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
专栏：
在电影战线上
蔡楚生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的各项报告。在这里，我将八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发展的情况介绍一下，供大家参考。
有毒的影片被排除干净 有益的影片占领了阵地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根据各方面所揭发出来的材料，新中国的人民电影事业，也成为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目标之一，他们同样地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来反对党在电影事业中的领导。但是，事实永远是抹煞不了的，新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在党和政府无限亲切的关心与指导下，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有着很大的发展和成绩。突出地表现在艺术创作上，一贯地坚持着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首先，我们制作的影片，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反映我国工农兵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在内容和性质上，已和解放前的作品不同。截至去年底，七年来，我们已制作了各种长片二百六十六部、短片一千一百八十三部，翻译了优秀的长短外国片一千四百二十六部。同时，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还增加了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美术片等几种新的片种。我们的新闻摄影队，跋山涉水，制作了大量的及时报道我国人民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建设与斗争的新闻纪录片，有的同志并在火线上为此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传播唯物主义思想、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上，科学教育片的作用也是极其显著的。美术片的制作，也日益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些片种，有些在解放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尤其是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的大量制作，更是解放前的资本家所不肯为的。
由于我们的制作贯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的影片就必然地与广大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我们的影片有较好也有较差的，但事实证明，大家还是极其喜欢看国产影片的。我们经过了一番斗争，终于在一九五一年，把长久盘踞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侵蚀着中国人民思想的、帝国主义有毒的影片彻底排除干净，并用我国自制的影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以及有益的外国影片来占领阵地。
许多影片受到观众欢迎 在国际上也有很高声誉
这八年中，我国的放映单位已从解放初期的六百四十六个发展到九千多个，其中包括九百多个电影院、将近七千个放映队和一千多个俱乐部。我们的放映队，广布全国，将大量的各种影片送到工矿、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去。这样坚决地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果，才使电影这一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开始发挥它巨大的作用。一九四九年的电影观众只有四千七百多万人次，一九五六年已高达近十四亿人次。用描写和表现我国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作品来教育广大的人民，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是不可估量的。如“白毛女”，不只是给一亿多观众上了阶级教育的一课，并且在土地改革中，鼓励了广大农民向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的意志。“一贯害人道”上映后，大批反动会道门的分子，立刻就纷纷自动向公安部门去登记。看了“抗美援朝第一辑”“钢铁战士”的观众，很多人这样表示：“美帝国主义者梦想用战争掠夺我国的胜利果实，这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随时响应祖国号召，坚决起来保卫我们革命的果实！”“董存瑞”“上甘岭”所表现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广大人民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并教育着我们的子孙。“培育壮秧”“先进砌砖法”“武汉长江大桥基础施工”等科学教育片，广泛地传播了工农业的生产知识。我们的舞台艺术片，不但丰富了国内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获得了国际上的声誉；“梁山伯与祝英台”即到过许多国家，并轰动了港澳和东南亚。我们还有许多影片获得了国际上的褒奖。我们很多描写革命战争的影片，得到亚非人民的欢迎，如“鸡毛信”在埃及上映时即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一支志愿军”。我们的影片在四十多个国家参加过各种国际活动或作经常的放映，这种在国际上所起的很大的作用和影响，更是过去所不能想望的。
电影技术和工业方面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我们在电影技术和工业方面也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各种放映机现在已完全可以自己制造；小型摄影机已试制成功；大型摄影机、洗片机、录音机即将试制完成；需要高度技术的宽银幕立体声设备正进行试制；大型影片拷贝洗印厂和胶片制造厂正在筹建；彩色影片从无到有，去年已生产长短影片三十部，而且全部都已能够自己掌握从拍摄到洗印的技术；第一座宽银幕影院已在首都开幕，第一部宽银幕纪录片
“五月的节日”已与观众相见。通过训练班、轮训班、讲习会、电影学院等，已培养了全国三万六千多放映员，和培养了艺术创作干部与各种技术干部，特别是培养了解放前所没有的那些片种所需要的工作干部。
上述这许多成绩，是只有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才能获得的；党所领导的对“武训传”影片的批判，更大大地提高了电影创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五大政治运动，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才能得到思想改造，才能创造出那些成绩来。右派分子说有党的领导不如没有党的领导，或是说党越领导越坏，这是别有用心的、无耻而恶毒的毁谤！
电影事业中的错误和缺点正在大力克服
电影事业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严重的缺点，至今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解放初期，我们走过一段正确的道路，后来产生了错误和缺点而走了一段弯路；随后，有的问题纠正得还不够及时，同时又有些新的缺点产生。
