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从右派的进攻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
李达的发言
自从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民盟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感到非常兴奋，认为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他们为了使民盟发挥监督的作用，为了长期共存的“万岁”基业，就计划着要大量地发展盟员，加强民盟的政治势力，以便“以组织对组织”。他们发展盟员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要把知识分子包下来，不让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他们要组织几百万人的“知识分子党”，以便向共产党争取领导权。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发表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
章罗同盟为了要把知识分子包下来，首先就要向知识分子做宣传工作，以便拉拢他们。因此，“民盟的两次会鼓励”费孝通“为知识分子说说话”，费孝通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下简称“早春天气”）那篇文章（参看费孝通的“早春前后”）。据说，费孝通那篇文章初稿，曾经分送他的几位盟员同志“研究提意见”，反复修改之后然后发表的。所以这篇文章，不是费孝通个人的抒情之作，而是章罗同盟的一个宣传文件，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费孝通说他的这篇文章“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这确是“杂”文，内容自相矛盾，中心思想不突出，唱的都是反调。文中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他谈到了百家争鸣。他认为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立场”这一关已经过了，剩下来的是观点和方法的问题。他所说的立场是什么阶级的立场，没有明说。但把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割裂开来，却使人难解。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既然有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却没有那一个阶级的世界观，甚至说“弄不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其二，费孝通对于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因波匈事件引起波动，认为“一方面这是好的”，同时却又认为这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消极因素的表现。他好像很惋惜：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像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那样，在中国搞一次匈牙利事件。否则，他为什么批评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呢？费孝通这种推测，显然是大错而特错。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党的领导下，都在发挥着巨大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着，他们和那些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截然相反的。我国的社会条件也决没有演出匈牙利事件的可能。费孝通那个批评，可说是对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一种污蔑。
“早春天气”还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它的中心思想着重表明：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七年三月为止，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这好像是说，在这段期间内，我国知识分子过着“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好容易才盼到了“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这完全是反调。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从全国解放之日起，已经是知识分子的明朗的春天，现在已经是“不平凡的春天”了。费孝通的恶意宣传是别有用心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五大运动与三大改造的关系，如果没有五大运动就不能实现三大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五大运动之一，成绩是很显著的。人们只要把黑色眼镜取下，就可以看到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右派知识分子除外）散布在工厂、矿山、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工作岗位上，都积极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着。他们的进步是很显著的。他们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正在努力学习着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单就学校里的知识分子说，绝大多数人都积极地完成着自己的教学任务，并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已经为祖国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高级和中级的建设干部。他们的成绩是巨大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决不像右派分子那样有“乍暖还寒”，弱不禁风之感。
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并不符合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而只是表达他“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费孝通的那些老朋友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心情究竟怎样？潘大逵在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上说，罗隆基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大约有十人左右，费孝通也在其内。并说：“这些人都是解放后对工作和地位的安排不满意的。”费孝通自己揭露罗隆基的右派面目时，也说：“罗隆基认为‘正派’的知识分子是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的那些人，凡是进步的都被称为‘教条主义者’，……罗隆基最讨厌进步分子，认为他们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的人物。他认为那些思想落后的人是有本事的。他要他们：‘不必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不要‘妄自菲薄’，要他们‘各凭本事，各显神通’。”“他们的方针是：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罗隆基的右派面目如此，而费孝通则承认自己“有些思想和罗隆基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早春天气”只道出了这一些人的心情：他们在解放后的地位不是那么特别的高，党对他们没有特别重视，因而对党心怀不满；他们口头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而心坎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们都是两面性的人物。
