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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斗争的风浪里
一个坚决反右派的大学教授
李佩琳严词回击 “纵火犯”殷毅碰壁
新华社记者 赖德浓
当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奉储安平之命来到沈阳点火时，自以为物色到了一个理想人物，邀请这个人参加座谈会，又向这个人作私人访问。这个人就是沈阳医学院名教授李佩琳。
殷毅向李佩琳作私人访问时，又是“启发”，又是“鼓励”，然后提出：“关内许多老教授都主张教授治校，您以为如何”？李佩琳从记者的谈话中嗅到了一股怪味，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问了他一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能作出什么事情呢”？殷毅在这次“访问”失败后仍不甘心，他又找介绍人——民盟沈阳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沈阳市副市长、右派分子陈彦之去游说，准备再去“访问”。陈彦之向李佩琳说：光明日报记者说你讲得很好，但不够尖锐，怕心中有话还未说完，打算再访问你。李佩琳幽默地回答说：“我的话真是‘放’完了，爆竹里面也没药了，连爆竹筒都炸破了。”在这位坚定的教授面前，右派分子又碰了壁。
接着，李佩琳还在报上给了右派分子以无情的回答。李教授写道：我断然反对教授治校，因为在旧中国我有二十年教学经验，我吃过亏，几乎每两年换一个地方教书，教授治校造成严重宗派主义。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高等学校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李佩琳还在学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要照右派分子的说法，工厂也得完全由工程师治理，不能由共产党和政府来领导了，这叫什么话！我不同意把社会主义拉回去。
李佩琳在座谈会和报上揭发，右派分子早就对他施用了挑拨、离间、煽动和拉拢等手段。陈彦之曾“鼓励”他在政协会上大胆“鸣”“放”，并说：像你这样有技术的人“顶多不过换个地方吃饭”。李佩琳愤怒地质问陈彦之：“我到那里去吃饭，到台湾吗？我是不干的！”平时，陈彦之一向以“知识分子利益”代表者自居，李佩琳曾质问过陈：知识分子除了广大人民利益之外又有什么特殊利益呢？李佩琳说，我对共产党是满意的，右派分子认错人了。
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李佩琳教授是一个积极分子，他在学校内和政协、民盟举行的集会上都曾给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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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各民主党派正经历着严重的政治考验
扭转错误的政治方向，过好社会主义的大关
本报上海16日电 本报记者季音、习平评述上海各民主党派的整风运动说：上海市的六个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九三上海的组织，已经普遍展开了以反右派斗争为首要任务的整风运动，这个政治上与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上海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全体成员来说，正意味着一次特别严重的政治考验。
这些党派的领导骨干中，右派分子占相当大的比重
上海六个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是上海两个多月来这一斗争的主要战场，这是因为这里的情况确实要比上海其它阶层严重得多。许多揭发出来的材料已经说明，这里，不仅右派分子的数量特别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党派的各级组织中掌握实权的领导骨干，右派分子占着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人利用了他们在党派内部的领导地位，肆无忌惮地改变了这些组织的政治方向，使它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这就使得问题具有了更加严重的性质。从各党派的市级组织来看，上海各民主党派的市级领导机构可以说都有问题，只是程度不同，其中最严重的是民盟市委。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民盟市委的领导权完全为右派分子陈仁炳之流所掌握，成为上海反党活动的一个大本营。上海农工民主党的市委宣传处，在正副处长夏高阳、吴淼年率领下，也变成了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处。有一个时期他们实际上还代替着农工市委在发号施令。民革市委中，已经查出了一个陈铭枢的反党小集团，市委负责人中牵连到的已有市委副秘书长兼组织处长赵继舜，市委副主任委员吴艺玉、市常委陆晶清等人，现在正继续追查中。九三、民进、民建市委在市委委员和部分负责人中，也都查出了右派分子，情况大同小异。
有些基层组织也被右派占领
上海六个民主党派的区级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问题也不小。以上海民革为例，现在已初步查明，提篮桥区、普陀区、徐汇区、杨浦区的民革区委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中，都发现不少右派阵营中的头、二号人物。基层组织中，也发现有少数支部的领导被右派侵入或占领，以致在今年的鸣放期间政治上一度发生纷乱，有的甚至沦为右派集团和右派反党的工具。九三水产学院支部，文化出版社农工支部，曹阳中学民进支部，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民盟支部等等都是情节比较严重的。如水产学院的九三支部，从支部主委到支部委员，大部分是右派分子，支部主委戴岂心聚集了一批“打手”，一心要把共产党和积极分子全部赶出学院。戴岂心提出：不但要反掉“大官僚”，还要反掉“小官僚”，和一切共产党的“爪牙”和“余孽”。这个二十多人的九三支部是在赶走该院的共产党党委书记的激烈斗争中，以惊人速度建立起来的，他们是借民主党派之名，进行反共反人民之实，民主党派的旗帜被他们玷污了。