各种片种都有它不同的情况和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但以艺术片在生产和创作上所犯过的错误为较突出。如一九五○年生产了二十六部影片，一九五一年竟是一个空白年，一九五二年勉强生产了六部，其后在纠偏中每年增长，到去年才达到三十八部。除由于缺乏经验等不可避免的因素外，其原因是我们在艺术领导上和事业管理上都曾犯过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与存在过缺点。
在艺术领导上，首先我们就曾脱离实际地要求写所谓史诗式、纪念碑式的、概括某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作品”。这种不从生活的真实、人民的需要和我们艺术、技术的实际水平出发的主观主义，使我们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间否定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相当多的剧本，艺术片的产量大大地受了窒息，并使新老的创作工作者都感到莫大的苦闷。其次是，我们对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在一个时期内有过狭隘的理解，认为为工农兵服务，就非几乎全部是直接描写工农兵不可，因此而使作家在对题材的选择上，大大地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同时，在这种错误的理解下，人员的使用，尤其是老的艺术工作者，也随之受到一些不应有的限制。再次，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是有很大的收获的，但也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我们还学习得不好、不深不透，造成了一些清规戒律，给创作带来了束缚；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忽视过去电影艺术事业的进步传统，缺乏吸取其可取的经验，这也限制了影片的丰富多采、限制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总的是表现在违反艺术创作的规律，干涉过多，受影响的以艺术片较为严重，其结果是产量少、质量不高，艺术创作人员的潜力发挥不够。我们某些流于公式的作品，观众是不喜欢看的，他们并提出了许多善意的、中肯的批评和意见，是值得我们的领导工作者和创作工作者在今后的改进工作中加以重视的。
此外，在事业管理上，我们也曾有过脱离实际、忽视进步传统的错误和缺点。在上述艺术片生产量最低落的期间，就曾企图废弃已有各地的制片基地，把制片工作等全部都集中到北京来，这是一种严重地脱离了我们这样拥有六亿人口、辽阔广大的国家的实际的极端错误的想法。电影事业的各个方面，在体制上、制度和办法上，有些也管得过严过死过于集中，如一部影片从主题计划、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演员样片、全部样片到完成片等，就要经过多次的反复审查、批准的手续等等。
八年的过程中，这些错误和缺点在不断地改进着，有些已得到大力的批判和纠正。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更有显著的改进，如将创作的职权下放，使制片厂成为完整的艺术创作和制片生产的机构。但有些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如演员、乐团，因为作品的产量少，没有给他们以充分的艺术实践的机会，还需要在今后努力设法加以改善。
右派抹煞电影事业的成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电影生产
八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成绩是很大的，可以说是空前的，绝不容加以抹煞的；可是偏偏有人无视现实，强调了某一个时期艺术片的产量不多，和某些作品质量不高的缺点，大肆叫嚣，要向后退，退到解放前去，而美其名曰“为了前进”。这种叫嚣，明明是夸大缺点，抹煞成绩，因而得出了解放以来一切都搞糟了的结论。他们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竟荒谬到认为这些缺点是贯彻工农兵方向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解放后的影片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是个划时代的事件，是题材的扩大而不是缩小，同时也是反动统治下绝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曾因主观主义而狭隘地理解工农兵方向，造成了工作中的缺点，但因此而说可以不要工农兵方向则是极端谬误的。他们甚至于以资本主义的方法，单纯地从票房价值出发，去证明我们的影片被工农兵所抛弃；计算一下收支，我们也是有盈余上缴国库的，并且这种盈余还在逐年增长。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影片与群众的联系正在空前地扩大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受到了电影日益深广的教育和影响。他们更没有看到大部分的观众是解放前根本就看不到电影的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这一事实。他们找到另一原因是所谓“行政干涉”，认为作品之少和不好是行政干涉的结果。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像是找到了“要害”；可是，他们在反对艺术创作的“行政干涉”之余，却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立场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在繁荣创作、创作自由的幌子下，却连影片的政治内容、艺术思想和计划生产都要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们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电影生产。他们把领导和“干涉”划了个等号，把“行政”和“干涉”看成了孪生兄弟，因之把一切领导——包括党和行政领导——在一切问题上的领导，都被认为是外行，都是“干涉”，而说这种领导最多也不过会搬搬教条，所以是愈领导愈糟，必须彻底、全部取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电影的锣鼓”敲不起来 右派的丑脸显露原形
去年秋季，我们为了改进缺点和工作，遵循着党中央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和制订了为贯彻这一方针而改进制片工作的方案。正当准备按此方案进行改进的时候，章罗联盟中的上海右派集团的陈仁炳，就利用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民盟支部，撇开了厂中党和行政上的领导，先后召开了五次座谈会，把这个厂当作他们的放火点！同时，上海的文汇报也立即配合着这一活动，发起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该报及其驻京办事处同时又抓住了“电影的锣鼓”一文，火上加油，悉力叫嚣。在那些座谈和讨论中，有许多意见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有些也是正确的，也有些是错误的。而座谈和讨论的组织者们，却很明显地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排斥正面言论，打击说公道话的同志是
“大人物”，不替“小人物”说话，甚至发言激烈的人可以当场被批准“火线入盟”。目的则在尽量夸大电影事业中的缺点，抹煞成绩，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反对党的领导！
