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
做好基层工作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许宝驹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现在我仅就基层政权工作和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我于去年五月视察了杭州市，十一月视察了南京市，今年四、五两月视察了南昌市和福州市（由福州回北京路过杭州，又召集了杭州市各区区长座谈会）。我视察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一、基层政权的工作情况，即区人民代表选举情况，区人民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与区人民委员会的联系情况，代表能否代表选民的意见发挥作用等问题。二、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情况，即区人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着的问题。
一、关于基层政权的工作情况，可说是很好的、有进步的。从去年秋间区级选举情形来看，南京市各区选举，选民参加投票的平均数字占全体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七点零三，南昌市的参选人数占百分之九十六点零二八，福州市参选人数占百分之九十五点零二，都超过一九五五年普选时参选人数的比例。各区选出的代表，在成份上较过去更为广泛了，妇女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名额一般都有增加。选举权利的普遍性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被剥夺权利的人数，比一九五三年普选时降低了很多。
去年秋间的基层选举工作是做得比较深入、仔细的。事前对于宣传、调查、酝酿、协商等工作都用了很多的力量，投票时又采用各种方式以便利选民。选民对于选举是热烈的（事例太多了，举不胜举）、认真的。代表候选人的初步名单，尽管事前经过多次酝酿、协商，但提出去被群众打回头的还是不少（例如南京市燕子矶区联合提名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经过选民的鉴别、讨论，更换了四十一名，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九）。这都说明了人民非常重视选举，提高了当家作主的信念。
近一年多以来，区人民代表对选民的联系，区人民委员会对区人民代表的联系，都有显著的进步。区人民代表都采用了分工固定联系一定的选民、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选民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分地区设立选民接待站或个别访问选民等办法以进行联系工作。区人民委员会也建立了联系代表的制度，由区长定期接见代表来访，举行代表座谈会等。由于有了这些制度和一系列的办法，遂能逐步扩大了人民民主生活，逐渐显示出人民代表的作用和人民的力量。
工作中当然还有缺点，还须力求改进。我现在只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群众对代表所提的要求和反映的意见，比较多的是要求就业，其次就是关于本地区的福利问题（如修路、修沟、装置公用路灯之类）。这两类事代表皆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是件相当大的事，这里姑且不谈。居民区的福利问题，因区人委会本身并未掌握任何款项，即欲办一点小小福利事业，需用极少数的钱，亦须请示市人委会核准拨款，这样就旷日持久，甚至于没有下文。这种情形一多，群众便灰了心，对代表也失了信仰，不愿再提什么意见了。这是一个矛盾，需要解决。（二）有一些单位（包括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等）对基层政权不够重视。酝酿代表候选人时工作极为草率，有的并未经过本单位的酝酿、协商，匆匆便把名单提出来了。参加选举投票时亦不热心（例如福州市仓山区某银行将二十六张选举票套在一个信封，派一个人送到投票站说：因为工作忙，不能来投票。鼓楼区某印刷厂一个人事干部，将选举票放在自己口袋里忘记发给大家。当投票那一天的晚上，他们集体到别的工厂参加晚会，市选举委员会得悉后，派一部汽车将投票箱送到该厂门口，请他们出来投票，等了很久，还是很零落地走出投了票。某话剧团在投票的那一天，推说我们晚上演戏，白天要睡觉，没有空去投票，结果经省机关党委打两次电话催请，才勉强投了票）。往往机关单位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参选人数比例最少的选区。在区人民代表全数选出以后，居民所选的代表一般都很热心、积极。机关单位的代表就很少联系选民，有些代表至今还没有和选民见过面！因此，选民有意见，居民代表也有意见。我承认机关单位工作确是忙，代表确是有他的困难情形，但这个问题还始终是存在着的，这一个矛盾，也须待解决。
二、关于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情况：区人民委员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是区人委会的派出机关，是最基层的工作机构。居民委员会是自治性质的居民组织，在工作上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部分工作并受公安派出所的指导），更是与居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以上三个机构的性质虽各有不同，但都是地方基层组织。国家一切政策、法律、法令和上级的决议等等，如何贯彻执行，很大部分要依靠以上三个基层组织去做。同时，群众的意见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均须及时搜集、反映、处理。它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巨细无所不包，任务是非常繁重而复杂的。
以上三个机构执行工作的具体情况，我现在不加陈述了。总的说来，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有缺点亦能随时改进。尤其是基层干部同志绝大多数都能吃苦耐劳，积极为人民服务，这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我们不要忘记，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同志们都是义务职。）现在我只提出这三个机构存在着的若干问题，从这些问题中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工作和须待解决的矛盾。
