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跳出了火坑
决不能让右派分子再推入泥坑
朱玖说：
说共产党一团糟的人有没有勇气把你们过去所谓为人民干的事的底子彻底翻一下，和共产党比一比？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最近全国人民正在积极热情的帮助我们党整风，帮助我们党改正缺点提高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听见有这种说法：“生活水平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还有人说：“工人、农民对党也不满意”。我是个工人，不会讲大道理，但是我想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看见的事谈一谈，向代表们，向全国人民谈谈我们工人内心的话。
我一家都是工人，四弟兄都是汉阳县新沟镇的搬运工，解放以前，不分昼夜的干，收入刚够糊口，有时还要掺野菜吃，遇上连阴雨和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经常要借加一、加二的会钱（高利贷），不然生活就过不去。我就因为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离开新沟，离开自己的家和孩子，到汉口申新纱厂做工。
解放以后情况大大的改变了，弟兄们收入增加，嫂嫂和弟媳都参加了农业社，他们每家一个月收入平均在六十多元。就是在1954年大水灾的时候，二哥和四弟家里还各存一百多斤大米，另外政府还把柴米油盐一船船的运到灾区，群众反映：“今年淹了水，和以往正常年头过得差不多”，老年人都说这真是活了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好事。现在二哥的大儿子已上中学，二儿子已上小学，四弟的小孩子也上了学。他们一家都是六、七口人，生活过得很好。
再说纱厂工人的生活吧！解放以前，我们纱厂工人每天工作时间是十二小时，十天休息一次，每月工资五、六、七、八元（折合银洋），只够一个人吃饭，没有钱穿衣。现在我们是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休息，一般的收入每月六、七十元，技术较差不能达到生产定额的一个月也可以拿到四十多元，不仅自己有吃有穿，还可以养活几口人，同时生产上的安全卫生设备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小孩子有托儿所、幼儿园，女工生了孩子有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年人退休后有养老金，这些都是解放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我们申新纱厂有个三十多岁的女工钟钱宝，一九四八年入厂时一个月收入只有五、六元，不够维持生活，只好把亲生的孩子丢在乡下。解放以后，她自己每月可拿六、七十元，爱人也在一九五二年进胜新面粉厂做工，一九五三年分了公房，现在已经有五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进幼儿园，还有三个在家里由保姆照顾，夫妇俩每个月有一百多元收入。今年年初钟钱宝因为害肺病进厂的休养所脱产休养，每月还可以拿五十多元。还有个女工李元英，也是一九四八年进厂的，一九五三年时因为害子宫瘤休息了两年，两年中厂里仍然按照定额工资每月发给她七十多元，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开刀、输血，加上几年来的医药费，共花了一千多元，都是公家解决的，现在她还在休息，生活由劳保费按月补助。李元英说：“不是解放了那里有钱诊病？”她的爱人说：“不是共产党元英早就没有命了。”说到我自己，我是个农村妇女，过去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扁担倒下来不知道是个“一”字，解放以后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一九五三年以来脱产参加文化学习，现在已经达到了初中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过去只知道柴米油盐，依赖丈夫过日子，现在才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我建议说这种话的人，多深入实际，多听听工人群众的意见，看看工人群众的生活，少下些主观的结论。
但是，由于生活改善比较快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拿我们厂来说，不少青工没有受过苦就不知道苦的味道，少数人过多的要求改善生活而不好好地工作，个别的还有装病请假不上工的，受过苦的老工人对这种现象很不满意，他们要我带个意见，建议党和政府加强对青工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更好地参加生产。
农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有的人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把农民害苦了。有的人说工人生活提高了，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要苦，因此工人和农民中间就有了一道沟。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也想再把我知道的谈一下。
我的二姐是农民，过去少吃无穿，土改时分了地，生活大大改善了，一九五四年大水灾时家里还存有米、麦、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生产很快的恢复了，一九五五年收了二十多担棉花，自己盖了新房子。去年参加了农业社，收入更增加了，家里喂了十几只鸡子，最近又喂了三条猪。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的闲话，提到现在的生活就喜笑颜开。我的姐夫本来就是个很勤快的农民，现在生产积极性和热情更高了，有活就做，他说这是“聚少成多，聚多成河”。