通过这次全国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他们的丑恶的嘴脸已被暴露出来了！罗隆基——陈仁炳——上海电影制片厂民盟支部是一条线，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又是一条线。这两条线脉络相通，按照着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纲领，反对党在电影事业中的领导和抹煞电影事业八年来所获得的成就，企图在文化工作上打出一个缺口。这一连串的事件，大受章罗联盟的赞许，认为是“典型经验”，要使用这种经验到处放火。很显然，章罗联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从各个方面来毁谤和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所获得的震烁古今、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成就，并企图要党“下台”，要反革命者都起来“索命”，同时也有人要“杀共产党”，……一句话，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中国人民拖回到过去那个苦难的深渊！
我们全体的电影工作者，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必须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并从去年以来事件的发展中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如是受过迷惑或被利用的人，就应迷途立返，彻底地揭露右派分子的罪行，和交代自己所犯的错误，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而将永为人民所唾弃！
让电影艺术的园地中开放出更灿烂的花朵
让我们全体电影工作者都动员起来，为捍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捍卫我们无限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党的领导下，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把他们这种罪恶的阴谋全部、彻底、干净地粉碎了为止！
此外，我们还要在今后的日子中，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深入生活，不断进行思想改造，加强对艺术理论和技巧的学习，继续钻研业务，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很好地接受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艺术上优良的传统，以提高我们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与广大人民对文化艺术所提出的日益迫切的要求，我们的事业还须加速发展。如：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供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大部分都要不依赖国外，而期能自行制造；北京、广州和西安正在筹建新的制片厂；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要达到年产一百部艺术片的指标；优秀的外国片仍将大量译制华语对白，在国内广泛放映；新闻纪录片的题材将要面向全国，广加发展并提高质量；科学教育片将要大量增加产量，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革命中起到先锋的作用；美术片也要增加产量和更多地注意民族风格……等等。
我们相信，全国的电影工作者，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地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一定会满怀着信心，继续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继续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认真和切实地改善领导管理工作，改善体制和各项制度，进一步发挥各种工作人员的潜在力量，不断地为繁荣电影创作、增加产量、提高质量而奋斗，从而促使中国的电影艺术获致更高的成就，使电影艺术的园地中开放出更灿烂美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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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容许右派分子把中国电影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白杨的发言
在这次大会召开预备会议期间，我们阅读和讨论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在大会开幕之日，我们又听到了周总理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这个讲演和报告，都是我们当前的指路明灯，我表示衷心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引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全国人民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所起的巨大变化，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是连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章杂志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可是，正在我们祖国即将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却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利用鸣放的时机，抹煞事实，制造谣言，否定革命和建设的成绩，妄想推翻宪法上明文规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妄想把中国推回到万劫不复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违宪犯罪行动，我们一定要坚决无情地和这一班右派分子作斗争，彻底揭发一切反动野心家的阴谋，借以保卫胜利果实，借以教育人民，锻炼自己。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电影演员，我深深地感受到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几年来，我们到祖国的任何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里去拍摄影片、体验生活或是参观访问，各地的人们都当作自己的事情一样地关怀我们，协助我们工作，我们感到从来未有的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回想解放以前，我们想通过影片更真实地反映人民生活，想接近工农群众，不仅被限制，还要遭受迫害，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电影演员也是被歧视的。