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党能领导高等学校
山东工学院教授 金榜
有些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这不好那不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好不好呢？我不从一般道理上去讲，而只举几个我所接触的小例子来说明。
大家都知道，在旧中国，社会上的“叫化子”是很多的，到处可以遇到有人向你要钱。1951年我从美国回来，在旧金山街上经过时，就有美国的“叫化子”向我要钱。可是我到新中国后，几年内所到之处，没有遇到一个向我要钱的人，这就表明，在新中国的新社会里，人人都有吃有穿了。从这一件事上，就不难区别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哪个好了。
1951年，我每月的工资是一百多元，现在将近二百元，生活提高将近一倍。去年上半年，我同一部分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到烟台去视察，看了一个生产苹果的高级社。这个社叫幸福社，该社在1953年全年生产苹果近二十万斤，1955年生产苹果近八十万斤，1956年计划生产苹果二百四十六万斤，相当于1953年的十二倍。在解放前，烟台苹果每亩的平均产量为三百一十斤，1956年幸福社的三十年大树，每亩产量已达九千五百斤，该社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苹果每亩产量提高到一万五千斤；到那时，苹果产量将为1950年的四十八倍。幸福社社员们的收入情况是：劳动好的一年一个人可以有一千一百元，平均一个人每年收入七百元，最少的也有三百元，老大娘一年也可以有四百元的收入。幸福社社员崔启云，去年已七十六岁了，过去曾要过饭，现在他全家三个劳动力，全年收入有二千四百元。幸福社社员们生活的提高是很快的。这样美好的生活，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我有一位表弟在北京工作，他生关节炎病已有一年多，经过西医、中医的反复医治，现在已能办公，最近来信告诉我说：病好了，身体健康了，字里行间充满了愉快的心情。他又说：金铉如果现在生那个小疮，就不会死了。（金铉是我堂弟，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安工作，嘴唇上生一小疮，未能很好医治，不久就死去。）读了他的来信，引起了我的感想，在这三、四年内，我也一直患高血压症，中药西药吃了很多，药水瓶子就有一篮子。我想我的病如得不到这样方便的医治，或者是在旧社会里的话，可能我已死去了。现在我和我的表弟都能活着，并且还都能工作，这完全是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保佑了我们。
上述三个小例子，就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驳斥了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谎言谬论。
有些右派分子提出共产党要退出高等学校，认为领导高等学校的党员同志不懂业务，党委没有能力领导高等学校。我认为这种论调是完全错误的。试问党不领导高等学校，由谁来领导高等学校？有人提出教授来治校。试问思想没有改造好的教授，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教授，究竟有多大的能力来领导我们的高等学校？他们能够领导高等学校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像头脑与躯干一样，有了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我们高等学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不要党领导，难道又有谁能领导高等学校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所谓教授治校，不难理解就是要倒回资本主义的旧道路。
我认为党是有能力领导高等学校的。几年来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专业设置、教学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是党能够领导高等学校的最好的证明。所谓党员同志不懂业务，不能领导高等学校，也是毫无根据的。有一次我与我校一位党的领导同志谈话，谈到传热学这门课程时，他说传热学是锅炉专业中一门很重要的课程。我认为他说这句话，完全是说的内行话。我们学校没有锅炉专业，他已具有这方面的知识，这说明我校党组织有的领导同志已经学了许多东西，已经懂得一些专业业务，且具备了广泛的业务知识，笼统地说他们不懂业务是没有根据的。我相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心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是能够逐渐学会办好高等教育的业务的，他们会和在工厂企业工作的共产党员一样逐渐成为办高等学校的内行或专家。当然，他们刚进高等学校时是懂得少些，但经过学习和实践，是会逐渐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主动地帮助党员干部了解业务，熟悉业务，以加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一些人主张把党员干部哄出高等学校，我认为这是右派分子的作法。党是领导我们高等学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效保证。
