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用不着把骨头烧成灰就找出了他反人民的罪行
章乃器原来是严重违法的资本家
本报讯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20日联合举行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章乃器一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章乃器逃避对他的批判，拒不出席会议，并且写信给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把这两个组织和别人对他的帮助诬为对他的“侮辱、谩骂、诽谤、压制”，认为这样的会议“不能解决问题”，“对公对私都是无益的”。他甚至认为目前对他的批判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损人利己、尔诈我虞的风气”。
章乃器的这种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态度，引起了到会者的极大愤慨。上午主持会议的李烛尘说：章乃器的顽固态度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他的反动言行，他的罪恶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是掩盖不了的。
土改当中处处为地主阶级着想
认为地主阶级应该有忠臣烈士
民建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代主任委员徐崇林说，章乃器对土改的认识完全没有敌我界限。例如，对地主赔罚问题，他认为没有法律根据。
政协天津市委副主席孟秋江是当时西南土改参观团的秘书长，是1951年章乃器搞“和平土改”的反党活动的见证人。他说，第一、章乃器在土改中遇事生非，到处散布和平土改的谬论。几乎把四川合川县四区的土改搞成和平土改区。孟秋江说，章乃器一开始就想搞和平分田，走他的改良主义的路。他想创造一个奇迹，来证明他的理论比共产党高明。因此，他在土改中贯彻的政策，就是严禁打人这一条，而充分发动农民的根本政策，他却不愿贯彻。章乃器还把他的作法亲自拟发通报，向川南、川西、川北各队推广。
第二、反抗西南局党的领导。西南局为了及时纠正这种和平土改的危机，曾发出指示，认为是不符合党和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威风的政策。章乃器对这个指示是不服气的。他为了抵抗西南局的指示，煽动团员并亲自下村访问农民，收集材料，证明群众基本上已发动，地主基本上已打垮。后来，在合川县土改委员会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批判了他这种观点。会后他愤愤地说：大地主的顽抗，是一个阶级被消灭时应有的挣扎，并且说：难道地主阶级中就不应该有忠臣烈士吗？
第三、争夺土地改革的领导权。按规定，土改工作团团员应受当地领导。可是章乃器，却强调与当地土改领导机关“共同负责”，想因此形成双重领导。
民建中央常务委员周士观揭发章乃器在民建内部搞小集团的活动。他说，章的小集团的狗头军师许汉三，利用在民建中央宣教处工作之便，为章乃器拉拢各方面的人物，并且吹嘘说章乃器的努力工作是共产党员都赶不上的。他还利用林涤非来破坏民建会内部的团结，打击不肯同他合作的人。他利用丁裕长搞“民讯”，凡是不同于他的意见的文章都不准刊载。他和章伯钧、罗隆基也有密切关系，从北戴河回来以后，他曾经告诉许汉三，周总理说是要搞两院制。这显然是造谣。
解放后偷税漏税隐匿敌产
吴羹梅说，从解放前筹备民建会开始直到现在，章乃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原封未动，没有什么改变。在筹建民建会时，章乃器标榜“不右倾，不左袒”，“对于美苏两国，必须采取平衡政策”，妄想走中间路线，把民建会搞成一个资产阶级大政党。后来他虽然表面上被迫拥护共产党，但接着就想篡夺民建会的领导权。他的策略是：对工商界利用弱点，攻心为上，笼络上层，俘掳群众，着重拉拢大工商业者，集中进攻大城市。从前年起他就大放“红色资产阶级”的谬论，借视察机会在天津、上海、杭州、保定到处“放火”，煽动工商界抗拒改造。
吴羹梅接着举出章乃器在解放后的十四点违法罪行。吴羹梅说，章乃器所经营的上川公司，解放后在上海、北京都有过业务活动，但章乃器逃避了工商管制，企图偷漏一切税款。这个公司在上海是个未登记没有账的黑户，有盈余不纳税，有营业时以坐商冒充行商缴税；在北京是个“黑黑户”。1951年底，上川企业公司在上海的业务还未结束，章乃器为了逃避工商管制和偷税漏税，违反国家法令，不重估上川企业公司财产调整资本。上川企业公司股东中有反革命分子的财产，章乃器不仅隐匿不揭发，而且在上川企业公司结束时，还替这些反革命分子把钱领出来存入银行。1956年章乃器自行结束上川企业公司，也无账目交代，不仅偷漏了国家税款，还侵占了上川企业公司股东们的权益。吴羹梅还揭露章乃器用上川企业公司名义，投资给一个反革命分子（已被人民政府镇压）主持的上海通俗文化出版社。
资耀华在发言中揭露，章乃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指使他的表弟、军统特务叶燕荪，纠集一批特务，包围、威胁上海银行所投资的上川实业公司董事会，敲诈了五万美金储蓄券，在香港成立了上川企业公司，大做股票地产投机倒把的生意。他把敲诈得来的钱借给吴羹梅所主持的中国标准铅笔厂港币一万元。1950年初，吴羹梅请托当时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的章乃器，假借中国铅笔厂发展生产为理由，向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一笔贷款。吴用这笔钱归还了所借的私债和自己的垫款，也还了章乃器的一万元港币。章乃器就用这笔钱在北京囤集古董。资耀华认为，章乃器这种替别人骗取贷款用以归还私人债务的行为，违犯了人民政府的金融管理法令，又违犯了人民政府的外汇管理法令。
