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能够“放心”和“容忍”么？
康濯
本月12日人民日报上何谷润同志“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一文，对萧乾所写“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进行了驳斥。我是完全同意何文的论点的。不过，何谷润同志仅仅把萧乾的大作评为“若干根本论点”有错误，而似乎并未认为该文根本上乃系一株毒草，我以为这怕是委屈了与低估了萧乾大作中巧妙乔装的高度匠心的。
如若不以为然，待我补充几笔。
一曰民主自由。萧乾写道：“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又道：“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然后就说，我们目前虽然有了民主自由的宪法，可惜还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这原因，据作者的暗示，乃在于我们的党和政府还不能“容忍”以及不能“放心”地让人们说不对的话。于是，我们的宪法就这样没能通过萧乾的“考验”！而我们付出无数性命和血汗才争取来的，最广大人民的最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原来还不如那尽管是前期资本主义，但本质依然是只允许极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虚伪的民主自由！原来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如前期资本主义那么“豪迈”！这不是和许多右派分子的论调太为近似，而万万不能使中国人民“放心”和“容忍”的么？也许萧乾要说，他哪是这个意思，他那些话只不过在于指出“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果如此，则“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锻炼得赶上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呢？很明显，想要党和人民“锻炼”得能够“放心”和“容忍”任何宣扬资本主义与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那是无法办到的。因而路子恐怕只有一条，即是萧乾本人还得委屈地“锻炼”一下。而萧乾在引述那句资产阶级的“豪迈的话”之时，流露出来的与右派分子对于所谓“两院制”的热中有着相通之处的眷恋往昔的感情，怕也实在是需要加以“锻炼”改造的。
二曰整风运动。萧乾文章中似乎并没提到这件事，但内容倒确是涉及了的。他在讲到前些时“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们”“得到一抒己见的机会”以后，跟着写道：
“而有些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心里我估计可能会有‘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好搞，这下子就更不好搞了’之感”这里且不说“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们”等等，这几句话其实也是大有学问的；因为作者并没分辨在前些时大放大鸣和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是出于对党的爱护而并非什么受压抑后的抒发，也没分辨某些所谓受压抑后的抒发，有的只是右派分子的资本主义幻想受压抑后发出的反动言论，有的则是受到什么煽动而一时抒发的偏激之言，容或也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受过某些压抑，但那也恰恰只有党才得以为他平复压抑——总之，作者原是应该具体地分辨上述种种具体情况的。但巧妙之处还在后边，即是作者恰恰在我们党的整风运动中，认为有些党的“做领导工作”的干部可能听到意见会有反感，或者说，会抗拒批评和整风，甚至还会要以以牙还牙的阴暗心情来对待知识分子所给予的批评似的，而这些抗拒整风和批评的又偏偏是“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整风运动原不过是一场虚伪！你们反正凭党员吃饭，你们整不整风，反正坐的是铁桶江山！在这里，右派分子的“党天下”的论调，难道不是险些就要呼之即出么？
三曰“人事科是驻在机关的派出所”。此点何谷润同志已加批驳，但还可以补充的是，萧乾对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倒还是从东西南北各方面着实歌颂了一番，并认为今天的派出所已改变了解放前派出所的“恐怖、神秘”之状的；他只不过认为今天有些机关团体的人事部门，则虽无“恐怖”，“但却多少带有一些神秘味道”，也即是说，多少带有一些解放前反动派镇压人民的那种派出所的“神秘”味道！萧乾文字中此类用词谨慎而又透露出不怀好意的高明匠心之处，我们是必须深刻体会，而决不能低估与委屈了作者的。
