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
专栏：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
工人阶级贡献出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刘长胜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以及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从去年召开的一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到这次一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整整的过去一年了。在这一年时间里，我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胜利和成就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里，贡献出自己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涌现出千万个先进生产者，他们忘我劳动的英雄模范事迹，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去年国家建设全面冒进了，今年又来个全面冒退，总之在他们看来一切都闹得很乱很糟。又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不懂技术，不能领导国家建设”，“工人阶级没有文化，办不成大事”。他们想抹煞一年来国家的辉煌成就，抹煞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抹煞工人阶级是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去年广大职工提出成千上万的合理化建议，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在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下，中国工人阶级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把职工群众劳动热情进一步组织起来，引向新的高涨。去年有一百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一十九个职工同志提出改进生产的合理化建议，其中工人九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人，工程技术人员十六万八千七百八十六人，共提出建议达一百八十三万一千二百一十二件，到一九五六年底已采纳九十一万九千一百九十六件；实现的并可计算价值的二十万零六百四十五件，就可为国家创造财富二亿四千一百九十七万七千六百四十三元。又据第一机械、第二机械、纺织、煤矿等十四个产业的不完全统计，去年总结推广了五千六百件先进经验；职工群众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技术互助运动很为活跃，先进工人帮助落后工人，老工人带新工人，上手带下手，熟手带生手，出现了兄弟合同、姐妹合同、师徒合同、一学多教合同（一个人学习几个人的特长）和一教多学合同（一个人教许多人），不但有了个人互助互学，并且有了小组与小组、车间与车间、工厂与工厂之间的互助互学。过去竞赛中十分薄弱的科室技职人员也发动起来了，仅上海市有二十多万科室人员参加了竞赛，沈阳市有一千多个科室单位参加了竞赛，不少私方实职人员也参加了竞赛。厂际竞赛有很大发展，几乎各个产业都组织了厂际竞赛，仅纺织系统参加全国厂际竞赛的就有二百一十八个单位，参加地区性厂际竞赛的有五百一十九个单位。职工群众在先进生产者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中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创造性，解决了很多的重大生产关键问题。如：
汽车运输职工开展了安全节约十万公里无大修运动，在运量大而运力不足的情况下，货运量和客运量、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都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安全行驶十万公里以上的驾驶工人有四千九百八十四人，十万公里以上无大修的汽车有三千二百一十辆。一九五六年汽车用油比一九五五年实际消耗，估计节约二千八百四十三万五千公升，每条轮胎平均行驶里程比一九五五年延长了九千七百七十四公里。
冶金工业部钢铁局系统，一九五六年由于推广了先进经验，生产钢铁十一万二千吨，其中推行了热风炉快速燃烧法以后，有百分之八十九的高炉比一九五五年平均提高了一百度，全年节约了焦炭九万六千吨，增加生铁产量四万四千吨。
吉林铁路管理局图们工务段三道沟桥梁工区，前年发生了桥墩被河水冲袭了五分之二的情况，使往朝鲜的列车放慢了速度，到朝鲜的运输任务不能完成，并且很不安全，这时需桥梁工区在零下二十度的条件下及时检修桥梁，当时八个工人就病倒了六个，不能完成检修任务，为此发动了群众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群众提出了十三件合理化建议，创造了好几件抢修桥墩的工具，如水中挖土器、水中捞石器、水中探测器、木制抽水机等，解决了桥墩检修中十二个大的关键问题。原来领导上计划去年只完成四个桥墩的检修任务，结果完成了二十四个，超过国家计划五倍，提前完成了一九五七年的计划，给国家创造了二万多元的财富。这个经验推广后，吉林铁路管理局的桥梁检修任务，去年一年已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工作量。
煤矿系统推广了一班采煤法以后，一般提高了采煤效率百分之二十，最高达到百分之五十。
全国人民都为去年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欢呼
