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尖锐”的背后
辛未艾
在象棋中，紧挨着“将”、“帅”的是“士”、“相”。出主意，想办法，草檄作文，侃侃而谈，这该是“士”的专长。他不会做菜，但是会点火；他不会种田，但是会播弄是非；他不会开机器，但是会摇羽扇。在事情还没有动手做，或者已经开手做、还不能看出苗头来的时候，他会用娓娓动听的话打动人们的心，吸引几个听众。屠格涅夫的罗亭，原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多余的人”。然而当他刚刚在玛里雅·米哈伊洛芙娜的别墅的客厅里露头角的时候，没有几句话，就把一个善于挖苦人的怀疑主义者压了下去；使那个家庭教师钦佩得五体投地：眼睛老是盯着他看，听着，对方有没有发出警句隽语来；那个天真无邪的那塔莎也为他而迷惘起来，竟把热爱着她的人也疏远了。
于是自认为才能超过罗亭的人，就真的以为天下的兴亡都系于他一身了。他是宙士，他是泰坦。他的左手一指，马上会起迅风急雨；他的右手一挥，立刻能移山倒海。
高尔基在长篇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中，插叙过这样一个比喻：有一只苍蝇，蹲在牛角上，跟着牛下田去。当牛回来的时候，苍蝇就得意洋洋的叫道：“我耕田回来啦！”
苍蝇还是蹲在牛角之上，才有这种想法。但是有一些士君子们就在脚下毫无什么凭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奇想。工人阶级算得什么，知识就是我们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白纸上几个黑字……
他们认为，要有这种气魄，才算是“左派知识分子”。文汇报上，有一篇以“读者投书”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就这样说过：在今天，我们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愿意靠拢党，跟着党走，做个左派的知识分子，问题就在于：今天应该如何去理解左派二字的涵义。为了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许多人都开口了，把积压多时的衷曲吐露出来，有不少意见，确是道人所未道，言人所不敢言。……如果以左、中、右三派论人，这应该是左派无疑。……但也有人说，意见尖锐的是右派，能够反驳尖锐意见的是左派，如果真的这样，那么“鸣”“放”者就要心虚了：尖锐不如平稳，平稳不如缄默，其结果是：矛盾停止揭露，整风失去意义。
原文还要长些，这里只把最紧要的文句集纳起来。
关于“靠拢党”、“跟着党走”他是怎样理解的问题，下文他还另有发挥，这里姑且存而不论。看文章的意思，好像“左派”的“涵义”，就是“意见尖锐”，就是“道人所未道”。他不同意人家把“意见尖锐”列作“右派”，他也反对人们去反驳这些“尖锐的意见”。他认为，反驳了才是“右派”。“左”“右”派的“涵义”，居然如此简单，这倒是十分新奇的。 能够“意见尖锐”，能够“道人所未道”，说来也并非坏事。但是“道”的是什么未尽之“道”呢？“言”的是什么未尽之“言”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天下”谬论？是帮助整风还是破坏整风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投书”作者没有正面说出这些“道”，但是他的后文却讲得很明白，他说分辨三派人物，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在过去，对敌人斗争，我们是毫无条件地跟着党走；在今天，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分清是非，不能含糊其辞。
过去由于过去的“特定历史条件”，才“无条件跟着党走”，今天根据今天的“特定历史条件”，不能“无条件跟着走”了“必须”“态度鲜明”、“分清是非”请看，他在这里硬是想轻轻一笔就把共产党的领导推倒；轻轻一笔就把共产党的大是变成非，把资产阶级右派的大非变成是。他还要自命为“左派”知识分子。这就是这种人关于靠拢党的舌底藏刀的说法，同章罗一脉相承。
打垮蒋介石，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应该算是“特定历史条件”的转变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这也应该算是“特定历史条件”的转变吧。经历这样的转变以后，我们不是应该更加亲密无间地跟着党走吗？今天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特定历史条件”，可以离开了党而谈“是”“非”了呢？是共产党“大势已去”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吗？是章伯钧、储安平之流“上台”了吗？
只有蹲在牛角上的苍蝇，只有依靠人民的血而哺养长大的人，才天天希望“特定历史条件”能够按照他们的心意转变，日日夜夜希望天变。
第4版()
专栏：
“围剿”和“喝采”
流冰