资耀华说：章乃器从香港回国后，一到北京就大事囤集古董。他的上川企业公司，更偷偷摸摸地做黑市投机买卖。人家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的古董，他倒说了一句真心话：“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经济算盘。”从这句话看得很清楚，他以为人民政府不一定站得住，人民币迟早要垮台，万一人民币成了废纸，他的财产和古董还是完整值钱的，万一人民政府垮了台，他的前途还是很好的。
李文杰发言说，章乃器一直对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反感很深，不是没有原因的。章乃器投资最多的上川企业公司，就一贯逃避工商管理、逃避工商税收。
1956年1月20日，章乃器找秘书长王纪华同志和我谈话。他说：解放前，他在香港、上海开设上川企业公司；解放后，他参加国家工作，这个公司就不再有业务活动，也没有职员和办事处，也没有向政府办理工商业登记。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谎言。他故意隐瞒事实，为的是蒙蔽税局，达到逃避交出账目并办理清算程序，逃避交纳清算所得税的不法目的。他说，解放后，上川公司在上海有办事处，设四川路九江路口安利大楼，负责人是夏沂，戴家瀛也服务过一个时期，去年发还股款的手续，就是夏沂来北京会同戴家瀛办理的。解放后，上川公司曾派戴家瀛去芜湖做过米粮生意；投资同成粮行；也曾做过拆放款项，赚取利息的营业行为。1950年章乃器曾接受吴羹梅代中国标准铅笔厂用人民币在北京归还该厂在香港对上川公司的欠款港币万余元，没有按照外汇管理法令的手续办理。这件事已由民建中常会函请中国银行解释，确认这是违反外汇法令的行为。上川公司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甘伯林说，他曾以香港余款港币万元，汇给章乃器。章乃器以上川公司的款项大批收买古董，经向古董商了解，共用了人民币五万余元（现值六万多元），如系自己的行为，则是侵占公司的款项，如系代公司所做的行为，则应有经手账目（戴家瀛说，章乃器捐出古董，用上川企业公司名义，则是上川公司的买进行为无疑。但古董商又说，卖货发单上写的是章先生）。古董交易常是有进有出的。从章乃器曾建议原政务院中财委成立古董出口公司一件事来看，是会有买卖行为的。现在我们已查到确有卖出行为并逃避纳税，去年卖出瓷、铜器三批，共卖得一千余元，逃税九十余元。
以上情况证明上川公司在解放后确是一个企业单位，就应该依法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税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缴纳营业有关的各种捐税，否则，就是一个企图逃避工商管理、逃避交纳税收的违法的黑户，拒不依法办理歇业、清算、交税等手续，是完全违法的勾当。章乃器所作出的一系列的违法勾当，虽是经济方面的，但已构成违法乱纪的条件，而且充分暴露了他的丑恶政治本质。我已和吴羹梅向两会联合工作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要求转请财政部税务总局及有关机关采取行动，彻底清查，及时处理，以维法纪。我们并曾亲赴税务总局检举。章乃器老着面皮说，把他的骨头烧成灰，没有一点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渣滓，从我们所揭露的这些事实，结合许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于他的揭露和检举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说，把章乃器的骨头烧成灰，除掉那些属于资产阶级所专有的最丑恶的东西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章乃器的小集团到处放火煽动工商界抗拒改造
民建北京市主委浦洁修在发言中揭发了章乃器和他的右派小集团在北京处处点火，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的情况。
章乃器在今年4月间民建中央召开的宣教工作座谈会上，一方面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蛊惑。另一方面，串通民建北京市委会宣教处秘书张永康，把北京工商界右派分子吴金萃的反动文章
“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擅自在会上印发。当时，章乃器对吴金萃的文章，大加赞赏，并推荐给大公报公开发表。在工商界中点了一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火。随后，章乃器的亲信许汉三，便利用民建中常委宣教处副处长的合法地位，同右派分子张永康相勾结，欺骗领导，利用民建中央和北京市委会的名义，联合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大肆放火。
当章乃器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会议上的反动言论发表后，章乃器的喽啰们张焕尧、阎少青、吴金萃、张永康等更加嚣张，奔走相告，到处宣扬章乃器的反动论点，上下呼应，展开了向党向人民的猖狂进攻。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阎少青就说，定息是工商界缴械投降的奖励金。张焕尧说，定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费、邓季惺主张发国有化公债，吴金萃也主张“用普通公债一次发付，以此消灭痕迹”。在工商界掀起了思想的混乱。