去年工业总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是近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取得提前一年并且超额百分之九点五完成了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去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跃进发展的一年，这是广大工人群众努力的成果，离开了他们，我国的建设是不可想像的。去年全国范围内评选出先进工作者八十四万二千零二十五人，先进工作者四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共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六人；先进单位共十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一个，其中先进车间一万二千四百八十八个，先进工段四千四百零五个，先进小组八万一千一百零五个，先进职能单位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三个。
以上事实说明了，去年先进生产者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人民无不额手称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去年建设的大发展，某些指标大了一点，影响今年的原材料供应，党中央二中全会针对这一情况，英明的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全国二千四百万职工和全国劳动人民一起热烈的响应这个号召，以继续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来实现增产节约的目的。
今年第一季度重点企业的总产值又超额完成了计划
今年以来，在职工群众中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深入广泛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以厂为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基层工会在企业党的领导下，协同行政、青年团组织检查组，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实际，调查企业浪费现象，摸清增产节约的潜力，从而澄清了认为增产节约“老一套”、“一阵风”、“去年大发展、今年无油水”等保守自满阻碍增产节约的思想。不少基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企业领导将企业生产情况向群众摊牌交底，充分发扬民主，揭发企业浪费漏洞，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动员职工群众千方百计的寻找增产节约的途径。群众智慧是丰富的，纷纷从修改产品设计、加工工艺、压缩材料消耗定额、采用代用材料、利用废旧料、减少废品、减少储备量、与兄弟厂互通有无交换原材料、改善发料制度等方面提出增产节约的办法。西安农业机械厂今年原材料缺少百分之五十，职工群众多方面寻找材料来源，与兄弟厂建立互通有无的关系，互相交换需要的材料，到农村和市场上收集购买废旧料，充分利用代用料，在废品库中寻找可以回用的材料，在不影响质量前提下，把废品复活、旧工具翻新，这样仅今年前四个月找到代用料六十三种，交换了需用的材料三十九吨，处理呆料一百六十一吨，节约钢材一百三十吨，克服了原材料紧张局面，第一季超额百分之八点三九完成了国家计划。
上海锅炉厂今年提出节约增产十台锅炉的口号，每道工序每个产品零件精打细算的全面进行节约，群众提出节约原材料建议六百多条，估计每二十台锅炉用料可节约出一台锅炉的材料，今年节约十台锅炉有了充分保证。仅钢材一项计算，今年可节约三百七十七吨，每台锅炉以二十五万元计算，全年可为国家节约二百五十万元。佳木斯铁路分局机务段烘炉组利用废料制作八千多件成品，鹤岗煤矿南山矿青年技术员钱立民一项建议在旧煤田里可多采二十七万吨煤。
类似上述事例是不胜枚举的，由于全国职工的努力，今年第一季度，全国重点企业总产值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打破了以往历年第一季度完不成国家计划的惯例。
以上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的力量的伟大，不允许任何人漠视的。
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还是老实些吧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嚷大叫去年全面冒进了，今年全面冒退了，请这些先生们看看事实吧！去年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有什么不好？今年第一季度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又有什么不好？去年全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鼓舞下要求放快一些脚步，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支持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在去年某些方面走快一点的情况下，今年把脚步放慢一点，也是必要的。去年到今年发生了一点小的波折，产生了一些困难，这是由于我们的建设经验不足和对新的发展情况估计不足所造成的。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发展中的缺点，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今年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就足以证明。我们全国工人群众有信心更好地完成国家建设计划，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坚强基础。