工人和农民是亲兄弟，他们血肉相连，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一九五四年大水以后，我们厂的工人为了帮助农民兄弟度过灾荒，发动募寒衣，好多工人都是把穿在自己身上的热烘烘的棉衣脱下来捐献给农民。像这样的事在今天不是少见的。工人和农民兄弟的心是一天天的连得更紧了。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事，人民群众中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工人、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这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共产党是工人、农民的救星，没有党就没有一切。有的人说共产党是一团糟，要推翻党的领导，我忍不住要问这些人，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来领导？说共产党是一团糟的人有没有勇气把你们过去所谓为人民干的事的底子彻底的翻一下，和共产党比一比？又是谁告诉了你们工人、农民对党不满意？我在这里代表工人肯定的回答，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向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作坚决斗争。
最后，我要代表工人再一次的向这些人说：“谁要想不要党的领导，我们工人阶级是决不允许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跳出了火坑，决不会再回到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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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潘菽的书面发言：对两个教育部的几点批评
要看重并利用我国的专家；要改进培养师资的工作；要以正确态度对待心理学这门科学；领导科学的党员要虚心学习
我因出国，不能出席此次大会，但仍要作一次书面发言。我的发言主要是对两个教育部提几点批评的意见。我以下的意见是结合着自己的业务来提的。
首先，我认为，几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专家利用不够，重视不够。这就使我们在工作上造成不少损失，同时也大大地妨害了自己的专家们的积极性的发挥。高教部和教育部在这方面的毛病是很大的。例如，关于心理学专业教学计划的拟订，高教部并没有征求国内心理学专家的意见。结果，这个教学计划订得缺点很多。关于心理学师资培养的办法，教育部也没有好好和自己的专家商量商量。结果，所采用的办法也有很大的毛病。自己既然了解不够，为什么不向别人多征求征求意见呢？高教部的某些领导同志还强不知以为知。例如，关于心理学专业的问题，高教部曾有一位同志在公开的场合说，苏联的综合大学中没有心理学专业。高教部的另一位同志到南京大学去视察的时候也在公开的场合说，综合大学内不应该有心理学专业。前一位同志是完全闭着眼睛乱说。后一位同志则完全以自己的主观来对待学术上的问题。自然，苏联有的，我们不一定要有。苏联没有的，我们也不一定非没有不可。我们要讲道理，要把问题好好研究研究，讨论讨论。高教部某些领导同志那种对待学术问题的蛮横态度是令人难堪的。为什么不和国内有关的专家们商量商量而一定要“师心自用”呢？遭受到损害的是谁呢？还不是自己的工作和国家建设的利益吗？我建议高教部和教育部对于“师心自用”，不尊重并利用自己的专家这个严重的缺点应该认真检查检查以改进工作。
其次，教育部培养师资的工作需要改进。教育部关于师范教育的领导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培养“教书匠”的思想。这种领导思想最突出的一种表现还是关于心理学师资的培养。照教育部的办法，学习一两门心理学而对于基础科学又缺乏训练的人就可以担任师范学校甚至师范学院的心理学师资。把一门科学看得如此轻易简单，实在令人惊异。而效果呢，也并不是令人满意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心理学师资，一般只能照本宣读，甚至照本宣读还有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假如不急谋改进，师范教育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简单对待培养师资问题的表现在其他学科方面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不过程度上较好一些而已。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把师范教育看成仿佛只是大教书匠教出小教书匠。例如，教育部对于师范学院的科学研究是一向很不重视的，甚至可以说是予以抹杀的。但应该指出，这种情况已有好转。我们欢迎这种好转，并且希望这种好转能一直继续下去。
第三，高教部的学习苏联有许多地方变成了机械地、盲目地学习。仍旧就心理学来说，高教部因为盲目地学习苏联，硬把心理学专业摆在哲学系里，结果是使心理学专业在工作上遭遇到种种困难，使这门科学的教学工作的改进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受到许多障碍。固然，苏联的心理学专业是摆在哲学系里的。但这是由于古老的传统，并没有很好的理由。所以苏联的那种办法其实已经是陈旧的经验，并不能算是何种先进的经验。但高教部硬要照学陈旧的经验而轻易抛弃我们原来的把心理学和哲学分开那种比较正确的办法。
第四，高教部和教育部在自己的系统之下都有很多科学专家，但不去好好发挥他们可宝贵的力量。我们知道，中国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是在高等学校中，但高教部和教育部捧着这只“金饭碗”都好像不知爱惜。高教部和教育部都在埋怨科学院拉人拉得太厉害以至造成“人心向院”的局势。但这种“人心向院”的局势固然一部分是由于科学院的拉，但我看主要还是由于两个教育部在无形中做着推和送的工作。因为捧着“金饭碗”而只用来吃饭或者甚至去讨饭，“金饭碗”是会感觉到很大的冤屈的。例如我和原来南京大学全体心理学教师，就是高教部把我们当作礼物或者包袱一样半推半送送给科学院的。应该讲公道话，科学院并没有拉我们，我们也并没有对科学院“心向往之”。现在，两个教育部，特别是高教部，只知一味责怪科学院的拉人而不自己想想在怎样对待自己系统之下的大量科学人材。这不是表示自己对事理的认识不清吗？