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广西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幸灾乐祸地利用广西去年春天在救灾方面犯的错误向人民革命事业猖狂进攻，这是广西各族人民绝不允许的
覃应机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李先念薄一波乌兰夫三位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中，全面地总结和分析了一九五六年以来，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在这伟大的转变的一年中，广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依靠全省各族人民和全体干部的积极努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在工作中也产生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去年春我们在救灾工作方面曾经犯了严重的错误。今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我们的救灾工作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指示，并给有关失职人员予以处分。我们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并表示完全拥护。我们必须从这次沉痛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切实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团结，提高信心，把这次事件的消极因素化为前进的积极力量，使今后全省的各项工作更加健康的发展。
这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次事件的严肃处理，充分地表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广西各族人民是充分体会到的。但是右派分子和广大人民的真诚愿望根本不同，他们是幸灾乐祸、兴高采烈地利用这件事作为“资本”，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向人民的革命事业进行积极猖狂的进攻，并且由此断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已成了公式”，因而掩盖了错误。他们利用这些个别的错误和缺点企图抹煞和诋毁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革命成果，这是我省各族人民绝不允许和坚决反对的。我们全省人民绝不会忘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获得的每一个革命的成果：他们经历了剿匪、土改、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革命运动。使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使全省社会秩序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安定；使少数民族人民政治上有了地位，并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间建立了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关系；使全省各民族人民都共同的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我省的各方面工作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就以一九五六年来说：
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生产救灾工作成绩显著
广西全省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春天已全面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农业生产方面：农业高级合作化的实现，使我们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去年全省数十年来未有的大旱灾，大大地减少了农作物的灾害损失，就粮食作物来说也只比常年产量减少百分之五左右。在国家的支援和农业合作社的努力下，去年兴修水利扩大的灌溉面积四百九十四万亩，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三倍。地方工业完成了总产值的百分之一百零四，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基本建设超额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完成国家计划。全省新建公路二千三百三十二公里，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五，一九五五年全省尚有十四个县没有通汽车，现在已县县通车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央帮助下，僮族已经创立了文字，建立了四十九所僮文学校和一所民族印刷厂，训练了二万多名推行人员，并开始了推行工作，这是僮族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
再以我省的救灾工作来说：
几年来，广西的农业生产都是在不断地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中进行的，连续四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严重自然灾害，尤其在一九五六年遭受了特别大的旱灾，全省受灾的面积达一千八百一十多万亩，将近占了全省耕地面积三千七百万亩的一半。面对着这种严重的灾情，全省各民族人民和全体干部日以继夜地进行防旱抗旱工作，在这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组织了人力、物力、财力大力进行救灾工作：先后发放了各种救济款、贷款、预购款共七千四百五十八万元；中央还增拨了销售粮一亿斤，直接救济了特别困难的群众二百七十六万人，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从而制止了灾情的发展。虽然去年我们做了这许多的工作，但是还有少数地区的救灾工作做得不好，对一九五五年灾害遗留下来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各地自然灾害的复杂性缺乏分析研究。我省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受灾的情况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地方春季作物是丰收了，但夏季作物又失收，或者是夏收秋失，有的是春旱夏涝，也有的长期干旱连人畜饮水都有困难；在丰收的县内有受灾的区或乡，就是在丰产或保产区内还有受灾的村屯和少数的困难户。