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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发出右派骨干分子一百多个
农工民主党除毒去污初见成效
本报讯 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斗争自7月3日揭发了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领导集团，建立了以季方等为核心的领导机构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地方组织已先后揭发出右派骨干分子一百一十七人。
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个集团及其各地代理人就得意忘形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活动。
首先，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秘书处长、交通部公路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杨逸棠（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李健生（农工候补中委、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王寄一（农工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钟岱（农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在中央经过策划以后，便派遣王一帆、杨逸棠、张云川分别到东北、山东、河南等地，执行反社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滥肆发展。农工民主党在一个时期以来执行了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反动的组织路线，不择手段，招兵买马，进行
“大发展”。一批历史反革命分子、一贯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分子也被吸收进党内，作为他们同共产党争天下的资本。
在北京，章伯钧、黄琪翔和李健生动员了他们的骨干分子，如张申府（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王枕心（农业部专员）、张含清（对外贸易学院教员）、陈苏生（中医研究院编审）、曾宪朴（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农工党农业部总支部主委）、李宗恩（协和医学院院长）、李万春（北京市京剧一团团长）等，在科学教育、工程技术、农林水利、医药卫生、文化艺术和妇女六个方面，邀集了很多对党不满的分子，举行了二十多次点火会，煽动反党的毒焰。与此同时，章伯钧右派集团在农工党三中全会时预埋下的火种，也在各地燃烧起来了。
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干部即乘胜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并先后于7月上半月和8月上旬揭发了另外的两个右派分支小集团——李伯球小集团和张云川小集团。这两个小集团的分子一向都是在右派分子李伯球、张云川的指使之下，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献策奔忙，摇旗呐喊的。这两个右派小集团被先后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机关反右派斗争的队伍的阵线更分明了一些。
在地方组织中，一个多月来，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很多代理人，也陆续被揭发了。浙江的右派分子李士豪（农工浙江省委主委、中央执行局委员、浙江林业厅厅长、全国人大代表）、蔡一鸣（农工浙江省委副主委、浙江省交通厅副厅长），在整风运动期间，除了在杭州到处点火外，还派干部到湖州、嘉兴去召开座谈会，煽动反党。陕西的右派分子韩兆鹗（农工中央委员、西安市筹委主委、陕西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煽动知识分子发表反动言论。江苏的右派分子邓昊明（农工江苏省委主委、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在整风运动一开始便同章伯钧南北呼应，发展反共分子来扩大他的“邓家店”，并挑拨医药卫生界同政府对立。上海的右派分子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委员、宣传处长），早在去年8月间即煽动上海国画界同政府对立，整风中又由李伯球“面授机宜”，接二连三地到处点火放毒。天津的右派分子杨济时（农工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吴孟晖（农工天津市委组织处副处长）在章、黄、李和钟岱的亲自指使下，进行反动活动。武汉的右派分子欧阳平（农工武汉市委副主任、武汉长江航管局副局长），乘“大鸣大放”的机会，四出派人到中、小学校点火，煽动文教界反对政府。
福建的右派分子李述中（农工福建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黄震（农工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农学院教授），长沙的右派分子徐君虎（农工长沙市委委员、组织处长），广东的右派分子云应霖（农工广东省委副主委、省监察厅副厅长），广西的右派分子黄现璠（农工广西省委委员、广西师范学院教授、全国人大代表）等，竟乘整风的机会，阴谋煽动知识分子、资本家等起来推翻政府，制造匈牙利事件。右派分子李述中、黄震在布置基层点火时，曾坚决表示要推翻人民政权。李述中说：“这次如果搞不成，我就逃到香港去”。黄震也说：“共产党会上山，我们就不会上山吗？”