四曰整个文章的写法。那真是迂回曲折，艺大才高。既把前些时的气候不看作早春而视为“初夏”，又说全国范围内人事部门的工作“一定是健康的”，并且还把有些人的不正确看法貌似公正地评为“偏，甚至“歪”，而文中所列以批评的事例也尽是从“朋友”或“非党同志”处听来，好像他自己分外客观，他不过是路见不平，代表那些“同志们”抒发几句；但实质上却又在在暗示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过是悲惨和神秘的图景。此外，前一句说人事部门的干部同大家的隔阂是“工作上的必要”，后一句又说他“始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必要”！甚至还说给党总支（包括中央宣传部）写信，“时常是石沉大海”，“比挨顿棍子要难受多了”！最后又举出“一个人民团体”的几乎要违反“封建时代的法律”的种种丑行，却又俨然如履薄冰似地不敢说出是哪一个团体！当然，我们党的中宣部和任何团体都是可以批评的，而萧乾的文章也并没被剥夺发表的自由；那末，为什么对于要使人“挨棍子”的中宣部和丑行累累的某团体，竟不据实地坦白陈情，而要如此含沙射影，搬弄着好像一个解放前的进步作家向当时的反动派投以匕首的手法和匠心呢？
不能不认为萧乾这篇文章根本上是一株毒草。而对于这样的毒草，我们能够“放心”和“容忍”么？答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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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画”半月刊中有毒草
朱丹
“漫画”半月刊是专门的讽刺画刊物，过去发表过不少好的讽刺画，讽刺的矛头主要对准国内外的敌人，其次对我们自己内部的缺点也有所揭发和批评。但是在最近几期的“漫画”上，却明显地出现一种偏向——从90期以来，一些在立场观点上有严重错误的画占据了刊物的主要地位；特别是正当右派分子大举向党和政府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不少带有“和右派观点类似的”的画在“漫画”上出现了，在客观上起了配合的作用，正直的读者对这种现象是颇为反感的，有些作者的动机和思想倾向很值得注意。作为一个集中发表讽刺画的园地来说，“漫画”编辑部这一个时期失掉了正确的立场，编辑思想上呈现着相当的混乱。
这种情况在该刊第90、91两期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中最为刺目的要算是90期的封面和92期上刊载的廖冰兄的两组所谓“打油词画”。作者以“赠教条主义诸公”为题，向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领导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教条主义诸公”指的谁呢？作者在说明词上把他们写成“好比三军统帅”，又称他们为“大干部”、“官”、“权威”；当然指的是党在文艺部门的领导人。
文艺部门的右派言论时常假借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党的领导，他们通过比较隐晦的说法把党的文艺方针说成“教条主义”，把党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说成“教条主义”，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说成“教条主义”；在他们看来，好像“教条主义”就是文艺工作上党的领导的代名词，他们企图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党的领导，想把文艺工作拉到资产阶级的方向去。廖冰兄在他的画上强烈地反抗党对于文艺创作的“干涉”（实际上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把领导形容为“尔为‘画匠’我为官，创作应加严管。”他甚至把新社会的画家画成没有脑子的机器人，把领导人画成开机器的，把文艺创作的过程说成是“指挥操纵按机关，百顺千依好办。”廖冰兄所以用如此挖苦的比喻来形容党在文学艺术部门的领导，实际上就是想反掉他心目中的这些“官”、这些“操纵机器的人”，反掉以后又怎么办哩，那就不言而喻了。
其次，在廖冰兄的画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右派言论中污蔑党的领导人的名词——“卫道者”。他画了一座“卫道擂台”，把党的领导人比作“擂台”的主人，把和他的思想立场相一致的人称作“异端”，满怀敌意地想要使两方面在擂台上一决胜负。他一方面把这位“卫道者”的外表画成凶神恶煞的模样，另方面又把他的内部形容成
“自晓身材单薄”的不堪一击的脓包，因此虽然表面上把他说成要“誓把‘异端’扫荡”，实际上暗示着被“扫荡”的将是这位“卫道者”自己；作者这种挖空心思的对于领导人的攻击，真是恶毒得很。
我一开始还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恶毒的讽刺来反对“教条主义”，后来看出原来这些被作者斥为“教条主义诸公”的“卫道者”所保卫的“道”乃是社会主义之道，作者却对社会主义之道如此反感，又对保卫社会主义之道的人这般仇视；俗语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他才自命为“异端”，自居于和党的领导相对立的地位；那么作者本来的意图是否真的要反对什么“教条主义”？他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在这里不是表现得够清楚了吗！