我们要站稳立场，拥护党，爱护社会主义，与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原载7月16日大众日报）
第3版()
专栏：
道貌岸然的“学者”原来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
陆侃如想把“九三”分社变成反共司令部
山东大学师生和分社成员群起反击 右派的美梦破灭了
本报讯 综合山东大众日报和青岛日报消息：山东大学的师生和九三学社青岛分社的成员，在最近半个月来，连日开会揭露和斥责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青岛市主任委员陆侃如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和阴谋活动。
陆侃如，这位道貌岸然的学者、文学史家、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在这次大鸣大放中，逐渐暴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他四处点火，向党放出毒箭；他妄图以九三学社和山东大学为阵地，组织起一支向党猖狂进攻的队伍。
利用被篡改了的毛主席讲话记录到处放火
和所有右派分子一样，陆侃如最热心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在青岛，他第一个喊出了“取消学校里的党委制”的口号。
6月2日，他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社联合召开的所谓民主办校座谈会上讲话，一开头就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他说：“关于党委制我知道的不多，过去高教部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见正式文件”。又说，“党委制与三害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他把党的领导，曲解为党委书记个人领导。所谓互为因果，即是党委会不撤销，“三害”就永远除不掉。这个“高见”与“党天下”和“三害产生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谬论是异曲同工的。
有人批评他的这种谬论是毒草，一下触怒了这位“学者”，他在“新山大”发表的“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一文中说批评他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棵所谓‘毒草’还是毛主席亲手种下的”。
经过多次追查，陆侃如才不得不说出这是根据一份被篡改了的毛主席讲话记录稿写的。而这份记录稿则是右派分子民盟青岛市副主任委员陈仰之介绍给他的。以后民盟市委送来刊有这一记录稿的盟市委出版的“学习简报”第三期。陆侃如也承认，当时他就认为这个记录稿“正中下怀”。
陆侃如拿到这份被篡改了的讲话记录稿，就照样打印，往下分发，四处点火，并且组织山大和青岛医学院全体社员进行讨论。他还把这份记录稿发给九三济南分社筹委会。九三济南分社和青岛分社是平行的组织，而他却在公函中说：“尽速翻印，普遍传达”。而济南分社秘书长黄绍鸣见到公函和记录稿后，“如获至宝”，他真正起了点火的作用。
幕后指挥反共的右派刊物“民主报”
九三山东大学支社主编的“民主报”，是一个鲜明的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刊物，所载文章都是集中攻击党委和党委制，极尽其歪曲、诬蔑、谩骂之能事。发刊辞中说明了该刊的宗旨是：“揭露党群间的矛盾，以及三反、思想改造，特别在肃反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帮助和监督党作好平反工作和肃反总结，拆墙填沟，搞好团结；”“揭露党委制在我校所存在的缺点，讨论办好学校方案等问题。”试问这是一股什么气味？而在第一期第一页上印的正是陆侃如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社联合召开的所谓“民主办校”座谈会上的讲话稿，原标题是“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陆侃如嫌他这篇得意杰作的标题不明确，曾亲笔改为“我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正如九三学社社员詹元吉说的，这个取消党委制的讲话，实质上是他为“民主报”提出的一个纲领。“民主报”的主持者右派分子刘鸿宾在山东大学工会召开的物理系教职员会议上交代，关于大字报转为民主报（民主报的前身原是大字报），是经过九三山东大学支社会议讨论决定的，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陆侃如。九三分社常委会在陆侃如的主持下，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把“民主报”并入分社的“社讯”。“民主报”编委李仲益还揭发刘鸿宾曾对他说：“民主报”出三、四期后要改为铅印，要在青岛市内发行。铅印报是有人、有钱、有支持的。
“民主报”的后台老板是谁，还不清楚吗？把持青岛分社抗拒反右派斗争陆侃如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进行的阴谋活动，是有他一套战略的。
鸣放一开始，陆侃如和他们领导的九三分社直至基层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其中像刘鸿宾、陈继述等人，可以说是相当嚣张，他们与山东大学的其他右派分子束星北等相勾结，共谋大举进攻。刘鸿宾主持“民主报”，号召：“青年同志们战斗起来吧！”“光明就要来临！”他们对于说了一句“要防止歪风邪气”公道话的陆光庭副教授，多方进行打击。陆侃如除了抓住反对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目标以外，还专门组成“核心小组”，为反党言论撑腰，保证“不受打击报复”。
