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
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无限关怀
白希清说：从防治血吸虫病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血吸虫病长期威胁着十二个省市的广大人民，但是，历代王朝和国民党政府一直听之任之。而共产党从1950年就开始了防治工作，去年又进一步提出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这个方针在各地党委书记亲自领导下，采取多种办法，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大会上的其它几项报告。这些报告以铁的事实说明了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作为一个医生，我在为这些伟大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请允许我以卫生工作中的一个实例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对于人民健康的无限关怀。这个实例就是党和政府有力的领导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血吸虫病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和农业生产最严重的疾病。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和上海市等十二个省市的三百五十个县（市）内。患者约有一千万人，受威胁的人口约有一亿左右。凡患这种病的人，轻的劳动力减退，重的完全不能劳动，以致死亡。少年儿童患病后往往停止发育，达到成人年龄的（二、三十岁后）仍然像十几岁的儿童一样矮小。妇女患病后，严重的往往不能生育。因此，流行地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甚而田园荒芜，村舍毁废。江西丰城县白富乡的埂头村，百年前是一个一千余户，人口兴旺的村庄，至一九四五年全村就只剩下两个人，其中死亡于血吸虫病的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安徽省歙县的下洪塘、杨村等地三十年前均为一百余户以上的村屯，由于长期流行血吸虫病，解放时已变成有房无人住，有地无人种的凄凉景象。
血吸虫病在我国的流行已有长久的历史，但在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对于这一严重疾病是听其发展，未采取任何防治措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保障人民健康和发展生产，自一九五○年开始，先后在重点流行地区建立了专业防治机构，开展了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一九五五年底毛主席对消灭血吸虫病作了重要指示。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将消灭血吸虫病列入了规划。并且成立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防治血吸虫病的九人小组，提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各省、市、专、县、乡、社也相继成立了党内防治血吸虫病的领导小组，行政上也成立了各级防治委员会。同时从中央到省市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制定了具体规划。建立了更多的防治机构，加强了防治力量。目前已有三百零九个县市全面开展了防治工作，共建立了十九个防治所，二百三十六个防治站，一千三百四十六个防治组，培训了专业防治干部一万七千多名。
到今年三月底止，全国已治疗患者七十六万人。治疗的人数逐年增加。凡经过治疗的病人，大部分恢复了健康，重新参加了生产，有些因患血吸虫病不能生育的妇女也生育了，不发育的儿童发育了。例如在苏州专区对治疗后四个月以上的四十个农民患者复查结果，劳动力显著恢复的有三十四人，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中有一患者叫高阿金，治疗前经常便血，不能劳动，群众叫他大肚皮阿金，治疗后不到十个月体重由八十斤增加到一百一十斤，身长增加七寸，并且能挑一百斤重走路，抵上一个整劳动力。另一患者叫张金春，四十七岁，昆山县人，种田四亩九分，过去因患血吸虫病不能做重活，常请人帮工，生活困难有时要借债，治疗后恢复了健康，恢复了劳动力，生产可以自己做，秋收得了二千八百斤谷子，成了余粮户，生活大大的改善了。为了提高治疗效率，自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普遍推行了巡回驻社治疗，解决了治疗同生产的矛盾。从一九五七年起又推行了三日短程疗法（原疗程二十天），节省了农民住院的时间。同时还重点开展了门诊治疗，便利于体力劳动量轻的人，可以不必住院。
不只如此，党和政府正在领导流行地区人民、广大的防治干部和科学家们，信心百倍的采取以下各项措施向消灭血吸虫病这一伟大的目标迈进。
⒈消灭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很多地区都利用冬季农闲季节，动员群众采用各种方法，开展了突击灭螺运动。光一九五六年就在七亿平方公尺面积上进行了灭螺工作，一九五七年更进一步扩大了灭螺范围，仅仅春季一至三月就在十亿平方公尺面积上进行了灭螺工作。灭螺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一九五六年全国出现了六个无螺乡，而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就出现了一百四十五个无螺乡（基本上消灭了钉螺），其余凡经过灭螺的地区，钉螺密度都大大的下降，减少了传染。
⒉管理粪便消灭病人粪内虫卵，消灭感染的来源，结合着农村的生产积肥运动，各地都普遍推行了这一工作。实行粪便折价入社，统一贮存、使用，建立田间厕所，收集野粪，管理家畜粪便等等。仅江苏省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就有一千三百六十六个乡管理了粪便，上海市郊区农户及船户粪便也已大部管理起来了，并且取得了管理经验，目前各地正在推广。
⒊推行个人预防，防止感染，各地积极的创造出一些办法。使群众下水耕作、割草、打鱼时避免感染。今年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新形势，如湖南省一九五七年春季，二十一万农民下湖割草，由于采取了个人预防措施，保证了未发生大量感染。湖北省和江苏省高邮县在今年打鱼秧割湖草中发动群众采取了防护措施，也未发生感染，达到了保证安全生产的目的。
⒋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组成了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几年来，由于党对研究工作的领导，使科学家们走上了正确的研究道路，深入现场，结合实际，面向群众，面向生产，实事求是的发挥了科学家和群众之间的集体智慧，从而使研究工作有了迅速的发展。例如在治疗方面，经过研究改进了治疗方法，提出了三日疗法的治疗方案，并已在各地径用推行；同时对中医中药也组织了大规模研究工作，提出和推广了一批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的有效方剂；在探索新的治疗药物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线索。在预防方面，几年来找出了一套管理粪便和消灭虫卵的方法，发现和试验了多种有效的灭螺药物，发明了水煤气灭螺法、土埋灭螺法、堆肥灭螺法，以及湖沼地区结合兴修水利垦植灭螺法等等。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九人小组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会后中央批转了九人小组拟定的一九五七年防治工作要点；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共中央又下达了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指示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各级党委，凡是尚未建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均应迅速建立起来，其组长均由党组织的一位书记担任等。根据这一通知，各级党委又进一步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出马，赴现场督战，大大加强了对防治工作的领导，从而更加鼓舞了广大群众、防治干部和科学家们的斗争信心和勇气。
目前在这一工作中，虽然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缺点，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困难和缺点一定会在前进的道路上得到克服和改进。我们深信这一工作必然会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一样，取得更大更光辉的胜利。
