一字不通么？他自己也承认。但因为是英雄人物之故，就能判断我的思想不正确。”这不是指桑骂槐地把我们的英雄人物都骂作是无知的，“封”的么？
在谩骂了领导以后，作者的用意也就愈加明显，因为他的矛头由此引申出来而指向我们整个党了。他把党和群众的关系写得这样可怕：“某些党员和非党员不止是相隔一道墙，而是相隔万重山。非党人士看见了某些党员，如同老鼠看见猫。这些党员是吐词为经，出言成法。”他又说：“在今天我们的国家里，一千几百万共产党员并不是一千几百万莲花化生的活佛，团结在伟大的党的周围的六亿人民也并不是六亿纯洁善良的圣僧长老。”在这里，我们不禁要请问这位朱宝昌，难道我们国家庄严的法令，真的如他所说只是某些党员立下的吗？难道在他的心目中，最伟大最崇高的就只是莲花化身的活佛和圣僧长老吗？他难道不知道中国人民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血泊中站起来的吗？他难道看不到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在建设祖国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吗？是的，他是看不见这些的。他所看到的只是：黑暗的角落，黑暗得使他“没有揭露黑暗的自由，也没有歌颂光明的幸福”。但是，我们也不妨告诉作者，像他这样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来看待事物，他确实会分不清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的；而人民也决不容许阶级敌人有丝毫自由！
朱宝昌在文章里一再强调：讽刺者也有“一颗鲜红洁白的良心”。但是读了他的文章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以这样说，不过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来掩盖他向党进攻的杀机罢了。整风期中，右派分子不是也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来进行他们的反党活动的吗？
“延河”编者在编后记中提到了这篇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到这支蛇泡子能够“傲然挺立”在“延河”边上不是偶然的。编后记中这样写着：“朱宝昌先生在‘杂文、讽刺与风趣’中所谈到的关于杂文的性质，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也是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这种抽掉作品的政治内容、阶级内容，单纯把它归结为对杂文的看法的说法，显然是会模糊读者视听的。至此，我们不禁要请问“延河”编者，这样写编后记的居心何在了！
第8版()
专栏：
文学的红日东升的时代
温俊权
解放以来，在短短的八年时间内，党在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事实，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有人说，文艺战线上不是这样，而是新人寥落，没有什么成绩。但这是抹杀事实的说法，不值一驳的。
在1956年3月，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青年作者达四百人之多。据我所知，这四百人当中，没有几个人在旧社会发表过文章的。难道这不是党培养出来的新人吗？在1956年出版的青年文学创作选集，也展示了这个成就。有五十名青年作者的作品被选入了选集，其中绝大部分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是有一定水平的，在旧社会里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就拿我们鞍山来说吧，在旧社会里，我们工人还谈得到什么文艺呢？但是现在，每年一次的职工文艺会演，总有数百个节目参加。很多工人在旧社会都没看过戏，今天却成了群众爱戴的业余演员。现在鞍山职工中，已拥有一百余名业余作者，其中具有一定创作水平的不下五十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工人。这样的事情在旧社会怎么能想像呢？这不归功于党的领导，又能归功于谁呢？
我是一个业余作者，几年来写了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两个独幕剧本，还有一些演唱材料。虽然我写的很不好，但是我一直受到鼓励，去年还被吸收为沈阳作协分会的会员。几年来，使我深深的感到，党在培养文艺战线上的新人，是无微不至，倾尽心血的。只有党才能使我们文艺事业繁荣起来。
在旧社会里，我是一个铁路工人。读了六年书，做了六年工。解放当时，我连一封信都写不通顺。后来，我读了几本小说，对文学产生了爱好，也有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的念头。但是，我懂什么呢？难道只凭愿望就能写出文学作品吗？想到这里，我不能不由衷的感谢党，没有党我不可能获得这么多的学习机会，得到这么多的帮助。我的文学创作，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每一步都有人扶着我。从1953年开始，我便参加了沈阳作协分会举办的业余文学讲习班学习，然后又参加了沈阳分会举办的业余文学研究小组。1955年以后，我们鞍山也举办了业余文学讲习班和业余文学研究小组。我现在就在业余文学小组学习。作家草明、于敏同志是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课，帮助我们改稿，关心我们在创作上所遇到的问题。除此以外，凡到鞍山来过的作家，几乎都给我们讲过课。他们把宝贵的经验告诉我们，有益的知识告诉我们，还给了我们诚挚的爱护，深切的关怀。如果不在今天，而是在旧社会，在梦里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吗？
