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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共产主义立场
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
本报讯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上届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在反右派斗争的紧要关头，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充分暴露了他的右派分子的面目。
利用领导身份贩运私货，散布流言蜚语，破坏领导核心的团结
最近清华大学党委会全体会议上揭发的大量材料，充分证明袁永熙在整风运动中，利用自己的领导身份贩运私货，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党中央的方针，在党内散播流言蜚语，破坏党内领导核心的团结。在袁永熙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几个重要阵地——马列主义政治课教研组的党组织、清华党委宣传部、校刊新清华、电机系的党总支等都在斗争中被解除了武器，陷于瓦解或瘫痪状态。袁永熙直接领导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党支部，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竟不是去保卫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坚持党的立场，相反，却站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成为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袁永熙对整风运动的态度是别有用心的，他企图利用党的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对党组织和党委领导同志长期存在不满情绪。整风运动前夕，他就在私下表示“我经过学习（市委高级干部脱产三个月的学习）以后，胆子壮了，有机会也要好好放一下”。当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同志批评他工作不积极时，他反而说“我要起来战斗”。他对学校和党的工作一贯消极被动不负责任，整风前夕突然积极起来。他对自己应该负责的具体工作不感兴趣，而表示要专门研究“学校如何放”的问题。由于他抱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企图，所以他对接受他的思想影响的党委宣传部长郭道辉说：“如果这次整风不好，我就要消极下去。”他在整风开始以后，就暗暗煽火，强调要“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右派的社论以后，他还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中央的方针，他对接近他的几位同志说：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袁永熙的这个观点，同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所发出的反动传单“我们的忧虑和呼吁”的基本思想，如出一辙。
袁永熙利用部分同志的严重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习气，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散布对党委的不信任情绪和对党委领导同志不满的情绪。他这种反党的言论和活动在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中广泛流传，发生了严重的破坏性的影响，以至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破坏清华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瘫痪了党的队伍，甚至使党委会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
拒绝执行党的方针，按照私人意图把他所领导的党的组织引入歧途，配合右派分子，到处点火
袁永熙故意拒绝执行党的方针，按照自己私人的意图把他所领导的党组织引入歧途。他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下，身为党内主要领导干部的袁永熙，竟对这种汹涌恶毒的反共逆流故意熟视无睹。他向他周围的同志宣传：“清华没有什么政治性问题”，清华的问题就是领导脱离群众，不能体会群众情绪，不虚心检讨错误，“整风就是要改造领导，不是要整群众”。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右派分子接连对党发动猖狂进攻，反对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学校必修课程，反对党委领导政治理论课，贴大字报攻击党委整风无决心，诬蔑党委压制鸣放，要求将团委书记阮铭撤职。对于这些乌烟瘴气的行动，袁永熙却表示欣赏和无保留的支持。他对政治教研组党支部一再指示：“你们的情况基本正常，放的好，就这样做下去！”
在右派分子进攻最猖狂的时期，袁永熙和受他影响的同志里应外合地配合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向党进攻。袁永熙向党进攻是有“策略”的。他在这段时期的党委常委会议上不发一言，借口到基层去参加会议，逃避正面争论，并劝受他影响的同志“不要和他们（指党委领导同志）争，等一等再看。”但在下面他却大肆活动。他进攻的主要手法，就是故意挑起党员对党委领导核心和坚持党的方针的同志的不满情绪，把进攻的矛头引向这些同志。他用不同的说法诬蔑了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如说：“某某人在常委会上气鼓鼓，某某人憋着一肚子气。”“某某人压力大，很紧张，不敢放。”“某某人应该在这次好好整一整”，“这些人就是不虚心，不肯检讨。”