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慢，特别关于教育心理组还不见什么进展。据说，调人有困难。我看，还是由于决心不够。这种决心不够恐怕又是教育部的领导同志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和对发挥自己专家的力量的重要性体会不够的表现。在教育部的系统下，有不少位心理学专家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专长，有的使用并不得当，有的还几乎是闲散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两个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要了解到，储备着大量的科学专家而不设法去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这在实质上不能不构成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第五，单就心理学这门学科说，高教部和教育部过去的种种措施是不妥当的，甚至是十分错误的。所以有这种现象，基本上还是由于两个教育部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很不够，态度很不端正。我们恳切地盼望两个教育部今后对这门学科的认识能正确起来，态度能端正起来。他们在领导地位的认识正确不正确，态度端正不端正，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
最后一个意见是关于科学或高等教育的领导问题。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呢？应该肯定地说“能够的”。并且关于全部的科学事业也非由党来掌舵不可。但党员同志们能不能领导科学呢？那要看具体情况。有些同志领导得很好；有些同志则领导得不那样胜任；还有些同志则领导得很差以致造成不少错误和损失。主要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虚心学习，是不是坚持自己的“师心自用”。自己知道得不够而又不虚心学习或者坚持自己的“师心自用”，那就不会领导得好或者会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犯下严重的错误。有些同志对于科学领导工作原来不很胜任，但后来就不差了。有些同志则原来固然不很胜任，但后来也并不见进步。其中原因就在此。当然，这对非党员的领导同志来说也是一样的。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一定要对于几门科学或者一门科学变成行家。问题在于能不能很好地联系科学家，多听听科学家的意见，多和他们商量商量。我觉得两个教育部的有些领导同志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须要好好纠正。要纠正这个缺点，首先要深入下层，多多了解下面的情况和意见。
以上意见请全体代表同志们指教，并请两个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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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钱昌照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请允许我谈一谈山东省的教育问题。
最近我在山东省济南、青岛、莱阳三个地区视察了六所中学、三所师范、五所小学、两所文化补习学校。在视察期间，先后约同校长、教师、学生座谈八次。山东省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过去几年发展相当快，可是问题很多，今天把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供参考：
一、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
山东省人口已达五千万，离开北京只有九小时的火车行程，但过去几年，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就很少去过，教育厅的负责同志到省辖市或专区去的次数也不多，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又没有健全的视导制度，因此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掌握材料也不够全面。教育部在北京发号施令，而且变动得相当快；教育厅承上启下，基层的教育局、科遵命向学校布置工作；学校方面对有些不甚切合实际的指示和办法感到执行困难。我在视察中，有的学校反映：“教育部的意图，很难领会，好容易摸到一点边，又变了，学校跟着任务走，学生把校长说成变把戏的。”有的学校认为：“教育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学校的视导，加强对学校的具体帮助，加强对工作的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制度不要盲目建立，也不要轻易废止。”有的学校希望：“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负责同志走出办公室，到学校去体验一个时期的生活。”这些都是学校方面的呼声。山东省普通教育、师范教育有时出现紧张状态，就是由于上下不大通气，官僚主义造成的。在这方面，教育部应该首先改变领导作风。教育部负责同志最近曾经说过，为了加强地方行政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教育部将一变过去什么都抓的作风，要让地方能够因地制宜，乃是完全正确的。但因地制宜，并不简单，教育厅方面就得深入了解情况，做好准备工作，有些直接领导学校的基层教育局、科，目前干部力量非常薄弱，更须予以充实，今后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还应该建立健全的视导制度，负责同志们也应该随时下去，接触实际。
二、校长、教师的调配没有一定的制度。