安徽的右派分子李湘若（农工合肥市委主委）、金白描（农工蚌埠市筹委负责人）、吴建东（农工合肥市委委员、秘书处长）曾同章伯钧的反动言论一再唱和。四川的右派分子郭仲衡（农工四川省委副主委、重庆市委主委、重庆市劳动局副局长）、张明泛（农工四川省委秘书处长、成都市委委员）、姜煊（农工四川省委宣传处长）等，在章伯钧的怂恿下结成了另一个右派小集团，经常贩卖章伯钧的反动言论，打击进步分子和农工民主党内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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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让一个右派分子藏在地洞里
辽宁搜索工作取得成绩
本报沈阳讯 到8月中旬，辽宁全省的反右派斗争已在十个大中城市中全面展开。
辽宁省的反右派斗争是在6月上旬开始的。在起初的一个阶段，斗争的进展比较迟缓。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思想上麻痹，有温情主义。有的单位的领导干部，对右派分子麻木不仁，嗅觉不灵，斗志不强，决心不大，没有亲自指挥战斗。有的单位斗争刚接火，就想收兵；有的是恋情惜才，斗争不狠，右派分子一检讨，就想收兵。有的光打明显的右派分子，不注意挖掘隐蔽的右派分子。特别是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姑息迁就。这种情绪，经过省委的检查，各单位批判了右倾麻痹思想和温情主义，深入发动群众，从7月上旬以来，全省反右派斗争的形势有了十分迅速的开展。很多原来落后的地区，落后的行业和单位，现在都迎头赶上来了。据8月12日的统计，抚顺、本溪、阜新、锦州四个市投入反右派斗争的单位已由七十九个发展到一百六十个。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单位，7月10日以前，只发现了六、七个右派分子，现在被挖出并确定的右派分子已达一百个。拥有一万多知识分子队伍的鞍山市，6月底以前，认为全市右派分子只有七人，而现在，仅仅只是该市黑色冶金设计院一个单位，就出来十四个右派分子。有些大专学校、报纸、电台，经过了激烈的反右派斗争，先后揭露了企图把党赶出学校的东北工学院机械系讲师陈尚炯，妄想夺取新闻机关领导权的沈阳日报的孙北、鞍山日报的李惠众、安东日报的李兴文、辽宁广播电台的张啸虎等。
深入发动群众，机动灵活地采取各种各样挖掘的办法，把右派分子从各种“防空洞”里毫不留情的一个个搜索出来，这是辽宁省把反右派斗争推向高潮的一项重要的经验。原来认为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像省人民委员会教育厅、省委政法部、沈阳煤矿管理局等许多单位，经过深掘深挖，现在都抓出来了。一些伪装起来的“幕后军师”，像铜铅锌矿务局工程师潘宝信，过去是个“先进工作者”，大鸣大放也没有发什么言，已被揭露，原来他是个阴毒的家伙。有的本来只知道是个“单干户”的右派分子，也最后查清原来还是一小撮。像营口市卫生局副局长吴铮，原来以为只是个“单干”的，实际上，他是六个右派分子的小头目。这些事实证明了不少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时期的会议上，虽然没有露骨地发表很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他们在平时没有不是背地里刮阴风，烧暗火的，只要能够善于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在他们的知心朋友中，看出苗头，跟踪追击，右派分子还是跑不了的。随着斗争的深入，一些有温情主义或一些被右派分子迷惑而跟着他们跑的人，也逐渐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战斗，抗击了更多的牛鬼蛇神。本溪职工医院医生王振清擦亮了眼睛以后，无情地揭发了关林如等人的反动言行。南芬矿山总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揭露了右派分子用各种手段拉拢他们的卑鄙行为。
自从7月上旬以来，从全省来说，温情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克服，但这并不能说现在温情主义可以不必值得注意了。温情主义目前还是影响辽宁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发展的主要障碍，当前温情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对于比较负责的干部，人们还是踌躇不前，顾虑较多；对于所谓有“才能”的人，有些人抱着一种怜悯之心，不想触动。这些都使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有些单位最近在斗争中也出现了一些急躁粗暴的现象，有的说理不足，单靠声势压人；有的把对领导尖锐提意见的人也当成了右派。省委对于这些问题，已指示必须迅速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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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炸毁章罗联盟在四川的地堡
四川民盟反右派斗争向深入发展
新华社成都17日电 民盟四川省各级组织反右派斗争已经获得初步胜利。许多右派分子已低头认罪，各级组织正在乘胜追击。
四川是章罗集团的主要“据点”之一。以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省主任委员潘大逵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包括他的左右二膀——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民盟四川省委兼成都市委秘书主任张松涛，掌握四川盟组织向共产党展开了猖狂进攻。他们联系一批喽啰，宣传并坚决执行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提出了地方政治设计院方案。他们还派人到各基层去点火，积极执行章罗的“大发展”方针，主张不问政治条件，拉人入盟。在他们的影响下，重庆及一些县市都陆续发展了一批有历史政治问题或对共产党一贯不满的盟员。