企图借党外右派分子的支援来达到打击党委抬高自己的个人目的
袁永熙在群众中的许多言行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当右派分子高呼“反对共产党的特权”等等诬蔑性的口号时，他竟跟着群众一起鼓掌。当校内金工厂的肃反被斗分子歪曲事实，“控诉”金工厂的党支部书记时，袁永熙却称赞这位肃反被斗分子的乘机报复是达到“鸣、放”的“先进水平”。
袁永熙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的错误，不是一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一种极为恶劣的反党行为。在1956年清华大学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袁永熙因历史上有错误，未被选为党委书记，他从此对工作不负责任，思想上消极衰退，完全陷入个人主义的泥坑，对党分配的工作，借口推托不管，或是消极被动不闻不问。好久以来，他暗中同清华党委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希望借此次整风的机会，借他所捏造的整风是要“反对三害，改造领导”的口号；借整风运动中党内外右派分子的支援，来达到他打击清华党委和抬高自己的个人目的。
袁永熙在政治上存在着相当深的修正主义思想，同清华大学党委之间有许多原则性的分歧。他反对“教学改革是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提法。他认为“学校工作没什么大的方针问题，只有具体工作”。他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片面强调团结，否认必要的斗争；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问题上，他反对阶级分析，强调情感教育。在肃反问题上，他也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他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在党课中不适当地强调“入党要以学习分数为标准，学习好才能入党”。他的这些话，在学生中助长了“业务好，就是政治好”，“才好即德好”等错误观点。
袁永熙的一系列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1939年入党后，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动摇的严重错误，被捕以后自首，1949年开除党籍，同年又重新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又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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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
美术展览会应征作品大部完成
据新华社讯 预定在今年“八一”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上展览的作品，绝大部分已经完成。应征进行创作的，有全国各地四百多名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到目前为止共已收到的画稿计有六百余件。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三十年来生长壮大的历史路程，表现了这支武装的正义性、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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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怎样成了袁永熙的反党工具
清华大学教员 田福庭
我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教员同时又兼职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实际上成为了袁永熙反党宗派活动的工具，参与了反党宗派活动，若不是党组织的及时挽救，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歪曲整风运动的性质
袁永熙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第一个手法就是挖心战，思想放毒，歪曲这次整风运动的性质，歪曲党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由于我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爱听小广播，而袁永熙也就投其所好，爱在干部面前经常吹嘘所谓中央听来的“内部消息”，因此，他经常成为党委宣传部受到欢迎的“客人”。他打着高级领导干部的招牌，歪曲中央方针来毒化我们。如他在整风运动以前，在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时候，就常来宣传部对我们进行“理论武装”了，说什么这次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来主要是要改造我们领导呀！说什么“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首先必须是教育改造我们共产党呀！并歪曲散布中央负责同志出去视察工作主要是严厉的教育干部，而丝毫未讲到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并且对我们印发的学习参考提纲提出异议，认为只提到改造知识分子，未提到改造党。在他看来，首先还是改造党。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今天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关系相当紧张，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好像一切矛盾都集中在领导上，而阶级斗争的概念则早已忘掉了。他就用这种思想腐蚀了我，使我很少体会到这次整风运动还是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风浪，还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整风开始以后，他就更强调了这种“理论”，使我在阶级斗争面前实际上解除了武装。