可是当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陆侃如的态度马上变得消极起来。猖狂一时的“民主报”停刊了。批判右派的事情，自从6月13日马马虎虎地开了一次分社委员扩大会以后，就干脆偃旗息鼓，保持缄默达半月之久。其间曾有人建议开会批判右派，陆侃如竟置之不理。就在6月13日那次所谓批判右派的会上，陆侃如竟然挺身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辩护，说什么“可以解释为‘天下为党’，也可以解释为‘党为天下’”。
同储安平此呼彼应
陆侃如为储安平辩护，是言出有因的。原来，陆侃如和储安平早有联系。储来过青岛，陆侃如去北京开会也与储见面。直至6月初，储还亲笔写信约陆侃如为光明日报写稿。据7月1日大众日报报道：陆侃如对储安平向党进攻的活动，曾作了有力的支持。在储安平的两次书信委托下，陆侃如用光明日报编辑部名义在青岛召开民主党派成员座谈会。在这个会上，陈仰之、徐一贯等发表了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会议记录占了6月5日光明日报的一整版。当时光明日报参加会的，只有一个助理记者。这次座谈会是陆侃如受储安平之托一手包办的。
招兵买马培养亲信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九三分社副秘书长赵省之在交代同陆侃如的关系时，说：陆侃如从今年4月在北京开了一系列会议回来后，首先要扩大发展组织。不仅在本市，并且还计划在烟台、潍坊成立直属小组。陆侃如还计划成立“九三”的省级组织，并让济南分社到曲阜去发展组织，成立直属小组。同时，陆侃如对于成立省级组织后设多少委员及人选分配，都有了初步计划，而且在各地都培养了他的亲信，想在省级组织成立时由他当头子。
赵省之还说到，为了虚张声势，在青岛分社改选时，社员不到一百七十名，陆侃如主张选举五十名委员，也好多拉拢一些人为他卖力。他还责成分社专门收集一些所谓青岛日报对九三分社活动报道不够的材料，到中共青岛市委去控告，企图利用党报大肆宣扬九三分社的活动，以扩大影响。在山东大学支社的一次会上，刘鸿宾谈出：陆侃如发展社员很积极，曾对他说过，反革命分子也可以发展。
群情激愤继续追击
陆侃如猖狂向党进攻的言行被揭露出来之后，群情激愤。在7月9日山东大学文科师生大会上，童书业教授严厉驳斥了陆侃如企图取消党的领导的罪恶企图。
九三青岛分社整风委员会，在7月11日召开的首次扩大会议上，继续追查陆侃如。陆侃如在大家摆出的事实面前，承认了一些，逃避了许多。大家要他继续深入检查和交代问题。
第3版()
专栏：
“民主办校”的阴谋破产了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中央组织了四个工作组，其中高等学校体制组，是企图在首都五个大学搜集意见，向党进攻，夺取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右派分子陶大镛是忠实执行章罗联盟这一指示，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夺取党的领导活动的最有力的能手。他所提出的“民主办校”纲领，在反右派斗争中，已被广大师生驳得体无完肤。他的伪装着的马列主义面孔，在群众中完全揭穿了。
聚谋在密室里
5月15日陶大镛秘密地在朱启贤（历史系教授）家里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主要根据陶大镛、朱启贤、胡明三人的意见，初步拟出一个“民主办校”纲领。会上还筹划如何召开第二次会议，提出名单，有人提到白寿彝同志（师大盟支委）参加会议，陶大镛不同意他参加，说他是共产党员，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说在师大进行活动，不通过师大盟支部是不对的。胡明说：“对！我们不要偷偷摸摸的干。”
于是，陶大镛就于5月20日又盗用民盟师大支部名义召开第二次会议。作为师大民盟支部的主委陆宗达教授，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和参加人的名单。这次会议名义上是他主持，实际上是陶大镛一手操纵。会上由陶大镛介绍上次会议内容，朱启贤、胡明帮腔。在这次会上订出了“民主办校”的完整纲领：学术委员会是学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代表组成。最低纲领，校长由国务院任命，最高纲领校长由校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总的要求是：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具体任务是：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教授的聘请，副教授升教授，讲师升副教授，留助教，招收研究生等与学术、教学有关的人事提升、调配，也由学术委员会决定。财务工作，主要是预算和决算，由行政会议成员向学术委员会报告。系也要成立系学术委员会，人选由教授中产生，系秘书也由教授中挑选。规定党的任务是：管管组织生活，在校内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党委会也可以派代表参加学术委员会，可提出党委会的建议，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遵照执行。他们还得意洋洋地说，“民主办校”是在现有的框子上改变实质，这样比较实际，也容易通过。这就说明了“民主办校”的实质就是取消党的领导。
企图搞垮党的领导让自己上台