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从7月份起，在各级机关、大专学校和中小城市陆续揭露出许多新的右派分子。例如，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省副省长罗忠信，民盟省委委员、司法厅副厅长张雪岩以及新入盟的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穆济波等。他们一贯对共产党不满，利用各种场合向共产党进攻，还经常在盟内进行小集团活动，拉拢落后，打击左派分子。从许多揭发的事实看来，他们都是潘大逵集团无形组织的成员。
在斗争开展较早的大专学校中，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暴露较为彻底。例如，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曾庶凡、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张泽厚、四川农学院教授杨志农等。这些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恶毒地攻击党委制，说党委不能领导学校，有的甚至煽动学生闹事，企图制造大民主。例如，四川农学院因迁校问题而发生学生罢课请愿的事件，就是右派分子杨志农等一手煽动起来的。
7月中旬以后，各个中、小城市民盟组织的右派分子的面貌也一一揭露出来。其中如内江的刘石夷、西昌的张剑波、乐山的盛泽荣、南充的张默生等。他们都是民盟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许多人都在潘大逵为培养放火骨干分子而主办的“民盟在职干部训练班”中受过训练，在中、小城市坚决执行潘大逵的阴谋指示。盛泽荣在“大鸣大放”中就在乐山县的中学及文教界召集了二十二个座谈会，向共产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这些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被揭露后，群众的认识都有了提高。盟员中的左派和中间分子都积极参加了斗争。有的人连夜写出书面材料揭露右派分子的言行，有的从远道赶赴城市参加会议揭发右派分子。当斗争右派分子韩文畦时，远离成都数百里的绵阳机关干部也赶来参加，使韩文畦无法狡辩。经过斗争后，各地盟组织的正气都上升了，右派分子都已经孤立起来。许多学校、机关中的民盟组织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密切了。许多人说，他们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
目前，章罗集团四川分店已初步崩溃，运动正在转向深入。右派分子也开始分化，交代了一些无形组织的活动。但有些人尚在观望，不愿彻底交代。民盟省组织的整风领导小组正在拟定步骤，准备进一步展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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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谭疯狂地攻击党和马列主义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连日向他展开斗争
本报讯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在反右派斗争中，连日来揭发并痛斥了该校普通班学员、前广西日报代副总编辑、党内右派分子王谭的反党、反中央的反动面目。
这个有二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历史、党的路线、党的生活，进行了有系统的歪曲和恶毒的攻击。早在1956年7月王谭写的入学考试论文“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心得”中，他恶毒地歪曲了党的历史和路线，企图否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同志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很快就为党中央发觉和批判，而王谭却无中生有地污蔑党中央也犯有同样的错误。王谭恶劣到捏造事实，妄图把当时王明所犯错误的责任强加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身上。
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处理，王谭也极尽污蔑之能事，企图否定中央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维护党内团结的正确决定。