夸大过去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缺点
袁永熙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第二个手法，就是夸大过去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缺点。他经常到党委宣传部来散布怀疑一年来党委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认为只注意了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而未注意改造干部，改造领导的思想。他怀疑过去搞“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学习是否对？又认为过去老强调阶级立场，阶级立场，言下之意有些捕风捉影。我受到他的煽动，也就开始对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怀疑，特别认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好像太注意阶级立场了，不够生动活泼，只注意改造群众思想，未注意改造我们干部思想。现在看来很清楚了，袁永熙之所以要夸大思想工作的缺点，就是要为他“改造领导”的理论寻找事实根据，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与党外右派分子钱伟长否定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散布对党委的不满情绪
袁永熙反党宗派活动的第三个手法，也是最毒辣的手法，就是散布对党委的不满情绪，在背后恶意中伤，诬蔑党委，制造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来破坏党的团结，威胁党的生命。他在整风以来就接连散布：某某党委有顾虑，某某党委不虚心，某党委怕点名，某人现在思想搞通了，其他人还没有搞通思想等等。很多中伤党委的恶毒暗箭从他嘴里射了出来，使我产生一个印象：就是党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多党委是不虚心的，怕改造自己。好像只有袁永熙才是最虚心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这就增加了我对党委的不满，而且这种情绪到后来愈益发展成为反党的宗派主义活动。我们就成为袁永熙的传声筒，在宣传部内也经常散布这种反党的宗派言论，而且在宣传工作上抗拒执行党委的正确方针、决议，使党委宣传部非但在整风运动中基本瓦解，而且实际上成为个人主义野心家袁永熙的宣传部，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面前，非但没有起来抵制这股逆流，而且以敌为友，里应外合在党内实行了倒帮忙。现在袁永熙的狰狞面目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了。他采取了卑鄙的两面派手法，在党的公开会议上从不拿出自己的反党观点，进行合法的讨论，却在背后拉拉扯扯，恶意诬蔑。我原来以为袁永熙待人和气，虚心、民主、水平高，领会中央方针及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他是在领会所谓中央方针的幌子下，偷运和贩卖着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私货。他伪装虚心，实际上在原则问题上极不虚心，他甚至狂妄自大地抗拒中央方针。而我之所以犯错误也就是虚心地执行了袁永熙的反党方针，狂妄自大地抗拒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党委会决议。
掩护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袁永熙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第四个手法，就是用“边整边改”的幌子来掩护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整风过程中，他经常宣传什么运动基本正常，没有什么政治性问题，主要是“边整边改”，只要领导虚心，“边整边改”就行了。我也就误中了他的毒计。而袁永熙所理解的“边整边改”实际上是要我们接受右派分子的观点。右派分子的进攻要把我们党改造掉，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叫着基本正常，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为右派分子帮腔吗？
整风这一两个月来，我已不自觉地跌进了以袁永熙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的圈套，实际上起了他的一个帮凶作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触目惊心。我被他的一付虚伪的假面具迷惑住了，而他也就利用了我的缺乏阶级斗争锻炼、严重的自由主义、狂妄自大、组织性、纪律性薄弱等弱点，贯输他的一套毒素，使我深受其害。我以前对什么叫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只从书本上知道。而现在活生生的教训就摆在我的面前。我们党要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而袁永熙就是最严重的反党宗派活动。他的后果必然会导致党的瓦解，威胁党的生命，因此他实质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因此与这种反党宗派活动的斗争，正是我们整风运动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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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隆基赵文璧狼狈为奸