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在政治上才得到彻底翻身，我们有各种权利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各方面的学习和锻炼来提高自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电影工作者参加共同议论国家大事，我们不能忘记宪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讨论和通过当中也有我们的意见。今天我能和工农代表一起走进怀仁堂，在大会上发言，在小组会上讲话，畅抒己见，这不说明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人人都有权利管理国家大事吗？抚今思昔，在旧中国的土地上，看见日本鬼子、美国兵和洋人横行街上，每个人都要退避三舍，今天，我们不仅在祖国到处自由呼吸，而且在国外也受到尊重，我们处处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那屈辱的中国人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由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会有今天的吗？今天正当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进行整风除三害，来更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右派分子又乘火打劫了。周总理说的对：“那些企图利用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我们人民内部挑拨是非，企图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相反地，这个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是的，我们电影工作者和全国人民在一起，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正告右派分子及早悔悟，你们抗拒改造必将自绝于人民。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成就已经写下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一页，我们曾经摄制了许多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人民生活的优秀的故事片，在人民建设新生活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从观众人次的增加来看，一九四九年每年不足五千万人次，扩大到一九五六年的每年十三亿九千万人次。电影放映队也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六千多个，遍布在工厂、矿山、农村、部队和遥远的边疆，组成了全国规模的放映网，并且在短期内赶走了霸占中国电影市场三十多年的帝国主义反动电影。右派分子想抹煞这些事实，我们是不允许的。而电影事业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因此，从我们电影工作者的角度来说，今后仍和过去一样，我们热烈需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加强对于电影艺术事业的领导。右派分子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讲到这里，我不能不回想起今年春天在电影界出现的一股歪风，文艺报打起了“电影锣鼓”，文汇报就推波助澜，“组织群众”，向新中国电影事业进行了肆意的诬蔑，他们将新中国电影描绘成漆黑一团，要求中国电影“退回”到资本主义、殖民地时代的老路，在当时，我们几个不同意这种说法和看法的人发表一些文章，就遭受到右派分子的猛烈的攻击和嘲笑，上海民盟负责人陈仁炳到电影界到处放火，唯恐天下不乱，甚至公然要挟，要求上海电影厂撤换党的领导干部。他们在电影界放火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就是第一、不承认电影是教育人民的工具，片面地强调票房价值，反对电影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二是反对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认为思想改造是电影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第三是反对电影事业由国家和党来集中领导，要求资本主义方式的“自由经营”。这些主张，今天看来，也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正是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很具体的行动纲领。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反对中国电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今天，拿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作为思想武器，重新来检查一下几个月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那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我认为是对我们电影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已经开始被揭露了，我们应该把这些人的思想、行动作为我们今后学习和工作的“教员”。他们要走的路，恰恰和我们要走的相反，因此，把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摘录出来，作为借鉴，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唤起警惕的作用。他们反对思想改造，我们就必须加强学习，继续改造自己；他们反对艺术配合政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就必须尽一切可能，使电影成为教育人民的工具，随时警惕脱离政治的危险；他们反对国家和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我们就必须紧紧的依靠组织，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右派分子的阴谋已经失败了，他们的计划已经被粉碎了，右派分子的头目们，已经在群众中完全孤立了，可是，这并不等于我们的斗争已经结束，在新中国，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在继续。我们要在这一条战线上继续斗争，我们一定要——一定能在这一条战线上取得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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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过盟内整风，彻底清除章、罗联盟的毒素