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吐露了他写“早春天气”的动机。他认为“百家争鸣”揭开了第一个“盖子”，“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的内部矛盾突出了”。党对那些知识分子还在施加压力，所以他主张要“互相监督”来揭“第二个盖子”。他说：“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党若再不特别重视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特别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就要“冲开”盖子，大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这就是费孝通写“早春天气”的动机。
我们可以说，“早春天气”的发表，是右派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早春前后”的发表，已是所谓“春暖花开时节”，毒草也滋长起来了。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五步曲
中国共产党宣告整风了，党欢迎党外人士多提意见，帮助党搞好整风运动。这时候，费孝通期待着要“互相监督”来揭的“第二个盖子”终于揭开了，认为“知识分子（右派的——引者）对政治的积极性”要“发扬”了，认为他们就要“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要大鸣大放，向着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了。章罗同盟认为时机已到，准备把积蓄已久的政治阴谋公开向共产党摊牌了。他们作了很多布置，要制造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一方面，授给各地民盟右派分子十点“指示”，要盟员“大胆的鸣，带头的争，要到处点火”，各地的右派盟员都照着做了。湖北民盟主任委员马哲民干得很出色，他要求民盟在整风中争取主动，发挥独立性，抢在共产党的前面，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夹击战术，要起带头作用，要单干，并且搞起了自己的整风办公室。另一方面，由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派出记者分赴各大城市，联系他们所要联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对党不满的知识分子，组织座谈会，搞出了几十万字座谈记录，把一些恶意的、破坏性的言论加以渲染，突出地“揭露”出来。像这样，右派盟员“到处点火”，说党的坏话；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尽量登载破坏性的报道，人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尽是诋毁党和辱骂党的消息。同时，章罗同盟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公开向党摊牌，接着民建和民革的一些右派分子也和章罗同盟共鸣，唱起反调来了。这些右派分子的企图，就是要撕毁他们曾经举手通过的宪法，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运动，采取了下列的五步曲，他们的理论是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一律当作教条主义来反掉。
第一步，揭露缺点，否定成绩。他们把“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的提法说成是教条主义。他们尽量揭露缺点，抹煞成绩，企图把共产党说成漆黑一团，把党的绝对优势说成是党的绝对劣势，说党是法西斯，使党在全国人民面前丧失威信，这样来破坏党群团结，破坏全国人民的团结。
第二步，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说：“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党又是“和尚团体”（储安平）；“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物”，“三大主义的根源是党委制”（马哲民）；“取消学校党委制”由占多数的民主党派教师来领导学校（陈铭枢、章伯钧）；“折党之角，批党之鳞”（杨玉清）。他们主张各民主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储安平），取消党的领导，由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
第三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是教条主义”（马哲民）；“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陈新桂）；“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个上议院”（章伯钧）；“设立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设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他们要搞资产阶级民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资本家和工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把主张定息是剥削，主张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的人一律称为教条主义者（章乃器）。“公私合营企业应撤出公方代表，交由私方资本家去经营”（董少臣）。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他们主张搞“好”的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第五步，破坏中苏友谊。他们说：“抗美援朝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苏联解放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龙云）。还有人说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设是干涉内政。他们是这样地污蔑苏联、破坏中苏的团结的。
以上是几个民主党派右派头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显然是违反宪法，动摇国本的。
右派头子们的猖狂进攻的阵势，广大人民群众是用愤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但还暂时忍耐着，让他们再多多地猖狂一个时候。可是各地区右派学生受了盟员的煽动，胡闹起来了，多数中派学生暂时迷失方向，曾经跟着走了几步，但不久就识破右派学生的面貌，赶快回头了。正在这个时候，章罗同盟认为火势已经蔓延，天下已经大乱，共产党快要完蛋，他们在密室策划，准备向党讨价还价，由他们来收拾时局了。
“鸣”而不“争”，则是非不明
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规律。正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左派学生说话了。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了。现在，全国各高等学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右派分子孤立了。各民主党派也都已宣布整风，整右派分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右派分子却要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使中国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去，这是全国人民誓死反对的。像这样带全国性的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必然要坚决彻底进行下去的。右派先生们！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老老实实地坦白出你们的政治阴谋，死心蹋地的而不是口是心非的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条是：继续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右派分子常说，鸣放政策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话不对，既然是敌，诱歼可也，若果非敌，何诱之有。又有人说，我早已说过，百家争鸣，“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见“早春天气”）。这话也不对。“早春天气”一文，明明是讽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东西，和劳动人民没有共同语言，人民日报却给发表了。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不灵，而是贯彻鸣放的方针。至于加入章罗同盟的人，那是又当别论了。又有人说，“放”、“收”、“整”是三部曲，现在反右派正是“收”和“整”。这话是荒谬的。有“放”有“鸣”，必然有争，“鸣”而不“争”，是非不明。有批评必有反批评，反批评并不是“收”，而是“争”。反右派的斗争是“整”，是“整”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们。这个斗争是要进行到底的。
