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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哪里有右派就往哪里追 追得他们无立足之地
农村反动分子受到右派的鼓励妄想乘机蠢动
咸阳农民反击地主富农的破坏言行
本报讯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给陕西省咸阳农村一小撮地主、富农、管制分子们撑了腰，他们到处散布反动言论，猖狂向党进攻，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搞垮合作社。这些人的反动言行，遭到了广大农民群众有力的反击。
长陵乡前锋四社仓张村张俊升（摘掉了帽子的富农），趁着国家和社员在粮食问题上的一些矛盾，假惺惺地说：“粮食分的太少，是招了大社的祸。”并进一步公开地大骂社干说：“这伙狗?的把粮食往外顶哩”。并扬言：“要弄垮共产党，先碰倒张治明（党员副主任）。”这些话刚一出口，社员们就识破了他的反动骨头。社里马上召开了社员大会，向张俊升进行说理斗争。会上社员们说，全村今年打了九万多斤小麦，社员就分了八万斤，怎能说粮食分的少呢？说这话意思何在？有人质问，公粮应不应交？籽种应不应留？如果公粮应该交，籽种应该留，张俊升就是胡说八道。社员张智录揭发了张俊升破坏合作社的计划，他说张俊升的步骤是先弄倒副主任张治明，再弄倒生产队长张树栋，最后达到分社散社的目的。社员们听了以后，十分愤怒的说：张俊升想搞垮合作社，想推翻共产党，简直是做梦。我们要保卫合作社，要保卫共产党。张俊升陷入在群众的重围中，不得不低下头来。社员们将继续开会，要他彻底交代。
底张乡底张村地主刘建文，把报纸上右派的反动言论，说成“好消息”，到处散播，他公开的说：“现在的干部是老爷架子、官僚作风，大放大鸣以后，他们就不行了，受压迫的人要站起来了。”这话刚一出口，就引起了广大社员的一片反对声，社员张庆贤情绪激动的在大街上质问刘建文：“你说共产党的干部不行，谁行呢？是不是国民党的干部能行呢？你想站起来反抗吗？又想骑在人民的头上作福作威吗？社员陈宗唐警告刘建文，只有规规矩矩还有出路，不然只有绝路一条。社员们还要求召开社员大会，要他彻底交代，承认罪恶，向人民投降。
咸阳县报刊载了许多农民反击右派的来信和文章。农民们在来信中表示决心说：“那里有反动言行，就往那里追，就在那里反击，一直追得他们没有立足地，一直驳得他们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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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准章罗联盟的武汉专员混过关去
武汉人民声讨马哲民
本报讯 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马哲民，于21日回到武汉。
马哲民在北京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时候，坚决不承认大家揭发他忠实执行章罗联盟的罪恶计划的事实。在大会闭幕后，他借口“车票难买”而躲在北京，不肯回去向湖北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经过湖北民盟组织打电报催促，他才勉强答应回到武汉。
现在，湖北民盟盟员和中南财经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马哲民是湖北民盟的主任委员和中南财经学院院长），组成了向马哲民右派集团进行斗争的强大阵容，准备彻底粉碎章罗联盟在武汉的这个据点。16日上午，民盟湖北省委机关支部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出席会议的人认为马哲民的狡辩，只是暴露了他企图顽抗到底的丑恶面目。中南财经学院的师生员工正在准备投入迎击这个右派头领的斗争。全院七十多个战斗报刊，夜以继日地赶制了一千六百五十张大字报，二百二十四幅漫画，四十八个专刊，把一个宽阔的校院，布成了一座严正的反攻马哲民的阵地。在许多大字报上，人们都希望马哲民悬崖勒马，不要自绝于人民。回来不久的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代表李达、李冬青、聂国青，向报纸记者揭露了马哲民在北京开会时的狡辩耍赖的行为。连日以来，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登载了许多揭露和批判马哲民反动言行的文章、来信、诗歌和漫画。
据22日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载，马哲民21日回到武汉接见中南财经学院院刊和六十多个大字报的记者代表时，仍没有悔过自新的表示，他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说成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老实交代他同章罗联盟关系的表现。湖北各界反击这个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进一步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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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天津市委不应再软弱无力了
应该加强对王大川的斗争
本报讯 6月下旬以来，民盟天津市委及其所属组织，陆续揭露了章罗联盟在天津的代理人、民盟天津市委常务委员王大川到处点火，煽动和组织某些有反党情绪的人恶毒地攻击共产党。
据初步的材料揭露：5月间，整风开始后，右派分子王大川通过他安插在南开大学民盟支部担任副主任委员的右派分子李宝震，组织了南开大学经济系一些有反党情绪的人开座谈会，大骂“南开大学是黑暗统治，共产党员是毒蛇”等等。接着，王大川向天津大学和天津师范学院等处的民盟支部推广南开大学民盟支部不通过学校党委召开座谈会向党进攻的“先进经验”。王大川曾经一再煽动民盟天津市委联络委员会组织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大鸣大放”，王大川及其亲信郑纬世还亲自策划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民盟小组大肆向党进攻。