（一）关于区人民委员会的：我只提一件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上面已经说到的，区人委会本身没有掌握任何款项，即欲办一点小小福利事业，亦须请示市人委会核准拨款，而全市待办的事业太多了，这种小事到了市人委会一排队，就不知排到何年何月！（例如杭州市岳坟的一个厕所太小，而且男女不分，居民提意见，提了几年都未解决。又如福州市卫前街有一条沟必须疏通，需款二百元，经向市人民代表提出，交市建设局办理，迄今四年之久，也未得到解决。）这不但如上面所说的使群众对区人民代表失掉信仰，同样对区人委会也容易失掉信仰。市人委会对下级管理的过多、过死，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市，有的市管不了，而区又无能力去管，这是职权下放问题。我认为应该下放，下放多少？须研究。
（二）关于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有些问题是共同的，互相关联着的，因此，我就不把它勉强分开，顺序地提出下列一些问题：
1．居民对于街办处和居委会的关系是好的，是很爱护这两个机构的。但社会上也有不少的人（据居委会反映：这些人以机关、企业中的干部较多），对这两个机构不够重视，往往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它们，看不起这两个组织，以为这是起码的机关，应该听任何人的指挥。很多的居委会的基层干部说：“我们吃自己的饭，替别人做事，还要挨骂受气，真太冤了！”我们必须注意，基层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情绪是非常重要，非常可宝贵的，万不能使他低落下来的！
不重视街办处和居委会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人不了解这两个机构的性质与任务，很轻率地叫它们替自己办事。街办处是区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居委会是自治性质的居民组织，各有其不同的性质和一定的任务，它们的地位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我以为应从各方面加强宣传、说明，使社会上对这两个机构都有正确的认识。
2．街办处管辖的区域相当的大（很多的地区居民有一万几千人），而工作人员少（按组织条例规定，设专职干部三人至七人，现在一般都是四人或五人），任务繁多（据我约略统计，如劳力调配、社会救济、市场管理、拥军优属、扫除文盲、调解纠纷、推销公债、粮食工作、修理危屋、兵役、私塾、储蓄、保险、征收房地产税、签发各种证明，一直到推销戏票电影票等，约有四十多种任务），经常工作都是在外面活动，办事处里只能留一个人，内外都忙不过来。因而只能随时向居委会抓基层干部使用，工作容易粗糙，容易搞乱。干部们太忙了，没有学习的时间，水准亦不易提高，干部们心情亦很不安。这事须要解决。我以为：（1）街办处所辖区域似可缩小，以便利工作（但现在街办处所辖区域，是与公安派出所的管辖区域相同的，如果缩小，有无不便，尚须研究）。（2）专职干部须适当增加，可将此次各机关编余人员安排一部分下去。
3．居委会原是群众自治性质的居民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等事项。但现在它的性质已经变了，变成半行政机关的性质了。有许多的事应该由业务部门自己去做的，也都交居委会去办。例如收房地产税、推销报刊等，居委会不仅是向居民动员号召，而且要完成收款的任务。这类的事甚多，不必列举。居委会本身应做的工作已经不少，再加上一部分行政工作，自然更觉忙乱。“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我以为业务部门的事应该由业务机关自己去办，居委会仍有完全恢复它原来组织的性质、任务的必要。但这件事也是与街办处组织分不开的，街办处的工作人员太少，自己的工作忙不过来，就必然要抓居委会的基干，事情仍易搞乱，所以在人事和工作的安排上还应作一系列的调整。
4．机关干部、干部家属与居委会、居民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居委会说他们有“高人一等”的思想，不遵守居民公约，很多事不容易办通。例如福州市卫前街居委会干部说：“基干核对户口到某工程处处长家里，他的爱人问基干说：‘你们是什么，有什么资格检查我们的户口’。可是，饮水消毒时，如果没有到过他们家里，他们就立刻提出批评。”又福州市鼓楼区某街办处副主任说：“居民工作有‘三难搞’，即：机关家属、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居民开会，他们总是不到。检查卫生，则推说生产忙，甚至威胁：‘你们妨碍生产’，‘你们要提意见，请向我们上级去提吧！’贤南路水利局把厕所建在路旁，有碍公共卫生，居民提意见，也无结果。”南昌市孺子亭街军属模范杨圣恭说：“南昌市整顿市容成立了分段负责制，但对职工宿舍、机关宿舍卫生总搞不好，有的还把垃圾往外倒。高家井食品公司有一次把文件都丢到街上来了。”各地方的事例甚多，不列举。把居委会、居民对这些事的意见与上面所说的对不重视选举的意见结合起来看，在机关干部、干部家属与居委会、居民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沟。这是需要填平的。我上面曾提出的要使大家认清街办处、居委会的性质与任务，使这两个机构得到应有的尊重，于填沟可能有些帮助的。
5．关于居民干部就业问题（包括扫盲教师在内）。他们一般都希望通过工作争取就业，目前机关精简，就业问题不易解决，不免影响工作积极性。就福州市来说，有些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八一七干部”（福州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解放的），干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很多人都消极下去了。这个问题总须求得一个解决的办法。与此事有些关联的另一问题：居民工作现在还没有评比奖励。过去五好、卫生工作、治安工作等都有评比，而居委会主任工作没有评比；同时评比不统一，来一个评一个，都专属于条条的（如卫生、治安等），似应考虑统一布置，定出条例和标准，使居民工作也有评比奖励。这样也可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