知识分子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改造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们深切地感到，知识分子如果真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就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改造。我们已经进到社会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分子正在进行着思想改造，要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工人，难道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不改造了么？在新社会中，将来只有三种人，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果不依靠工农，不为工农服务，不但一事无成，并且也决无出路，这难道还不明白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立场问题，即知识分子是否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费孝通所说经过思想改造一关，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所说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不是工人阶级立场，这可以从他最近的言论里判明的。他现在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右派怎能和右派划清界限呢？若说，他过去由于“立场不稳”，由于“温情主义”，这种辩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必须经过严重的、艰苦的思想斗争过程，决不是立谈之间可以转变过来的。毛泽东主席说：“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艺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成长起来。可是右派知识分子歪曲了这个政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不是指导思想，并且是可以批判的了。他们虽然很少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利用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实下，来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前面已经说到的。右派分子这样的言论在全国高等学校的学生中起了极坏的影响。最近一个时期，学生中有一种不重视政治学习的倾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不那么行时了。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特别是那些右派学生，把学校所教的政治课都叫做教条主义，把政治课的教师叫做教条主义者。他们在学校中宣传政治课没有学习的必要，时事政治报告没有听取的必要；学术与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爱因斯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可是右派学生们却还是留心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他们把修正主义者对于国际和国内问题的看法，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结合自己的资本家、地主或富农的家庭情况，居然也能搞出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来，在学校中高唱反调，并且也还能暂时地迷惑一些中派学生跟着他们走。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们很快地接受了右派分子的反动宣传，在许多高等学校中带头搞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鸣大放的风潮。这一切都是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宣传修正主义的后果。
“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去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但是这次整风运动证明，要使教师们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今后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几年来，学校的政治教师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挥更大的力量。”（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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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我有一个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大家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全体起立举手一致通过，然后颁布的。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公然敢于破坏我们的宪法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拥护我们的宪法，我们要和那些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第6版()
专栏：
一个工商业者的切身经历和体会
刘国钧谈工商业改造的五个问题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近两个月来，国内的右派分子，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妄图抹煞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发展生产和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的成就。现在，我想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谈以下几个问题。
公股代表领导生产是必要的，有成绩的
第一，解放后生产是有发展的，公股代表领导生产是必要的、有成绩的。我是江苏省的一个工商业者。解放前，沿海地区是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主要市场；江苏省蒙受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侵略的祸害，更是创巨痛深。当时帝国主义不仅在我国倾销商品，并输出资本，在我国设立工厂，利用我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剥削我国人民，窒息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操纵汇兑，根据他们的利益，随时提高或压低汇率。这样就等于扼住了我国工商业的咽喉，整个的控制了我国的工商业。因此，在解放以前，江苏的工商业一直没有抬得起头来，而且由于各种交易所投机市场的影响，早晚市价不同，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正直的、爱国的工商业者一方面固然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又莫不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地担心着自己事业的命运。幸而投着机的，往往悖入者悖出，得利不长而又失利。至于不幸因经营工商业失败而倾家荡产的，更是司空见惯，有的甚至上吊、投江自杀。这些惨痛景况，我们记忆犹新。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当时江苏的工商业还比较发达、而纺织业的纱锭还发展得比别处多呢？是的，解放前在江苏经营纺织业是最为有利的事业。