在民盟天津市委机关的干部会上，王大川提出一些带挑拨性和煽动性的问题，要人们讨论。例如他说：“军粮城是产粮区，粮仓中粮食堆集如山，而农民们却没有粮食吃，这是怎么回事？”在章乃器的反动言论受到批判时，他提出：“为什么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工人阶级不改造自己只改造资产阶级？”
民盟天津市委机关许多盟员和盟市委曾多次提出，要王大川认真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要他交代与章罗联盟的关系。但王大川躲躲闪闪，并没有作具体交代。
有些盟员认为，民盟天津市委在过去这一段期间内，对反右派斗争的领导软弱无力，对右派分子王大川的斗争更是这样。民盟天津市委近日连续举行了一些会议作了检查，并决定加强领导，动员全市盟员继续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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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事工程学院举行肃反问题辩论会
驳倒反对肃反的王惟一
本报讯 军事工程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召开肃反问题辩论会，已经胜利结束，王惟一的谬论受到了系统的批判。王惟一是军事工程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他到处扬言肃反的错误是基本的，效果值得怀疑，他说“再没有比你们更残忍的了”。在鸣放中，他的气焰极为嚣张，曾骑上自行车，在胸前和背后贴上“我是王惟一”几个大字，到处向人辩论挑战。他说肃反的正确方法不是发动群众斗争，而是同反革命分子“和平谈判”。
在五次辩论会上，有四十八人发言驳斥王惟一的谬论，有很多人报名要求发言，还有更多人写条子向王惟一提出质问和斥责。会上，王惟一几次发言诡辩，但最后在群众的正义驳斥下，他的谬论破产了。
发言的同志痛斥了王惟一提出斗争五个必须有三个是反革命才算成绩是主要的荒谬说法，指出他这种三比二的荒谬公式是站不住脚的。王铁藩同志说：肃反不是生产，不是按数字来计算任务的。这种形式主义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否则就是别有用心。
在发言的同志中，有一些同志是在肃反中被列为重点的。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党是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后相农同志说：在肃反中，我被人检举曾枪杀过农民，组织上经过多次调查，又把我带回家乡进行对证，终于搞清了真象。领导上给我平反、道歉，并授予军衔，同志们对我更热情。这证明党是实事求是和关怀干部的。后相农同志还批判了王惟一所说“再没有比你们更残忍”的说法。他说：国民党在南京雨花台不知杀了多少革命志士，日本鬼子不知杀死我国多少同胞，我的父兄是恶霸曾经杀死农民，这才是残忍！
发言的同志还批驳了王惟一所说他被斗争是“本来革命被整成了反革命”的谎话。乔兴立说：王惟一的社会历史关系很复杂，曾和国民党特务、上层人物经常接触，参加过极其反动的“主流社”；平日有过很反动的言论。他的家庭也很落后，像这样的人不应该审查清楚吗？
在辩论会上，许多同志揭露了王惟一的反动言行。史纪夏同志说：王惟一曾经攻击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他讥笑肃反中被斗的同志是“软骨头”，以煽动这些同志的不满情绪。张惠民说：王惟一是希望天下大乱，他仇恨党，仇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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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利工程的伟大成就抹杀不了
水利工程师王寿昌的谬论破产
本报讯 河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的职工，连日来纷纷在墙报上、座谈会上和职工大会上揭露和批判该院右派分子、工程师王寿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王寿昌首先一笔抹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把农村的合作化说成一团糟。他说：“河北省的水利建设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个别的。党只能领导阶级斗争，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农民入社后都没有钱了，去年一年，连一个作新衣服的都没有，所以很少有人赞成办农业合作社。”王寿昌还诬蔑国家的法制，说政府在1954年不该逮捕他，企图对他过去的罪行翻案。
王寿昌的这些反动言论，激起勘测设计院全体职工的无比愤慨。在全院职工大会上，何树勋用王寿昌家乡的材料，驳斥了农民不赞成合作社的谎言。王寿昌家在河北玉田县前黄岩坨村。这个村的田丰农业社是个四百一十八户的大社。去年，二百多户社员分现款四千二百多元，其他户都分的是粮食。连王寿昌的反动富农家庭，入社后也分了款。现在这村专有一台缝纫机经常给人们作衣服，群众自己作的更多。
杨蔚生、胡文昆列举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河北省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驳斥了王寿昌歪曲水利工作没有成绩的说法。杨蔚生说，几年来，河北省仅土方工程就作了一亿七千万公方，投资三亿多元（不包括中央直接投资的官厅水库工程），相当于1941年到1948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水利总投资的八倍。完成了官厅水库、陡河水库的修建、开辟了独流减河和青甸洼等泄洪区，保证了首都和天津工业城市及铁路沿线的安全，大大减少了内涝灾害。这些水利工程的一些技术，达到了世界水平。