正因为作者的立场和我们有所不同，所以在对待其他问题的看法上，也就不能不表现出分歧：如在另一幅画上面，作者又对文艺界讽刺道：“正是‘杯弓蛇影’，高呼：‘发现敌情！’，有篇小品妄批评，作者居心不正！”请问作者，能担保文艺战线上完全没有“敌情”吗？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向党和政府进行敌对性攻击的文章，过去难道没有发现过吗？作者这样提法是说明自己在政治上的麻痹呢，还是想用这些来麻痹我们呢？
廖冰兄对于文艺部门的党和政府的领导的敌视情绪，是表现得够露骨的了。作者不仅根据一些被他自己恶意歪曲和夸大的似是而非的现象，在政治上散放毒草，前一时期又在一些座谈会上利用个别事件，向文化主管部门和出版机关大肆攻击，以致香港的反动报纸“香港时报”对他深表“同情”，把他这些“言论”加以转载和宣传。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漫画家，廖冰兄应该很好地深入检查和批判自己的言行。
在91期“漫画”上登载的李滨声的“视察随笔”组画，其中“一身二任”一幅在立场观点上也是非常错误的。作者以北京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到一些合营厂去视察，这任务是光荣的；但视察的结果，却为“有些”厂的资本家鸣起“不平”来。在这一幅简单的画面上，他对公私两方人员的处境和作风作了歪曲的对比：把公方人员画成“喜欢包揽一切”的强横专断、得意忘形的人物；把私方人员画成一副被压迫得“纵有积极性也无处可发”的受气的可怜相，他对这样的私方很表同情，因此带着责难的心理指斥公方代表大权独揽，所以这张画叫做“一身二任”。姑不论事实的真相决不是这样；就从作者在他的画上对待公方代表的态度来看，居然把他丑化为一个似乎还没有接受改造的唯我独尊的大资本家的样子，相反地把私方人员描写成一个忍气吞声的受压迫的人，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怎样颠倒是非的了。李滨声在这里是这样替私方人员讲话（恐怕还是一小部分落后的私方人员），却向代表工人阶级的公方人员进行污蔑攻击，恰恰和一些右派言论相一致，作者身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但自己的思想情感实际上却代表的是什么人呢？作者还不应该对自己的立场观点进行很好的检查吗？
在91期上，还有田原的“六把扇子”，柯明的“专用电话”，张文祺、任佐予的“绘图仪器座谈会”等画，集中地对有些部门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进行了攻击；他们根据极个别的现象，片面的在内容和形象上作了不正确的夸大和歪曲。如田原的画上充满所谓“大首长”、“官官相护”之类的恶意的词句；柯明在人物形象上把使用“专用电话”去“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刻画成一个国民党大员式的“特权人物”，是具有煽动性的；张文祺、任佐予借用各种绘图仪器来象征我们机关负责人“毫无原则”，把彼此之间比成一团糟。同一期上马得的“新编全本黑旋风”，作者假借一个假的“李逵”的粗暴愚昧、蛮不讲理，强加给他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用来影射我们的司法干部、戏改工作者、以及某些领导人，甚至还把肃反运动隐蔽地污蔑为“连鬼带人一同砍”，作者的用心表现得相当刻毒。90期上刘小青的“预防流行‘失言症’”，画着在会议桌上，除了领导人之外，每个人都带着口罩，讽刺我们的言论自由是这样“可怜”，好像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人还不得不像封建时代的“金人三缄其口”式的活着。同一期上王乐天的“引起警惕”，也是一幅富于挑拨性的作品，作者实际上是要人们“警惕”，别向领导提意见，以免被当作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来进行“陷害”，前一时期右派分子曾经不约而同地向各机关的人事科进行攻击，这幅画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应声虫。另外在91期上，李滨声、王复羊合作的“在某大学里”，也片面地把大学教授们歪曲为受打击被排挤压制的对象，想使人看了为之“寒心”，实际上为右派分子提出的“教授治校”、“民主办校”张声势。以上这些违背现实，进行夸大歪曲的作品，正好和各种右派言论起了呼应的作用，客观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上作者从不同的创作动机上，表现出错误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则是一致的，在客观上同样收到了不好的效果。我们应检查为什么正当右派分子发动进攻最猖獗的时候，却出现了这样一批有严重错误的画，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漫画工作者从自己的立场观点上深思的。