企图把森林工业部变成右派的独立王国
编者注 20日工人日报刊载一篇专文，揭露罗隆基和他的帮办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这篇文章是由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孙平毅和任伯卿、王岐、黄洁璇、杨喜莲、刘广运、阳勋桂、胡安、文晓征、王振南、冯树楹、马蕙芳等共十三人合写的。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要。
看了罗隆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初步交代”，我们认为他不是真正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而是企图用自欺欺人的狡猾手法蒙混过关。他在“交代”中，没有谈到他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作为森林工业部的干部，我们要向社会揭发罗隆基和他的大将赵文璧（森林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
赵文璧先放毒气后进攻 甚至妄想到党内来放火
整风开始以后，罗隆基就指使他的大将赵文璧大肆活动，到处点火，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赵文璧第一个阶段的行动是：利用党委召开的部内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借口帮助党整风，发出狂妄叫嚣，同罗隆基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遥相呼应。他说：造成三害的原因，是由于“党无原则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党员文化低，知识缺乏，大多凭经验办事。而党员们又以斯大林所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论点为‘护身符’，处处‘特殊化’。”还说：共产党“庙修得过多，菩萨搬得勤。”他认为：“党无原则强调党性，缺乏人情味，某些党员六亲不认，反被认为立场坚定。”又说：现在“行行有党组，科科有党员”的结果，造成了“党政不分”。
紧跟着这些谬论，他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他召集部内民革、九三、农工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宣布：罗隆基部长谈，“各报馆来电话询问，说森林工业部鸣、放不起来，是不是有人压制批评，质问我部民主党派是不是睡着了。”并且得意洋洋地提出三点倡议，请大家讨论：第一：把本部民主党派的所有成员（有党员身份的除外）统一调配，分到各科室去点火；第二：建议党委开大会，让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党整风；第三：部内民主党派联合办墙报。他一方面说这些事罗部长叫大家商量商量，一方面立刻拿起电话来马上通知党委，叫党委定期开全体党员大会。在部内第二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他以部内四个民主党派代表的身份，向党发出恶毒的攻击。他假称别人说：“五反是炮轰民建，肃反是火烧民盟”，所以共产党应该很好地检查。在民盟支部，赵文璧嫌民盟支部中有党籍的盟员碍手碍脚，因而排斥这些同志参加会议。
赵文璧还进一步亲下各科室点火。森林工业出版社社长（党员）有些缺点，他就夸大事实，借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并且亲自召集出版社干部开会，广泛动员群众向这位社长提意见。另外，他还主张向基层企业的林业工人报点火，向基层放毒，企图搞乱党的整风步骤。此计未遂，他就利用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亲自出马，到各业务单位，到司机班、炊事员、公务员中去点火。有时一个下午竟连串两三个单位。
赵文璧竟猖狂到毫无顾忌地向党内放毒。有一次部长秘书小组学习时，赵文璧突然自动“莅临”，他一进门就以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派头，进行所谓“启发动员”说：“你们都是党员，你们党内有没有高级党员，大党员，小党员；有没有大党员压制小党员的事，小党员也应对大党员提意见呀！”因为这个小组除邵慈云同志外，其余的全是党员。
赵文璧对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言论大加宣扬说：“罗这个人有才华，发言独到，一鸣惊人，与众不同。”罗隆基收到不少人称赞他向党进攻的信，他自己沾沾自喜，赵文璧也替罗隆基向外宣扬，借以抬高罗隆基的“威望”。
在这一个阶段内，赵文璧还秉承罗隆基的意旨，在部外大肆活动。他以“寻亲探友”为名，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访问了三、四十位老朋友。这些老朋友是谁呢？其中有吴景超、陈新桂、顾执中、曾昭抡、潘光旦等右派分子。
6月2日，罗隆基出国的前一天，赵文璧一清早就登罗府汇报请示。罗隆基给了他以下的安排和部署。罗隆基指示：“储安平发言出了点错，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在变，”等等。赵文璧从罗隆基处请示出来，在城内活动了一番以后，来到邵慈云的家内，颇有感慨地说：“鸣、放还是上海搞得好，北京不行，有顾虑。”又说：“党有三个东西碰不得。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社会主义，三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共产党整风是换汤不换药，领导权不会交出来的。”