以上这些事实，王寿昌故意装作没有看见，是因为他一贯坚持站在反动富农家庭的立场上。早在解放前，王寿昌在西北工学院上学时就反苏反共。解放后，他又窝藏他的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弟弟。1950年，王寿昌在哈尔滨医院养病时期，又企图杀害同他同室养病的苏联专家费也多多夫。现在，河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的职工认清了王寿昌的反动面目后，都纷纷表示：彻底清算王寿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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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井冈山人民想念毛主席
新华社记者 古凡
井冈山北麓宁冈县矛坪村，有一所普通的祠堂——谢氏慎公祠。矛坪村的老年人告诉我，在这座祠堂里，毛主席召开过重要的会议。1928年10月间，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甚么能够存在？”
离慎公祠不远，是毛主席住过几十天的八角楼。这是一幢民房里的一间正方形小室，方横约一丈。室顶正中开着一个八角形气窗。室内摆着毛主席读书、写字用过的一张长桌子和椅子。墙上留下了红四军十二师三五团团部写的标语。
三十年前曾经在八角楼东北小山坡附近站岗放哨的农民告诉我，那时，山坡上的木荷树和樟树还没有现在这么高，山坡下原有一片竹林。夜深沉了，家家户户都睡觉了，只有八角楼里微明的灯光，透过纸窗射进飒飒响着的竹林里，毛主席还没有憩息，在思索革命大事。
毛主席带领队伍到井冈山后，第一个军医院设在现在矛坪小学的地址。看到这个逐渐扩大的学校，人们常常谈起当年毛主席常到医院去探望和慰问伤病员的故事。
矛坪步云山洋桥湖的老农民谢槐福，谈到毛主席住在他家的时候，指着屋前吊满了果实的梨树说：这棵树比三十年前大许多了。毛主席离开这里也三十年了。可是，毛主席的一些生活片断，却使这位六十岁的老农民永远记忆犹新。他不能忘记毛主席在他家时睡门板、铺珠被的简朴生活。他说：一年寒天，许多红军士兵已经穿上了棉衣。但是，毛主席却只穿着三件单衣，出外的时候，就拿床上的珠被披在身上。直到所有的红军战士都领到了棉衣，毛主席最后才领了一身和战士一样的棉衣穿上。
说到棉衣，谢槐福又想起一件毛主席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的往事。谢槐福说：“一天早晨，大雾，我拿着柴刀上山砍柴，冷得发抖。出门不远，我就遇见披着珠被的毛主席。毛主席见我抖颤着，一看我穿的是单衣，就挨近我的身旁嘱咐我，天气冷了，你要多穿衣。我说没有衣服。毛主席说，没有棉衣，穿上夹衣也好。这时，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毛主席啊！自己还没穿上棉衣，就关心我们穷庄稼汉的寒暖。毛主席看我不语，知道我连夹衣也没有。过了两天，毛主席就吩咐事务长从红军桃寮被服厂新挑来的军衣里拣了一件墨青色的新棉袄给我。”
我和谢槐福边走边谈，不觉来到了步云山练兵场。这是山坡上一幢乾隆年间建造的寺庙。当年，毛主席在这里曾向红军战士们讲授过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寺庙前的一大片草坪，是红军当年练兵的地方。现在，寺庙已经破烂，草坪已开垦种上了蕃薯。洋桥湖的农民们，渴望政府能够修理这个有纪念意义的革命遗迹。
我们走到从洋桥湖通往矛坪村的山腰路旁的一块石头旁，谢槐福站住了。他指着石头对我说，毛主席曾常常坐在这里看书。
毛主席在洋桥湖来来去去住了两年。现在，洋桥湖的人民谈起今昔生活的变化，都一再激动地对我说：这是毛主席的恩情。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做梦也别想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不久前，宁冈县一百零二名老苏区干部在县城开会，商量怎样积极生产和工作，响应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号召。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曾投身于井冈山的火热斗争，受过毛主席的教导。会上，许多人亲切地回忆起党和毛主席给他们的教导和关怀。会议休息的时间，老人们唱着“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的“少年先锋队歌”，唱着“同志们快快来拿起枪，我们是工农的武装”这首激昂的“红军歌”。他们显得豪迈而年轻。他们都用发自心坎的语言，要求记者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怀念和热爱。
六十三岁的农民朱诗柳，带病参加了会议。他曾经在红四军三十一团跟随毛主席当过侦察队长。他说：毛主席生活很朴素。对士兵十分关心，只要发现有人少吃一点饭或脸色有点不对，就吩咐去找医护人员看看。从井冈山出发东征期间，有时露宿。竹子撑起一块蚊帐顶一样大的油布，就是毛主席住室的屋顶。每逢下雨，毛主席就不睡了，叫我们一起坐在他的身旁避雨。毛主席常常鼓励我们，革命战士要能吃苦耐劳。遇到最困难的坏境，毛主席都精神饱满，用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话来鼓舞大家，并且有机会就去接近群众。
井冈山地区流传着说不完的关于毛主席的故事和传说。毛主席曾经在谁家借宿一晚，在什么地方发表过演说，跟谁亲切地谈过话等等故事，人们谈起来有声有色，就像刚才发生的事一样。
当年大井村暴动队队长、老农民邹文楷说：“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民家中，亲切得像一家人。”1928年冬天，当毛主席带兵离开井冈山出发东征以后，井冈山许多农民都因想念毛主席，流下了热泪。在那苦难的日子里，盼星星，盼月亮，人们是多么盼望毛主席的队伍回来啊！
三十年漫长的战斗的岁月过去了，井冈山人民战胜了苦难，迎接了黎明，在欢乐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昂首阔步前进。他们知道怎样保卫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超额三倍完成捐献飞机大炮的任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大小五井的农民，百分之百地参加了井冈山农林业生产合作社。去年还获得了县集体模范社的光荣称号。
饮水思源，井冈山人民永远感激共产党，深深怀念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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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斗三十年
