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高校领导制度要贯彻党的领导要加强
许崇清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中，我听取了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更系统地、更清楚地看到了几万万劳动人民几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劳动、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各项伟大的成就，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我深感满意。在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批判右派，都十分严肃而认真，所提出的各方面的工作计划，连同今后改进工作的方针和意见，以及所拟议采取的各种措施，都十分恰当，我完全同意。
我现在要谈一下我们现行的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的问题。
近来右派分子反对我们现行的高等学校领导制度，说它不“民主”，要用另一种他们认为“民主”的制度来代替它。这种荒谬绝伦的想法里包藏着的右派分子的用心是瞒不了人的。
我们现行的学校领导制度，是完全符合于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的很好的一套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而企图推翻它的那些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无论那一种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总脱不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都不外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陈腐的旧民主、假民主，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所不可能有的广大的民主。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右派分子是在与那些反对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的他们的同谋者互相策应，从学校这条战线上来向我们进攻。
学校领导的制度和性质是由学校工作的特点决定的。学校的教育和教学工作，方法、方式多而复杂，各种工作人员的专长和熟练程度不一样。这一切都需要熟练更大、区别更细的领导。还要看学校的规模怎样，领导范围也有所不同。学校领导工作，是十分复杂的。
我们现行的学校领导制度是校长个人负责的单一领导。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个人负责的单一领导，是紧密地依靠全部工作人员的集体和全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首创性的单一领导。
这种领导在组织上有三项原则。一、领导者对整个学校，对整个学校的全部工作，对整个学校的每一部分工作负全责，同时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对他自己所担任的工作负全责。二、领导要具体，要切合实际，要有事实根据，要掌握工作的全局。三、要检查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为领导正确创立条件。
这些原则是组织真正有效的领导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要求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如果不能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甚至制度都不会减少工作中的脱离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我们的领导即使形式上是集体的，实质上还是少数，甚至弄成个人突出的领导、反民主的领导。
为了贯彻上述原则，在我们现行的制度里，校长在自己的工作上首先就是配置好他最接近的辅助者，教务长和总务长，进一步就是配置好各个学系的系主任。在实行二级制的学校，兼任教务长或总务长职务的副校长是辅助校长实行单一领导的最接近的辅助者。兼任教务或总务的副校长与教务长或总务长不同，在于副校长是直接由上级领导机关任命的，在职务上与校长一体对上级负责，而教务长和总务长乃至系主任，则由校长荐请上级委任，或经上级批准校长聘任，在职务上个人对校长负责这一点上，在有副职的场合，他们当然也是共同对校长负责的。他们在自己所管范围内，也要遵行上述三项原则，紧密地依靠全部工作人员的集体和全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首创性来进行领导工作。
校长为了做好领导工作，再进一步就是正确地配置各个部分的工作人员，合理地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都能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领导他们在对工作中的缺点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和整个集体共同工作。这是校长组织全部工作人员集体发挥合作互助的精神，协同工作的一面。