有些校长被调出去做临时工作，久假不归；有些校长文化水准比较低，经验比较缺乏，在工作中，发生困难。教师的调配更为忙乱，由于去年山东教育发展较快，小学较好的教师调升到初中，初中较好的教师调升到高中。例如有一所中学，二十个高中教师中，就有一半是从初中调来的。又如有一所小学在一年零三个月内调进调出的教师多至二十人。加之调出去的时间，不一定在学期终了以后，派来接替的教师，不一定及时到达，学校方面十分被动，并且影响了教学工作。再说校长、教师的人选问题，教育行政机关审查得不够严格，省市无法安置的人员，有时又向教育部门塞，因此有些校长、教师并不胜任，他们自己苦，学生意见也很多。总之，今后校长、教师的调配应该有个制度，做校长的要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工作经验，教师的德、才、智要经过比较严格的审查。调进调出要有一定的办法，同时教育行政机关对学校领导干部的培养，教师的进修，也应该定出具体办法来。
三、教材脱离实际的情况非常严重。
我此次在山东一起听了二十九节课，觉得有些教材，例如：中学、师范的文学、历史、地理、物理等，小学的语文、历史、地理等，或是太深，或是太多。由于教材太深，有些教师自己也不甚了解，上课时生硬灌输，学生也只好死记硬背。由于教材太多，教师在课堂上，“万马奔腾”惟恐讲不完，学生更接受不了，困难重重，此外教材的系统性和思想性也有些问题。教育部应该结合实际，从速精简和修改教材，同时对教学大纲也应该慎重地重新编制。
四、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太重，影响身体健康。
就我所掌握的材料，中学、师范教师兼班主任的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左右。小学教师兼班主任的平均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时，有多至十三、四小时的，他们的健康情况不甚好，突出的例子如有一所中学，在九十名教师中患肺病的八人，患高血压和心脏衰弱症的十一人，患其他慢性病的二十人。又如有一所小学三十八名教师中，长期病号就有十一个。教师生活一般都相当艰苦。希望今后教育部门和有关党政机关对教师，特别对小学教师政治上多多予以帮助，生活上多多予以照顾，一般社会也应该更加尊重他们，过去做得都不够。中小学教师的编制，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编制，似乎太紧了，适当放宽一些，纵然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但还是必要的。再说学生的负担和健康情况，由于上课时间多，课目多，教材多而且深，完成书面作业，和复习功课总觉得时间不够，因此星期日也啃书，不休息，遇到考试还要开夜车，加之营养较差，环境卫生不够好，个人卫生也不甚注意，结果身体健康受到影响。视力减退，砂眼普遍，有些学校，视力减退的学生达到百分之四十，砂眼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个别学生甚至患神经衰弱症。这些情况应即设法改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从计划工作到视导检查工作都应该积极改进，并且要在学校里采取有效措施。
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刻不容缓。
学校政治空气比较淡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高。教师方面单纯技术观点又在抬头，有些教师开始不问政治，在一次七十个小学教师时事测验中，出了七个比较简单的题目，不及格的达到百分之九十。学生方面，有些学生对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缺乏正确见解，纪律有些松弛，迟到和旷课的现象，在若干学校中比较严重的存在着。要纠正这些现象，教育行政机关首先应该负起责任来。政治课的添设，政治教师的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充实，政治教材的编制，课外政治思想教育的加强，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六、寓劳动教育于教材之中，寓劳动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从山东视察回来，就把劳动教育问题、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和教育部负责同志详细谈过，写给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上也着重提出这一点，但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两年劳动教育实际上是放松了。今年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出现紧张状态，教育行政机关才来临渴掘井。学校的劳动教育极不正常。学生说：“劳动教育，春来秋去，”过去几年也曾批判过劳动教育的春来秋去，但批判是批判，春来秋去还是春来秋去。在进行劳动教育的时候，一般用搞社会运动的方式，而且只做毕业班的工作，其他年级好像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又如何能普遍？如何能深入？如何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上唯有读书高的心理，根深蒂固，学生中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依然存在，要想扭过来，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首先要使劳动教育经常化，具体化，寓劳动教育于教材之中，寓劳动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都得分头努力。劳动教育决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和空洞地讲道理的阶段上，必须根据学生年龄的大小，身体的强弱，有系统地组织他们参加课余劳动，有系统地组织他们在假期内参加生产劳动。希望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随时总结经验，推广经验。