章乃器还四处安插自己的亲信，扩大他的影响。如他在安徽省伪财政厅的僚属袁穆如，就是由他在1950年介绍到税务总局工作的。袁穆如这次借鸣放的机会，同章乃器一呼一应，散布了很多反党言论。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用许多事实说明，章乃器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政治行动问题。
1956年5月底，章乃器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身份到上海视察的时候，曾召集上海市民建和工商联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他在会上煽动工商业者，说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发挥，是因为有自卑感，头还没有抬起来。在这里，他有声有色地介绍说，他在粮食部有职有权，是同党员不断“斗争”的结果。他还说，他视察工作的秘诀是：主张人家发牢骚，鼓励人家发牢骚。人们发的牢骚越多，他的本钱越大。
章乃器在上海散播毒素以后，又到杭州进行了同样的活动。根据最近各地揭发的材料看，他还利用视察的名义，到其他地方的工商界中点过火。
王性尧在发言中，揭露了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造成的不良影响。他说，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在讨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时候，最初，大家一致认为是有两面性的。但是，章乃器的文章发表以后，很多人便变了调子，说是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并进而对学校的课程发生怀疑，说政治学校是教条主义，学习情绪大为低落。学员黄苗夫说，只有章乃器真正是工商界的领导者，他的言论句句打中“人们的心坎，是很多人要鸣而未鸣的。”黄苗夫发出了荒谬的“鸣文”后，章乃器还写信给他撑腰。黄接此信后，就到处招谣，表示还要继续大鸣大放。并且把他第三次的“鸣文”印成许多小册子，到处分发，甚至发到国外。黄苗夫在受到声势浩大的反击后，在几次检讨中都曾提到，他受了章乃器的毒素。
姚顺甫以“阴险毒辣的右派分子章乃器”为题，揭发章乃器在1956年6月到杭州民建会大肆放火的情况。
章乃器在杭州说，他总觉得工商界还有不少人的头只抬起半个，没有完全抬起来，自卑感包袱相当大。他这次在上海见到几位工商界人士，他们一讲起过去剥削工人的事就感到无脸见人。他就对他们说经常记这些不好，一次检讨就将包袱丢了。头只抬了一半不好。章乃器还说，在北京听到说要彻底敞开，“我看工商界有的只敞开一半，即自我批评的一半，批评人家的那一半还没有敞开。我认为话要说屁要放，闷在肚里不好。民建、工商联要鼓励他们敞开。有一条今天是肯定的，言者无罪。”章乃器在他这样的言论下大作文章说，民主党派对人要多多关心，不但是过去的苦闷牢骚，更重要的是眼前的生活和工作，是否有职有权？如何代表人们的合法利益。
章乃器在杭州时还说，他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一是工人阶级道德品质。他说，有的人将工人阶级的品质看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实际上，工人也是人，共产党员也是人。章乃器又说，“我遇到一位女的，她说嫁个丈夫要共产党员，我看‘西望长安’对她就是教训。”“所有制一改变，大家就都是社会主义公民了。”
杨美真出席了昨天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她要和章乃器划清界限，投入反右派的行列里来。但是当她说要揭发章乃器的反动言行时，只是罗列一些琐碎的事情，并没有交代甚么，正如她自己所说：“内容贫乏”。相反，她还假装不知道章乃器的反动活动，为他辩护，并为自己解脱。
章乃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是假检讨，真进攻
王光英说，章乃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检讨，是假检讨，真进攻。
章乃器在“人大”的所谓检讨中，极尽谩骂，歪曲，煽动，反扑的能事。他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是“到死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他的检讨中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过”。好！你在白纸上写黑字，去年民建二中全会到今年大鸣大放，你谈了多少，赃证俱在，还说“没有这样说过”。
章乃器反动言行的贩卖商毕鸣岐曾说出你们的意图：“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争过来，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章乃器争了几年就是想从这个问题来否定阶级存在，否定阶级关系，来否定党的领导，动摇我们的根本做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的。现在你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了，所以你矢口否认曾说过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是有道理的。