但即以纺织业为例，解放前江苏省和上海的纱厂，除去帝国主义投资开设的不谈，中国人投资开设的纱厂大多数是亏本的，有的甚至亏到资产不能抵偿债务。据粗略计算，在全部纱厂中，曾经有出卖的或将老股打折扣重行改组招收新股的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纱厂尚且如此，其他工商业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解放以后和解放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首先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了中国大陆，工商业者摆脱了商品倾销这一致命的祸害，能够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专心致志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国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企业在公股代表的直接领导下，劳动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产量增加、成本降低，成绩是异常显著的。江苏全省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一九四九年为十亿五千万元，一九五六年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二点二倍，即三十三亿九千万元。一九五六年是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一年，工业总产值较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之多。如再以纺织工业为例，纺织工业虽然是轻工业，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但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是很大的。一九四九年江苏全省纺织工业总产值为五亿四千万元，一九五六年较一九四九年增长一点六倍，即十三亿七千万元，较一九五五年即全行业公私合营前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这些事例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全行业合营以后公股代表对企业的领导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因此，近来右派分子竟要在合营企业中撤出公股代表，以抗拒党的领导，这种意见显然是异常荒谬的。
公私共事关系逐步改善和走向正常
第二，关于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私营工商业者在私营时都有经营管理企业的一套办法。但这一套办法中多数是片面的为资方牟取利润，有很多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产供销实际情况的。因此，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业务经验和才能，就首先要真诚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学习社会主义新的一套经营管理办法，其前提是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服从工人阶级的监督。而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实际上也就是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在企业里，私方人员不论是担任正职或副职，服从公方代表领导这一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否则，所谓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以我所知，公私双方如能推诚相处，有问题提出来协商研究，根据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生产发展这一总的原则，该争论的要争论，该让步的要让步，一切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就江苏来说，无锡、常州、南通等市较大工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虽然不是毫无问题，但基本上是正常的。这是因为大企业所占经济比重较大，领导上关心和帮助多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选择得要更高些，私方人员受教育的机会也多些。至于中、小企业公私共事问题，因面广人多，其实际困难也多，在公方代表的人选上未能完全满足需要，因而比较差一些。但是，中、小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是能够而事实上也是在逐步改善和走向正常的。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可否认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我们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在解放以前饱经忧患，遭受过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摧残，因而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又留恋旧的制度，有浓厚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思想，习惯于投机倒把、尔虞我诈等一套老的经营办法，因而又有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方面。虽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在解放八年来是有变化的。一般的讲，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帮助和采取了一系列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措施，特别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是有发展的，消极因素是在逐步减少的。但是，资产阶级依然存在着两面性却是不可否认的。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实际上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要改造了。他妄图以此讨好工商界，在工商界和党及政府之间进行挑拨离间，散布他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这正是章乃器和他少数伙伴们资产阶级消极因素的发挥。就这一事件本身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的论点是如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无稽之谈了。
大成公司股东收取定息两年半可以收回股本
第四，关于赎买政策和定息问题。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李康年先生曾经建议支付定息二十年。以后经过各方面的批判，李先生已自动撤回这一建议了。但是这也反映了少数工商业者的一种思想状态，也可以算作是消极一面因素的反映吧！对于章乃器、李康年这一错误见解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了很多，我不想多讲。我还是谈谈我自己的体会。
我所经营的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是以五十万元资本起家的。解放前，股本为二百二十五万元。清产核资后，按二百二十五万元的八倍计算，股本为一千八百万元。现在大成公司股东每年可收定息九十万元，在两年半之中，即可收回二百二十五万元的股本了。而类似这种情况的并不止大成一家。我们晓得，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剥削得来的，定息是从资本与清产核资后所取得的股权而来的，是子从母出的，当然是一种剥削。政府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政策，不是和资本家做买卖。我们对做买卖是很熟悉的，解放前报纸上天天有出盘和受盘的广告，盘出厂店的资方多是拍拍屁股出门，其次像出卖房地产，还要写个绝卖据，说明产业出卖后与卖主永远无涉。我们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由私有化为公有，即变为全民所有，我们自己和子孙都还有份在内，我们没有拍拍屁股出门，相反的政府对私方人员都作了适当安排，有些工厂、商店在合营前无利可得，甚至一向亏本，现在照样可以拿到五厘定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可大大提高了，我们正在期望着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和我们自己乃至我们的子孙切身利益攸关，这生产资料不是和我们无涉，这就证明了不是买卖问题。退一步讲，就假设是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做买卖罢，像我上面讲的大成公司以及类似大成公司这样工商业者的情况，我们所拿到的七年定息，不仅包括了全部解放前剥削而来的股本，而且还包含着很大一部分解放后党领导工人阶级辛勤劳动的成果。工商业者的算盘都是精明的，以前听到一律定息五厘以及期限七年的时候，大家都喜出望外，只有提前放弃定息的思想准备，那有延长期限的要求呢。至于少数困难股东依靠定息收入维持生活的，中央已经提出可以拖个尾巴，延长定息时间，这种额外照顾当然更是完善了。