以上是山东省教育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别省可能也有。相信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以及所有学校的领导工作人员和教师定将注意这些问题，真能如有一次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用充分的共产主义的阳光和雨露去培养年青一代的禾苗花卉，使他们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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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前发展湖北山区生产的突出问题
李明灏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去年冬季和今春四、五月间，我曾经先后到过鄂西北和鄂西山区的十几个县视察工作，与山区干部和人民有了较多的接触，个人感到增加了不少的见识，受益非浅。现在我仅就我在湖北山区所见所闻和个人所想到的一些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生活比解放前有很大提高
但比平原地区仍差很远
解放几年来，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湖北省在山区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一系列的伟大的群众运动，长期压在山区人民头上的各种反动势力被彻底地打倒了，人民翻了身，生产发展了，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山区已经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社一般都办得不错，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相信可以办得更好。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山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就更加有了依靠。一九五六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山区绝大多数的农业社都增了产，恩施专区八个县，一九五六年粮食生产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17％，绝大多数的社员的收入都有所增加。襄阳专区竹山县一九五二年粮食平均每人四百三十四斤，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人五百五十八斤，增加百分之二十八。
山区人民生活与解放前比较确实有了很大改善。解放以前，山区人民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许多农民缺粮吃，每年总有几个月靠挖蕨根和野菜度日，“辣椒当盐，活渣（有的地方叫烂豆腐）过年。”这确是当时山区人民的实际生活情况。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有粮食吃了，吃蕨根和野菜的人已经很少了。过去山区多数农民都没有棉衣穿、没有被子盖，冬天一到，就只有坐到屋里烤火，山高天寒和缺少衣食，农民得气喘病（严重的支气管炎）的很多。有少数人甚至连一件单衣服都没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并不是稀罕事。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家家都有了被子盖，没有棉衣穿的只是大山区的少数人了。布匹的销售量一九五二年是每人每年平均八尺，一九五六年已经上升到每人二十六尺，多数农民杀了年猪。对这些方面山区人民群众是满意的。我在来凤县和老农开座谈会，农民提起这些情形和解放前比较，就有几个老农谈到过去被蒋匪帮抓兵、抓伕、坐牢、杀头等等，以致他的儿子至今还未归家哭得说不出话来，甚至还有哭泣几次的，使我非常感动。
几年来，山区人民生活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和平原地区比较，那就还差的很远。现在山区人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生活水平还是低下的，尤其是大山区还有很多困难一时不能解决。据了解恩施专区全区农民一九五六年每人平均收入只有四十元左右，有许多大高山每人每年平均收入还不到三十元，这比平原区一般还要低一倍以上。因此，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领导和帮助山区人民大力发展生产，逐步地改变这种穷困落后的状况。
如何发展山区生产、改善山区人民生活呢？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了解，我认为必须注意逐步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优先生产粮食
发展多种经济
改变山区面貌的根本办法是发展山区生产。不久以前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全面规划，建设山区”的社论，中共湖北省委也曾在去年十二月专门召开过山区工作会议，研究了发展山区生产的方针等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和适时的。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当前发展山区生产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生产和多种经济的发展如何全面加以合理安排的问题。湖北山区各种经济作物如茶、麻、桐、漆、药材、果树、林业等的产量和增产潜力都是很大的。必须加强领导，大力发展。但是根据当前山区的经济特点，我认为发展多种经济又必须与粮食生产紧密结合，没有粮食生产的增长，多种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可靠的基础和保证。目前山区粮食情况，部分地区是比较紧张的，个别地方出现忽视粮食生产的现象。随着人口的增长，人民消费量的提高，畜牧业的发展，可以肯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山区的粮食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山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方针，在保证粮食够吃有余的前提下，全面规划，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据我所知，在粮食和多种经济的安排上，不少地方常发生顾此失彼的现象，以致影响生产。当然在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时，还要防止不从客观情况出发，不照顾地区特点，主观主义办事的偏向发生。在封山育林，水土保持，处理轮荒地等具体政策上必须因地制宜，不能机械的生搬硬套。