今年1月，学习哲学结束进行思想总结时，他又以“要做到的一种爱戴”为题，肆无忌惮地发泄了他对党和中央的不满，继续从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以及党的生活等方面，向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他极端错误地要求党员应该“炼得出这一种‘评上’的政治品质来”，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他并沾沾自喜地说，他经过哲学和“八大”文件的学习，“初步鼓起了大胆和平权的批评精神”。他要求的是怎样一种“平权”呢？他在学习期间，不断散布对党中央和党组织的严重对抗情绪，无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要求“绝对的自由”。支部改选时，他主张不提候选人，认为那样才是“真正民主”，是“自由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王谭还提出了“十条批评提要”，作为他改造党的纲领性的意见。按照他的意见，批评的矛头，应指向党的最高领导。在这里，王谭再次用了一切恶毒的词句，对党进行攻击，说什么党内到处都是“对马列主义妄作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活动的人们”，“抱有‘伪君子之风’，和‘阿瞒之风’的人们”，“唯我独尊自专和‘甘作独夫’的人们”以及“有‘阿Q气’的人们”，等等。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正中王谭的心怀。他认为林希翎等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不能怨他们本人，而要归咎于党对他们教育不够。他还无耻地说：这些右派分子“也许几万年后会成为香花吧”。
王谭的反动言行，受到了高级党校同学们的严正驳斥。大家愤怒地指出：王谭是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我们党的急先锋，是共产党的叛徒。
王谭出身于地主家庭，曾受过资产阶级的高等教育。在他任广西省外事处处长期间，因为领导“三反”运动软弱无力，组织上曾责令他停职反省；又由于他工作表现不好，不适于做外事工作，组织上在1955年调动了他的工作。王谭从此对党怀恨在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合流，以至于最后走上了背叛党的绝路。
（卢鸣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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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为何阻碍重重？
原来是沈三多集团从中捣乱
新华社上海16日电 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为什么这样阻碍重重？经过几十天的反右派斗争后，交大广大师生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以右派分子、电机系教授沈三多为首的反动小集团趁机兴风作浪的结果。
交大迁校的事刚露风声，沈三多就说：“迁校问题将来要变。”接着他就拉拢一些坚决反对迁校的人结成反动小集团，到处造谣、挑拨，说什么“中央各部对交通大学迁校并不关心”，只是彭校长“一意孤行”。
沈三多在北京参加了国务院召开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会议，回到学校后就攻击赞成全迁西安的人是读“圣经”，是“迷信”；又煽惑说：“周总理是政治家，政治观点；我们是搞教育的，教育观点，合不来。”
在一次会上，学校教务长陈大燮主张迁校的发言刚提出，沈三多即暴跳如雷，大叫“陈教务长透露了领导意图，现在迁校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和高教部。我们讨论是白废。”他连声叫喊：“我做了傻瓜”。在几次校委扩大会上，他更气势汹汹地威逼校长彭康，要他立即作出不迁校的决议，并要挟说：“如果不作决议，也必须在结束语里说一句话，就是三天来的会议没有一个人同意迁校。”
当迁校问题被他们多方阻碍迟迟不能解决的时候，右派分子沈三多等便以为高等教育部和学校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骑虎难下”了，于是他又幸灾乐祸地叫嚷：“我们不会要小民主，而要大民主。”
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大家识破了他的阴谋，他的小集团瓦解了，并揭露出：沈三多曾告诉他的小集团的分子，他曾有计划地在一次校委会上发言，准备打乱学校分组讨论迁校问题的步骤。在某次会议上，沈三多为反迁校的意见鼓掌，是企图造成一边倒来反对迁校，来拆校长的台。许多人还揭发出沈三多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沈三多曾说，“社会主义是一只老爷锅炉，效率很低。”他曾指着交通大学外面一些小烟囱说：“把这个拍一张照片下来的话，就是中国工业化。”
和沈三多反对迁校的活动同时，右派分子、九三学社成员、动力机械系教授袁轶群与共产党内右派分子潘震苍、杨为民等也以反对迁校为幌子，与沈三多反共小集团互相呼应。袁轶群利用他动力机械系工会部门委员会主席的职权，暗自召开反对迁校的会议，并积极把不赞成迁校的人拉入九三学社，以壮大声势。袁轶群还叫嚣说：“交大迁西安，犹如点火药，随时都会爆炸。”
现在，交通大学师生对这些右派分子，仍在继续揭发和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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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粉碎“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反党手法
章罗联盟广东爪牙钟平现形
据新华社广州16日电 民盟广东省组织最近揭露了章罗联盟阴谋的执行者、右派骨干分子钟平利用民盟广东省组织进行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
据揭露，钟平利用他民盟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职位在大鸣大放期间到处点火向党进攻。今年4月他参加民盟全国工作会议回广州后，就马上召开会议传达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钟平把章伯钧歪曲毛主席关于学校党委制问题的谈话印发到基层去，并布置他的爪牙一齐叫嚣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除了布置广州各高等学校民盟支部专门煽动对党不满的人攻击党的领导外，钟平还准备在中等学校“好好去打开局面”。他在盟内提出煽动性的口号，声称要“大放大鸣、小放大鸣、不放也大鸣”，并说“组织可以保证、撑腰”。