加上三大改造胜利以后，有些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和工作上的松劲情绪，对这些分散的插花式的灾情缺乏全面地、深入地调查和分析研究，就常常看不出它的严重性，思想麻痹，没有准备，一旦发现灾情，工作势必陷于被动，有钱有粮，几天之内工作也跟不上去，就产生了逃荒和饿死人的严重后果。去年下半年和今年春天，我们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各级领导全力以赴及时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进行了逐乡、逐屯、逐户的深入调查和排队，依靠农业社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全面开展救灾工作，从而使灾区人民胜利地度过了灾荒。广西的各族人民从亲身的生活体验中充分的理解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群众的集体力量，如果没有全体干部的积极努力和有关方面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援，要想战胜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设想的。
几年来这些巨大的变化和显著的成就，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任何人抹煞不掉的。我们各族人民对每一个革命的成果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都知道是来得不容易的，因而大家都无限热爱和珍惜。而右派分子是极端仇视这些革命成果的，因此他们要我们“只讲缺点，不讲成绩”。他们对这些翻天复地、惊心动魄的大变化熟视无睹，并有意地夸大缺点，抹煞成绩，企图以此达到他们动摇革命信心、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这种阴谋，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黄绍竑企图挑拨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是徒劳的
在这些问题上，右派分子黄绍竑表现得很猖狂，他曾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两次到广西视察，他对广西各项工作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是漠不关心的，而对工作中某些缺点则特别热心，他只讲坏的，从来没有讲过好的，甚至对他亲眼看到的好东西说是“假的”、“专门装给他看的”。他不仅在我省救灾工作上，而且在肃反工作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大肆向党进行诬蔑和攻击。显而易见，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讲肃反的成绩，实质上这就是他仇视我们肃反工作伟大胜利的一种表现。他企图以此来打击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积极性和削弱人民民主专政。
他在讨论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过程中，开始是反对成立僮族自治区，后到坚持“分”的方案，再到在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名称上要加上一个“省”字。当然，在讨论中持不同意见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他在受到各方的批判，在没有理由可持以后，竟带有挑拨性的煽动说：“如果自治区成立后，一旦汉族有人要求分时，你们要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而不能按照敌我矛盾来处理”。从这里，充分地暴露了他是企图挑拨民族关系、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的，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在过去统治广西时对于各族人民的压迫和摧残的情况，使人不能不感到忿懑。
他还想运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从各方面来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在口头上再三声称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另方面又反对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他这种说法实质就是不允许我们的党向人民群众说话，发布号召，是要将我们党的手脚捆绑起来，以此斩断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他们企图进一步取消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表现。
每个人从他这些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中，都不难看出他那种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业的阴险面目。这些也同样是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猖狂进攻的共同表现。
从这次全国人民反对右派的斗争中，更深刻地教育了我省全体干部和各族人民：必须不断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继续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彻底地粉碎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业的毒辣阴谋，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加速向前发展，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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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郑立斋在发言中揭露：
光明日报记者在兰州“点火”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都完全同意并且坚决拥护。
中国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全国人民正在为此欢呼，正在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一直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谭惕吾、陈铭枢之流，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大唱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调，公开叫嚣要搞什么“政治设计院”，说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一团漆黑，什么都是一团糟，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产阶级已经非常进步了，不需要改造了，甚至提出要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要把二十年的定息一次付清，有的则提出要撤掉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这些各色各样的论调，真是乌烟瘴气、不一而足。除此而外，他们还通过光明日报、文汇报，大事喧嚷，制造气氛，并指派记者到处点火。