南昌起义前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粟裕
常德湖南第二男子师范，在1926年以前就有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那年因为闹学潮，在我党领导的救国义勇队和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械斗。学校的反动当局，乘机向进步力量进攻，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捕，四十一名党、团员被开除，现任铁道部长的滕代远同志，也是当时被开除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一行动，并没有将进步力量消灭，相反地，在学校中展开了广泛的隐蔽斗争。北伐开始，被压抑的革命情绪又沸腾起来。当时第二男师、第二女师和第二中学，合并成一个学校，在一千七百多名学生中，党、团员发展到四百多名。进步同学们自己出钱买了一些短枪，撤换了反动的校长和部分教职员。这样激烈而鲜明的斗争，自然震惊了所谓“当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的进步校长被诱捕，局势一天天恶化，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布置党、团员疏散转移。在一个晚上，学校被突然开来的两营军队包围了，我与滕久忠同志一起逃出，经长沙跑到武昌。当时我们身无分文，又怕被发觉，只好挤在人群中混进车厢，藏在其他乘客的座椅之下。武汉在当时还算是革命的，没有公开反共。我们到达武昌后，较顺利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教导队。
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进步学生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青年，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臣同志，副大队长是申朝宗同志，中队长是向浒、李鸣科等同志。在教导队同学之中，有现任防空军副司令员的谭家述同志。还有洪超、吴高群、江振海等同志，他们都一直坚持斗争，当过红军的师长或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滕久忠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虽然教导队的任务是培养未来的下层军事干部，学员又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但因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故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叶挺等同志来作报告，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恽代英同志讲话十分幽默，富有鼓动力量。叶挺同志讲话比较严肃，大家都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二十华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殊，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退却了。当时叶挺同志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不能扭转不利形势。突然传来了消息：“叶挺师长到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有一个营长原来只受了一点轻伤，就哼着下火线，一听师长来到，立即跳下担架，冲上前去。由此可见大家对叶挺同志是既敬仰而又畏惧。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几百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制式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作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武汉的夏天特别热，一天之中，军服几次被汗水湿透，而又几次被太阳晒干。有时甚至故意叫大家穿上夹衣，或脱掉军帽，在烈日下晒几小时。晚点名时，不听完训话不准稍息。除此以外，教导队对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劳动观点的培养，也很重视。假日必须集体外出，在街上排成队伍，齐步行进。换下来的衣服要集体洗晒。我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地板是油漆的，必须每天擦洗干净。检查人员常常用白绸子在地板上擦，如果擦污了一点，就不能算清洁，还得重新擦洗。
当时我们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但我们对所有武器都很喜爱，保护得很好，擦洗得没有一点污痕。当陈独秀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唐生智总部时，曾使我们异常愤慨。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在部队中废除肉刑，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革命制度。上级命令必须坚决服从，但在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党、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均可互相批评。最初，有人对军事训练的方法产生怀疑，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并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士兵的表率，我还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经过一两个月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得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饥肉的臂和腿，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在一、两个月以前，我们还是自由散漫的学生了。但是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但只要在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以后都成了坚决的革命战士。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
