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绝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胡绳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郭沫若副委员长在大会上的发言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我完全同意这个发言。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会像郭沫若副委员长所说的，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更好地为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
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复辟道路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打开复辟道路
社会主义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开辟了真正宽广的道路。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顺利发展的可能。我们的国家用很大的力量来推动和组织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旧中国留下来的自然科学底子很薄弱，如果不急起直追，就不能适应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的国家建设事业。国家用于科学事业的经费，较多地用在自然科学方面；培养科学工作的专业干部，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较多，这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当然并不表示国家不重视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是我们的一切国家工作的指导原则，我们的国家进行着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的巨大规模的工作。认为我们轻视社会科学是与事实不符的。
有些右派分子站出来恶意地批评我们轻视社会科学，他们有什么证据呢？证据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人民的新中国已经吃不开了。原来他们要求重视社会科学，其实是要求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原来他们是在重视社会科学的叫嚣下面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名义提出来的意见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心主张就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章罗同盟的全部反动纲领中，这一点是极重要的内容之一。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复辟的道路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打开复辟的道路。我想在这里就这个问题说一点意见。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旧中国时代即已破产
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输入中国后，曾经在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被用来反对封建思想，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正像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
在全国解放以前的旧中国，虽然学校里讲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书店里也出了很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书，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提出的种种学说始终只能在一小群人中间受到欣赏。为什么广大群众对于这些学说不感兴趣呢？这种学说中，有一部分是公开地、直接地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做啦啦队，当然只能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而另外一部分，虽然好像是要为中国民族寻求新的出路，但也只是用一些改良主义的空谈来模糊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其实也还是在另一种形式下为反动统治当辩护士。在当时，中国的出路到底是什么，是广大群众所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能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是评价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标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早已宣告了它的彻底破产，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全国解放前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仍图用改良主义的主张来对抗革命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在全国解放前夕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在即，人民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不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却仍旧在宣传着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仍旧企图用改良主义的主张来对抗革命，妄想使注定要灭亡的反动统治势力苟延残喘。当时他们发表的政论文章不用说了，就是一些带有学术性质的作品中间也包含着这种内容。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丛书”所收买的就是这一类作品。在这套丛书中有费孝通先生著“乡土重建”（1948年出版）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本书里，看起来好像是主张取消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主张“耕者有其田”，但是作者决不是为农民的利益打算。他明白地说：“我这种说法完全是站在地主阶层的生存兴趣上立论的”。他所感到兴趣的并不是人民大众的解放，而是怎样为“地主阶层”找寻“合理的出路”。他认为，革命的大风暴来了，“这是地主阶层生死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形下，地主阶层最聪敏的办法是“自动放弃地租”，而以“开拓工业”为交换条件，换句话说，就是要地主摇身一变而为资本家，从土地剥削转到资本剥削上去。据他说，“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应当实行这种政策。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看来，剥削者应当永远是剥削者；如果在消灭封建土地关系后，要地主在劳动中找寻出路，在他们看来，是最不“合理”的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当时在解放区内，已经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浪潮，在费孝通这本书里居然用地主的反抗来威胁革命，他说：“实行耕者有其田，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本来靠地租维持生活的地主得另外找一个经济的基础。……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土地的。如果不给地主阶层一个经济的出路，土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避免不了暴力的因素。”——这些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在关系到几万万劳动人民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民族命运的土地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达到的结论。这样的社会科学要受到人民大众的唾弃，难道有什么不合理么？
或许有人说，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虽然不能解决整个中国问题，但在个别问题上还能够提出有价值的结论，例如人口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的确写了不少关于人口问题的书，其中除了转述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外，也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但他们究竟得到些什么结论呢？在一本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人口问题”大学教科书中，最后结论说：“为求四省的恢复，我国必需有军事的准备，这是无疑的；但比较根本的问题恐怕还不是军备而是人口的减缩。……目下国土日蹙，外患日急，我们应该减少人口的数量，提高人民的知识，然后可以实行巩固国防的工作”。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不仅侵占了“东北四省”，而且已经深入华北，可是据这个社会科学家的说法，必须首先减少人口的数量，才能打退侵略者！任何人依靠健全的常识都不能说出这种话来，可是这居然是一个有名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写在堂堂皇皇的大书上的话！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
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中间，这类胡言乱语是举不胜举的。章罗同盟中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很不高兴地说：“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其实，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还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学者从来不能在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的关系中看到决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从来不能实事求是地考察阶级斗争的发展历史而承认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的所谓社会科学，在根本上说来，不过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把一些谎话加上了科学的伪装，用以反对真正的社会科学——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
这样的社会科书难道应当受到重视？应当“恢复”么？看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种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结论，我们都会感到，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常识也要比它有价值得多。
大家知道，在全国解放以前，中国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早已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而发展起来了。的确，在解放以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在思想界中居于统治的地位，那是因为它能适应或至少不违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者的利益，受到他们直接间接的支持的原故。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虽然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是依靠了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不断地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进行了斗争。早在全国解放以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已经暴露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到了现在，中国人民不但已经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所依靠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一去而不可复返，在这个时候，还想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恢复”起来，岂不是太晚一点了么？