章乃器说：“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为之动摇……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他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把所有对他提意见的人统统说成是诬蔑他的“谎言”，共产党是偏听偏信，这是对党对全国人民对全国工商界的最大诬蔑！我们一定与章乃器坚决斗争到底。
钟履光针对杨美真的发言，表示欢迎她参加反右派头子章乃器的会议。但对她的发言内容提出意见。她希望杨美真做为新中国的一位妇女，应当坚强起来，不要虚伪，好好检查自己的立场，并同章乃器划清界限，把她所知道的章乃器反动活动的具体事实交代出来。
接着钟履光还揭发了章乃器向民建介绍并安置过国民党特务，有的已被捕，章乃器还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时有往来。她要求章乃器下次到会上来交代。
下午主持会议的胡子昂，在散会时，宣读了被章乃器辱弄的孙采苹给民建会的信。她在信中控诉章乃器的反动罪行和腐朽的资产阶级道德。同时宣读了与会的人对杨美真的发言提出的意见。许多人对杨美真的发言表示不满。希望她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帮助章乃器反省，改变他的骄横态度，不要执迷不悟，抗拒大家对他的帮助。
胡子昂说，章乃器抗拒改造，这样下去，只有自绝于人民。最后他坚决表示要向右派反动头子章乃器斗争到底，不胜利，绝不收兵。
又讯 在昨天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常委会联合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戴翩英揭发了右派分子毕鸣岐一贯的反动言行。她说，毕鸣岐曾经对她说过：领导同志参加体力劳动是形式主义，参加劳动的只是党员，没有民主党派的成员，是不让民主党派树立威信。他还挑拨农民同党和政府的关系，说什么农民的粮食问题如不解决，农民就要起来，起来了就不得了。他造谣说工商联闹宗派，其实是他自己在搞小集团，打击积极分子。许树华、赵天爵、高幼珊、米禄斋，都是他的小集团的人物。他一向是口口声声赞扬章乃器，说章是个理论家，有斗争性，是他的反动言论的批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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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大学广大师生深入揭发
钱伟长把青年学生引向危险道路
本报讯 清华大学在20日继续举行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的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清华大学师生外，还有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会上，许多教授和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钱伟长的反动活动都作了有力的揭发和批判。曾经是钱伟长的得意门生和助手的黄敦、胡海昌、叶开沅都揭露了钱伟长在青年中吹嘘自己，骗取青年对他的信仰，把青年引向危险的道路；有教师和学生着重揭穿了钱伟长长期以来以“万能科学家”和“青年的良师益友”的面目出现的外衣；有的教师着重揭发了钱伟长在科学上想走资产阶级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许多教师揭发了钱伟长的反苏言论。
钱伟长在会上又做了一次检讨，但仍旧不深刻，受到了大家的指责。
披着进步的外衣，来蒙蔽青年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海昌对钱伟长如何指导青年作科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先作初步批判。他说，钱伟长在科学研究上究竟给青年多大的指导呢？现在看来深刻的指导很少。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常常没有仔细考虑便回答，对于请他审查和指导的文章也常常没有仔细看。有一次他把一篇有错误的文章送到物理学报去发表，而事后又不叫原作者更正。
钱伟长既不用心指导他的学生，于是便不惜用降低标准的办法来迎合一部分急于求成的人。他指导某些人作一些容易的小题目，而不要求他不断地提高，其实有些题目只算是一个练习，算不得什么真正的研究。
钱伟长在有些人面前说，他反对学生唯唯诺诺，毫无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好的学生是既听话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人，其次是能力较差但听话的人，最后是不听话的人。大家看他在自己学生面前多么强调听话啊！如果有谁真正照他的话去做，那真是危险的事情。
在钱伟长的许多学生中，看来最听话的要算叶开沅了。钱伟长把叶开沅看作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而加以宣传，其实在我们看来，叶开沅的缺点多于他的优点。据我了解，叶开沅无论在写论文或写书的过程中，曾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钱伟长所以赏识叶开沅，无非是听话这一点。