但校长在工作上还要依靠集体的帮助。在单一领导原则的贯彻执行上，这又是极其重要的另一面。因此，我们在学校里，还设置了校务委员会，作为校长的谘询机关，集体地帮助校长贯彻执行单一领导的原则。
校务委员会的委员包括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人事处主任、系主任、教研室（组）主任、教授代表和校内公共组织的代表参加在内。这个委员会以校长为主席，定期召集，讨论学校行政上和教育、教学上以及科学研究上的重要问题。校务委员会又名学术委员会。有些学校，因提出讨论的问题性质不同，把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成分也区别开来，组成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也是可以的。
校务委员会就所讨论的问题作出决议。这些决议，在我们现行的制度下，是要经过校长批准，才能实行的。但我认为，这些决议，既然是集体的意见，学校领导者是应该更慎重地加以处理的。如果校长不同意委员会的决议，不便执行，就应该把自己对问题的意见报告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如果不同意校长对决议的修改或变更，可以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意见，上级领导机关就可以纠正校长的错误处置。校长是应该极力把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得好，使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和教学工作人员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在业务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的集体。这个委员会虽然是校长的谘询机关，但它既可以作出决议，并且校长如果要修改或变更它的决议，而委员们不同意校长的所为，委员们还可以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意见，请求纠正，校长的错误就可以得到处理。而如果校长与委员们有什么争执，也可以从上级领导机关得到公正的解决。谘询机关也可以起决议机关的作用，而且是更好的作用。这样做，就更适合我们目前学校工作的特点，对校长个人负责单一领导，帮助就会更大。右派分子主张把它径改作决议机关，那就是把整个领导制度剥离它本来的组织原则，改变校长的职能，改变整个领导制度的性质。
此外，还有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建立在学校里的基层，学校领导依靠他们的帮助，也可以调动各种力量和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来为提高学校工作的质量而努力，并对学校工作中的缺点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与学校工作中一切缺点作斗争。
至于学校外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人士，学校领导依靠他们，还可以唤起各界人民注意学校的工作，关心学校的发展，支援学校的事业，为了办好人民的学校，这更是莫大的帮助。
总之，学校领导依靠集体的原则，应用得越广，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越好，领导的单一制原则就越能真正地实现和巩固，学校的工作任务就解决得越加成功。这是我们现行的学校领导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民主集中制度的优越性。这个优越性我们必须力予发挥。这个制度我们必须力加维护。
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制度对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国家政策的服从性。学校教育是要遵照社会和国家政策的任务所指导的目标来指导年青一代的发展的。学校教育不能离开社会和国家政策的任务所指导的目标而独自发展。学校教育也只有遵照社会和国家政策所指导的目标来指导年青一代的发展，才能成全自己的发展，这是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也是人们的发展和教育所必须遵循的道路。
党对学校教育的领导还要加强。学校的党组织在学校里还要更加大力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右派分子要我们的学校教育脱离党的领导，是要使已踏上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我们的学校教育，又复陷入各自为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的乱局，摸不到出路。几年来，全国教育工作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多少艰辛，所得到的一切成果，将由此而被从根摧毁。在右派分子对我们的这样的挑衅行为上，我们可以领会到我们的教育事业，也要通过复杂的矛盾斗争，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