不择手段地大发展，把社会上的大大小小右派人物汇集了起来
上海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的存在，由来已久，不少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但是右派力量的突然膨胀，却是最近一年中一些政治野心家们积极地“聚集力量”的结果。从去年下半年起，上海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上，根据着共产党中央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帮助下，积极地开展了发展组织，加强与社会各阶层联系的活动，各党派成员有了很大增长，这种大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需要的。但右派分子却趁此机会，来了个“偷天换日”的把戏，表面上是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政策，实际上则完全搬出了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套，把发展组织变成了他们扩大实力和积累政治资本的手段。右派分子对这次大发展真是不遗余力，施出了各种卑鄙龌龊的“拉伕”手段。相互之间的竞争、倾轧也极为激烈。民盟陈仁炳提出的口号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农工夏高阳的口号是“积极发展，寸土必争”。大发展的结果，使得上海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数量，就像烈日底下的水银柱似的急剧上升。民盟从九百人扩展到三千四百多人，九三从一百六十余人发展到一千四百多人，民革从四百五十人发展到一千八百九十人。六个民主党派的成员都扩展了几倍。但问题还不全在于数量，因为这中间的大部分人毕竟还是好人，是可以教育和应当对他们进行教育的。问题在于右派野心家在“向落后开门”的口号下玩了一套政治骗术，同时把许多对党不满的、历史有污点被处过刑的、甚至已查明有严重反革命罪行的人，也搜罗入党，使这些本来分散在社会上的没有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右派人物，在民主党派的旗号下集合了起来。右派勇将徐仲年、许君远等人，就是在这时候入党的。现在已证实，他们发展这些人的活动都是有计划进行的。
上海的右派同北京的右派首脑，在历史上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海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的这种猖獗，并不是一件怪事，它还有深远的社会根源和具体的历史原因。上海曾是一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城市，虽然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今天基本上已经被摧毁，但是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资本主义思想和影响尤其浓厚。这正是资产阶级右派得以生长的最好土壤。在大鸣大放期间，这种阶级的共鸣就表现得很明显。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上海的资产阶级右派和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章乃器等右派首脑，在历史上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解放后一个时期内曾经松弛过，但近年来这种联系随着他们政治野心的抬头，又恢复并且发展了。上海成了北京右派首脑心目中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他们都以极大的力量到上海来活动，物色对象，扩张势力。陈铭枢在今年5月的大鸣大放期间，还亲自赶到上海，搜罗旧日的爪牙，建成了一个以罗海沙、余若南为首的阴谋集团。上海民主党派中的一些重要反党活动，几乎都是和北京右派首脑的反党活动紧紧相连的，每一撮右派都有一条通向北京的线，这是上海民主党派中右派活动的重要特点。
综上所述，可见上海民主党派开展一个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来扑灭右派的反党野火，彻底扭转错误的政治方面，这是极有必要的；而且由于情况的严重，这个斗争必然要花极大的力量，经过极激烈的搏斗，才可能彻底取胜。反右派斗争将是上海各民主党派整风运动的主要关键和决定性的步骤，只有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才可能使各党派的整风获得彻底的胜利，并在今后获得健康的发展。上海各民主党派现在都成立了领导整风的新机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已面对面地对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民盟市委的陈仁炳、彭文应，农工市委的夏高阳等人都已被揭露了，隐藏的右派分子也一个个地被揪了出来，斗争正在逐步地扩展和深入中。
进一步克服温情主义，防止急躁情绪；把斗争深入开展下去
但从目前上海民主党派整风运动的进展情况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进一步克服温情主义的右倾思想，以及防止急躁情绪问题。这个问题，目前主要危险是前者，各党派中都有这种表现，九三、民进更多些。九三市委最近曾检讨了他们过去对右派骨干王恒守的斗争软弱无力，这是值得欢迎的。人们希望他们，特别是各党派的领导人员能更硬起腰杆来，投入斗争。其次，发动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也是个问题。上海各民主党派对中间群众的发动还很不够，最近已有注意，但还需要作更多的工作。把反右派斗争深入推广到所有的基层组织里去，让全市民主党派的一万三千个成员都能参加这次整风，这是目前进一步发动群众所迫切需要着手的一个实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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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恶意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师范大学师生批判傅种孙