武汉风声紧张了，由清一色的党、团员组成的教导队，更受到敌人的嫉视，想缴我们的械。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进发。为了在途中减少目标，将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等。我所在的一个中队，以后便成为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警卫队。
7月末尾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看到负责同志忙碌非凡，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果然不出所料，7月31日下午，我们就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天黑后，大家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窃窃私语：“要打仗了吧！跟谁打？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虽已半夜，但谁也不想入睡。突然集合的哨音响了，班、排长到中队长处受领任务，才知道我们是要去策应一个部队的起义。远处传来了稀疏的步枪声，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我们向着十军教导团驻地跑步前进。到达目的地时，营内吹起欢迎号，教导团全部起义了，领导起义的就是朱德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8月1日上午，朱培德部全部被缴械，南昌已为我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后来我们才知道：参加起义的除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军教导团外，还有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同志率领的二十军。
1927年8月1日，是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的一天，我们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培养，成了红军战士的一员。在长期的行军作战中，任何艰难困苦都忍受下来了，应该说：在教导队所受的严格军事训练，对我们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南昌起义胜利后，鉴于武汉政府已与蒋介石勾结反共，为了挽救当时革命危机，决定南下广东革命策源地，重新发动革命。8月6日警卫队奉命随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在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卜壳枪一支外，还背了两支步枪、两百多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六十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8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七、八十华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我们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逃跑了，只好自己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结果还是由指导员替他挑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南城、南丰、广昌、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主力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沿途在瑞金以北之壬田寨打了一次小仗，在会昌打了一次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兴奋，始终保持着高涨情绪。
南国风光的潮州，许多东西都是从未见过的，引起了我们的很大兴趣。但在十天以后，远处传来了炮声，前方战斗失利，伤员不断运来潮州，形势日趋紧张。有一天下午，突然听到了清晰的机枪声，我们于仓卒间奉命撤离潮州。仓库中许多物资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只好全部抛弃，真是令人心疼。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庚。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南康时只剩下一千多人，到达大庚时只剩四、五百人，另因部队成分不纯，沿途军纪不好，乃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年的时候，我们在进到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镰刀、斧头的红旗了。（附图片）
贺龙同志在这幢房子里亲自指挥起义部队作战，歼灭了顽抗的敌人。 陆之光摄（江西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