两位记者的兰州之行
五月上旬，储安平亲自指派的欧至培、韩洪文两位记者便到兰州各高等学校进行“联系”，五月十六日又邀请甘肃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了一次“座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共十二人，有民革的水梓、袁金章，民盟的杨诗兴、王景尊、朱宣人、刘钟瑜、李化方、周光，九三学社的马馥庭、左宗杞、廖延雄，民建参加的就是我。民盟甘肃省委还专门派了一位同志作招待。座谈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专门找一些“敢说话”的人谈一谈。他们特别介绍储安平是光明日报——各民主党派的报纸——的总编辑，并转达了储安平的“希望”，“鼓励”大家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不要怕犯错误。座谈会于当天下午一时半开始，直到晚上将近十二点才结束。参加座谈的人都发了言，我也谈了一些意见。会议中间，两位记者还招待我们吃了两桌饭。会后，两位记者便把每人的发言加以摘要整理，并送本人签字。这种作法的确很周密，但是，恰恰从这种作法上也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作贼心虚”的。五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以第三版的全版篇幅，用
“克服宗派主义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样一个带有煽动性的通栏标题，把座谈的记要全部披露。可是，在民建会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反对李康年所提把定息延长二十年的意见，我曾特别同韩洪文谈过，我说应当把这一情况在报上公布。然而，光明日报却一直对此保持缄默。这难道是帮助党整风的吗？不是的，这是一个阴谋。光明日报的所谓“摘要”，实际是摘他们之所需要；他们的所谓“帮助”，实际是鼓励右派分子和一些立场不稳的人向党进攻。他们在兰州举行的这十二人座谈，实际就是在那里点火。这次座谈后不久，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右派言论就嚣张起来。医学院的部分学生一度在右派分子的煽动下上了大街。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还带了几位学生到北京请愿。这就证明，两位记者的兰州之行，已经超额完成了储安平给他们交代的任务。听说还受到储安平的表扬。
我也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
我是一个私营工商业者，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七、八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的思想虽然得到一定的改造，但是阶级的改造是长期的，我还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正因如此，那些资产阶级的论调，也就特别容易迎合我的口胃，也就容易被那些资产阶级野心分子所俘虏。我在十二人座谈会上所说的“有些党员领导瞧不起非党员，不到基层倾听下情，光凭党团员汇报决定一切”，“党团员是搞人的，非党人士是搞业务的；党团员是整人的，非党人士是被整的”，以及“有些人只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说话，就被目之为落后分子”等话，都被光明日报当作“要点”登了出来。实际上，这些话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党团员是整人的，非党人士是被整的”这句话，虽然我是听别人有这种说法，但毕竟是从我口里在座谈时说了出来，这种说法当然合乎我的口胃。这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充分暴露。我是民建会兰州组织和甘肃省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这些错误的言论传布出去，对工商界一定是有不好影响的。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更难怪欧、韩两位记者抓住了我的话柄，只能说我自己思想上还有些不安于党的领导、不安于接受改造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欧、韩两位记者点燃之下，燃烧起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不彻底斩掉，一遇适当的温度、适当的时机它就会翘起来。
章乃器的谬论对我的影响
现在，我再谈一谈章乃器的荒谬言论对我的影响。
章乃器的荒谬言论是很多的，他曾公开的说定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说中国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他并且鼓励私方代表不要“盲目服从”公方，“盲目服从”就是“奴才主义”。他的这些谬论，我刚一听到的时候还觉得似乎有道理，特别是对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理论”，我还很欣赏，很高兴，觉得资产阶级已经成了“红色”，这不是更进步了吗？不是很好吗？甚至在我的言谈中，不知不觉的中了他的毒素，并且曾经表现出对他的这种谬论有所同感和共鸣。而在公私共事问题上，我也经常“警惕”，不要犯“奴才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我也总觉得有些公方代表不行，因此，对于右派分子的撤掉公方代表的意见，也就没有表示坚决的反对。这次会议的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彻底揭露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使我逐步看透了章乃器其人的本质。特别是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擦亮了我的眼睛，提高了我的嗅觉。我回想了一下：如果不是各位代表的帮助，如果不是毛主席的报告的教导，我很可能成为章乃器的一个摇旗呐喊者。这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我身上活生生的表现了出来。我为自己惭愧，又为自己高兴。惭愧的是自己进步太慢，思想糊涂；高兴的是我侥幸没有坠入右派分子的深渊。我深深的体会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你不倒向左，就必然会倒向右。实际生活就是这样给我们提出问题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更加感到周总理报告中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句句正确、字字有力。