是的，我们还没有出现李白、杜甫那样伟大的诗人，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不朽的作品出现的还不多。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曹雪芹写他落生的家庭和停滞了数百年的社会，还花费了十年的血和泪；水浒传从传说到写成作品何止是数十年？历史将作出鉴定，我们的时代，不仅是工农业的春天，也是文学的红日东升的早晨。
第8版()
专栏：
想起了“旧账”
——旅途杂写
刘厚生
我的路程是由上海到杭州，再到绍兴。旅途匆匆，什么事物也没有深入的接触，什么人也没有细致的长谈，然而就是这样地去去来来，在我脑海中却有一个像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序中所说的“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的“小丈夫”那样的角色时时刻刻在跳动。他挥舞着像螳螂似的带着尖刺的双臂，站在巨大的车轮旁边（可怜他还没有车轮上的一颗钉子高），气吼吼地嗥叫着：你挡着了我的路，我要与你算算旧账！
我一路上不停地想到算旧账的事情，老账本不由得一页一页地在我眼前翻过。
我走进车站，就想起从前坐火车的账。解放以前，我在仅有几次的铁路旅行中，却得到了两种经验：上车要有从车窗子里爬进去的本领；侥幸占了一个座位就誓死不离开座位和自己的行李，除非来了一个“老虎皮”，那还是趁早躲开为妙。这当然只是最起码的唯强者有理而已。也许我们今天还可以带着些苦笑提到这些事。可是让我们回想一下“八一三”之后和上海解放前几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老百姓逃难时的上海北站情况吧。多少人坐在火车顶上、后边和车底下，在过桥过山洞时给刮了下来摔死压死！多少人妻离子散，寻父哭娘！谁想起了这种惨状能不愤怒！但这时我们的“英雄”们却正在打算“上山”去当“总司令”以增加人民的痛苦哩。
我到了杭州，这是我们人民最钟爱的掌上明珠。但美丽的西子湖千百年来蒙受了多少污垢啊！我从赵构、贾似道一直想到了蒋介石，还有那位“主持正义”的浙江省的“主席”大人黄绍竑，他们除了玩弄和侮辱我们的西湖女儿，除了留下最令人唾弃厌恶的记忆之外，还有什么呢？今天我在湖上小舟荡漾，觉得胸襟开阔，心情舒坦，举眼望去，都是些心地光明的劳动人民在游玩，我再也不用耽心由于旅客们摆阔、对劳动者贱视所激起的“刨黄瓜儿”这种人与人互不信任的隔阂了。我再也不用害怕背后有人盯梢了。曾经被鲁迅先生所肩负的沉重的黑暗的闸门，再也不会威胁我们了。
我住在一家旅馆里，晚上睡不着，又想起上海、杭州这些地方的旅馆的今昔。我想到了“日出”里陈白露所住过的豪华的大饭店，也想到了“夜店”里林黛玉所栖身的阴暗的小栈房，那景象是用不着描绘的；而我现在，却在翻阅着一本旅客意见簿，第一页上就写着：贵馆清洁卫生，服务员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值得表扬！
我在绍兴坐三轮车，走过一个桥，远远就望见一个人迎车而来，抄到车后就推车上桥。我忙说“不用”，想跳下来走过去。同车的同志拦住我也说“不用”，愕然之间车已到了桥顶，疾驰而下。同行者告诉我说，这是当地三轮车工人的互助组织，不用另外给钱的。我不禁遥想到从前上海的摆渡桥，四川路桥的情况了。为了争推一辆三轮车，多少个浑身流着泥汗的乞讨者常常弄得自相残杀；为了争取一分两分钱，踏车的、坐车的和推车的会发生多少令人难过的口舌。但就在这些悲惨的乞讨者之上，竟也还有坐地分赃的流氓把头在剥削。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在我们剧团演出的剧场里看戏，就想起了当年国民党军队自动免费看戏，海军“英勇”进攻其舞台的历史；我与我们剧团的演员们在茶馆里喝茶，谈笑风生，也不由得想到刘喜奎、阮玲玉、筱丹桂以及沈凤喜、魏莲生和方珍珠这些人物的遭遇。应该让这些人来给我们的陈仁炳教授上上课，结识一下吧，他是专门在主要演员里重点“培养”、发展民盟盟员的。
在鲁迅纪念馆的文物陈列室，更是触目惊心地看到了整个一个黑暗时代的缩影。让我仅仅引用一个镜框里的剪报照片中的材料吧：“沪枪决共产党近百人”、“广州军警，突然围捕共产党，击毙百人，逮捕千人”、“李大钊等二十人处绞”……当我在小册子上刚抄下这几个标题时，我的手颤抖起来了。青年们，你们知不知道，有不少右派分子都曾在这其中放过枪，立过“功”，喝过我们的血的。我的心越跳越激动，我恨不得能把这些老爷们扯到这里来看看，我急切地想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要算旧账，这才是旧账！我们宽宏大量，原已是不算的了，你们一定要算，那就算算吧！
第8版()
专栏：
石榴树
——农村儿歌
李作华石榴树，开红花，今天我到姥姥家。戴上爸爸的工作帽，挂上妈妈的大红花，骑上我的小竹马，抱着我的布娃娃。泼拉拉，泼拉拉，眨眼工夫到了家。姥姥一见哈哈笑，表哥一见大声叫：“劳动模范到家了”。
第8版()
专栏：
慈母手中线（摄影） 魏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