思想改造是艰苦的需要洗心涤腑、脱胎换骨
第五，关于思想改造问题。资产阶级既然还存在两面性，还有消极的一面，当然就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我以为，由于国家对资产阶级和实职人员都已作了适当安排，因而对于资产阶级特别是中上业户来说，其前途、得失，主要的已不在于定息收入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如何加强自我学习和改造，以更好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思想改造的过程是艰苦曲折的，我自己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出身清寒，参加劳动生产和企业管理五十余年。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变，自己的思想也有了改变，形成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对于自己创业时的勤俭朴素、含苦茹辛耿耿难忘，总以为做生意是将本求利，办工厂是抵制倾销，在解放初期时，骤然听说工商业者赚钱是剥削还很不服气。后来经过党和工人阶级的不断教育，通过自己的思想斗争，我在事实面前逐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看到自己企业在解放前后所起的变化，许多以前我梦寐以求的和不敢想像的事情都办到了。我爱我的事业，我看到我的事业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飞速的发展，因而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发生了感情。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是要革掉我的私有财产，这又不能不使我心悸，直到我所经营管理的企业公私合营以前，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时起时伏，有时甚至蠢蠢欲动，产生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绪。后来有一次，我和一个和我一起自动离家就业的同乡叙旧，当时他学做工，我学经商。现在，他乃是一个退休的老年工人，而我却是一个资本家了。解放后，他虽不能做工，由儿媳在厂做工供养他，但他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了，且有一个儿子已在大学毕业，他谈到现在的生活，谈到美好的远景，心情异常开朗和愉快。而我闷坐一旁，内心感到不安和惭愧。我想：我和他一样是赤手空拳离开家乡的，解放前，他不勤俭朴素、未含苦茹辛吗？不是，但他的生活比我苦，是因为我们资本家剥削了他们的劳动财富，这样的制度合理吗？我现在生活还是比他好得很多，为什么我还要留恋那不合理的制度呢？那次的谈话给我的教育和启发很大。我深深感觉到思想改造是艰苦的，而思想得到了改造、有了提高又是很愉快的。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们的思想改造，必须脱去资本主义胎里带来的毛病，才能换进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因而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不能像演戏一样的改头换面，罩上一套行装就算了事，而是要洗心涤肺、脱胎换骨的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着历史的车轮前进，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紧紧地跟着党和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我的话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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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实是对右派分子最有力的驳斥
陈荫南的书面发言谈丰收农业社建社第一年的情况
去年我们安徽省和全国一样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合作化的优越性已经为无数千真万确的事实所证明，现在我只谈谈我所联系的合肥市西郊区丰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些具体材料。
丰收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六百八十八户，三千一百多人，六千三百多亩土地，是一九五五年冬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在这以前，由于土地瘦薄，加上连年受灾，该社是很困难的。成立高级社后，也还是缺乏生产资金，农具、肥料、种子均感不足，有些社员的生活上也有困难。针对以上情况，社的领导干部首先加强了思想工作，教育社员克服困难，勤俭办社。在社员同意下，将第一年应归还社员的耕畜、农具折价款暂不归还；并尽量借用私人房子作仓库，少盖房子，减少开支。因而就节省了不少费用，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在生产上，积极的根据当地土质、水利情况，推行了生产改革，选用优良品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如改种的“胜利百号”山芋，每亩收二、三千斤，比本地山芋增产两三倍；栽培的三万一千九百六十亩双季稻，每亩平均产量达四百多斤，也比单季稻增产不少。另外，还开展了养猪、养鱼、养鸭、养鸡、做粉等副业生产，全社共养母猪一百多头，生下的小猪分给社员喂养，平均每户养猪达到三头，增加了社员的收入。据去年决分算账，全社共收粮食二百八十万斤，比一九五五年增产七十万斤，社员每人分得口粮六百多斤，每个劳动力平均分得二百零二元，每人平均得八十五元。该社中农（约占全社户数的一半左右）除三户收入有所下降外，大多数都增加了收入；雇贫农则都增加了收入，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里略举几户为例：
雇农赵余海，解放前一家三口，赵去帮工，老婆带着孩子讨饭。解放后又添了两个孩子，土改时分田九亩五分，但缺耕牛、农具、种子，肥料也不足，每年收入仍不够支出，缺口粮一千多斤，还要借债，一九五三年并押了一部分田。去年在社里做了六千五百个工分，除口粮外净得二百零一元，大孩子进了中学，二孩子也进了小学。再如贫农李长福，一家八口，四个劳动力，过去缺吃少穿，几个人共盖一床破棉絮，去年在社里除分得的口粮外还分得五百九十六元，自己又养猪三头共得一百五十元，合计收入七百四十六元。除了修理房子、农具，归还九十元的债，过年时每人各做一套棉衣、单衣，并买一双胶鞋、球鞋和热水瓶等开支以外，还有余钱，在信用社存款一百八十元。又如刘老奶奶，是一个八十多岁的瞎子，无儿无女，现在由社实行“五保”，按月送粮、草，给油、盐，五月间她生了病，社员还轮流看顾四十多天，平时什么事也都是社里包做。又如熊永生兄弟，是一对丧失父母的孤儿，大的十一岁，小的才九岁，现在都由社包养，大的还进了学校读书，今年春节时社里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新棉衣，买了一双球鞋，社就是他们的温暖的家庭。类似以上事例，在该社还很多。
以上事实说明，如果不是实行了合作化，要想这样迅速的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做到“老有所安，少有所养”，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省也有些右派分子心怀恶意的说“合作社搞糟了”、“三改，改坏了”、“农民生活太苦”等等，否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否认生产改革的巨大成绩，否认农民生活的改善，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上述丰收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办社头一年就取得增产、增收的事实，就是对右派分子反动谬论的有力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