我国大规模的建设中，出现一点小的波折，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比起国民党来，我们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国民党几十年的建设不过几万吨钢，把东北日本人建设的包括在内，最高不过九十万吨，我们解放仅是七、八年，已有四百多万吨钢了。我国历史上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自己的汽车、飞机，现在都有了，难道我们没有建设好？另一方面，我们国家领导人从来重视建设中的缺点，不隐讳缺点，并且在努力不断改正缺点中求前进。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全国人民有责任，帮助政府把国家建设好，决不允许那些右派分子站在国家建设之外，指手划脚，一味消极责难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满怀信心地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奋斗，我们要警告那些右派分子，谁敢于破坏祖国建设，我们要给以坚决打击，来保卫全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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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毕鸣岐同章乃器臭味相投
王光英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工商业者，现在我仅就天津市毕鸣岐代表在党的整风期间发表的荒谬言论，表示一点意见。
毕鸣岐和章乃器一唱一和，完全同调
毕鸣岐在党的整风期间，利用向党提意见的机会，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荒谬言论。这些言论和章乃器是一唱一和，完全同调的。尽管他曾经在小组会上一再矢口否认他和章乃器一样。但是，事实是最好的答复。章乃器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的资产阶级”。毕鸣岐就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章乃器说：资本家已经过了“五关”，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毕鸣岐就说：资本家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了社会主义，没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戴着，阶级关系还那么强调着，两面性还那么原封不动地严重。章乃器说：在全行业合营以后，工商业家的两面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毕鸣岐就提出：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是基本胜利，而是完全胜利，如果这时还不加分析地说阶级关系存在，两面性就存在，那就是教条主义的方式。章乃器说：“合营企业中，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关系，否则，有职有权，是无法保证的，共事关系也是不可能搞好的。”毕鸣岐就说：资产阶级的自卑感应由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党政干部负更大责任”，“要消灭自卑感，首先应当消灭阶级”。章乃器说：资产阶级的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毕鸣岐就说：“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章乃器主张整风的时候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毕鸣岐也说：“不要总是有成绩，有缺点。这个总结方法是养成官僚主义的总结方法。”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来的。毕鸣岐也认为他当天津市的副市长和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委是争出来的。
任何人，看了以上的对照，都不能不承认章乃器和毕鸣岐的合唱是何等整齐。他们的思想面貌是多么相似。在这些事实面前，谁能说毕鸣岐不是章乃器反动谬论的有力支持者和忠实的贩卖者呢？
毕鸣岐和章乃器是这样地臭味相投，当两人在政协文化俱乐部一块谈起彼此的发言和文章，情不自禁地互相吹捧起来。毕鸣岐说：看了你的文章，感到很好。章乃器说：“你的文章也很好，你要照样写下去，不要怕！”毕鸣岐立即表示要向章乃器好好学习。章乃器哈哈大笑。五月三十一日晚，章乃器在民建中央工商辅导座谈会上讲话，一开始就说，我同意毕鸣岐的发言。六月二日晚上，孟羽卿把章乃器五月三十一日的讲话记录念给毕鸣岐听，毕鸣岐非常称赞，说他听了感到很舒服，并且说：“真正代表工商界说话的就是章乃器，他很有群众，你们有机会要支持他。”毕鸣岐不仅捧章乃器，他也不忘记捧他自己。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发谬论之后，对他的亲信说：“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中，能如此长篇大论，敢于发言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吧！”看看这两人是如何的狂妄，大有当今天下英雄唯章乃器与毕鸣岐二人而已之感。
毕鸣岐不仅捧章乃器，而且保护章乃器。当去年民建批判章乃器的时候，毕鸣岐在下面处处为他解围。他给天津的王芷洲说：“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理论比我们高，你不要瞎起哄。”当章乃器受到批判，抗拒检查的时候，毕鸣岐曾经对我说：章乃器他不请我吃饭，要是请我吃饭，我一定给他出主意，当众检讨一番群众满意就过去了。今年当章乃器说“脱胎换骨”的提法不适用的时候，有人要批判，毕鸣岐就劝解说：算了，别批判了。毕鸣岐如此忠心地保护章乃器当然不是偶然的。
夸大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企图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篡夺领导权
毕鸣岐发表这些谬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在各项问题中，对资产阶级的估计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资产阶级的估计是和党的政策有密切联系的。改变了党对资产阶级的估计，就有可能改变党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因此，他拚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力图通过这次争论，来动摇党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政策。幻想使党的政策作某种有利于资产阶级落后性的改变，以利于他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毕鸣岐所走的路线是这样的：