本报讯 北京师范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正在批判右派分子傅种孙的反动言论。
傅种孙是师大副校长，他在“中共失策之一”一文中说，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理由是中共在高等学校里搞了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他说，他想不起有那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他说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至今遭这么大的祸殃。傅种孙认为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理不会看不懂，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加以什么惩戒。他说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是“资产阶级”字样，叫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傅种孙还认为党员在高等学校是“监工”，党把知识分子不当人看，而是当“奴隶”看。他说，党在解放后以胜利者姿态“缴”了知识分子的“械”，用威力压服知识分子，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因此，他建议共产党改变现行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假以辞色”，然后知识分子自会“欣然附和”。
广大师生一致认为，右派分子傅种孙“中共失策之一”一文充满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刘世楷教授说，正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傅种孙当时作为副校长，不但没有很好地维持学校的秩序，反而说自己有职无权，煽动学生对党不满。高羽教授指出：傅种孙的右派思想具体体现在“中共失策之一”一文中。过去有人认为傅种孙是反对知识分子政策，而不是反对整个党，这点我不同意。傅种孙口口声声拥护党中央领导，而反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这是右派分子的一个通常手法。康绍言教授认为，目前对一些知识分子冠以“旧”字是根据客观事实，岂能否定！反对给旧知识分子戴上“旧”的或“资产阶级”的帽子，就是想抹煞知识分子和工、农的本质的差别，抹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黄碧贞、袁贤书等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党无论从生活上、政治上对知识分子都非常关怀、照顾，对傅种孙本人也是如此。这证明傅种孙形容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完全是造谣、污蔑。
广大师生指出，傅种孙的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希望他这次要正视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改变立场，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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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祖光还在给自己擦粉
影剧界集会正告他不要自寻绝路
本报讯 戏剧界、电影界人士二百多人16日集会，批判右派分子吴祖光。吴祖光在会上又一次以空空洞洞的交代来搪塞，激起了到会者一致的愤怒。
贺敬之指出：吴祖光在发言中给自己戴了很大的帽子，用了一连串形容词，痛骂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最丑最脏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典型”、“两面派”“恶霸”“十足的反动思想”等等，也承认了“二流堂”“小家族”，但就是不交代具体事实。他实际只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有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人罢了。他甚至还把自己描写得有某些可爱可怜之处。贺敬之说：吴祖光是在欺蒙我们，他还没有决心向人民投降！贺敬之严正忠告吴祖光：他若不彻底地揭露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暗的内心世界，交代以他为首的右派集团的反党活动的全部事实，他是休想过关的。
李之华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两面派”。吴祖光从前和地主、流氓、特务勾结一起，一直没有和他们割断联系。他又实际集中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残部，继承胡风在文艺上的反动衣钵，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最近以来，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在几个方面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吴祖光是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吴祖光彻底交代！