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工作中，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国家建设任务对学校教育的质量要求的增长同它现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的产生同保守心理和旧时代的旧传统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正视的。这些矛盾，是极其复杂的，决不是改变一下各级学校的毕业年限就能克服，而是要坚定地通过根据正确的教育政策来进行的经常的革新和改进的工作实践，经常地提高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教育科学水平以及其他各部门的科学技术水平，经常地检查他们学习先进经验的成效，经常地研究他们的先进经验，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并在他们当中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步一步来克服的。这些矛盾的克服，应该就是我们全国教育工作者当前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矛盾的克服，在各个学校就应该成为各该学校的全部工作人员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就需要民主，需要集中的领导。领导整个学校集体，调动一切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首创性，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来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共同斗争。这当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几年来，我们还未把我们的领导工作做好，还未把这种本领学好。但我相信，这种本领是可以在我们的自觉的思想改造、理论学习和经验积累的进程中，更快的培养起来的。
全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光辉的指示，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斗争，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以求胜利地达到更巩固的团结。这个斗争，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进程的实际影响将增长到无可计量。随着这个斗争的胜利，我们的知识界将更认真的获得更深刻的改造，逐步地形成为新的知识界，人民的知识界，与工人、农民血肉相连的知识界，我们的知识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将与过去和现在都大不相同。知识分子与人民，与工人和农民结合起来，将成为强大的力量，对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创造影响的可能性将更加扩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一定能够胜利前进。
只有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我们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才是我们的唯一正确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是必须坚持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分割的领导。
第8版()
专栏：
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应当改变
叶圣陶在书面发言中说，书面语言马虎不得，人家了解你的方针政策办法全凭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
我拥护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和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秘书长的报告。
今天我发言只说一个意思，希望机关团体注意所发的各类公文。公文不一定要好文章，可是必须写得一清二楚，十分明确，句稳词妥，文体通顺，让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你说的是什么。
我常觉得有不少的公文不能做到这一点。插一句，我说的是不少的公文，不是所有的公文。那些公文写得含糊草率，人家能大致了解它说的是什么，可是不能不折不扣地了解，还得自己去揣摩。
不妨想一想所以要发公文的用意。发一件指示，说的如果是方针政策，那就是要看指示的人了解这个方针政策。发一份通知，说的如果是具体办法，那就是要看通知的人了解这些具体办法。此外如写请示报告工作总结之类，无非要叙明主要的情况，从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教训，商量或确定以后工作的途径和方法。这些公文能含糊草率吗？一含糊，一草率，人家就可能这样了解，也可能那样了解。换句话说，一含糊，一草率，就伏下了错误了解的根。可是方针政策绝对不能让人家错误了解，具体办法也不能让人家错误了解，错误了解的后果总是实际工作上的损失，而且决非小损失。因此，明确通顺是极端必要的。