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正义声音，它给了我们以有力武器。我要坚决同这些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实际上，反右派的斗争，也就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改造。人民代表大会十多天的会议，胜于我八年来的理论学习。但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是需要长期改造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资产阶级必须“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也有决心“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最近，甘肃省代表组的全体同志、甘肃工商界和民建会的同志们，对我过去曾经说过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我衷心感激所有同志们对我的这种关怀和帮助；我将永世不忘、铭感肺腑。今天，我没有别的话可说，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表示：我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和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分力量。
我的话就是这些，错误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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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野心分子，不要昧绝良心！
杨惟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这次大会中的各项报告。
在周总理的报告中，肯定了成绩，批评了缺点，明辨出是非，都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这不仅是政府的工作报告，而是一个很有丰富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课本。我建议应把这个报告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结合起来，在全国各地，展开一次深入的宣传，人人都应当认真去学习。
近几个月来，有些胸怀野心的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有路线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昧绝良心，颠倒黑白，硬说国内样样事体都搞糟了，共产党领导坏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都不好，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错了等等。不但是有恶意的言论，并且还派人到各地去，从多方面造成不良舆论，到处点火，想把国内搞得大乱，迫使共产党下台，让他们取而代之。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和阴谋，极端愤慨，不能不予以痛斥。
解放前坏处说不尽，解放后好处谈不完
这些野心分子，完全抹煞事实：解放以前，中国的情形是怎么样？坏处是说不尽的。解放以后，情形是怎么样？好处是谈不完的。以今比昔，判若天壤，事实俱在，摆在眼前，能不承认么？现在国内，百废俱兴，事事挺进，不论是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工农商业、交通、卫生、文化、教育、科学、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等，试问那项，没有进步？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为千古所未有。
全国人民，看到自己的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而以强盛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无不欢欣鼓舞，引为自豪，更有信心和勇气，来共同努力进行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但是这些自命是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心理反常，竟感到很不痛快，真太奇怪。他们不去认识社会的进步，看不到事业的发展，信口瞎说。如果不是他们的双目失掉作用，那便是他们的敏感性太迟钝，太无见识，怎能配得上称为大知识分子？简直是不识好歹的糊涂虫和不识时务的大草包。
解放以后，我在江西工作，情形更为熟悉，亲眼看到江西境内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其他各省一样，成绩是很巨大的。可以略举事实，反驳右派野心分子的一派胡说。
首先我来谈谈粮食问题，江西向来称为鱼米之乡，可是在解放以前，反动政府，只管剥削，不问农事，水、旱、虫灾相迭而至，三年两歉，常有饥荒。然自解放以后，因为党政重视农事，大力兴修水利，号召积肥，防治害虫，并改进其他各种农业技术等，粮食产量，得以不断增长。如在一九四九年初解放时，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八十亿斤左右；一九五○年增至八十六亿斤；一九五一年为八十四亿斤；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每年的总产量都在一百一十五亿斤的水平；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二十三亿斤；一九五六年增至一百三十亿斤。比一九四九年初解放时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五十亿斤。按百分数即是增产达百分之七十七。这难道不是成绩，而是搞糟了么？
尤其是在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水灾，江西当然亦是一个重灾区之一。如果在反动政府时代，那怎样得了呀！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不知会演成何种惨象。但在人民政府的旦夕关怀下，组织大批人员，分赴灾区，大力援救，能使灾民各有所归，各有所衣，各有所食，病者亦有所医治，不致遭受到冻饿疾病时而无所告。并投以大宗的生产资金，帮助他们生产自救，次年便有丰收，许多灾民能很快地恢复灾前的生活，无不感激莫名。照右派野心分子看来，这又是做得很不对的事体吧？
因为年年不断的增产，农民不断地增加收入而能不断地改善生活，所以现在江西各地的农民是很不容易看到有以前那样衣不被体，褴褛不堪的苦况了。尤其是青年妇女，很多都是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而在田间工作。由这一点，即可看出，一般农民的生活，是逐渐在改善了。再听其他农民代表的报告，更可相信这是的确的事实。右派分子，硬要歪曲事实，偏说农民生活越来越苦的鬼话，可以不攻自破。
怎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