这些成绩是伟大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作出了在反动统治时期所不能作到的事业。
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以来，在社会上却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利用党号召人民群众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对党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污蔑，否定成绩，夸大缺点，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策略的到处点火，挑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企图制造混乱，乘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党的领导，达到资产阶级复辟的目的。这种背叛人民利益的阴谋谲计是蒙蔽不了群众的明亮的眼睛的。广大人民从切身的体验认识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再受到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就会贫病交加，民不聊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广大群众就取得了生活的权利、健康的权利、幸福的权利，才能走子孙万代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右派分子们！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来血肉不能分离的关系，广大人民为了维护党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到右派分子们举起双手缴械投降，认罪负输，决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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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术工作者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
刘开渠、吴作人的联合发言
我们衷心赞成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完全同意其他各种报告。我们建议大会予以全部通过。
我们的国家，解放八年以来，经过了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革的伟大胜利，进入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六亿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逐日在实现。能把这样落后的旧中国引上富强、幸福、自由的社会主义道路，能这样竭尽忠诚，艰苦奋斗，担负起如此伟大历史任务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共产党。
当全国人民为祖国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建设，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狼子野心的章、罗联盟等右派分子，以“取而代之”的阴谋，来“帮助”党内整风，妄想夺取全国劳动人民的天下，妄想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真是“以卵投石”。无耻的章、罗和一小撮利欲熏心的知识分子一起造反，他们想披着知识分子的外衣，蒙蔽社会并引诱其他知识分子走入歧途。殊不知，经过多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愿意跟共产党走的，是不会受章、罗等右派分子欺骗的。丧心病狂，利令智昏的章、罗等黑帮罪人都是走上了绝路，是不可避免地全被人民所抛弃。但是，人民是宽大的，正如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人民对憣然悔悟的人，是不关门的。右派分子们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罢。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里，教导我们辨别香花和毒草，告诉我们六条标准，尤其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更重要。我们是美术工作者，是要能做人类的灵魂工程师的，这就更要根据六条真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明辨是非，加强警惕，坚决与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动言论及反动行动斗争到底，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美术事业今昔之比，可以看出右派是危言耸听
工人农民和全国各界，已用解放后各种建设上所获得的空前伟大成绩，证明右派分子说的“一团漆黑”，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谰言诬蔑。就我们所知道的，这几年在美术事业上的发展和成绩，也足够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胡说八道。培养后一代美术家的美术院校，比解放前多了三倍，学生比以前增多了好些倍；为了提高工艺美术和发扬中国画的优良传统，文化部先后创办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中国画院；在开展普及美术方面，多数省市设立了美术工作室，开办了群众艺术学校、博物馆或文化馆；北京和各地美术出版社发行了数以亿万的年画，和其他各种美术图片画册；文化部门和美术团体组织或帮助的全国性的及团体或个人作品的展览会，在北京和各省市更是经常的举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美术家在政治、社会上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这样受到重视的。党和政府帮助美术家深入各种生活，游历名山大川，古代美术创作上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新中国才为美术家做到了；在生活方面，也进行了种种的照顾，而这种照顾还在逐渐改进；在创作条件上，同样也进行了逐步的解决，例如我们去年在一届人代大会三次会议上的有关美术提案，凡在目前有可能做到的，都在逐步付诸实施，像美术用品方面，在过去能自制而停止生产了的，现在正在逐渐恢复，原靠进口的东西，现在有的自己已试制成功，不能自制的用品，政府去年也批准外汇，允许进口。据我们了解，党和政府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美术事业上，还准备做许多工作，而这些工作是在旧中国中从来没有过的。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中，美术事业上的发展和成就，已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任何时代。解放前反动统治时代的美术学校毕业生，一出校就失业改行，美术家被社会歧视，生活朝不保夕，整个美术界的悲惨境遇和今天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从美术事业的今昔之比，也看出右派分子的危言耸听。他们混淆是非，到处点火，乘火打劫，想把我们的国家倒退向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恶毒的阴谋，真是令人发指。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才有中国人民的富强、幸福、自由，中国文化艺术才能得到空前的发展与茂盛。
认真学习毛主席报告，美术工作的思想性、艺术性才能提高
必须正确地认识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才有可能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我们美术工作者应该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的经典著作，使我们的美术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能有提高，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美术是一种形象化的宣传教育的有力武器，它是富有思想而无声的语言，它是不闭幕的电影和戏剧，不受时间的限制。美术品从千百年前到千百年后，从这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都能不断地给每个观者以深刻的感受。大的如公园广场中的雕像，公共建筑物上的雕刻、壁画、独幅挂画，小的如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美术，对人都能随时给以教育、鼓舞，以至有陶冶性情的作用。