要做到明确通顺，必须把意思想清楚。没想清楚，即使是文章大家也做不到明确通顺。想清楚了，公文的组织结构自然就是意思本身的组织结构，这才能做到有条有理。想清楚了，哪一段哪一句该怎么样说，该用怎么样的语气和词儿说，自然都有数了，这才能做到造句遣词各得其当。组织结构有条有理，造句遣词各得其当，这样明确通顺的公文，才能让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
我说有不少的公文不能做到明确通顺，很抱歉，我没法在这儿举实例，多举太麻烦，举少了又挂一漏万。我只能说一说那些公文的一般情形。那些公文大都条理很乱，思路纷歧，前后不连贯。换句话说，那些公文逻辑性很差，不像算式那样，一步顶一步推演下去，毫不含糊。应该在头里说的，放到中段去说了。前边说过了的，后边又说了，而且说法跟前边有些出入了。完全不需要说的，也无根无据地说进去了。前边明明交代，分三项来说，说到后边，却只剩两项了，而且两项的次序颠倒了。诸如此类的情形都是条理方面的缺点。其次，那些公文大都把意思随便纳入已成熟套的语句形式，不肯努力找出表达这个那个意思最恰当的语句形式。这样办，省事固然省事，却损害了意思，形成公式化。造句遣词是极度地自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考虑适当不适当，用得上用不上。指的是同一对象，在一件公文里竟用上好几个不同的名称。虚词，条件语，形容词语，用得非常慷慨，以多为胜。有时候却又非常吝啬，一个非用不可的“的”字或“了”字也舍不得用。诸如此类的情形使公文的语句违背了语法修辞逻辑的规律。
这样的公文算不得好文章是当然。算不得好文章，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想到方针政策的贯彻，具体办法的实施……关系就大了。人家看了这样的公文，要是了解得不透彻，甚或得到错误的了解，那是多么严重的事啊！
就表面看，公文不能做到明确通顺，似乎只是能力问题，笔下不济事，自然写不好。其实这里头还伏着个认识问题，就是说，对于公文的作用和要求，看法不怎么妥当。那种看法认为只要头脑里想得差不多就成，至于怎么样表达出来，把它固定在公文上，不妨随便。不知道无论你头脑里想得怎么样，在没有说出来或写下来的时候，人家绝对没办法了解。人家除了当面听你口说而外，只有凭借你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才能了解你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好比一道桥梁，而且是唯一的桥梁。公文的作用既然如此，对于公文的要求就不能不严格，必须确切地表达出头脑里所想的，不折不扣，恰如其分。那种看法刚刚相反，不看重公文的桥梁作用，对于表达不作严格的要求，以为不妨随便，我说它不怎么妥当，原由就在此。听说有少数几位同志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怎么写都成，没关系，下边总能够体会咱们的意思”。这就是那种看法的实例。
由于看法不怎么妥当，从起稿到定稿就有如下的情形。按理说，一件公文，应该在考虑到成熟的时候起稿，应该由了解得最透彻想得最清楚的人执笔。在那样的时候由那样的人执笔，形式跟内容大致能够相符，再加上些斟酌损益的工夫，很容易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可是有不少的公文，还没到那样的时候就起稿，执笔的并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了解不够，想不清楚，只因任务交了下来，不能不硬着头皮执笔。稿子起好之后，当然要经过好几回讨论和修改。可是初稿已经把格局规定了，如果格局不怎么像样，尽你加工也很难使它完善，还不如另起炉灶。另起炉灶不免麻烦，为了省事，还是在初稿的基础上加点儿工，将就过去。这是一种情形。还有，公文稿在传阅研究的时候，有的人在上边签点儿意见，有的人就动手修改，加上几句，删掉几句，改动几个字，或者把原文钩来钩去。要是个个人都有全面观点，在一处地方提意见或在一处地方改动，都能照顾到全篇，照顾到别人的意见或改动，那当然没问题。可是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多数是只顾局部，忽略全篇，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最后整理的人可苦了，他要把这个人那个人的意见或改动都容纳进去，至少要尽量照顾到，真比缝一件百衲衣还难。这又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公文稿经过好些人提意见或改动之后，不再仔细整理，只把可以采纳的意见吸收了进去，就此缮印发出。在以上三种情形之下定稿的公文，质量不会怎么高是注定的。
要提高公文的质量，首先要解决发公文的人的认识问题。解决认识问题也不难，只要记住一句话：人家了解你的方针政策具体办法之类全凭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所以书面语言马虎不得。其次，公文从起稿到定稿的过程应该注意。要在考虑到成熟的时候由最适当的人执笔，好些人参加斟酌损益，人人要就全篇着想。又其次，凡是触及公文稿的人要在语法修辞逻辑各方面用点儿功，不光是看些书本，尤其要注重实践。这也是写好公文的必要条件。