第一、夸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批评党低估了他们，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力图争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
第二、强调资产阶级改造得已经和工人阶级差不多，拒绝进一步改造。力图模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界限，以便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乘机混水摸鱼。
第三、当他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以后，必然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以便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复辟资本主义。
不管毕鸣岐自觉或不自觉，但是，他的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在支配着他向这样一条绝路走去。毕鸣岐今天受到工人阶级这样的优待，得到这样高的地位，但是他并不满足。他还要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力，他在工作上积极肯干，这是好的。但是，他却因此骄傲自负，觉得他的贡献很大，进步很快，才干很强，可是党和政府却没有给予他应得的报酬。他因此对党不满。他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手段来争权夺位，极力往上爬。在这方面，他表现了贪得无餍的野心。尽管毕鸣岐不愿意人们强调两面性，但，这正是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一面的最露骨的反映。资产阶级，当生产资料还在手上的时候，他们的阶级本质表现为唯利是图。当生产资料已经交出，除了按规定拿定息而外，不能为所欲为地剥削的时候，他们并不甘心，于是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就表现为唯地位和权力是争。在毕鸣岐身上，这个问题看得特别明显。在过去，是为发财而努力，在现在，是为升官而奋斗。他自己曾经表示，总路线公布以后，他的名欲重起来了。天津市安排他为副市长时，他对人说：他在两三年前就已经考虑到了，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去年天津民建改选，他要求天津民建和工商联的主委都由他一人来干。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搞小集团、拉拢人、封官许愿。并曾扬言要把进出口业五百多个资本家都拉入民建会，以增加其势力。毕鸣岐在争权夺位上还充分表现了他的霸道和独占性。他恨不能把别的“对手”一概打倒，一切工作都由他自己一个包办，一切功劳都归他自己一人所有，因而，党所给与的一切荣誉、地位和利益都归他自己一人独占。这正是大资产阶级那种垄断性的鲜明的反映。
毕鸣岐处在这样的地位上，还有一个不能满足的地方，那就是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按照自己资产阶级的思想面貌来进行领导。他恨不能夺下工人阶级手上的“令字旗”。他认为他所以拿不到“令字旗”的原因，是自己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是有人还抓住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不放。但是，为要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他并不是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是夸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步性，掩盖他们的落后性，希图模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以便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以后，他想干什么呢？他自己检讨说：“变成工人阶级以后，可以取得发言权，……最终目的是想在工人阶级中取得在我工作上的领导权。”奇怪！毕鸣岐难道现在没有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吗？毕鸣岐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天津市副市长、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工商联主委，身兼数要职。他不但有发言权，也有工作上的领导权。前不久，毕鸣岐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了那样多话还登了那末多报。那末，他还要取得什么样的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呢？原来他所要求的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他们对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是不满足的。总感到格格不入，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办事情。这种满足，他们是永远得不到的。因为要使他们满足，就只有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毕鸣岐总说他发表这些谬论的动机是善意的，是从好的愿望出发的。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且看他在小组会上自己的招供。他在小组会上说：“在我散发这些谬论的时候，我还错误地认为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正当利益，这样就会进一步增加我在工商界的威信，获得更多的支持者。”他真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倒退的“利益”。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美化自己，看不起工人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利益”。他代表了资产阶级不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抗拒党的领导的