过去吴祖光攻击得最凶的是中国戏曲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员孙盛文在会上用无可辩驳的事实痛斥这个右派分子“闭着眼瞎说”。他说吴祖光自夸同富连成科班有故交，说今天的戏校怎么办得坏，旧科班怎么好，那末，他可知道刘盛连们是怎么死的？赵盛璧、萧盛瑞都是四科的好学生，为什么当年死在天津卫的马路上！他又驳斥吴祖光恶毒地挑拨老艺人和党的关系。著名演员裘盛戎和李忆兰也用亲身经历痛斥吴祖光向戏曲事业的恶毒诬蔑。
北京大学学生钱淦荣在会上揭发了吴祖光在大学生中进行的反党活动。北大学生曾两次请吴祖光去介绍写作经验。吴祖光却趁机向学生贩运私货，散布毒素。他向同学们宣传自己少年时候逃学去看戏的公子哥儿式的学生生活，污蔑现行教育制度“束缚”学生，使学生“知识十分缺乏”。吴祖光说：“现在的大学生简直像中学生，中学生像小学生，小学生倒像大学生（因为要献花、开会、迎接外宾）”。吴祖光的话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少同学作了他的俘虏。中文系有些同学就觉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是由于学校制度“束缚”住了，要求“自由行动”，有的学生还提出了“取消政治课为必修课”的口号。吴祖光还向北大学生宣传现在的电影水平太低，说现在的导演还不如他在香港时候的场记。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马路、胡沙等人。
田汉在最后发言说：吴祖光这样不老实，是过不了“关”的。辩论会还要开下去。吴祖光不要再耍花招，摸底了。底，不在我们而在他自己。党的政策，很明确的，右派分子只要彻底交代，改正错误，人民一定会挽救他，他还可以重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拒不交代，等着他的是自取毁灭的前途。（附图片）
倾盆式的谬论，如瓶式的交代 金树延作
（原载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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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妄图取消党的领导，实行所谓“艺术家治馆”
赵越右派集团受到群众批判
本报讯 中央群众艺术馆以组织室主任赵越为首的一个右派小集团已被揭露，并已陷入群众的重围。
赵越是一个披着“艺术家”外衣的右派分子，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解放后一贯对新社会不满。在馆内平时就经常用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群关系。整风开始后，他更伙同馆内右派分子赵云鹏、郑宝云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
他们攻击党的群众艺术工作方针，密谋改变群众艺术馆的组织，夺取党的领导。他们把从艺术馆到艺术局到文化部三级党员领导干部都骂作艺术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并提出了一个实际上取消党的领导的“艺术家治馆”的组织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要在艺术馆里建立一个所谓“艺术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由“艺术家”担任，而他当时所要邀请的“艺术家”，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孙家琇、徐步等民盟右派分子。
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他首先利用馆内一部分群众对住房问题的不满，鼓动群众组织起来，到文化部去闹。这时，赵越伙同赵云鹏、郑宝云等组织了三个向党进攻的小组。“宣传组”专门撰写大字报和反动文章，向“社会上呼吁”；“调查组”专门搜集工作中的缺点，供作宣传资料；“联络组”专门负责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以及全国各地群众艺术馆进行联络，以便造成全面向文化部进攻的局势。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赵越等右派分子已被群众揭发。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部艺术局的全体人员，已先后同他进行了九次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对赵越等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作了全面的揭发和有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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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报上的反右派评论
他们是赤胆忠心的英雄好汉
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不容右派诬蔑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中，曾祭起了无数股妖风，企图把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刮得天昏地暗，以便从中混水摸鱼。其中有一股妖风，是直接指向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头上刮来的。只听得祭风者口中念念有词：基层干部是“欺压人民的新恶霸”，“是井里的蛤蟆，无德无才”；积极分子“是应声虫，是戏剧中的小丑”，“是踏着别人的头皮和鲜血取得领导地位”等等。在右派分子的心目中，党和政府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一片灰黑，是肉中刺、眼中钉，非拔除不可。但是，党与广大人民和这些兴妖作怪的祭风者相反，对广大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却视如珍宝，因为他们都是赤胆忠心地维护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英雄好汉。