右派分子们在动手之前，预计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帮助他们，成其大事。结果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他们。这超乎他们准备接受的最坏的结果，于是乎感到沉重异常，大喊这是“围剿”。其实，既是争夺天下，双方力量又如此悬殊，“围剿”之势自然而成，这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就现势看，要压服右派分子并非一件难事。可是，共产党和人民所要的是说服，即所谓通过斗争达到团结。倘非右派分子完全自绝于人民，人民还不忍心把他们当敌人去压服。要使这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英雄”们憣然悔悟，当然要多费些事，而且，只靠婉言相劝是不行的。要先使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原形毕露，要使他们感到众叛亲离已无路可走，而后可能俯首皈依，进一步洗面革心，脱胎换骨，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达成真正的团结。这样，说服中也含有迫使就范的因素，这也是“英雄”们有“围剿”之感的原因。但这“围剿”实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
然而右派分子们的蠢动，却从另一方面获得了采声。有人忙着“遥向储安平致意”，替葛佩琦“鼓掌”，称赞“储安平的确有一手”，甚至鼓励“英雄”们“挺起脊梁”来，坚持下去。我不知道右派英雄们听到这采声是否高兴。不过这的确应该引起他们深思。台湾的反动势力和美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奴才这样热心的喝采和打气是为着什么？在敌人看来，利令智昏的“英雄”们已让自己滚到了界限的边缘上，只要趁机会拉一把，就可使这些英雄们倒向他们那边去，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顺手牵羊”了。台湾一家月刊就说：“一旦大陆重光，有猛虎般精神的知识分子，从赤色槛阱中解救出来，相信他们对清除大陆青年的赤毒，和复兴中华民国，必然有极大的贡献”。而台湾的一家通讯社却说：“罗隆基等民盟人士”的行动是响应他们的“号召”。这不明明是已有人在那里以领导者自居，而且，宝座还没搭起，就已经准备来当皇帝了吗？自然，他们是把“英雄”们看作“有猛虎般精神”的“羊”的。这种“羊”对他们的用处也就特别大，胜可以作虎，驱之替他们食另外的羊；败可以作“羊”，以充他们“复兴中华民国”的牺牲，而他们可毫无一点损伤。真是没有比这再合算的事情了。所谓“可喜的现象”“不可忽视的起点”者，正为此也。
不过，喝采的人却也未必不知道，今天中国人民的力量比赶走他们的时候要大得多。而右派英雄们真的要被他们“牵”过去了，就一定毫无出路。他们之所以还要右派英雄们硬着头皮“挺起脊梁”来，实在是“唆使傻狗咬狮子”，反正拾来的孩子摔死也不会心疼的。这用意实在是够恶毒的了。
右派分子们能否体察出“围剿”的深情和“喝采”的恶意，是他们可否救药的一种起码的基础。这点是很值得英雄们“关起门来”好好“考虑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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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森林的黄昏
黄永玉
黄昏时分，工人们吃过饭，各人手里都采了满满一把野花回宿舍里来。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大的炕。炕分左右两排，长约三十咪，可住百十来人。
这时候，拉胡琴的开始了。这完全是一种自得其乐的拉法；只在勉强听得出来的“1～～3～～5，”然后是“5～～3～～1”的音调上来来去去。琴手是一位脾气特好、结实得像条黑熊似的、有耐性的人物。他常常把这种演奏一直继续到大伙睡觉之后才肯罢手。
我发现在朋辈之间，对于音乐戏剧的演奏或演出，都缺乏一种同情和对劳动的尊重；他们如果注意倾听或欣赏，那不过只是为了挑剔出一些毛病，好在茶余酒后作为臧否别人的材料。
在我们这位可爱的琴手旁边，这样的听众也不缺乏。但对于演奏者的手艺所引起的情绪的反映，却超乎我的朋友之上。他们采用的是即时的制止的手法。
“算了，算了，你娘的拉甚么琴啦！连调门儿还不会！”说完动手便来抢琴。
并不是任何演奏家都具备这样的修养的。十几年来的采伐工作锻炼出一付铜筋铁骨，使他足以对付来自炕上任何方面的听众激昂情绪。正如古话所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你简直太主观嘛！不管我们爱不爱听你就拉！多难听啦！”
（要有位音乐家来森林教教歌曲，教拉琴吹号多好？）
正在矛盾不能解决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从床头掏出一本前两年的新观察来。要我读一篇文章给他听。
大伙儿一听见我要读文章，便连那一位演奏家和那几位批评家都围拢来了。
“哪，哪，老黄！你给我们来这一篇！”
故事大概说玄武湖边有一个种菜的老人，一天，正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走来一个魁伟而和气的人，和他聊天，问长问短。老人觉得这人很面善，仿佛那儿见过，只是一时记不上来。
那人走了。
老人忽然想起他就是墙上挂着的像片毛主席本人，于是扔了家伙，急急忙忙奔到乡政府，说他亲眼见到了毛主席了。人家说他做白日梦，他则发誓证明真有这回事情……
文章正读到这里，一位同志开门走进来了。
“请大伙儿出来一下，半夜有大雨，场子的牲口料草还没搬完，麻烦出来干干……”
大伙没听说完话就都出门去了，关照我等他们回来之后才能把故事读完。
最后出去的人发现演奏家还没有走，正反身到铺上又去摸他的琴。
“咦？怎嘛小子！稻草不是你家的就不搬哪？”
演奏家弹簧似的跳起来，也出门去了。
于是大伙儿就搬了一通稻草。每捆足有八十来斤，还得走两百来咪的路，爬一个小斜坡，还得堆起来，再盖上席子。
席子刚盖妥，雨就下了。
“你看！”有人说。
大伙儿重新回到宿舍里，一边换衣擦汗，一边就催我把故事说完。
我说，故事已经完了，书上写着这是传说，保不定准的。
“咋不准？一定是毛主席到过玄武湖了，那那儿会不准？”一个小伙子说。
