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诗传单

诗传单
这里是诗,也是传单;
它是号角,也是子弹。
儿歌
金近
右派右派,
像个妖怪,
当面说好,
背后破坏。
见到太阳,
他说黑暗,
幸福生活,
他叫悲惨。
社会主义,
他说不利,
提起美国,
心里欢喜。
这是什么?
是坏东西,
他要不改,
那就扔进垃圾箱里!
霰弹
刘耘之
给耍赖者
南来的风啊北去的雨,
吹刮着方向舵转向哪里?
讲出来的话啊泼下地的水,
想要赖掉可是难的。
给良心论者
不要过于执迷你慈悲的“良心”,
真理的重量胜过它何止千斤?
让我再给你读读那有名的警句:
“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给客观主义者
不要祈求脚下踏一朵祥云,
升到太空里去采摘星星;
假使真想客观地探讨问题,
难道不需要有一双阶级的眼睛?
(原载北京大学诗刊“红楼”)
饿瘦了的恶狼下山来
春草
饿瘦了的恶狼下山来,
清华出了个钱二爷。
蛤蟆爬上了树尖尖,
钱二爷一心想偷天。
提着竹篮去打水,
忙坏了二爷两条腿。
惊蛰前后一声雷,
钱二爷梦醒后半夜。
流着冷汗哭丧着脸,
钱二爷挨棍还厚着脸。
(原载清华大学“街头诗”)
浪淘沙
(正告钱伟长)
大郎耍无赖,众怒难排,
几番检讨骗谁来?
戏法花招都用尽,毕露形骸。
及早回头来,勒马悬崖,
社会主义大门开。
自绝人民非大道,后悔活该。
(原载清华大学墙报)
如此伎俩
你揭开的,
他都说了;
你没揭的,
他都忘了;
事关紧要,
他淡写轻描,
无关紧要的,
他唠唠叨叨。
(原载北京大学“666”墙报)


第8版()
专栏:

“发展”纵横谈
唐弢
乌鸦徐仲年诬蔑共产党看人是“我发展,你不发展”,认为党对待知识分子既要看到他们纵的发展,也要看到他们横的联系。其实呢,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向就是纵横两面都看的。自从反右派斗争展开以来,从横的方面说,我们看到了许多事实:幕后牵线,暗室谈心,还有找部下,认义子,说不尽的一些牵丝攀藤的关系,真所谓你来我往,“联系”频繁。从纵的方面说,也看到了许多事实:登坛反共,著文“戡乱”,而又一贯作恶,抗拒改造,算来是继续“发展”,决非偶然。这么一看,那么一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连灵魂都挂在躯壳外面了,说是共产党看不到,那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老实说,问题很清楚: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你发展”。
要看罗隆基的“发展”,不妨去翻翻“新月”杂志和“益世报”,那上面有他不少反共的“大作”;至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也早已有人“对证古本”,给他们挖出了老根,“发展”得很一贯:来龙去脉,条理分明,这些已经无须多说。我这里只想谈谈主张“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的鲁莽即鲁觉吾,他打击积极分子,诬蔑靠拢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也还有他自己的“古本”,不过,按照乌鸦的语言说来,现在是:“发展”了。
提起鲁觉吾,大家都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检查官”。人民当权以后,有人说他反蒋有功,担任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参事,可是他自己却说是“倒翻身”。“倒翻身”者,头顶着地,脚底心朝天的姿势也,自然,这是颇有点难过的。这种感觉的由来,就因为他过去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不仅当了潘公展的心腹,也充任过张道藩的宠犬,曾经宣赫一时,在张道藩直接主持的“文艺先锋”上,充当过一员文艺打手。然而,“文章之事,亦难言矣”,既然拿不出货色,总得攀龙附凤一番,幸亏他的姓氏救了他:“鲁”。于是他恬不知耻,自称是鲁迅先生的“表弟”,大谈其“团基巷周家”的故事。由于得意忘形,有一次,这位“表弟”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年纪,写了一篇“鲁迅,拖鼻涕的时候”〔注〕,仿佛他已经不是“表弟”,而是什么“表太爷”之类,连鲁迅先生拖鼻涕的样子也给他看到了。俗语说:“一表三千里”,我看还应该再远些。
就在这一篇文字里,鲁莽已经在做他的“填河”“削堡”的工作了。鲁迅先生也何预于鲁莽口头的“河”“堡”呢?然而不,请看这段借题发挥的原文:
团基巷周家,算是我们的表亲——且慢,时髦的人物看了这“团基巷”三字,一定感到异样的兴趣。“团基巷”,可以解释为“奠定团结基础的一条巷”,然而,可惜鲁迅早死了,不然,或者肯站在“社会贤达”的地位,替有党有派的人拉拢拉拢,减少些党争。……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口号,得到了广大进步人士的拥护,鲁莽以轻蔑的口气,用打括号的“社会贤达”和“时髦的人物”等等名词,恶毒地进行攻击;并且还拉出逝世已经十年的鲁迅先生来,把他当作“桥头堡”和“护城河”,鞭尸给大家看。鲁莽的今天还在继续“发展”的“立场”,在当时就是十分坚定的,为了维护这个“立场”,他就装成“大义”灭“亲”的样子,任意捏造事实,蹧蹋鲁迅,说年轻的鲁迅和在施粥厂里“吃舍粥”的“小懒虫”们是一伙;说鲁迅在“茶馆”里怎样学会骂人的话:“娘杀”、“贱胎”、
“盗生子”等等;说鲁迅父亲中举——其实周伯宜先生从来没有中过举——,报子来报喜的时候,鲁迅母亲怎样无知和狼狈,鲁迅又怎样骂报子为“强盗”。这位“表弟”的“创造”本领真不错,绘声绘色,其目的无非是要把鲁迅丑化——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当时靠近党的进步人士丑化,以打击积极分子,削弱革命力量,为他的主子效劳。到了今天,吃“舍粥”变为“伴食中书”,骂“娘杀”变为“一棍子打死”,一切旧涵义都套上了新名词,于是他又大喊要“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这不正是一脉相承的老戏新做吗?
对了,这就是乌鸦嘴里的所谓“你发展”呀!我们看到的。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有人可能在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却已经努力改正,因此,单看纵的是不够的,还得看看今天——也就是横的联系;有人也可能在新社会里说错几句话,做错一些事,因此,单看横的也是不够的,还得看看过去——也就是纵的发展。纵横相乘,百不失一。对于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鲁莽,乃至乌鸦徐仲年自己,不都是纵横都看才得出结论来的吗?
再说一句:不是“你不发展”,而是“你发展”;“你发展”了一些什么呢?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注〕见“文艺先锋”九卷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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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雅量”和迂
刘甲
我曾写过一篇“‘排斥’和团结”的短文,主要是揭露葛佩琦之流的人的立场的。但由于当时对葛佩琦之流的本质认识不足,文中有些说法是似是而非以至于错误的。例如我曾说过:“葛先生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内心话,那是好的。对他所讲的话,我也并不全部‘排斥’。其中有些在客观上具有逆耳忠言的作用,不失之为给共产党员的一种忠告。对这部分应该欢迎,并借以引起深思;有些只是发泄胸中的不满,是些气话,对这应该谅解,并进一步去探讨引起这些不满的原因,在可能的条件下加以消除。”
对“在客观上具有逆耳忠言的作用”的话“欢迎”,对“气话”“谅解”,这对一般诚心帮助党整风而说错了话的人来说,是应该的。但对葛佩琦之流的极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意在打倒因而才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就是错误的。请看,对一个右派分子所恶意攻击党的话,“并不全部‘排斥’”,这岂不是绝大的荒谬。
错的原因何在?主要是当时对葛佩琦之流的真面目认识不清,错把他们当作“只是具有错误立场的一般人”。而没有认清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于是在揭明他们的立场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所谓“雅量”,于是便并列地提出了“欢迎”,“谅解”和“排斥”,好像只要“排斥”掉其中一部分,便可达到“团结”了,而没有认识到只有“排斥”掉他们全部现有的东西,即反掉他们从动机到言行的整个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套,换上新的接受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套,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这样“量”是“大雅”而“特雅”了,却不利于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也就不利于达成真正的团结。
其次是“迂”。好像只要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进行的,我便也得把他们当作帮助党整风的人来对待才行,于是在指明他们的立场错了的同时,却又有些承认他们的“动机是好的”。这正是右派分子们喜欢打起“帮助党整风”幌子的原因。其实为什么不可以撕毁这个幌子呢?实事求是的作法,是先不看他是什么幌子,而是先看他是卖的什么货色。何况我的这种把“立场”和“动机”分割开的看法,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糊涂东西。
不区别敌、我(这里的敌是指的人民中的右派分子,不同于反革命的敌)的“雅量”、本身就是“迂”。这正是右派分子所要求的。在我们来说这也恰恰就是“温情主义”产生的一种根源。
我觉得有愧,因为一开始我并没有像多数劳动人民那样对葛佩琦之流的气质识别得那样清楚。这说明要彻底克服温情主义(包括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还要多多地向劳动者学习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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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不要无中生有
从事电影工作多年的喜剧演员韩兰根最近参加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和他多年合作的老伙伴殷秀岑又见面了。他们正在合拍一部喜剧片“没有完成的喜剧”。这部片子现在已经拍了三分之一了,预计今年十月份可以出片。
可是许多报刊记者对于他们的活动却作了客里空式的报道。不久以前,长春和上海的一些报纸刊登了关于他们的消息,说他们已开始合拍一部影片“宝瓶计”,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最近新华社有一位记者来长影随便给他们二位拍了一张合照,可是南京、上海等地某些报纸刊登这张照片时,却说他们是在“研究工作”;到今年六月号“中国电影”上,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更加具体了,说是“这是他俩正在研究即将开拍的喜剧短片‘1比0’剧本中的人物性格”。其实这个剧本目前才只有提纲,还没有写成,当然更谈不到“即将开拍”了。
广大观众久已渴望喜剧影片,这类报道一定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如果报道失实,报刊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希望以后报刊在刊登这类消息时,能事先切实调查清楚,不要无中生有。 锡三


第8版()
专栏:

日暮 比利时 瓦·马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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