道理是明明白白的。
基层干部和广大积极分子，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街道和厂矿及其他基层单位中，是构成党和国家整个机体的神经细胞，是党和政府的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体现者，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最熟悉群众的思想情绪、意见和要求，最了解当地的各种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是党和政府推行工作、联系群众的绝对必需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的基石。
基层，这是我们一切工作和斗争的最前线，也就是最艰苦的地方。正是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经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在这个前线上工作着、战斗着。在革命战争时期，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曾经是坚持对敌斗争、保卫群众利益的英雄，在三大改造这个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的大变动中，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高贵品质。在生产建设中以及和各种灾害斗争中，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更处处表现了他们的模范作用。例如在最近的抢救水灾的斗争中，就出现了许许多多舍己为人的英雄事迹。
党认为只有劳动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斗争，才能真正解放自己，所以党从来就十分重视从群众中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几十年来，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千千万万的优秀分子，党就是依靠他们带动着广大群众，一步一步地取得了今天这样伟大的革命成就。所有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是党的宝贵财产，也是人民的宝贵财产，我们要十分珍爱他们，关心和培养他们，不使他们遭受无理的攻击和损害，使他们在斗争中继续不断地提高。
党和人民认为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国家的栋梁，而右派却认为是一些直到拔除而后已的眼中钉。这种矛盾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这是完全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上去看问题的。右派老爷们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也就是过去踩在工农群众头上的老爷立场），去看待工农出身的干部（也就是过去的奴隶），从阶级本能上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嫌恶——好家伙，你们这些既不识字又不通理的奴隶，竟然和我这老爷辈的平起平坐，并且还指手画脚，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老爷下了台，奴隶上了台，在老爷看来，实在是不能“顺眼”的。这只是一般的道理，其实右派分子仇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还有一种更深刻更直接的道理。如前所述，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处于斗争的最前线，因此，正是他们亲手用无情的铁掌把地主恶霸、特务反革命及其它一切破坏革命事业的坏蛋打倒的，而且打得是那样的狠，打得他们永远也不能再祸害人民了。不幸的是，这些被打倒的恶势力，却和我们的右派老爷有着血肉的联系，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朋友，有的甚至就是“亲骨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悲伤之余，在嫌恶之上又加上了一层仇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们对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自然是要加以恶毒的攻击，并当作眼中钉拔除的。这就是右派的阶级本性的暴露。但是问题绝不如此简单，这里面还有一个政治阴谋。他们很清楚，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党和政府的根基，是党和政府同群众联系的桥梁，打倒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党和政府的根基就动摇了，和群众联系的桥梁也拆除了，党和政府就要孤立、就要垮台。
党向来认为不少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有缺点的，特别是作风上的一些缺点。所以党总是经常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和提高他们，使他们更能承担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至于混入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队伍中的极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绝不能代表整个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面貌，他们甚至恰恰是和右派先生们一脉相通的坏蛋，党和政府对这种分子从来就是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加以清除的。