另一个小伙子说：
“这多有意思呀！要是我见到毛主席，真说不上该咋办了！”
演奏家也说了：
“咋办？有啥咋办？上前握手嘛！我就向他汇报，我说‘毛主席呀！咱们的日子不坏呀！’”
“喝！”刚才叫他下炕的小伙子马上反驳：“你配？好大口气，嘿！‘汇报’？瞧你刚才赖在炕上那付懒劲，你配‘汇报’？”
“要是毛主席这时候从门外走进来了——”
大伙下意识地朝着门外一瞧。
“同志们！你们好！”小伙子设想着毛主席在说话：“刚才你们搬公家的稻草，我看见了。——你咋‘汇报’？”
演奏家紧张起来：
“我？我搬了二十捆！……”
“没错！”蹲在炕头的老吴头说：“是二十捆，这小子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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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穿过破鞋的人
王俭
我过去是穿破鞋的。
二十四年前，读小学时，娘把我的黑布鞋的破洞上加补了两块蓝布补钉，邻桌有钱人的孩子，就大叫大嚷，叫别的人都来看我穿的“花鞋”，我羞得把脚伸在桌底下，说啥也不敢走动。
十七年前百团大战时，我早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担任动员担架运送伤员，三个月的苦战，我的鞋破的连影子都没了；当我在辽县下庄带着民兵担架队又出发的时候，村公所通讯员拐子老谢又拖住了我，“你别再啰嗦，你去抬担架？还要人抬你呢？”这是我第三次拒绝他去，他没说什么，只是脱下了他脚上的那双浅口鞋，放在我赤着的两只脚边，他伤心的鼻子水直流到花白的口髭上，我心里也直发酸，但我穿上了那双浅口鞋，我确记得，那双鞋也是破了的。
1950年冬在朝鲜社仓里我坐上担架送医院时，发觉通讯班长赤着脚从工事里爬到雪地上来送我，我请担架员脱下我的鞋并命令通讯班长穿上，这双鞋也被敌人乱铁丝网扯破了两道口子，不过还可穿。（这次不是发的少，而是大行李未跟上追击部队）
我转业后，现在有皮鞋、有布鞋，还有透孔的，只有一只皮鞋上补了一个很小的圆补钉，不碍大雅，先生，你看我现在还算不算“过去穿破鞋的”。
在葛佩琦看来，大约只有过去穿上呢子服的，今后也才能穿呢子服；过去穿破鞋的人，今后也只有永远穿破鞋的份儿。夜猫子盼天黑，葛佩琦盼的就是使大多数人穿破鞋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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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想到就写就画
只有一面
同衡
右派分子不承认是两面派，说他们只有一面，其实倒也有理。所谓两面，另一面不过是假的。细察右派分子的言行，便知端的，例如：
章乃器的主张：定息二十年一次付清，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没有区别了。（“定息”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假的。）
陈仁炳的哲学：嘴上马克思，心里大拉斯（钱）……。
（嘴上是假的，心里是真的。）
罗隆基的感慨：一个人在共产党国家作官，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最理想。（前半句是假意，后半句是真情。）
章伯钧的比喻：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吃的“虽好”是假客气，没有“自由”是真不满。）……
这些话，措词固各有巧妙不同，然而请看，骨子里不全是一模一样吗？——表面上，装作进步，似乎对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还算满意，这是他们假的一面；实际上呢，他们念念不忘的乃是一次付清、大拉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所谓“自由”，这才是他们真的一面。
这里，罗隆基的话是说得最明白了：“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最理想。”可是，他为什么不去呢？就到他一直向往的英美去好了。不行，到了那儿有谁给他做部长呀？在共产党国家有“官”可作是尚可恋栈的，可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腐化生活可过，总不理想！所以，最理想，就是在已经给了他们“官”作的这个共产党国家里动脑筋、设计设计，把这个共产党国家改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就既能作更大的官（“君是君、臣是臣”）过“最理想”的资本主义生活，岂不妙哉！这就是他们真的一面。
可惜，这种如意算盘是没法如他们的意的！借用一下章伯钧的比喻，拿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来打比：如果它们供人使用、为人服务，吃的好、住的好，还不满足，还妄想回复百兽之王的“自由”生活，要想有发野性的“自由”，要想有随便咬人吃人的“自由”，……那，怎么办得到呢！要不信，你们倒试试看！（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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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饮（木刻） 黄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