据揭露，钟平操纵民盟地方组织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都是按他的反党集团所谓“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一方面，他公开用民盟省委名义布置下层组织“不放也大鸣”；另方面则暗中指挥他的骨干、亲信及爪牙到处点火。钟平曾秘密写信布置他的亲信、民盟湛江市委组织部长李始强，在当地中小学搜集“材料”反对共产党。李就在湛江连续召开了十五次座谈会收集“材料”，并按钟平给他的提纲将材料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寄交钟平。钟平还曾召见他的反党集团骨干、民盟江门市筹委会主任委员李有杰，面授向党进攻的机宜，并且要李“不要落后于形势”，一再给李有杰打气。
钟平还积极执行了章伯钧“大发展”的方针。他提出广东盟员要由去年的一千名发展到今年四千名的计划。
据揭露，钟平在1950年就组织反党集团阴谋夺取民盟广东省组织的领导权。他的集团不仅有组织、有纲领、有定期会议制度，还提出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等口号，不断对党员领导干部和盟内进步力量加以打击。1953年，这个反党集团被初步发现后，钟平便把过去“亲自上火线，全面进攻”的策略，改变为“进得无形、退得无形”“以退为进”，并把开会活动方式变为多用单线联系，以掩人耳目。同时他在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农学院等高等学校民盟支部以及佛山、江门、湛江、汕头、韶关、海康等县市组织，设法支持掌握领导权的右派分子，或把自己的亲信和爪牙安插到领导位置上，以培植势力全面夺取民盟组织。在去年民盟省委改选时，钟平别有用心地提出右派分子林孔湘和可为他利用的吕燕华、朱静涛等人为省委委员。现在这些人都已成为竭力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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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神圣党报岂容任意篡夺
武汉新闻界揭发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武汉17日电 武汉市新闻、出版界一批右派分子在群众的揭发下，现出了原形。
据揭露，在湖北日报担任编辑委员兼时事部主任的张醒钟，是一个公然背叛共产党并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起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张醒钟为了拉拢群众同他一起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甚至不惜出卖共产党的机密，企图把自己领导的时事部搞成“独立王国”，对抗报社的领导。当右派分子提出要“选举编委会”企图以此来篡夺报社的领导权时，他大为欣赏，表示“完全同意”；并且散播谣言说，共产党员要全部撤出北京的光明日报。在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支配下，张醒钟认为新华社的消息是“没有意思”的，曾经好几次从版面上把新华社发的消息抽下来，换上香港报纸的消息。在鸣放期间，他还发动时事部的工作人员出大字报，要求召开职工代表会，并公开号召时事部的人到代表会上去攻击共产党。他说：“你们大胆放吧！过去有文字狱，现在不会要你坐牢！”
湖北日报社的另外两个右派分子宋西和谷深沉，进攻共产党也是非常猖狂的。宋西是副刊部副主任，在报社的职工代表会上，他曾经公开攻击共产党说：报社领导上“什么主义都有，就是没有马列主义”。他还对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和省委宣传部长曾淳进行了诬蔑和攻击，说他们“不管事”，“当官去了”。经常以“大记者”、“大编辑”自居的谷深沉，在鸣放期间除利用采访机会在学校点火放毒外，并且在报社内最先提出了“选举编委会”的“建议”，到处宣传要办“同仁报”。他公开宣布说：“无论怎样批判，想叫我割断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是不可能的，从旧社会长大的人怎不留恋呢？”
武汉新闻、出版界在最近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中，还有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李兆民，以及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汪诚（出版社民进组织的负责人）和吴文蜀（出版社民建组织的成员之一）等。汪、吴曾公开诬蔑“肃反”运动，为胡风等反革命分子辩护。李兆民竟公开诬蔑反右派斗争，说“反右派斗争是肃反错误的继续，仍是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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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双手染满革命者的鲜血 解放后又多次策动旧部叛变
蒋云台反革命行为遭到痛击
本报讯 甘肃人民正在声讨省民革常委蒋云台。
整风期间，蒋云台以“起义军官的代言人”的姿态振振有词地向党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击，硬说“共产党有政策，有诺言，但是没有实行”。他并夸大其词的说“可以到定西打问一下，哪一个起义的没有坐过牢？”“边仙桥当土匪是政府没有说几句温暖话，硬把他逼上梁山的”。蒋云台用这些话来煽动起义人员对党的不满，阴谋策动他的旧部叛变。