其余还有：基干的补充与培养教育问题；居委会委员的生活补贴问题；街办处、居委会如何统一布置工作问题；街办处、居委会所属的街道组织（如调解委员会、卫生督导队、税收小组、扫盲协会、红十字会等）过多与干部兼职过多问题（居委会主要干部是身兼四职，有的身兼九职）；街办处与公安派出所之间的矛盾问题等。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以上所述基层政权工作情况和地方基层工作机构的工作情况，总的说来，几年以来，都有很大的成绩和进步，但做得不够的地方还很多，存在着的矛盾也不少。我恳切希望各位代表随时注意这一方面的事（街道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接触到的），随时提出意见，促其不断改进。同时我建议中央主管部门可向全国地方人民政府发出通知：有系统地搜集关于基层政权工作和地方基层工作机关的材料和改进的意见，汇报中央。中央可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意见，加以分析、研究，对工作布置和人事安排作出必要的调整，以解决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街办处和居委会的组织条例是一九五四年年底制定的，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条文是否有需修改之处，也应检查一下。
我们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因此也就必须把基层政权工作、地方基层组织工作做得更好。我提出了上列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否正确，还希望各位代表予以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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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灾之年生活也提高了
余亚农的发言中说，安徽省去年遇到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广大农民的生活仍能有所提高：全省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六百五十五斤，比1955年增加三十八斤；日用品的销售量也增长了很多。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完全同意李、薄两位副总理和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所作的工作报告。我们认为，一九五六年中央所采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为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所证明，而且从我们安徽省一年来执行中央的方针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来说，也得到了充分的具体的证明。现在我仅就安徽省一年来农村工作方面的情况，发表一些意见。
一九五六年，我们安徽全省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共达六百八十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一三，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八四。这样使我省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使千百万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就消灭了小农经济向两极分化的危险，避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苦难。
我省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就遇到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去年的夏收作物曾遭受五个月未下过透雨的大旱，小麦普遍生疸，部分受涝；秋季作物先后遭受九次大暴雨和一次强台风的袭击，先后受涝的播种面积共达八千余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与自然灾害斗争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发挥了集体的抗灾力量。广大社员在“与水争地”、“与水争粮”的口号下，积极下水抢收，扶棵救苗，排涝补种，经过四排五种者有数百万亩，斗争的艰苦是可以设想的。同时，各地农业社，都大规模地推行了农业生产改革，沿江地区普遍推广了双季稻，沿淮地区大力改种了水稻，并扩大了玉米、胜利百号山芋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这些改种措施，绝大部分都达到了避灾保收和增产的目的。受灾后，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了副业生产，增加社员的收入，弥补受灾损失。由于全省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因而又一次的战胜了严重的灾荒。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来看，则约有百分之五十三的社得到了增产，百分之十左右的社保产，百分之三十四的社因为受灾较重减产，而因管理不善减产的社仅占百分之三点五左右。增产社绝大部分做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鳏寡孤独等困难户都实行了五保，得到了适当的照顾。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实行了农业合作化，要想战胜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在生产上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还须说明一点，就是国家的大力支持，对于我省去年的生产救灾和农业合作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及时的解决了贫苦农民入社基金和灾民生产、生活方面的许多困难。一九五六年我省发放的救济款相等于当年全省农业税收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如加上农业方面（包括水利）的各项支出，则共为当年农业税收的两倍以上。另外，还发放了大量的农业贷款及粮食、经济作物的预购定金，总额共可折合粮食四十五亿八千万斤，其数量之巨大，发放之适时，照顾之周到，是任何朝代都没有过的。特别是在秋种时，政府组织了大批人力，星夜从四川等八省调运了四亿多斤优良品种，及时贷放或者换给农业社，不仅保证了适时下种，而且使我省淮河流域广大地区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小麦都用良种播种，使今年夏季得到了普遍的丰收。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去年由于某些计划安排偏大，国家多发放了些钱，造成了物资供应和今年计划安排上的某些困难，应当从中吸取经验；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还是有力的支持了生产的发展，为人民办了好事的。