阴谋败露后罗赵订立攻守同盟 赵文璧苦心孤诣保护罗隆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后，赵文璧开始采取观望态度。他说人民日报社论是“小题大作”，要“收了”，并且假装积极地向党员副部长说某某民主人士说：“这篇社论杀气腾腾。”同时还散布说：“来自可靠方面的消息，收的原因有三：一是鸣、放走了火；二是‘人大’要开会，怕一、两千代表也这么放，中共无法控制；三是党内反对，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反对。”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紧跟一篇发表以后，特别是6月14日报载民盟史良副主席质问章、罗的右派言论以后，赵文璧就到处解释，强调民盟中央这一措施是“派系斗争”，恶意地宣传史良同章伯钧、罗隆基不和的事例。说罗隆基是“书生面孔”，并且一再地说：“我真担心章伯钧倒向史良那边，把罗隆基出卖。”他还三番两次地指出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建议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加以引伸，与主席讲话精神没有“不符”之处。赵文璧对章伯钧所说罗隆基看过储安平发言稿一事特别敏感，他说章伯钧凶，想嫁祸于人。
形势的转变既然不利于右派，赵文璧也就紧张起来。6月16日（星期日）他想急忙进城，为他的主子罗隆基摸摸气候。恰恰在这一天北京日报报道了民盟北京市委金若年同志揭露罗隆基、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他一方面激动地说：“金若年是史良的人”，另一方面则慌慌张张地到高崇民副主席处摸民盟中央的气候，到范朴斋处研究章伯钧会不会把罗隆基出卖，最后跑到邵慈云家大发牢骚说：“史良反对罗隆基，自然金若年对我下不去。”“罗隆基有国际威望，动不得。”“民主党派这种搞法，闹大了，国务院要负责。”“光明日报有材料，证明罗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在大风浪中，罗应稳得住，不能慌。”“现在有三种人，一种是趋红压黑，一种是趋红不压黑，一种是雪中送炭。”结论是为人不可投井下石。这时赵文璧的紧张焦虑情绪是直线上升，到处钻空子为罗隆基辩解。北京日报揭发罗隆基的材料发表以后，他说：“帽子大，没内容，从罗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看，就说罗是右派，不公平，不能使人心服。”他散布恶毒的论调说：“党要利用你的话，怎么都行；党不想要你的话，可以组织会斗争你。”言下之意是党现在不想要罗隆基了，所以要整罗隆基。
罗隆基从国外归来的第三天，即6月25日下午，罗、赵两人终于在罗隆基家的客厅里，演出了一出精采的双簧，他们当着第三者（罗隆基叫邵慈云在场旁听）的面，订立了攻守同盟。这出戏是怎么演的呢？请看他们两人的对话：
赵：努生（即罗隆基）先生，你这事怎么搞的，我太冤了。我说我和你思想不同，我是脱党（按：赵曾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叛党，并且两次发表叛党宣言）的，我是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与你可没有什么联系。
罗：你不要推拖和我没有联系，别人不会相信，为什么我不调别人要调你（指罗把赵从上海调来森林工业部），只看我们两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我是问心无愧。
赵：（双手一摊，眼看邵慈云）是呀！哪有什么阴谋呢！
罗：不过你去高崇民那里了解情况，声称与我思想不同是不对，你何必那样慌，让别人说连我最亲信的人，都说与我思想不同，可见我这个人的问题严重。
赵：你看金若年说的那些，简直是乱讲。至于排斥党员之事，更是无稽之谈。
罗：这事我也不晓得。不过，有错也得承认，你不承认，将来还是写在我的账上，这对我们两人都不利。
赵：不过，你也得想想，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比如你对史公哉、邵慈云的确不对，是应当检讨的。
罗：你不要谈我生活、作风，我脾气不好，这都是小事，一百条都不要紧，现在主要的是政治立场问题，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赵：是呀！从报上看你的材料是帽子大，无内容，到底怎么回事？
罗：我也不摸底，这事罗涵先、叶笃义都不知道。高、沈（指高崇民、沈钧儒）可能知道，但不会告诉我，看来还是党在主持。
这出戏我们仅揭露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罗、赵两人的巧妙手法，当着第三者的面，运用诈术，订立攻守同盟。此后，赵文璧就依靠这种暗示，在部内进行狡赖。当民盟中央公布了邵慈云的揭发信的时候，赵文璧在7月4日一早跑去质问邵慈云说：“同志，你怎么搞的，你的信牵扯到我，这怎么办？你告诉罗，叫他交代。我受不了，我一定和他绝交。”但是，当他这一天和两位秘书一同到罗隆基家去后（罗隆基打电话叫去的），赵文璧却并不“绝交”，只谈自己的事如何办？过了两天，赵文璧主动去劝说罗隆基“交代”，在这个罗、赵第三次的会面中，赵文璧一言不发。罗隆基却显得痛心的样子说：“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的秘书邵慈云写信检举（事实上只作了一年秘书），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的驳斥我。”这些话，打动了赵文璧的心弦，他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罗隆基的“哀鸣”，支持了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始终拒绝交代罗隆基阴谋的决心；赵文璧的拒绝交代，也助长了罗隆基的气焰，以致在向“人大”交代中，有意避免说到他和赵文璧在部中点火放毒的阴谋。
罗隆基妄图在森工部取消党的领导以此作为典型示范鼓励右派推广