“漫画”是富于战斗性的艺术，因为它常常直接间接地对各种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表示态度，所以它的政治倾向性是鲜明的，作者的立场也表现得很明确；因此漫画家们应该经常衡量自己的作品是否对社会主义有利？这就成为评定作品的最好的标准，根据这样的标准去检查一下自己的作品，每个画家都会经常得到启发。当然我不是说人民内部的缺点不能批评，也不是说对一些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所发生的消极现象不能揭发和反对，问题是画家们在进行工作时应该随时注意自己的立场、观点，这是检查我们政治倾向的标准，也是创作上最根本的问题。“漫画”编辑部过去一时期不加选择、不加批判地刊登了以上这些画，使刊物的编辑方针一时期陷于模糊，大量放出了毒草，而且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毒草，对读者造成不良影响，这是编辑部政治上的错误，也是失掉阶级立场的表现，编辑部要从思想上深入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将这一事件当作今后的深刻的教训。
最后，漫画家一向认为漫画的特性是“讽刺”，因而认为漫画在题材和表现方法上局限性很大，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但不管是讽刺也好，夸张也好，总应该对读者采取负责的态度，仍然是是否对人民有利的问题。这一次的错误，希望引起“漫画”界的更好的注意，漫画家们应该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把自己的思想认识提高一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投入反右派的战斗，更准确的充分发挥讽刺武器的效能，不要因为此次的错误而束手束脚，不敢动笔；让我们的创作情绪更加健康起来，让我们的作品在实际斗争和创作实践中更加繁荣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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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右派
萧长华
前些日子，当我听到右派分子的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时候，感到十分愤怒；以后听了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使我感动的落了眼泪。我也要把心里的话儿说出来，反驳右派谬论。
我今年八十岁了，十岁就学戏，我唱了几十年“苏三起解”。在这出戏里，我饰崇公道，每逢听苏三唱到“爹娘作事心太狠，不该将女卖入娼门”的时候，心头止不住一阵酸痛。我曾想过，打从什么时候起有了妓院呢？以后有人给我讲二十四史，知道列国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用管仲为相，他们兴得客妻路妓，设立了三百处乐户，“专居美妇，日事颜华脂粉，务为妖淫娇媚，以迷各国之商贾，征其夜合之资，以足国用”。从列国到解放前夕，几千年间，在娼妓的苦海中不知伤害了多少良家妇女。从东周以来，那一朝代也出几位大圣大贤吧，为什么这种伤风败俗、惨绝人寰的事依然代代相继呢？共产党来了，几年之内，妓女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这种大恩大德，不是人类史上的空前创举吗？！
大家知道，咱们“梨园”行中，从前抽大烟的人是很多的。我想谈谈鸦片的事。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事，咱们都不会忘吧。当时是在清道光皇帝统治时期，这时在政治上非常黑暗腐败，经济上是财尽民穷，人民生活贫困达于极点，而英帝国主义为了满足其获得高额利润的欲望，便采取了鸦片武装走私的办法来打开中国的大门，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扩大它在中国的市场。鸦片输入以后，日本又输入“白面”，“海洛英”等毒品，弄得成瘾的人面黄肌瘦，如鬼一般。自从解放后，鸦片也绝迹了。有烟瘾的人也逐渐健康起来了。就拿我们梨园行来说吧，过去死在鸦片瘾的人大有人在，如果不是共产党来了，恐怕还会有些名演员潦倒在烟瘾之中呢！这不但挽救了艺人，也挽救了艺术。
就以上这两件事来问问这些右派分子，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不是共产党的功德？除了共产党谁能办到？
我是唱丑角的，在旧社会里，小花脸是被人瞧不起的，尤其到了我这般年纪，早就无人理睬了。解放后，我却一直受到政府与人民的尊敬。我现在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副校长。我虽然是副校长，但有关艺术上的许多事情晏甬校长、史若虚副校长都要征求我的同意。在我患病的一个时期，他们还经常到我家里来研究学校的工作。右派分子笼统地说非党员有职无权，这是破坏党与非党的团结。
从本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右派分子怎样在京剧界放火一文，我进一步认识到右派分子的鬼把戏。希望京剧界的同志们警惕吧，不要上了右派分子的当。我们要坚决拥护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为人民的戏曲事业鞠躬尽瘁。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一切，谁要破坏我们的团结和事业，我们坚决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