山区发展农业生产上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但困难也不少，特别是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较为突出，其次各种自然灾害也较多，水、旱、虫、雹、兽各种灾害都有，特别是兽灾威胁很大，有时还伤及人命。农民流传着一首歌谣：“年年种庄稼，野兽光糟塌，好了有一半，不好不见面。”可见其为害之大。随之山区造林事业的发展，野兽对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威胁将日益增加。因此，必须注意依靠群众力量，总结群众的捕打预防经验，希望有关部门在火药、工具的研究供应上给予支援。
逐步修通城镇公路
尽早修建川汉铁路
山区人民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交通运输问题是发展山区生产、改善山区人民生活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事实证明，那里修了公路，那里的经济情况马上就起变化。恩施县见天坝乡是木材产区，过去不通公路木材不值钱，任其自生自灭。一九五五年公路修通了，木材值钱了，去年该乡有一个社仅木材一项就收入了三万多元，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群众收入增加了，造林积极性也大大提高。湖北山区有大量的木材、煤、铁、硫黄、桐油、生漆、茶叶、苎麻、畜产品、药材等各种物资资源，由于交通运输困难运不出来，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很大损失。
解决山区交通问题是个十分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一定要有计划地、逐步地、积极地加以解决，我个人认为首先必须有组织有领导的充分发挥山区各种民间运输工具的潜力，有计划地逐步修建各种人行道和骡马道，特别要强调畜力运输业的发展，群众已有经验，只要加以组织推广就可以搞开。
其次要逐步修通各重要城镇间和主要物资集中地的公路，先修简易路面，通车后再逐步改善。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河道，加以整修疏浚。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光靠地方力量困难很大，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山区交通问题给地方以必要的支持。另外根据勘察湖北恩施地区有大量的煤、铁矿藏（初步勘察建始铁蕴藏量在六亿吨以上）和森林资源（成材林蓄积量约一千二百万立方公尺），各种土特产数量也很大，建议中央能尽早兴修川汉铁路，而且通过恩施，进入四川。
第三，几年来，山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群众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由于经济和文化落后，山区人民群众患传染病的很多，以梅毒、麻疯、血丝虫病、气喘病、眼疾等，对人民健康和农业生产威胁很大。从当前情况来看，当地医疗机构对这些病的治疗力量不足，办法不多，应该研究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调整粮食木材收购价格
建立土家族区域自治
从我到过的这些山区看，商业工作一般是做的很好的，特别是去年调高了桐、漆等收购价，降低了低档工业品和食盐价格，对发展山区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目前问题是粮食和木材的收购价格有点偏低，据了解抗战前一百斤稻谷可换白细布二十四尺，目前只能换十四尺九寸；杉木价每立方公尺六元到六元五角，松木每立方公尺四元，如劈成烧柴卖可卖十二元，因之林农反映比烧柴价还低。其次是省与省的价格安排问题，几年来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如五棓子，来凤县二十一元六角一担，湖南龙山只有一水之隔，就挂价二十六元五角一担，生漆，来凤县一百四十六元二角一担，龙山则是一百八十五元一担，群众意见很大。来凤县在七十五种商品中，有四十六种高于四川价格，有七种低于四川价格，只有二十二种基本相同。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早做处理。
湖北省兄弟民族有十五万多人，在部分山区有相当数量的兄弟民族聚居区。如来凤、鹤峰等县的土家族，据初步了解就有十多万人。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做的不够，我自己分管这一工作，而对情况了解不够，工作抓的不紧，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应当加强这一地区兄弟民族的工作，首先应当注意培养干部，注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兄弟民族以照顾和帮助。经过一段工作后，把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起来。现在湖北省已派出专人，进行调查研究，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民族区域自治方案，加强兄弟民族的工作。在这方面也希望中央多多给予我们以帮助和支持。
以上是我所见到湖北山区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我想其中有部分情况和问题其他地区可能也存在，特简要提出供中央和各位代表参考并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