现在，罗隆基说赵文璧的事我不知道；赵文璧呢，说自己的事同罗隆基无关。彼此一唱一和，像煞有介事。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肯定地说：绝非如此。赵文璧在部内整风运动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绝不是偶然的。他从进攻到观望，从观望到退却，以至订立攻守同盟，都是同罗隆基的策划分不开的，都是在罗隆基亲自指挥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罗隆基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远在赵文璧来部以前就已开始。当他就任部长职务不久，就对过去林业部领导的森林工业工作的成绩采取了一切否定的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森工部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必须好好整理”。这说明他对部的工作是打算“有所作为”的。罗隆基的又一个特点是只能谈缺点，不能谈成绩。去年8月，我部召开全国森工局局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罗隆基要作一个报告。因为他对业务外行，又因为急于去北戴河“避暑”（到北戴河与章伯钧策划阴谋），所以请副部长们写这份报告。报告写好以后，又经部领导一再研究修正，最后请他定稿。他看后大为不满，除了乱批评一通以外，还着重地说：“你们说几年来有许多成绩，又说还存在着缺点，简直自相矛盾。什么报告都是这样，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我看这就是教条主义、官样文章”。因此，他叫把这份报告重新修改。这篇报告修改以后，未经部务会议讨论，也没有向国务院请示，罗隆基就匆匆地拿到大会宣读，从而引起下面的思想混乱。
罗隆基在很多方面都暴露了他企图篡夺党的领导的野心。上面说的那份报告，他在会后才叫送给国务院，这已经是不合手续的了。但是当国务院准备约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及其他单位进行研究，他又不满意。他竟限定国务院在三天内批下，否则就自行印发，并且说：
“由我罗部长负责，不管你给什么部研究。”他在部内的行为更是专横武断。他在部内的阴谋，是强调行政领导第一，凡给上级的重要请示报告，他都要用他个人名义发出。去年8月我部写给中共中央关于节约木材和提高木材利用率的报告，他要修改一下以罗隆基名义直接报告总理，可是他既不提出意见，也不修改，虽经秘书屡次催办，却一直压到现在还未发出。又我部派人去苏联和北欧的森林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在今年3月写成以后应当及时地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他也以报告“内容有缺点”为名硬压住至今未发。罗隆基蓄意取消党在政府工作的领导和有意强调部长负责高于一切是决非偶然的，赵文璧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赵文璧讲，罗隆基曾经说：“在政府系统里，一切单位都属于行政范围，应由行政来领导。部的一切工作应由部长决定。党组不能单独决定问题。”这是罗隆基企图把党组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的露骨表现。自然，这并不是他的最后目的，他的最后目的是想推翻党的领导。赵文璧说：
“罗要我来部是有准备的，他曾对我指示说：拟在森工部试行取消党的领导，作为示范。”请看，这是多么明显的野心和阴谋！罗隆基对部内的民盟支部也不放松。他一到部，就对部内有党籍的盟员同志领导民盟支部工作表示不满，认为这不能发挥盟的作用，责备盟在部内发展组织工作做得不好，指示盟支部要向中下层发展。由于民盟同志没有遵照他的意图行事，因此他一再埋怨民盟在部内不起作用，所以迫不及待地要把赵文璧从上海调来。本年3月，他的大将赵文璧在“为先生分忧解劳”（赵给罗的信中语）的情况下正式到部。赵文璧到部后曾经就他到京的工作范围向罗隆基请示，问是不是要他在部挂个名以便在外搞“盟务”。罗隆基说：“现在形势变了（指章、罗已经和好联盟），民盟中央你去不了，怕史良不容你；北京市呢？吴晗是个独立王国，潘光旦和浦熙修都是好不容易才安插到北京市委，现在安插你是有困难。你还是先在部内创造条件，好好帮我整顿这个部。”又说：“森工业务简单，你有文化水平，这儿党员文化低，业务差，我们知识分子正好大显身手。”并且暗示赵，将来“提拔”他当副部长，叫他先抓部内盟务。因此，在罗、赵阴谋活动下，部内民盟支部终于改组，把党员兼盟员主委弄走，赵文璧骗取到部内民盟支部的领导权。赵文璧做了民盟支部的主委以后，就根据罗隆基的指示，准备在部内大发展盟员，计划是达到每个处、科、室都有盟员。采取的步骤是先从部内党团力量薄弱的单位着手，如森工设计院和森工出版社等处。以后，罗、赵又策划把和平里区六个单位的民盟支部联合起来，企图建立“区委会”，以便同民盟北京市委对抗。要是这样做好了，赵文璧就可以利用在部的行政职位，影响他在盟的地位，从而夺取民盟北京市委的阵地。
罗隆基所以要安插一个亲信人物掌管办公厅，一方面是要实现他的阴谋，同时也是仿效章伯钧的手法，在部内放一个自己人，以便掌握部内的全部情况。因此，赵文璧一到部便以罗隆基的亲信自居，自称“罗隆基派”。罗隆基一再地指示他，叫他多管事，多了解情况。我部办公厅的编制有八个单位，赵文璧已经分到手四个单位，可是犹嫌不足。他还想抓计划司，抓福利，抓房子，抓托儿所，最后竟向人事工作插手了。正当我部整风开始，罗隆基居然亲自主持成立“七人小组”，从事部内的人员整编工作，赵文璧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是要精简他们所谓“不称职的党团员”。罗隆基还以干部司司长“工作太忙”为借口，叫赵文璧多负“实际责任”。罗隆基为什么叫赵文璧干这些事呢？据赵文璧讲，其目的就是“争取群众、提高盟的声望，从而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另外，罗、赵两人还企图安置一个盟员到政策研究室工作。甚至于狂妄地主张政策研究室和机要室合并，置于部长领导之下。机要室除政府系统的机要工作外，还有党的机要工作。政策研究室呢？除部内的工作外，还要给党组做整理材料工作。罗、赵两人对这两个单位的性质不是不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计划把这两个单位合并，居心何在？罗隆基以一个非党部长身份，竟干预党的机要工作，想在森林工业部试行取消党组作为示范，这不是篡夺党的领导是什么？
根据以上种种事例，能说罗隆基对森林工业部毫无阴谋吗？能说罗隆基、赵文璧没有在森林工业部点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