钱伟长所谓热心指导青年作科学研究工作，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为人民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干部，以便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而是企图通过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钱伟长为了个人目的，不惜采用种种可耻的手法，自从科学奖金得奖名单公布后，有很多青年同志很想了解胡海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钱伟长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作了不正确的介绍，去煽动青年的个人名利思想，去反对党的思想教育。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愤慨！他把我在科学上取得的成绩，主要归功于受到他的指导，因而引起了一部分人不安心组织分配的工作，而一心一意向往投靠名师。钱伟长强调可以不服从分配，可以不关心政治，只要能投靠名师，到时便会有名有利。他的这种做法，无非要引诱青年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走上危险的道路。
想做科学界的皇帝，在学术上充满了商人习气，使青年学生受到恶劣影响
北京大学讲师黄敦说，钱伟长并不是光想当个清华大学的校长，他甚至想要做科学界中的皇帝。
钱伟长是一个公认的力学家，他以弹性力学为他的资本，但他在写书时自吹自擂。他曾对学生说用别人的结果必须指明出处，可是他自己却并不如此。在学术上他也是充满了商人的气息，他的手法是一贯的。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叶开沅说：钱伟长是我的老师，我也曾为他所说的培养目标、理工合校等主张迷惑过。我要和他在政治上划清界限。
在青年中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
动力系应届毕业生俞欣荣说：钱伟长长期以来是以“万能科学家”和青年的“良师益友”的面目出现的。但他实际上向我们宣扬了资本主义的方向。他把青年向科学进军的道路说成是胡海昌道路，他把服从祖国需要说成是对青年的限制和束缚，说成是封建思想的借尸还魂。他说青年没有前途，只有党员才有前途，实质上是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的思想在毕业同学中引起很大影响，有些同学在分配工作时过分要求生活条件，强调照顾，希望留在大城市里，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得到支持。
在钱伟长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只有科学高”。有的学汽车五年，但毕业时却要求到力学研究所，不愿做实际工作，认为实际工作琐碎，庸庸碌碌，不易提高。试想，如果培养出来的青年，都不愿到现场做实际工作，有谁指导生产？怎能建成社会主义呢？
宣传科学家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
力学班学员王学成说，钱伟长为了走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反对成立集体教学研究组，后来他又忽然同意了，但要他当教研组主任。他主张有教学计划，可是，他是没有教学大纲的，如应用数学原计划三学期每周四小时教完，但第一学期过去后，就拖下原计划的一半。
钱伟长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天才教育”，学生反映功课重，他说是学生水平差，考一次刷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没关系。这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培养人才，有什么相同呢？
在钱伟长的思想影响下，使一些同学只钻业务，不问政治，他们甚至连“五一”、“国庆”的游行也不愿参加，“真是两眼不管天下事，一心只读力学书”。这是与国家要求的培养目标，多么不相称啊！
钱伟长还向我们宣传科学家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
否定社会主义教育路线，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
吴仲华教授说：钱伟长否定社会主义教育路线，否定先进的教育制度中的教研组的组织。在科学研究方面，他想把我们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们所谓的保护科学家实际上是在诬蔑党和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党是非常爱护科学家的，事实上绝大部分科学家是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钱伟长等人建议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不担任行政工作，这也是非常恶劣的手段。他们的用意是想让为我们所敬爱的刘仙洲副校长、吴有训副院长等老科学家下台，他们可以取而代之。在设备问题上，他们说高等学校设备简陋，也完全是谎话，在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他们建议科学家有选择培养对象的权利，这又是想把研究生据为己有的企图。