公文在实际工作中既然是非要不可的东西，就得把它写好。要求把公文写好决非文牍主义，随随便便写公文发公文才是文牍主义。说到发公文，我以为应该按照通常应用的“可×可不×，不×”的公式办事，可不发的就不发。如果可不发的也发，非但徒乱人意，而且妨碍实际工作。文牍主义被认为不好的主义，这是原因之一。
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是新社会的一个道德条目。要求把公文写好，是为工作着想，也是为看公文的人着想。这本来是分不开的，必须让看公文的人了解得清楚透彻，工作上才会有好处。说到为看公文的人着想，还有些小节目可以说的。譬如，为了节省看公文的人的精力和时间，公文就该尽可能写得简而得要。一层意思可以用两种说法表达，一种明快，一种晦涩，就该采用明快的一种。考虑到繁复的句子形式可能引起人家的麻烦，就该把它化开，化成并不损害原意的几句。考虑到哲学书籍上的那些词语，仅仅流行在小范围内的那些“行话”，人家不太熟悉吧，人家可能发生误解吧，就该尽量少用，到非用不可的时候才用。诸如此类的做法，对于看公文的人有好处，对于工作当然也有好处。
到这儿，我的意思说完了，敬恳各位代表指教。如果各位代表认为有些中肯，就请大家来鼓吹和实践，注意有关的机关团体所发的各类公文。还有一点，我既然把话写下来，大会秘书处既然把我写下来的话印出来，各位代表看这份印刷品尽够了，因此，我不再把它念一遍了。
第8版()
专栏：
进一步开展地方志工作
王祝晨的书面发言
去年六月我在本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早早动手编辑地方志”的倡议，曾引起全国各地的热烈反应。北京、上海的各大报刊先后发表了若干有关地方志问题的论文加以响应。有些省份如湖南、湖北、陕西、山西、云南、四川乃至厦门市等处，业已分别着手进行中。
我们山东已于一九五七年二月成立了“山东省地方志资料集征委员会”，开始进行省志资料的征集工作。数月以来得到省内省外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并已收到各种体裁的来稿一百多件，共计有二十多万字。同时有些老革命同志，对于如何编好山东省地方志问题，提出许多具体而宝贵的意见。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已在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向我省各专署、市、县人民委员会，省直各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了关于进行地方志资料的通知，要求各县建立征集组，广泛地展开工作。并决定编印一种内部刊物“山东省志资料”，作为征询群众意见，发表示范性文稿，指导工作交流经验和推动这一工作的工具。我们这一项初步经验希望得到全国各地关心地方志问题先生们的支持和援助。
今年三月全国政协开会时，湖北省文史馆的沈肇年先生在大会上介绍了湖北省方志工作的情况。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三位先生又就继续编纂地方志问题，联合提出八项实行纲要，我们完全同意。为了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展开地方志问题的宣传酝酿工作，余修副省长本年四月一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为什么要进行地方志资料征集工作”的号召，我又发表了“编辑山东地方志的初步办法”的短文。为了在全省范围内引起大家的重视起见，并把去年以来全国各大报刊所发表的有关地方志问题的文献材料，编印成“地方志论文集”一种，在山东省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及全省档案工作会议上发给与会人员，最近又发到各市、县有关部门，供大家学习参考。
现在我想就进一步开展地方志工作，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要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负责指导规划这一长期的、艰巨的科学研究工作。最好能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有关部门承担这一光荣的任务。因为他们的基本任务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全国，加强学术领导”。而且他们掌握了最具体的科学研究材料和各种专门人材，既可减少人力物力的重复浪费，又可把科学研究工作深入地联系群众，还可以作好中央与地方在学术工作上的交流与沟通。
第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地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地方志工作会议”，以便统一规划出如何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地方志工作的具体方案。
第三，地方志工作是我国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项工作应该正式列入国家基本建设的计划与预算之内。我以为各省市都可以成立专门性的工作机构。凡设有综合性大学或有师范学院的地区，都可以适当地吸收并动员他们的力量参加这一工作。像山东师范学院的地理、历史、生物、中文各系的师生们，就都愿意和我们合作分别承担“山东地理志”、“山东生物志”和山东近代革命历史的撰写工作。山东大学和青岛市同样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在地方上也可以充分地动员老年知识分子、中等学校的师生和小学教师们参加到这一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工作中来。