右派先生们，看来你们的妖风不灵了。
（大众日报8月13日社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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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程技术界的群丑
工程技术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丑恶言行，最近被中央各工业部的工作人员陆续揭发出来。这些右派分子趁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大肆攻击和污蔑共产党，妄图取消党对工程技术部门的领导。
王光莹
诬蔑“共产党变了质”
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右派分子王光莹，诬蔑“共产党变了质”，少数党员剥削了六亿人民创造的价值。他诬蔑许多共产党员部长、局长、处长和科长都“不称职”，部长只是“签字、听汇报和分配任务”，“拿不出”办法，只起个“排版”的作用。而这个前年才走出校门的见习技术员王光莹，却认为自己“能当”局长了。
王光莹把他这种反动言论看作是自己发现的“真理”。他妄想中国来个“匈牙利事件”，好来乘机“推共产党下台”。
徐伐
说思想改造“万万使不得”
冶金工业部右派分子、技术员徐伐，诬蔑共产党员是“飞黄腾达的专家”，有“朕即国家”的帝王思想，并说今天“党和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徐伐诬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知识”变成了“罪恶”，党群关系受到破坏。因此，他呼吁思想改造“万万使不得”。
徐伐还诽谤社会主义制度，说我国“愈建设愈穷”了，肃反运动
“破坏了法纪”，他并且声称要组织政党，主张中国在经济上“走美国的道路”。
王恩明
说“党根本不能领导技术”
披着中国玻璃“权威”外衣其实对整个玻璃工业特别是新品种新技术方面的知识很少的王恩明，原来是一个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在建筑材料工业部公开诬蔑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只能在山沟里打游击，根本就不能领导技术”，共产党员干部的“知识低”，不能领导知识分子，说“革命干部了解农民”，是因为“农民没有什么知识”。他恶毒地诬蔑说，共产党叫知识分子“无法发言”，向人们灌输“上云下动的传令主义”，并说“没有一个工程师是自愿参加革命的”，他自己就发挥不了“作用”。
王恩明还鼓吹美国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他说“美国什么都好”，甚至“连收发制度也比中国好”。他说“美国的黑人是天然受压迫的人，是白人的奴隶”。
陈定外
主张把党变成知识分子政党
建筑工程部设计总局工程师陈定外，恶毒地诬蔑共产党“不学无术”，“既无才又无德”，并且说
“管理国家大事民主党派不下于共产党”，叫嚷共产党应让位给民主党派。他造谣说共产党在培养两种党性：“个个是领导”和“轻视党外人士”。陈定外还诬蔑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主张把共产党变成知识分子的政党。
刘漱沧
绝口称赞葛佩琦
右派分子刘漱沧，是建筑工程部北京第一设计院的工程师。这个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在解放前积极投靠国民党政权的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机会，向共产党放出了一连串的毒箭。他诬蔑共产党已经普遍“腐化”，说“共产党再不回头，人民就会把它打倒”。他绝口称赞右派分子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反动言论，诽谤共产党员是“特务”，把接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叫作“奴才”。他把工作上的个别缺点说成“天下乌鸦一般黑”。
戴占奎
声称共产党是“民族的罪人”
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揭露的右派分子戴占奎，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颠倒黑白，诬蔑“共产党不如国民党”，捏造什么“国民党以党义治国，不是以党治国，共产党是党员包办一切，没干好事”
“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害党，害国，害人民”。他诽谤共产党是“民族的罪人”，说什么共产党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他攻击肃反运动是“捉人凑数”，诬蔑党的政策“是些笼统原则”，是“上级打样，中级抄样，下级走样，最下级就没有了样”。戴占奎谩骂积极分子是“善于奉承恭维，唯唯诺诺的人”，说选举先进工作者是“御笔亲点状元谱”，甚至无耻地辱骂接近领导的同志是“把鼻子抹上白粉、向上灌迷魂汤。”
戴占奎平时口口声声说“年老体衰”，借口这病那病，一贯消极怠工；但在大鸣大放期间，忽然年青起来，不仅在工程师座谈会上一再发表谬论，而且还经常从报纸上摘录反动言论，并拍摄机关里谩骂党的大字报和漫画，公开宣称打算写什么党的“野史”。
刘焕东
诬蔑“党把知识分子当敌人”
右派分子、第一机械工业部工程师刘焕东，是农工民主党第一机械工业部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盟员。他恶毒地把共产党比作
“狼”，把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作
“矛”和“盾”的关系，婉惜“今天群众并未像盾一样反击”共产党。他捏造“共产党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看待”。他诬蔑人民民主专政是“暴力统治”，是“以力服人”。他诽谤共产党“叫人家学唯物主义”，而自己“处理问题是唯心主义”。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