再拿一九五六年江西方面的成就来说，亦是和全国各省一样，非常巨大的。全省农村中，已经基本上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因此全省粮食总产量，去年就突增到一百三十亿斤，超过战前历史最高记录仅为一百多亿斤的产量甚远，愈能显出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全省手工业和个体渔民，都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了。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顺利完成，而能各得其所。这些三大改革，都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可以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从此可以浩浩荡荡、更有力地来推动全省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全省人民莫不为此而高兴无比，热热闹闹，打鼓敲锣，来庆祝这些胜利。右派分子，感想如何？认为这些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么？
其他如工矿、交通、文化、教育等事业，在江西方面，都相应地有很大的进步，这又无法再细说的。总之，现在的江西，是一片新气象的江西，而不是如同以前那样久经战争、被反动政府和日本军队蹂躏不堪而造成破破烂烂的江西了。江西如此，他处亦同，都是大踏步地正在前进中，这是近年来我到各地视察所亲眼看到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共见的。右派分子，否定事实，怎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
右派政客想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真太不自量了
少数野心勃勃的右派分子，既不自量，又不害臊，倡言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要让他们来领导才行；要党委退出高等学校，让他们来发展组织，这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这些旧社会中的无聊政客，大家早已看穿了，凭什么本领来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谁来请他们领导？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又是高等教育工作者，长期与科学界和高等学校的教师打交道，对于他们的情况，当然不会比这些野心家更生疏。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高等学校的教师，都是很爱国的，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几年来能把祖国搞得这样好，都是很拥护而爱戴它做领导的，不会欢迎这些野心家到科学队伍中和高等学校中去做领导，来搞反动勾当的。只有极少数立场不稳和头脑不清的人，才会被他们花言巧语，拖下泥坑。他们的私货是没有多大市场的，然而亦须时常提高警惕。
大概我们不会忘记吧？解放以前，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凡有爱国思想的人，看到国势日危，常有国亡无日的可虑，精神上无不受到郑重的压力，恐怕难免不致于做亡国奴。解放以后，情形大变，旋乾转坤，变弱为强，转危为安，人民各有生业，可以挺直胸膛，扬眉吐气。而我们脑子中怕做亡国奴的忧虑，亦已洗清干净，一去不复返了。即此一点，就可使我们心悦诚服，感激共产党不尽而愿毕生跟着共产党跑。右派分子，真是太无心肝，这样好的日子，过得不自在，还要兴风作浪，破坏宪法，并想杀死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领导，由他们来坐天下，把进步车轮拉到资本主义的死亡道路上去，要我们再过以前那样困苦不堪、愁眉不展的生活，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右派野心分子不要以为人民是可欺的
右派野心分子，要识相一点，不要以为人民都是阿斗而可欺可骗的。要知道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在万目睽睽的注视下，你们有一点不法的行动，人民都会知道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们的野心，群众老早就在怀疑了。况且现有毛主席六条标准，可以辨别是非，这是很科学的照妖镜，任凭你们花言巧语，强词夺理的狡辩，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任何妖魔鬼怪，在这个科学的照妖镜下，都要现出原形。你们的鬼秘言行，已经是从各方面揭露出来了，不只是现出了狐狸尾巴，而是丑态毕露。一般工农同志，听到你们干出这些疯狂的事，都很愤恨。有的工人同志说：“我要举起铁锤，打破这些家伙的脑袋。”有的农民同志说：“我要用锄头挖出他们的狗心肝。”可见你们的私货是不会受人欢迎的。只有一些立场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和台湾、香港以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敌人，才会大大地捧起你们。这不是很奇怪么？并不奇怪，我记得以前读岳飞传时，当岳飞抵抗金人，势如破竹，打到朱仙镇，并即出兵，长驱远征，要直捣黄龙而痛饮，人心因此振奋，无不称快。只有秦桧独不高兴，即于此时，大唱和议，国人痛恨，而金人非常欢迎。现在右派分子的言行，大为敌人所赞赏而为国人所愤怒，道理不是很容易懂么？右派野心分子，可以休矣，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言行，对于祖国是极有危害的，犯了自绝于国人的极大错误。你们必须立即痛改前非，把以前所做一切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的事，都应老老实实、坦坦白白、完全交代出来，向全国人民请罪，尚可得到人民的宽恕。否则执迷不悟，徒逞狡辩，要想抵赖，那是抵赖不过去的。如果野心不死，还想伺机再起，进行捣乱，国家自有法律，会给你们以应得的处分。这些言词，对于右派野心家，可以说是一个忠告，亦是一个严肃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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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检讨
黄药眠的发言
我今天是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发言的。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在思想上犯了错误，后来我才知道是犯了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根本性的错误。
过去，我曾以“进步”自封，但是自从五月初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我就完全暴露出了我丑恶的面貌。