旧社会不重视美术，尤其是广大群众所在的地方，更没有美术品的建立。但今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生活逐渐提高，人民必然更多地需要各种美术品。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精神，我们也必须利用美术这一有力的武器。像目前有个别地方把美术当做一种浪费，这是应加考虑的。
美术的发展、提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扶植下，更主要的还在于美术工作者自身的坚强努力：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去劳动人民中间落户，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深入生活，才可能熟悉劳动人民，才能深刻地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才能为他们服务。记住毛主席的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就是说精通业务之外，还必须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才能成为一个红色专家。在这场反右派的激烈斗争中，我们要锻炼自己，考验自己，要检查自己的思想，彻底地、坚决地改造自己，我们全国美术工作者和全国劳动人民一起，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强不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为走向共产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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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
宋云彬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的报告，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我是浙江省选出来的代表，一九五二年起一直在浙江工作。我做了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席，浙江省文联的主席。我又是民盟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最近在浙江，我是以省文联主席的身分，开头来召开座谈会，号召大放大鸣的。随后我又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多次发表意见。由于我多年来一贯骄傲自满，放松了学习，我脑子里原来有的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全给资产阶级思想挤掉了，我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我丧失了立场，迷失了方向，在鸣放期间我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站到右派方面去了。我在浙江号召大家多提党的缺点，说什么“意见提得越尖锐，墙就拆得越快”。我利用鸣放机会，竟对党的一些缺点加以夸大，用来损害浙江省委领导同志的威信，说浙江省委领导同志不懂文艺，一贯轻视文艺工作，同时又在“新民报”发表攻击浙江省党领导同志的文章。我一时竟以领导浙江鸣放者自居，认为只能放，不能收，缺点愈暴露得多愈好，认为浙江日报上暴露得还不够，居然写信给“文汇报”社长徐铸成，叫他派记者到杭州来收集鸣放材料，大量揭露。我在浙江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还公开表示不同意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是阻碍鸣放的；公开说不同意王昆仑同志对章伯钧的批评，实际是为章伯钧作了辩解。我在这一个时期的种种言行，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的。我不可能在这里列举事实，详细检讨，好在浙江的民盟同志正在尽量揭发我的种种错误言行，我回去要作实事求是的自我检讨，我相信人民会给我以最公正的裁判的。我犯下了许多原则性的、政治性的错误，我辜负了几年来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和信任，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我要在这里向人民认罪。
我为什么今天还敢在这里发言呢？因为我已经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痛恨，我惭愧；但我决不愿自绝于人民，我有决心站起来跟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而更主要的是要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线，坚决地揭露右派分子的种种罪恶阴谋，跟右派分子作斗争，同时也救出我自己。我受了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逐渐改变我的世界观，做一个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的人，珍惜我有限的未来的岁月，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我现在初步地把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挖一挖：我是一个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我要求民主和自由，那时候，我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做共产党的外围，跟许多党员同志契合无间地一道工作，我的言论和行动确是站在进步一面的。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的思想跟不上时代，远远地落后了。在这个时期，民主和自由的含义根本跟以前不同了：不仅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更重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深切地了解到这一点。我向往于过去的悠闲自适的士大夫生活，不愿意用社会主义的纪律来约束自己，因此对于新的社会制度感到不习惯，甚至有抵触情绪。又凭借了一点点的文化和历史知识，夸耀自己，轻薄别人。口头说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看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实际上却因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没有改变过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抗拒的，学不进去的。因此，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利益出发；对于目前种种新事物，往往只看到缺点，即使看到了优点，也认为应该如此，不足歌颂，而一看到缺点，就过分加以夸大。像具有我那种思想、观点和立场的人，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怎么会不掉进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去呢？
各位代表，前几天民盟中央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已经有人揭发浙江有罗隆基的“据点”。我是民盟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委，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据点”的内幕情况，我却觉得浙江民盟作为罗隆基的一个“据点”是大有迹象可寻的。我回浙江去，首先要把自己的错误言行摆出来，把自己的思想根源挖出来，让大家批判，让人民给我应得的惩处。同时我要坚决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我们要攻破罗隆基的浙江“据点”，拔掉这个“据点”。
我在这个庄严的讲坛上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幡然悔悟，愿意接受改造。我要用行动来改造自己，将功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