第四，地方志包括历史和地理两部分，我在“早早动手编辑地方志”的发言中曾说：“在今日编辑地方地理，极为需要，但中央掌握材料较多，应由中央编辑。”那是，因为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内务部内户群（54）字第伍陆玖号函复我的意见中提到“保密性质”，我才那样说的。距今将近三年，地方地理仍未出书，教育部乃号召各省师范学院担任这一工作。惟师范学院向各部门征集材料时，仍被各部门以“保密性质”拒绝供给。山东经德国尤其日本调查的极其详细，由它们发表了的书报和保藏起来的秘密资料不知多少。我们盼望中央早日确定保密的标准与范围，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否则地方地理的编辑，将无法完成。中小学教材应有全国统一的教材，亦应有地方特殊的教材（包括语文史地及其他）。前者应由中央主编，后者应由地方自编，一方面培养爱乡爱国的心理，一方面培养适应环境的知识技能。如各地方乡土教材无法编辑，在教育上不能不算一大缺陷。这是中央应该加以注意的。
第8版()
专栏：
她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大代表吴贻芳访问记
本报记者 傅冬
在人代会上，遇到一位江苏省的代表。他说：“吴贻芳在我们小组的发言很好，给我的启发很大。”
六十四岁的吴贻芳先生，在金陵女大作过二十多年的校长。
吴贻芳先生很痛快，一见到记者，就开门见山地说：“右派分子口口声声说拥护共产党，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他们就这不赞成，那不同意！在小组会上又推说自己检查不出自己思想的毛病，要别人帮他们找毛病的根子。有的右派分子说自己思想一天一个样，把改造说得容易的了不得。”她感慨地说：“要是老这样，那一辈子也查不出毛病的根子！改造是一场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哪里那么容易！”
我请她谈谈自己的体会。
她谈起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
那时候，好些人批评在教会学校作事的人，是给帝国主义服务的，给帝国主义培养奴才。她听了这种批评，非常生气。她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办了几十年学校，为的是叫女子也能上大学，也能到社会上作事。这怎么能说是为帝国主义培养奴才呢！再说，日本飞机轰炸得最厉害的时候，她都没有叫在学校里挂美国旗。不管怎样，至少爱国思想、民族意识，这点总应该肯定吧！
有一天，一个同志好心地来帮助她，为了提醒她，说了这么一句：“很多在教会学校作事的人有买办思想，你也可以检查检查！”她一听更火了。买办？她可知道买办是什么样子，就像美孚洋行经理那副鬼样子，自己怎么会是那样的？这样一来，她更不动脑子了。
陈一凡教授（金陵女大中国语文系的系主任）有天对她提了一个问题：“皖南事变以后，你怎么想的？你那时有没有想过中国人民的前途？”这一问，倒真把她给问住了。那一夜，她整晚没阖眼。她翻来复去地想，皖南事变后在成都，天天有人给她寄新华日报，可是她连看都不看一眼。自己把自己圈在教会学校的围墙里，只要学校整得有条有理，美国继续来经费，自己地位没问题就行了，管它外面闹成什么样子！外面打得你死我活，也与我无关！她问自己：这不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是什么？这不是把学校当成文化租界是什么？这不是与人民隔绝又是什么？学校事事都得听美国校董的话，美国人说什么是什么。学校里讲的念的，好些都是原封不动地从美国搬来的教材，连社会学都念的是美国原文书。学校的美国先生多极了，好些系主任和教务员都是美国人。这不是传播美国文化是什么？学生们满嘴洋文，她们羡慕美国，向往美国，谈起来什么都是美国的好！是的，自己整天也给学生讲要为社会服务，但究竟为什么社会服务？服务的对象究竟是谁？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勃发的时候，学生的情绪激昂，要罢课、游行，自己却劝她们安心在校读书。这怎么能对得起人民！这么一想，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立场是有问题。这不是买办思想是什么？自己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又是什么？她羞得抬不起头来见人了。
“当然，思想改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几年，经过几次大的运动，加上自己也常出去跑跑，认识上稍稍提高了些。”吴贻芳这样说。
1953年，她和一些江苏省的政协委员去参观淮河的三河闸。那里的几万民工见他们去了，高兴得不得了，给他们说东道西。老乡说，他们那里十年九不收。他们盼呀！盼呀！盼了几辈子了，盼望能有个闸。国民党时，说要建闸，可是建了几年，只打了几十根桩子。而现在不到一年工夫，这座闸就要建成了。同行的一个民族资本家听了说：“现在我亲眼看到人民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他看到了他的工厂上缴利润用在那里了。一位曾在国民党监察院作过事的政协委员谈起了解放前运河决口的事。那次他去调查灾情。当地的老百姓哭着对他说，当发大水的时候，远远来了一条轮船。老乡见了，都高兴得叫起来了。那知道轮船把“导淮委员会”的官员接到船上，就调转身走了。任老百姓哭死、喊死，也没人理。哪像现在政府这样处处为老百姓打算呢！