乔传珏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我们在会议的期间里，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庆祝了一个伟大的节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六周年纪念日。我们诚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因为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又在短短的时期内，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我们国家建国以来仅仅八年，在政治上已经建成了全国统一的、稳如泰山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经济上已经使落后的农业生产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并且几乎是在废墟上迅速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重工业和轻工业，而成为全世界工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在文化教育上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历史上所遗留给我国人民的愚昧和落后的状态，正朝着国际的先进水平积极地前进着。这些铁的事实，不仅为全国人民所亲身感受，同时也为仇视我们的敌人所共认。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也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人民热爱共产党，这是天经地义和情理之自然的。我从旅大解放以来，一直在一个地方工作十一年。我亲眼看到党是怎样领导全市人民进行了社会民主改革，并在殖民地经济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当国家进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党又怎样领导全市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以支援国家建设并有步骤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也深切地体会到苏联军队在驻旅大期间怎样同中国人民团结合作，以英勇忘我的精神，警惕地保卫了远东和平；苏联专家在我市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怎样发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予我们真诚无私的帮助。因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企图抹煞党和国家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企图破坏中苏友谊而发出的任何荒谬言论，都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坚决予以驳斥。
右派分子要把整个民盟带进绝路
我是辽宁省和旅大市民盟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我对于盘踞民盟中央领导地位的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家和他们的反共集团，表示无比的愤慨。我代表个人和辽宁省绝大多数盟员控诉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无耻的罪恶活动。我们知道，民盟从一九四一年成立时起到一九四七年总部被迫解散时止是走着中间路线的，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就清算了中间路线，决定了“一边倒”即倒向人民这一边，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后来的盟章里规定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去年全国盟员代表大会并确定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所有这些都是符合于国家利益的，也符合于绝大多数盟员的愿望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小撮右派野心家竟口是心非，丧心病狂地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利用盟内的合法地位，偷偷摸摸干着非法的罪恶勾当。根据这几天反右派斗争中所揭发的事实证明章伯钧、罗隆基从一九四八年到现在仍然还是坚持着他们的中间路线，表面上伪装着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共产党领导，暗中却十年如一日地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当共产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的时候，他们以为时机不可失，于是就主张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外，另成立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政治设计院”以排斥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来替反革命分子“伸冤雪恨”。在六月初旬鸣放中刮起一股歪风的时候，他们错误地估计“共产党大势已去”，他们可以和共产党摊牌，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以便篡夺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于是顿时向各地，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中间，伸出他们的魔爪，阴谋取消学校党委制；削弱党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竭力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疯狂向党进攻。很显然，他们是决心把整个民盟带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绝路上去，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政治野心。我们严正地告诉他们：你们想把民盟带入歧途是枉费心机的。我们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各方面人士都密切注意今年四月民盟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是十分必要的。那次会议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下，谋求改进民盟的工作，但实际上却被章、罗利用，来贩卖他们的“私货”，向他们的反共集团发布密令。章、罗在会议期间向他们的反共集团的成员，究竟发布了那些密令，不得而知，但他们贩卖的“私货”，我同其他与会同志一样却“领教”了一些。如章伯钧在一次地方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说：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民主党派，重新进行研究和估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将要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民主也将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我当时不了解他讲的真实意义，现在明白了。他讲的民主党派的变化，就是要变成同党分庭抗礼或各党派轮流执政；他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变化，就是要变社会主义民主为资本主义民主。这显然是一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章伯钧在全国工作会议期间所作的访问六国的报告中，除了撒布一些修正主义而外，并对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的关系，进行了挑拨和中伤。章伯钧在地方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改进民盟中央领导工作时，说要调整机构，新成立政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等，专门对国家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民盟的成员大部分是从事文教和科学技术工作的，成立文教委员会还可以理解，而他们却主张成立政法、财经委员会，不知其用意何在。今天同他们主张成立的“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联系起来一看，就不难看出：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了。