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省的生产救灾工作，不仅做到了“救灾不饿死人”的要求，而且使广大农民的生活在大灾之年仍能有所提高。首先，以农村的粮食占有量来说，全省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六百五十五斤，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三十八斤，其中非灾区的占有量要多于全省平均数，但灾区的粮食供应标准亦较过去提高。其次，以日用品销售量来说，较丰收的一九五五年还有很大的增长。如一九五五年的销售量为一百，则一九五六年的销售量为：棉布一百一十五点一二，毛巾一百四十点八八，竹壳热水瓶一百三十二点四，胶鞋一百三十八点七九，肥皂一百一十八点零六，酒一百零三点九五。今年第一季度颍上、怀远等十五个重灾县，日用品销售量占去年同期销售量的百分数为：棉布七十九点八七，毛巾一百一十一，竹壳热水瓶一百五十三点三，胶鞋一百八十九点六六，肥皂一百三十五点七六，纸烟一百二十七点三一，酒一百四十七点五五。棉布销售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去冬各机关职工、部队官兵及上海等地捐献了大批衣服支援了重灾区，这在实际上就抵补了今年第一季度棉布销售量减少部分的消费。在这里，我再一次代表灾区人民表示感谢。再以灾区群众生活情况来说，虽然存在着某些困难，但一般都是正常的。衣着普遍比过去好，衣不遮体，破烂不堪的现象很少看到；外进灾民亦较历年大为减少，并且大多数是为了到大城市、工矿区寻找临时工作的。如我省派员从上海、西安等地动员回乡的灾民，很多人去时随身带有人民币几十元，回来时有的不愿住政府设的灾民接待站，而去自费住旅馆，这都足以说明他们的生活情况。
去年我省在农村工作方面，虽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合作化后，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相应的加强；在进行社会主义远景宣传时，没有强调指出建设过程的艰苦性；勤俭持家的教育也很不够。因而很多农民对社会主义、对“以社为家”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对生活改善要求的过高过急，存在着单纯依赖农业社和政府的思想。以救灾为例，解放初期政府救济灾民每人每天口粮四两至六两大米，群众即感恩不尽；现在规定灾民每人每天救济标准，农闲时十二两粮，农忙时一斤粮，但群众还嫌少。再加上我们工作中存在有官僚主义，有些可能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以致今年春季灾区的少数地方曾发生了闹粮食闹救济的现象。其次，在推行农业生产改革时，我们虽然强调了因地因时制宜，但具体检查帮助不够。有些地方在推行时，未认真发动群众讨论；有的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办法，不按照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盲目的硬搬硬套，不顾当地具体条件和农时，结果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再者，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上，曾有些地方盲目贪大，致使生产管理不便，有些社未实行包工包产，财务制度也不健全，非生产开支过大；并有少数社员和干部爱小便宜或贪污的现象，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
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已经采取许多措施，进行检查纠正。今年春季我省对农业社普遍地进行了一次整顿工作，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农业社示范章程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结合我省一年来的经验，对于解决农业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了十八条具体规定，广泛的进行宣传贯彻。对于过大的社、队都按实际情况适当划小，普遍推行了包工包产、超产归队、减产赔偿的办法，清理了社里的财务账目，贯彻了“勤俭办社”方针，减少了非生产开支，干部也都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与整社同时，政府还积极改进了粮食工作。一方面提高了灾区在农忙时的粮食供应标准，增加了非灾区的调剂粮和必要的牲口饲料；另方面将一九五七年粮食征购任务分配到社，秋后有灾照减，使社和社员对一九五七年国家征购多少粮食有个底，以便安排生产。并规定生产队完成包工包产任务超产的粮食，以百分之六十分配给超产了的社员，另外百分之四十由社根据需要卖给国家或作社内调剂。在生产指导上，政府采取了和群众商量的办法，生产计划先由上而下，因地制宜的提出指标要求，再由下而上结合包工包产，进行民主讨论而后定案；对推广双季稻规定了夏至后不栽早稻，立秋后不栽晚稻，以防播种失时。上述各种措施，都要通过各级干部贯彻执行的，省、专、县各级领导机关，除了不断的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帮助工作外，还结合整编及撤区并乡，下放干部加强县、乡的领导，并有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人下放到农业社具体领导生产。特别是省、专、县许多负责干部在下乡帮助生产时和群众一同劳动，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好的影响，密切了群众和政府的关系。这就使社与队、队与队、社（队）与社员、社与国家的许多矛盾及时得到了适当的解决，有些矛盾则正在逐步解决，从而也就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相信，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将可以更进一步地从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将能够更好的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原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在整风运动中，我们一方面欢迎对我们政府工作的善意批评；另一方面要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坚决击溃右派分子的进攻。以保障和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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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纺织女工的心愿