“利益”。他企图煽起资产阶级的不满，组织起阶级的队伍向党进攻。并从这种进攻中达到他自己卑劣的可耻的个人目的。这就是毕鸣岐的动机。这就是毕鸣岐所说的“到了紧要关头，尾巴就露出来了”的真实面貌。
工商业者应当正视现实，正视自己，努力自我改造
毕鸣岐的思想，给我们工商界响亮地敲了一声警钟。尽管毕鸣岐说他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但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这样严重。尽管我们有若干的进步，但是不少人听着章乃器、毕鸣岐的言论还感到舒服。这就说明我们思想中的落后一面还有和他们共鸣之处。他的言论助长了我们工商业者的骄傲自满，挑起我们对于目前所处的地位，对于继续进行改造以及对于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它不仅障碍我们继续进行改造，而且会使我们犯严重的错误。
作为一个工商业者，我可以诚恳地说：党对我们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工作，是做得仁至义尽的。八年来，党和人民政府苦心孤诣做了很多工作，一步一步平稳地把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一九五○年私营企业发生困难的时候，党曾经发动工人阶级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全行业合营以前又采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政策，连企业带人整个包下来，使我们许多工商业者免于淘汰和破产。在全行业合营以后，给我们定息，给我们工作，给我们政治地位。我们不少的同业，原来只是当一个小厂厂长的，现在当了一个大厂的厂长或副厂长。原来只是管理一个企业的，现在当了一个公司的经理或副经理，管理着十几个或几十个企业。还有一些人安排了副市长、副局长、副区长，等等。这样一些安排，在旧社会，我们是梦想不到的。这些工作岗位对我们说来是小才大用，而不是大才小用。不少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才、德、功勋比我们高得多的共产党员，位置反在我们之下。如果我们真是有一点心，我们对于工人阶级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能不感到感激和惭愧吗？我们生在今天，要生活有生活，要工作有工作，要地位有地位，再没有任何风险。世界上有这样幸福的资产阶级吗？共产党有哪一点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呢？如果我们不是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有什么理由骄傲自满？有什么理由不满意今天所处的地位？又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党的领导呢？
我们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当中，曾经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是我们工商业者唯一的光明前途。任何企图走别的道路的人，事实证明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正视自己，老老实实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认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劳动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业务水平，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这才是工商业者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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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愧恨交集
韩兆鹗发言交代他同章伯钧的关系，说“我现在才认识到上了章伯钧想把农工民主党导向他久已向往的资产阶级王国的贼船”。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陕西省副省长，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委员。我愿意结合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把我自己受了章伯钧等人反动言行的影响，向大会交代，我坚决的要与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坚决的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
我和章伯钧是十几年在一起共事的。章伯钧的许多问题，如“两院制”“政治设计院”等等大家都谈了，我现在只说几件事情。一九四六年他一再的说：如何为第三党铺摊子，企图与国、共平分秋色，分庭抗礼。一九四八年民盟在香港开三中全会时，他不同意民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决议。他在湘、赣、粤三省为第三党搞武装。当时我劝他不要胡闹，他说：“中国将来是个南北朝，我们还许三分天下有其一呢？”他还说：“毛泽东会领导，我们就不会领导吗？”这些事实，都证明章伯钧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时，我已经认识到他的野心很大。今天看起来，第三党的路线，实质上就是第三条路线。去年，我和他都随人大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是副团长。他在克里姆林宫座谈会上讲：“他到苏联心情很沉痛，对苏共是有意见的，这心情直到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后才改变了。”我当时很诧异，以为他随便讲话，有失礼貌，大煞风景。还没有认识到章伯钧反苏反共的思想实质。