首先，我做了章罗集团所阴谋计划的四个临时工作组当中“有关学校领导体制”的召集人（根据章伯钧和浦熙修自己所坦白的材料，这个组的召集人，他们原来是预定要费孝通的，那时费孝通还没有回来，所以把我点上了）。五月十三号，我还召集了小型会议，而且还起草了“我们对学校领导体制问题的建议（草案初稿）”。在这个文件中尽管我批评了“党团退出学校”和“教授治校”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但这并不能掩饰这个文件本身也是反党的。比方我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民主治校”，既然要加强党的领导，怎么又来一个“民主治校”？这岂不是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对立起来了吗？这岂不是把加强党的领导变成空的，而“民主治校”才是真的吗？当然，这是很适合于章罗篡夺学校领导权的目的的。其次，在这个文件中，我强调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而把党对学校的组织领导完全忽视了。党如果不掌握学校里的人事和财政权，那么它的领导岂不是没有了物质基础吗？我口头说，要加强党的领导，而实际恰好相反，正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再其次，我一方面说，要以党委或党组作为领导的核心，而另外一方面又说校务委员会是最高的领导机构，这样一来，校长就变成了一个校务委员会的执行者，只有了民主而没有了集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也就很难体现。很明显，这些都是带有纲领性的错误。这个文件虽然是一个“草案”“初稿”，并没有发表，但我不敢隐瞒，现在已交广东小组转给常委，作为检查我的错误的材料。
其次，我在向师范大学的领导提意见的时候，并没有根据团结的精神、协助党搞好工作的精神来提意见，而是对师大党的领导作了恶毒的进攻。我没有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改造的一方面，反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一面。同时我还错误地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里篡夺领导权在全国解放初期是可能的，但在现在，那就不可能了。理由是现在一切制度都已确立，一般的知识分子不愿意搞行政工作，而且现在做行政工作，又不像国民党时代可以借此升官发财等等。但我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自己个人可能没有攫取权位的野心，但他们总是企图以他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对学校来说，也就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办学校。章罗事件证明：资产阶级的确怀有夺取学校领导权的野心，而我恰好在客观上做了他们的工具。关于我在六月五日师大中文系教职员座谈会上的发言，将来我要在师大中文系去检讨，这里不再详述了。
第三，是我参加了六月六号章伯钧召集的文化俱乐部的集会。姑且不管六月五号章伯钧等的集会以及在六月六号章伯钧最初的发言我没有听到，但是就我自己的发言来说，也就够荒谬。比方我说一九五三年以后，党对非党的知识分子就不信任了。其实党对非党知识分子是很信任的。党对章伯钧罗隆基难道说不信任吗？问题是，他们不值得信任。而且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肯认真改造，就是党信任了他，也是要出很大问题的。其次我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也许在个别的机关，个别的党员有这样的现象，但我把它概括成为整个北京党的现象。这显然是对北京党的污蔑。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我说这些话，是正当章伯钧野心勃勃认为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时候。这里，我正是加进了右派集团的合唱队。
有人问我，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以为会天下大乱，会出现“波匈事件”？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确没有这种想法。我想也许某一个学校会闹出一些事情，但局面是容易控制的。甚至我还天真地以为民盟能够协助党平息风潮，那也是一件好事。我完全不知道章罗集团一方面有计划地在到处点火，散布不满，而另一方面则又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党讹诈，夺取领导。而且我还以为既然要把这件事情向党的领导方面反映，那么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以我完全不以此为意，六月九号一早，我就跑到西山去写文章去了。
检查起来，我之所以会犯这一系列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我自己存在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由于阶级出身和中学、大学里的教育，后来又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地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在一起，这就使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解放后，这几年来，虽然有了若干进步，但不可否认，在我脑子里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正由于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再加上我的工作岗位上的某些党员的缺点，这就使得我有很大的不满。这种不满慢慢积累起来就变成了对那个单位的党有很大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当然是为章罗集团的人物所十分欢迎的。第三，自从今年春间以来，我错误地以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知识分子中间只存在有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需要长期来解决的。加以右派的核心人物常常对我说，“我们改造到差不多啦！”或者说：“你拥护社会主义，我也拥护社会主义，大家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问题不过是思想还有些差异罢了。而思想是要慢慢来解决的。”这些话，我最先不相信，但后来听多了也就慢慢相信了。我完全不了解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中间还有强烈的阶级斗争。由于我有这样错误的理解，这就使得我在章罗集团的阴谋活动面前，完全失去了嗅觉。再加上我在生活上脱离群众，有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样一来，我就很快堕入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了。
最近由于章罗集团的阴谋的揭发，我才了解到他们的整套的罪恶的计划。我痛恨他们，尤其痛恨我自己。但我决不因此就丧失勇气。现在我愿意从泥坑里跳出来，紧紧地跟在党的后面，重新拿起马列主义的武器，为彻底粉碎右派的阴谋集团而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