连日以来，从省政协、省民革一系列会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来信，所揭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蒋云台是一个靠反共起家、杀人如麻的魔王。远在红军长征时，他就亲率人马，截堵腊子口，死守岷县五十八天，力阻红军北上，因此，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一跃而为伪一六五师的副师长。抗日战争初期，他驻扎在陕甘宁边区的定边时，搜刮民财，强奸妇女，放赌贩毒，无恶不作。1943年他又是镇压洮河流域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以农民的鲜血给自己染大红袍，当上伪新三师师长。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军甘肃时，蒋云台率领伪一一九军负隅顽抗。溃败以后，他把部队龟缩到武都山区，继续组织陇南兵团，企图垂死挣扎。最后，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起义。
对于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人，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不咎既往，给他以独三军军长的职位。后又让他当参事室副主任、省体委主任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政协常委。按理，他应该革面洗心，向人民赎罪才是。但是事实不然。从起义的那天起，蒋云台就苦心积虑，在他的军队里安插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同时又放走了一批特务，并阴谋策动起义部队叛变。1950年1月，独三军第九师由武都向西移防时，蒋云台指定师部及所属的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驻西和，偏把该师装备较好的骑兵团指定驻在远距师部百余里的礼县罗家堡。4月初，骑兵团阴谋叛变，现在，据蒋云台的旧部“师长”杨伯连检举，这次阴谋叛变是奉蒋云台之命的。驻在西和的二十五团也曾图谋叛变，事后查明，叛变是由西和县的红帮头子、蒋的密友赵寿山勾结二十五团少数坏分子策动的。蒋云台不惜力竭声嘶为他们呼冤的一些人实际上都是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犯。如边仙桥，1949年被迫起义后，他奉蒋之命到文县、碧口、青木川一带纠合地方武装，收编土匪，联络帮会，进行反革命活动。1950年边仙桥复员时他又和蒋云台作一次密谈，蒋向他面授机宜，要他“沉住气”，说“一人一条命，穿过二尺五的人还怕死么？”最后蒋还赠给他一匹马。边仙桥复员到家之后三、五天，就跑到甘南当土匪，接受美蒋特务空投的枪弹和通讯器材。最后他被解放军击毙了。解放八年以来，蒋云台还不断同一些反革命分子勾勾搭搭。特务王禹登逃往台湾的前夕，曾专诚登门拜访蒋云台，声称要保蒋云台为甘肃的“剿匪总司令”。反革命分子张彦三被捕之前，也和蒋云台过从甚密。蒋经常鼓励张说：“把心胸放宽些，把眼光放远些”！几年来被镇压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如曹建群、张正祥和杨鸿义等皆为蒋的亲信，经常出入蒋的家中。蒋云台不仅仇恨共产党，而且还仇恨和打击民革组织中的进步人物。在民革省委中，他勾结王治岐（省民革副主委）、俞方皋等，搞小宗派活动，打击积极分子，企图篡夺民革的领导权，以便进一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甘肃人民决不让蒋云台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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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公敢公然敢包庇反革命
福建民盟叉着了这条凶恶的毒蛇
本报讯 章罗联盟的福建据点、数十年来一贯反共的右派分子、民盟中委兼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省司法厅厅长何公敢的反党、反人民言行，在民盟省、市委和省司法厅分别召开的多次会议上，被彻底的揭露了。何公敢公然散布所谓“全民民主”的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反动政治主张，恶毒地企图把民主扩大到反革命、劳改犯身上去。作为一个司法厅长，他对一个杀死过革命同志的反革命分子王钦妹，竟认为“只有落后言行，应当无罪释放”；军统特务黄光裕也在他庇护之下，逃到香港转赴台湾；混进北京师大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头子王调勋的姘妇谢昕，在北京也找上门来要求何公敢为她“平反”。
何公敢还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说什么“我国资金少，人材缺乏，要用最大利润鼓励资本家开办工厂”。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何公敢将我们造鹰厦铁路和秦始皇造万里长城相比，把修建鹰厦铁路说成强加于人民的苦役。
何公敢一向吹嘘自己是“革命四十年”的人物，但是，据民盟省委秘书长吴从征揭露，远在二十年前何公敢就在菲律宾出版的“新闽日报”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何公敢在这篇文章里咬牙切齿地狂喊“驱逐”、“扑灭”共产党。
在1924年，他曾创办“孤军杂志”，宣扬法西斯主义；1925年组织“独立青年党”，并公开叫嚣：“独立党要防止中国的赤化运动，要有意大利棒喝团的威力和美国三K党的精神。”
临解放时，他反对民盟三中全会通过拥护中共实施土地改革法的决议。解放后，何公敢通过特务郑建白和张东荪有过密切联系，并且要求民盟承认他所收罗的一些反革命分子组织所谓民盟地下小组，企图保存反革命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