今年四月，民盟工作会议时，章伯钧在常委会上公开的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表了。今后我们民盟要当家作主，独立思考，大有文章可做”。他所谓“大有文章可做”，首先是民盟组织的大发展。我当时还认为发展组织是对的。竟然没有察觉出他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又发作了。他所谓“当家作主，大有文章可做”，究竟是给谁当家，给谁作主，做什么文章呢？此后陕西民盟在半年中，发展盟员二百多人，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起来，发展组织，固然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但这岂不是和章伯钧自己所交代的他和罗隆基结成了政治联盟，暗自窃取民盟领导权，企图发展盟员一百多万的阴谋完全符合了吗？陕西民盟的发展组织，刚刚是给章伯钧的政治野心铺大了摊子！我现在愧恨交集，回忆我从民盟工作会议回陕后，还批评陕西民盟过去发展组织尺度太窄，今后把尺度要放宽些。今天才认识了这个放宽尺度，就是给章罗的政治联盟，扩大阵地的。
前面说过：章伯钧认为今后大有文章可做。果然，他的文章做出来了，今年四月底，章罗联盟的右派分子储安平，派记者三人到西安大请其客，“到处点火”。王尊一、王捷三、亢心栽等人的反动言论，章伯钧式的“文章”出现了。当时，我刚从外县回来，对这样大的事情，并没有重视起来挖底子。
去年十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执行局会议上对我说，西安是八大城市之一，有条件建立农工民主党组织，并叫我负责。我以工作忙，不接受。他说：你要“勇敢些”，黄琪翔还笑着说，“你向来重盟轻党，那可不行啊。”今年二月执行局就派人来西安发展组织。执行局并还责我“裹足不前”。叫我搜罗过去与第三党有关的人，及医药卫生界有人望的人协同办理，并派我为筹委会主任。六月十六日陕西省农工民主党筹委会成立。在短时期里就发展党员一百四十余人。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独裁专横的丑恶面貌。也看出他在民盟以外更要在农工民主党里铺摊子，发展组织，企图给他搞政治资本。我真愧恨我自己为什么被章伯钧这样颐指气使的利用呢？这时人民日报“是不是立场问题”，“这是为什么”等社论都发表出来了，章伯钧不脱裤子“干洗澡”的检讨也发表了。我的立场还糊里糊涂的站在章伯钧那面。不自觉的执行了章伯钧阴谋活动的计划，并因给农工民主党要房子向统战部提意见。我现在才认识到我那时走上了贼船，上了章伯钧妄想把农工民主党导向他久已向往的资产阶级王国的贼船。我今天才明确的认识到，章伯钧在民盟搞章罗“政治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又搞“章黄攻守同盟”，在两方面各捞一把，作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资本。当六月十三、四、五日陕西民盟省市委扩大会上批判右派分子时，同志们驳斥章伯钧谬论很严厉，我那时还认为章伯钧纵然丧心病狂，其倒行逆施或不至此，我还讲：章伯钧是马路政客、流氓作风，他不过是疯言浪语，随便讲话，同志们在会上批评我态度暗昧，今天我才认识到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我这次到京后去见章伯钧，意在帮助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他说董老、林老向来对他很关心，叫我去找，为他解脱。我虽然未去找董老、林老，但是当我去见习秘书长、汪锋副主任时，还犯了试探对章伯钧问题处理办法的错误等。及至本会陕西小组会讨论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们对我诚恳的一再的帮助，我起初还一再的解释，后来经过自己痛苦的思想斗争，始幡然大悟。明确的认识到他们的阴谋诡计，都是为害国家，为害人民的罪恶行为。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思想麻糊，立场不稳。
各位代表：我愿意首先交代我的思想本质。我是旧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没有经过彻底思想改造，还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位观点。所以这就容易被章伯钧来长期利用。直到北京时，我还对他有温情主义，为他来解脱，这都是极端错误的。我要从自己思想深处和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彻底的加以改变。解放以来，党和人民一直对我这样信任、爱护与诚恳的帮助，我还能与他们藕断丝连吗？我坚决的要跟着共产党走，倒向人民的一方面，和人民一起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我感觉到思想改造是旧知识分子极其重要的问题。它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一种剧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过程。要是不经过这一过程，在这社会大变革、大是大非的面前，定会摇摆不定，也可能误入歧途的。
最后，我要郑重的说明，我在人民政权下工作八年之久，因为旧思想旧意识未经彻底改造，有时它还在作怪，这就会使我和人民之间发生一定的距离。这都是阶级意识的反映。现在我要坚决地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和政治界线，我要坚决的厉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工人阶级思想的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
我还要正告章罗等人，你们要扪心自问，宪法是你们亲手通过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都是载在宪法上的，而你们竟然忍心害理，妄想破坏全国人民的幸福前途！你们是人民的罪人，应该在全国人民面前诚恳地把你们的一切反动言行彻底交代出来，认罪悔过，才是你们的出路。如再半吞半吐，文过饰非，必当自绝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