右派分子为了达到实现“民主办校”的目的，从各方面向党进行猖狂进攻，破坏党群关系。从他们之间阴谋活动的特点来看，向党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的。陶大镛企图从党的领导内部制造分裂，来摧毁党委会的领导核心。陶大镛在群众中说，党委会某书记和某副书记一派，某某副书记又是一派，现在是某派当权；并扬言这次整风中师大党委一定要垮。他们并指使中文系四年级八位同学访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冯亦岱，因为冯过去来师大视察时，从朱启贤、胡明处听到对师大党委意见，以便以人大代表的意见在学校内放火。
陶大镛还有意歪曲肃反运动的成绩。这一点朱启贤在活动中充分地发挥了，他阴谋以肃反为题，来污蔑党，造成群众对党不满。朱启贤在几次群众论坛会上和座谈会上，就肃反问题进行煽动。他说：对肃反重新估价的问题，是关系到将来的历史如何写法；应该说肃反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严重的，因为斗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当成了反革命斗了，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作实验，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呢？造成的罪恶是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他还把肃反运动形容成“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朱启贤还说：“解决这个问题是困难的。我同意罗隆基的意见，在我校立即成立“检查小组”，清查在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为他们恢复名誉。并立即改组“师大教学”校刊。朱启贤企图通过检查肃反，改组师大校刊为名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胡明污蔑党是所谓“家天下”，来攻击党委、党员。他说：师大解放至今还有混乱状态，俄语系在师大地位，是处在九层地狱之下。党员对群众的做法是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的办法。党员不懂人情，很少人性。总之，在这一阵，陶大镛的任务是联络民盟中央上层的右派分子，出席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会议，在幕后出主意。朱启贤、胡明则在校内积极进行活动，不论在会上、会下、在讲台上、在家里，向师生们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搞垮师大党的领导，实现“民主办校”，让他们上台。
涂脂抹粉骗不了人
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在向党进攻的时候，用了许多的漂亮名词，什么“检查肃反中受害者”，“教育品质不良的党员”，这都是“为了巩固党”，“加强党的领导”，“我们都是进步教授，追随党多年”，“要站在党中央的立场”，“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自抹脂粉的表白，尽管起了一时的蒙蔽作用，尽管曾经有许多人受骗，公开支持过“民主办校”主张，甚至有些人为他们所谓“正义的揭发”热烈地鼓过掌。虽然他们打的马列主义的招牌，但终久是掩盖不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私货。
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师范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觉悟起来了，他们的眼睛亮了，特别是同学们，不再为那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了。他们对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纷纷进行揭发批驳。右派分子伪装的进步面孔被揭穿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已完全暴露在群众的面前，再也站不住脚了。
右派分子曾利用几个所谓“定案”来否定肃反的成绩，向党进攻。但是最近校党委向全体师生员工公布的几个反革命分子真相的事实，使这一企图完全破产。近来广大师生员工关于肃反的问题的座谈，都一致肯定成绩是主要的，批判陶大镛、朱启贤对肃反的谬论。李思温讲师说：“陶大镛等在整风运动中为了实现个人目的，利用一切机会，用一打一拉的手段，挑拨群众与党的关系，一方面咒骂积极分子是‘狗’，一方面又用‘五四’青年传统来煽动青年反对现社会。”朱庆永教授说，朱启贤毒骂我们积极分子为狗，说我们肃反中斗反革命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这是对党、对积极分子的污蔑，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党、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搞臭，来实现他和陶大镛、胡明共谋的“民主办校”夺取学校中党的领导权的野心。
王焕勋教授列举事实说明朱启贤一贯地不满党，不满现状。他说，朱启贤由美国回国时，不是想别的，而是想当师范大学的校长。这个目的达不到时，他就满肚牢骚。他描写现在社会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黑暗的“六年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写了。朱启贤崇拜杜威，夸耀他自己是杜威的弟子。他是标榜着资产阶级教育的教授的典型，企图把社会主义大学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梦想。我们广大师生不答应。