裔式娟的发言
我是上海的纺织女工。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对国家一年来的巨大成就，我感到无限的兴奋。我回去后一定以实际行动与全厂工人一道，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更积极地展开增产节约运动，争取提前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生产任务。
我对于周总理报告中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有力驳斥，表示万分拥护。当我来北京以前，我们厂里的工人对右派分子的谬论，都表示很愤怒，他们要我在这次庄严的大会上来驳斥这些右派分子。葛佩琦说：现在人民的生活很苦，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这完全是恶毒的挑拨，根本不符合事实。拿我们工人来说，解放前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没有地位，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拿的工资连自己也养不活，住的是草棚、三层阁，吃的连咸菜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吃猪肉。进工厂就像进了监牢，常常挨打受骂。我那时还是个养成工，到吃饭的时候，还要饿着肚子受“拿么温”的所谓教育，有一次我支撑不住，就昏倒了。每天做工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怕被停生意，生活毫无保障。
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劳动人民站起来了，政治地位提高了，经济生活都有了改善，工作时间比解放以前缩短了，工资也有了增加。现在我们过着穿吃均不愁的生活，在工厂里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猪肉，谁说吃不上猪肉呢？有许多工人还买了收音机、手表等，在解放前我们做梦也是想不到的，这难道不是改善吗？解放后，我们还享受到劳保，工厂办了托儿所、医务室，造了工人宿舍、俱乐部，我们下班后能看到电影和其他文娱节目，厂里还办了业余学校，给我们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厂里的女工在解放前生小孩就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厂门，解放后政府规定产后五十六天休息，工资照给，工厂里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女工。怀孕七个月以上可以工间休息，生了孩子每天规定喂奶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党和政府对我们工人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我们每个工人都明白，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没有共产党，我们劳动人民就永远翻不了身。可是右派分子却反对党的领导，说“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很明显，他们是要叫新中国回到过去的老样子，叫我们工人阶级仍然受剥削，受压迫，过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是我们工人绝对不容许的。
右派分子还说“共产党不民主”，这是这些野心家反对社会主义，向党进攻，想夺取领导权。人民看得很清楚，我们工厂里就有职工代表会议，定期讨论工作，工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经过职工代表去提出，女工们和男工一样充分享受了民主的权利。车间里还有生产意见书，男女工人有意见可随时写上去，使领导上对群众的意见能做到即时处理。为了团结职工搞好生产，领导上还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使得我们非常感动，大家都提高了生产热情，这难道不是民主吗？这一切过去能做得到吗？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右派分子到处造谣，想挑拨破坏我们工人群众和党的关系，我们工人决不会受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提高警惕，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拥护党的领导，击破一切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斗争到底。
当然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是有些缺点和错误的。正是为了这样，党才开展整风运动，现在我想就我所想到的问题，提几点意见。
1、几年来棉纺织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原棉供应不很正常，有时要增产，有时要减产，减产时领导上为了照顾工人生活，工资还要付给，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希望国家能保持一定的储备量。
2、解放后，政府曾经拿出了不少经费为工人建造了许多工房，但是住房还是不够，分配到厂里的房子只有一百多户，但登记的就有七百多户，要分得满意很困难，因为要房子的人太多了。厂工会也想帮助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工人自建，于是空地也要不到，上海领导上总是强调城市规划，造房子要按一定的格式。
我听了薄一波副总理在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投资中提到，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应降低标准，并鼓励职工自建工房，这是很正确的，住房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要政府再拿出大批钱来造工人宿舍，解决所有工人的住房问题，在目前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从多方面设法解决，同时希望上海的领导上给于支持和解决。
以上意见，如有不对的地方，请代表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