李辑祥教授说：钱伟长讲过，他是老清华，一向是敢说敢做的，这几年来，当家做主人的感觉，越来越稀薄了。原因是党的一条线挡住了。钱伟长身兼二十多职，在旧清华做梦也想不到。但他却没有好好做好这些工作，他妄想当清华的校长，再进一步夺取高教部的领导权。钱伟长说过“系秘书专政”，但我也做过系主任，与秘书共事，却没有这种感觉。学校领导对老教授一直都是关怀的。
耍两面手法，既不尊重老教师，又不尊重青年教师
王遵明教授说，钱伟长在高等教育工作中，向社会主义进攻，已经有八次之多。其中一次是在教育部领导的院系调整前，钱伟长利用少数教授的落后情绪，策动在清华进行假院系调整，狂妄地想建立十院三十二系的大清华“独立王国”。钱伟长声称，这样就可以对抗国家的院系调整。他向老教授们说，他的调整计划是教育部同意的；他向教育部说，他的调整计划是教授们的共同意见。幸而拆穿了西洋镜，他的狂妄计划才没有实现。
今年春天，高等教育部讨论教学计划，钱伟长带头向教学改革的社会主义路线进攻。
在科学方面，钱伟长对有些科学问题不懂装懂，冒充内行，如他所说的用水泥做机床、用钱塘江口的海潮发电，这类笑话是很多的。去年全国集中人力进行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是一件庄严的工作。在这庄严的工作中，他也采取抄袭、欺骗的两面派手法。钱伟长不懂农业机械，偏要写农业机械项目的规划草案，只写了二百字左右，就写不出来了。钱伟长对自动化也是外行，他却充任自动化组的组长，别人集体写的说明书，最后也改为钱伟长执笔了。
钱伟长经常欺骗同学和教师，并进行挑拨离间。他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写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余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都好像有顾虑，甚至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难道不是污蔑吗？钱伟长在老教授之间、科学家之间相互挑拨。例如他对金希武先生当面称金老，背后则恶毒地污蔑、打击。钱伟长又对李酉山先生说：“清华有一批老家伙，也有一批小娃娃”。不尊重老教师和青年教师的就是钱伟长自己。
否定学习苏联的成绩，把我国科学事业骂成一团糟
邢家鲤讲师说，钱伟长对苏联的看法是否定一切，教学、科学、和工业技术都否定了。
钱伟长空喊是学习苏联的急先锋，只是会喊口号。他心里想的什么呢？1953年他对李酉山说，我是不同意这些青年人的看法的，不过现在不说，以后再看。他用心良苦，待机而起。
钱伟长就是打着学习苏联的旗子，而骨子里想反对党，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科学处秘书吕应中说，钱伟长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革命先锋队”。但钱伟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却脱离了自己的组织，留在日寇统治下的天津英租界教书，再以后就干脆离开祖国去美国去读书和工作了。他就完全走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这就是钱伟长吹嘘的进步历史！
对于经济建设，他也认为党根本不能领导。在课堂上他也宣扬过老干部不能领导工业的谬论。他说，“工厂现在由干部掌握，不懂技术，胡乱搞，非常危险，要搞糟了。你们要学马列主义，我非常赞成，你们学好了，取得干部信任，打成一片，要取而代之！”
王积康助教说，今年3月钱伟长就奉了曾昭抡之命乘飞机赶到太原市，说去参加科联山西分会成立大会，实际上钱伟长太原之行，是打着万能科学家的招牌，用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进行了一次猖狂的反苏反共的宣传活动。
钱伟长在山西把我国科学工作骂得淋漓尽致。然后他打着结合中国实际的旗帜，肆意污蔑苏联，赞扬美国。钱伟长以“万能科学家”自居，不懂装懂，谩骂各行科学家，污蔑今天党领导下科学工作搞得糟得很。他妄想把社会主义道路一概否定，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光斗教授说，钱伟长在科联山西省分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真是把他自己装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知道的很少，只知道水利方面。这方面钱伟长提的高见几乎没有一条是对的，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无知。这就使我怀疑在其他方面的意见也是十分错误的。更严重的是这篇报告中充满了反共、反对学习苏联的言论。在水能资源的题目上，钱伟长说我们的水力资源不足，这也是错误的。我国水力资源是很丰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水力发电站比重要增加到40％左右。作为人民代表的钱伟长是应该知道的，而他却任意歪曲，向党进攻。在水坝的高低问题上，他也挑拨不能学习苏联。
最后何东昌说，钱伟长是自称爱护清华的老清华人，但他要的清华是要排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钱伟长在校内成为右派的首领了，一切消极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钱伟长的道路是想篡改清华的政治方向，如果清华的政治方向变了，那还堪设想吗？钱伟长不是爱护清华，而是把清华推上毁灭，使学生走上黑暗的道路。
会上发言的还有谢祖培、李欧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