胡明辱骂党的作风是家天下，也受到了有力的驳斥。俄语系讲师吕和声揭发时说，胡明在我们系里任主任不仅有职有权，而且滥用职权。在人事方面根本就不是有职无权。事实很多。譬如，他自己介绍爱人和外甥到俄语系工作，又不通过制度在去年让爱人休养。胡明说党是“唯亲唯故”、“家天下”，事实是胡明要把俄语系变成“胡天下”，如果实现他们“民主办校”，夺取了党的领导，那师大也要变成“陶、朱、胡的天下”。石盘教授在六千师生员工大会上，大声疾呼地揭发胡明两面手法。他说，朱启贤容易看出来，特别因为他背着他的老祖宗杜威，而胡明不这样，他讲“共产主义”、“国事”、“党中央的立场”，一片模糊人的话，毒素就在这里。
接着石盘教授逐一批驳胡明迷惑人的谬论。胡明认为解放后，同共产主义事业相比是“糟得很”。我国几年来工业发展是很快很快的，一天天向共产主义大踏步前进，这怎么说对共产主义是糟得很？他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一团糟，共产党领导一团糟。这才是他说“同共产主义事业比是糟得很”的真实内容。帝国主义不敢为所欲为，右派分子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右派分子的“糟得很”“家天下”的说法是右派分子的诬蔑造谣，我校用人如果是“唯亲”、“唯共”，胡明的系主任也是当不上的。胡明强调1942年整风是“家事”，1957年整风是“国事”。胡明强调是“国事”，“匹夫有责”，“我也有一把”。他要趁党整风“捞一把”，奥妙就在这里。胡明还说要站在“党中央立场帮助党整风”，说党中央立场与基层组织立场不一致。胡明的意思是“我与党中央的立场一致，你们滚，你们滚，群众跟我来，把党委整掉，我们来坐天下”。“民主办校”就是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全部纲领。妄想把高等教育事业拉到资本主义的歧路上
陶大镛亲手拟定的“民主办校”的纲领，受到许多人的彻底的批驳。中文系部分进修教师和研究生集体讨论时有力地批驳了“民主办校”的纲领。他们指出：“民主办校”的纲领，把党的作用，降低到要党执行学术委员会的决议，要党处在学术委员会领导之下。这实际上要党“下台”。右派分子口口声声说拥护党的领导，说党不能退出学校，但在实际上，他们却在干偷天换日的勾当。他们在“模范作用”的名义下，要求党的领导核心退出学校，也就是要求党退出学校。他们硬是要篡改党作为领导核心的性质。这是宪法上已经规定了，他们如今竟想翻案。他们不仅企图使党在学校里成为多余的，而且企图使党成为在学术委员会控制下只能起所谓“模范作用”。也许有人会说，即令如此，党还可以通过国家来领导高等学校。但是右派分子的最高纲领是，校长由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最低纲领才是由国务院任命。这就是说，国家任命校长也要征得学术委员会同意，如果学术委员会不同意，国家任命也是没有效果的。这样国家如何来领导高等学校呢？这个纲领是反对党通过国家政权来领导高等学校的露骨表示。试问，取消了党的领导的“民主办校”纲领，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显然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根本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民主。
他们还指出：所谓“内行当家”，这个“理由”虽然容易迷惑人，但它也是经不起批驳的。这个“理由”实质上是说“我内行，我当家，我领导，我上台；党外行，所以不能当家，不能领导，要下台。”“内行当家”，实质上是排斥党对高等学校领导的一件漂亮的外衣而已。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所提出的“民主办校”纲领，是在“发扬民主”“内行当家”的口号掩护下反对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纲领，实质上也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纲领。这是资产阶级办高等学校的办法，不是工人阶级办高等学校的办法。如果按陶大镛等人的“民主办校”纲领来“改造”我们的高等学校的话，那末就必然会把我们的高等学校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到资本主义的歧路上去，这样就会葬送人民的高等教育事业。这个纲领今天所以被提出，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迷惑的人清醒了
右派分子朱启贤把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污蔑为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统治，引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一个大学生在大字报上写道：“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为什么要改变一下“不民主”的现状了。原来他们把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看作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难道这是帮助党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吗？