头年，吴贻芳去日本访问。见到许多最近来过中国的日本人。那些日本的教师、工人、职员、资本家，都异口同声地对她说，中国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那么烂的摊子上，作出这样的成绩，真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他们称赞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成就，他们特别谈到了中国人民道德面貌的改变。中国没妓女了，没当铺了（日本当铺很多），住旅馆，不关门也不会丢东西。一位公务员访问中国以后，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送给吴贻芳。书中有一段这样写着，中国人过去遇到困难，总是说：“没办法”，现在他们说：“有困难，但有办法克服”。新中国的人民自豪地说：“我们要让高山低头，我们要让河水让路。”他们很愉快地在为祖国劳动着。
她说着从文件袋里拿出两张纸来，她说：“这是我的发言提纲。我准备在小组会上谈谈我听周总理报告后的体会。”我看了一下，见上面写着：
“成绩那里来的？靠党的领导。如农业增产、战胜灾荒……没党领导不可能。
党领导成功的原因：
①大公无私 ②辩证法……”
吴贻芳见我看完了，忙说：“这几年自己觉得不管怎样，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这点没问题了。可是事实上遇到具体问题，思想感情还离得老远呢！”
她说，这一次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时候，开始她就没注意，没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阴谋。接着她又谈到6月初，当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那篇社论后她的心情。她说当时她担心极了。在江苏省委的一个座谈会上，她问省委，是不是要“收”了。她关心地说，北京和江苏的情况不一定完全一样。省委应注意省里的具体情况，过去提的意见，能执行的马上执行，不然群众不敢提意见了。而且会怪共产党！
“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而当时确实是那样想的。自己还觉得是为了爱护党才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是对正确反批评的重要性认识得不够。我这种思想，到北京后，经过小组讨论，加上看了许多人民日报的社论，特别是听了周总理的报告，脑子才算开窍了。你说，要是对右派的反动谬论不进行批判，好些人弄不清是非，立场不坚定的就会跟着右派分子跑，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大的原则问题错了，一定得批判。”
谈到了“民主”这个问题，吴先生说，周总理报告里，这点说得透彻极了。她说，她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常听见学校的教授和同学说，某某议员是什么大公司的老板，某某议员是什么地方的大地主。他们常常在议会上吵架。比如这个作植物油生意的议员主张降低黄油价，而那个养牛的生产黄油的地主议员死不同意，这样他们就吵起来了。这就是美国的“民主”。而我们呢？事事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我们要让六亿人民有饭吃，有工作做，这是真正的民主，这是最大的民主，而好些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常闹不清楚，想问题总忘了六亿人民，老想着自己个人。
她还谈到另外一些问题，她说那些问题她在思想上也渐渐明确起来了。可是在小组讨论会上，有时自己的发言还不那么坚强，还不能撕破面子，脸对脸地批驳右派分子。这说明自己的主人翁责任感还不够。
吴贻芳停了一会，又接着说，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光说不作。好些人一天到晚嚷嚷：“理论要结合实际呀！”实际呢？他们只“懂”了“理论结合实际”的理论。他们站在岸上看工人、农民向社会主义划船，他们指手划脚，却从不动手。有些人好一些，上了船，但也只是站在船上看风景。这怎么能行呢！
她说，社会主义这一关对知识分子是个重要的考验。
讲到这里，她说了一个故事：
有人曾经问过小托尔斯泰一个问题：“你是旧俄时候的文人，你怎么能在苏维埃政权下得到那么大的成就？”小托尔斯泰听了马上说，当我认识了新社会，接受了新思想，我就把我的整个身心，整个思想感情都投到里面了。”
“好些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这个。改造是一辈子的事。我一定要继续努力自我改造，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她这样表示。
吴贻芳现在是江苏省的副省长。她回忆着她走过的道路，联系到周总理的报告，她说：“共产党的大门对所有的人都是开着的。任何人犯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那人民和党是欢迎他的。”她说，这点她在工作中体会很深，这点深深地感动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