旅大民盟组织受了章、罗集团的影响
应该承认章伯钧、罗隆基集团一贯坚持着的中间路线的思想，在过去一个时期虽然未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出来，但也早使许多地方组织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以旅大市民盟组织来说，近一年多以来，由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受到章、罗集团一定的思想影响，过分夸大了盟员的进步的一面，对国家建设起积极作用一面的，而忽视了需要改造的消极的一面，因而大大放松了思想改造工作。对盟内某些后进分子的缺点和错误无原则的团结、迁就，很少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往往从代表知识分子的正当利益出发，强调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工作要适应知识分子特点，而很少考虑如何加强盟员的思想改造工作，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从去年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我们往往片面地强调对党实行监督，而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则非常不够。在发展组织上，在章、罗集团大发展的思想影响下，一年多以来发展很快，去年一年就发展了近一倍（100余名）。今年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以后，在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下，仍继续大力发展组织，而且很早就忽视了发展组织工作中以进步分子为骨干这一重要条件，吸收了不少中间、落后分子入盟。这实际上给章、罗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帮了忙，为他们扩大政治资本服了务。
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在帮助党整风时期，旅大盟员中间出现了许多荒谬言论，也正说明了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薄弱的。而我个人在鸣放时期，特别在反右派斗争的初期，也犯了一些错误。如在市委统战部座谈会上，对于章、罗联盟政治主张的反动的本质，不加以分析，就冒然表示赞同组织知识分子联盟。尽管我提这个意见的动机是为了减少几个民主党派在发展组织上交叉碰头的麻烦，并且我说的这个党派是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因而和叶笃义讲的以和党分庭抗礼或平分秋色为目的的反动党派根本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扩大他们的反动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我对盟员鸣、放也采取了迁就、迎合的态度，鼓励有余，批判不足。我曾说过不管任何意见和批评，只要是从爱护党出发、从改进工作出发的，民盟组织都将给予支持，如果真正受到打击报复，民盟组织一定做到仗义执言。没有想到盟内少数右派分子却加以歪曲利用，作为他们攻击党的借口。对我说来最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对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政治敏感性和对于右派分子存有温情主义。在鸣、放初期，我不仅没有看穿章、罗联盟提出的伪装起来的破坏性的言论——成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反动的本质，而且对本市某些盟员（如吴襄、杨常骙、乔树民等）的错误言论的性质也没能辨别清楚。我对于显然是错误的荒谬的言论，总不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正视，并进行坚决的斗争。我心里想既然党早已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些错误言论，将来经过自由辩论，自然就会明辨是非，何必操之过急。不久，工人、农民说话了，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也开始批判了，我在一种右倾情绪的支配下，还是姑息暧昧，不能毅然同右派分子分清界限；徘徊观望，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大大妨碍了旅大民盟组织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我为什么竟会这样呢？现在检查起来，主要还是因为没有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对于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最严肃最深刻的阶级斗争缺乏认识，唯恐操之过急，斗错了人，甚至怕伤害右派分子，而对右派分子伤害党、伤害社会主义则显得不是那么关切。几年来由于自己在历次运动中放松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加上政治理论学习差，政治水平低，因而一遇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就摇摆动荡，顾虑重重，不能坚定立场，明辨是非，鼓起勇气，向右派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大会各项报告以及参加大会、小会讨论，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决心继续深入检查和努力改造自己，坚决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真划清政治和思想界线，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勇敢地投入反右派的火热斗争中去，克服温情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来同全国人民一道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并在这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战斗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将通过盟内整风，认真检查旅大市民盟组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彻底批判和清除章、罗联盟反动的思想毒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上级盟组织的领导下，使旅大市民盟组织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