难道不是站在党的对面，仇恨党，反对党，要把高等学校中的党搞垮吗？很明显这就是要把新中国的大学带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另一张是一群大学生曾经公开支持过“民主办校”主张，公开检讨的大字报。其中写道：“我们缺乏警惕，嗅觉不灵，不能辨别在各种巧妙伪装和卑劣手段隐蔽下反党活动实质，这是受资产阶级‘民主’观点的影响，追求抽象的民主，不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因此，看到了‘民主办校’，从感情上引起了共鸣。客观上壮大了右派分子的声势。”他们接着表示，“要认真学习，在斗争中跟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线，清除右派言论的影响，改造思想，在火热的反右派斗争中，锻炼成为自觉、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
当右派分子打着“民主办校”的招牌，进行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阴谋被揭发以后，陶大镛在师大民盟支部内，虽然揭发了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会议，并交代一些和黄药眠的关系。但揭发和交代还是不彻底的。他和朱启贤、胡明巧妙的伪装下的“民主办校”谬论，在广大师生员工反右派斗争中，在北京师范大学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能再兴风作浪了。陶大镛在检讨中说自己是“盲从”“无知”，受章伯钧、罗隆基的利用，充当着一名“小卒”，同学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指出陶大镛身为政治理论教授，是“无知”“盲从”“小卒”吗？不！不是“盲从”“小卒”。这是骗人，企图蒙混过关。陶大镛是章罗联盟在师大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员“大将”。
第3版()
专栏：读者来信
杀害刘英同志的是黄绍竑
浙江永康县农民程兆修说：我是见证人。编辑同志：
这里要揭露黄绍竑一桩罪行。
在这以前，许多人只知道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和温州市委书记张贵卿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了。可是谁杀害他的？知道的人不多了。现在告诉你，杀害这两位同志的就是右派分子黄绍竑，我是见证人。
抗日战争时，黄绍竑是国民党的浙江省主席，日本鬼子快打到浙江省会的时候，黄绍竑赶忙带着自己的爪牙逃到永康县方岩乡，躲在方岩山的岩洞里。到了方岩乡，黄绍竑并不去打日本鬼子，而是大批大批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人民。在浙闽边区坚持抗日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和温州市委书记张贵卿同志，就是被黄绍竑手下的特务头子陈家璧于1942年2月8日在永嘉和龙游捕去的。
刘英同志被押到方岩以后，最初被关在程洪品宿店楼上（这房子被黄绍竑作为监牢），离我的家只隔几间空屋基。张贵卿同志是同其他十几个人被关在程宅祠堂的牢房里。在这个时光里，我因为挑粪下地违反了黄绍竑的禁令，也被拉去坐了三回班房。有一回，同刘英同志关在一起。刘英同志一见我，就问我为什么也被关押起来？我就把被关的原因说了一下。刘英同志说：你们是穿草鞋的人，不要和这些人硬干。……在这样的时候，刘英同志还这样关心我们农民。
黄绍竑对刘英同志的种种迫害，我知道得不少。最初，黄绍竑用软的手段，听说派了浙江省调查统计室主任、特务头子刘怡生和浙江省民政厅长程某同刘英同志谈话，企图诱骗刘英同志自首。但是都被刘英同志骂了回去。刘英同志说：“你们不会从我口里得到什么的，你们没有资格同我谈政治。”
软的办法不行，黄绍竑就改用硬的办法——整夜审讯。一到天黑，黄绍竑的爪牙就把刘英同志带去审讯，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送回来。听人说：有一次刘怡生审讯刘英同志的时候说：“顾祝同有电报来，叫你表示态度；否则就要……”刘英同志回答是：“我就是这样的态度。”
审讯失败后，黄绍竑把刘英同志关到方岩寿山坑万静廓（这里是黄绍竑屠杀共产党人的一个刑场），动了酷刑。刚好这一次我住的班房就在刘英同志班房的隔壁，从窗户可以看见刘英同志双脚带上了一副大脚镣，身体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子。张贵卿同志也因为一直不屈服被折磨得天天吐血。就在这样的时候，刘英同志还在牢里鼓励其他的同志坚持斗争。从这以后，我才清楚地知道刘英同志是一条真正为了人民、为了抗日的坚贞不屈的硬汉。回家后，我常常想念刘英同志。当时，方岩乡宅六村的农民，虽然还不知道刘英和张贵卿两位同志是共产党员，但是大家背后都说这些人是好人，是硬骨头。
1942年5月，日本鬼子打到了永康县，黄绍竑赶忙向云和逃跑。在逃跑前，黄绍竑指示自己的爪牙一定要杀死刘英和张贵卿。5月17日晚上，刘英同志在就义前最后一次被传审回来的时候，将自己的一件大衣送给了一位住在班房隔壁的、给刘英等同志煎过药送过开水的老太太。刘英同志还对这位老太太说：“老妈妈，谢谢你照顾过我，今天晚上我来同你告别了。”5月18日清早，天还没大亮，宅六村程氏宗祠左边的小山上响了几响枪声，刘英、张贵卿同志就这样被黄绍竑杀害了。
等刽子手走完以后，我才把刘英、张贵卿同志的尸体掩埋在宅六山上，在这两位烈士的墓前栽了一棵小柏树。
想起这件事情，我是很悲痛的。请大家想想：应该怎样来为刘英同志和张贵卿同志报仇？应该怎样来对待黄绍竑这个刽子手？
浙江永康县方岩乡宅六村 程兆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