右派分子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法令政策，以便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
显然，右派分子自己也看得出来，现在要来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章罗同盟指挥下提出来的关于科学问题的意见书中说，“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他们究竟要采取些什么“适当步骤”呢？看来有下列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攻击马克思主义。如果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信，资产阶级理论的复辟当然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们尽力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就是教条主义，说成是一经形成以后就停滞不进的东西。
第二，要求国家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意见来制订政策法令。既然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的政策法令当然都是违反科学的了。所以上述意见书中说：“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为了纠正这个“偏向”，政府当然只好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请教了。意见书中说：“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
大家看到，上述的第一个步骤，最近期间，已经有许多右派分子在积极地进行着了。这第二个步骤，也有许多右派分子在鼓吹着了。上海有个右派分子王造时，对这点说得最明确。他教训党和政府说：“认真听取并采用专家研究的成果。许多问题不是凭常识，更不是凭教条能解决的。……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例如政治学，包括行政管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如何延揽我们的老成学者，委托他们切实联系各部门的实际，研究并提供方案，以备采纳。”
如果这两个步骤做到了，那么接着当然就来了第三个步骤，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国家的事情都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办理，结果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是什么呢？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复了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恢复它的从前的统治地位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了。
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恢复”并不只是学术界中的问题。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物，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争取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就是企图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因为这样，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一点就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的重要纲领之一了。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取消，但一定要在原则上加以否定。
也许有人说，在民盟科学小组提出的意见书中虽然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但同时也承认改造。意见书中说：“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但是应当看到，既要“恢复”，又要“改造”，这是什么改造呢？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也知道，如果完全照原样地把他们那一套搬出来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了，所以必须多少有一点“改头换面”。但是既然是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那么尽管涂脂抹粉，做了些什么“改造”，例如加上一点社会主义之类的字眼，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实质上是并没有改变的。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主张简单地取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但我们一定要在原则上加以否定。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原则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以后，我们才能够从它里面批判地吸取各种对我们有用的知识材料。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根本上是反科学的，但是在它里面积累了许多知识材料，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它们看作人类文化的遗产，加以采择和利用。学过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经过思想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后，他们过去所累积的许多知识也能够反过来，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工作起积极的作用。事实证明，愈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来彻底地从根本上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就愈是能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吸取某些有用的东西。右派分子说，我们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就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一笔勾消，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一切知识全部否定，这是一种恶意的歪曲。
我们主张自由争论达到明辨是非，而右派分子则力图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控制科学事业
“你们不是主张百家争鸣么？”——是的，我们今后仍然主张用百家争鸣的方法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并不认为，人们只有在彻底完成了思想改造以后才能够在学术问题上有发言权。在讨论社会科学上的各种学术问题时有许多人常常会流露出，甚至还坚持资产阶级的旧的观点，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当让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观点自由地展开争论，以便真正辩明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样做，对于锻炼马克思主义是有好处的，对于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科学上的影响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推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有好处的，对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也是有好处的。
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派分子其实并不真正欢迎百家争鸣的办法。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在自由论争中，非科学的，反科学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所提出的科学工作纲领并不是发展科学工作的纲领，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控制科学事业的纲领。在他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中，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地位的。他们要使自然科学脱离党的领导，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为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来俘虏自然科学家。他们要求做到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接受，没有批判，为此他们就希望造成一种社会政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有发表任何胡言乱语的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则没有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自由。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决不会有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的；要创造这种条件，就只有资本主义的复辟。
在我们面前是一场巨大的斗争。这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要由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还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国家生活的斗争。右派分子的政客和学者们的丑恶的真面目都已经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赤裸裸地揭开了，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开始。在思想战线上要彻底取得胜利还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许多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当然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应当积极地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阴谋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而斗争，并且应当在这场斗争中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亲密地团结起来，也应当帮助许多曾经站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立场上的人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动员他们共同来进行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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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初步交代
罗隆基的发言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最近有些言论和行为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今天，我站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是来向诸位代表低头认罪，是来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是优厚的。我担负的是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相当高的而且相当重要的职位。站在这样的岗位上，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我的恶劣影响就更大，我的罪过就更严重了。
现在我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后，感觉到了羞愧无以自容的地步，我今日幡然悔悟，愿意以今天之我来同昨日之我作斗争，来检举我自己的罪过。
第一、我五月二十二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五月二十二号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中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委员会，“鼓励有委曲的人向这个委员会申诉”并且进行对“三反”、“五反”、“肃反”的平反工作。这个建议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来说，都是严重错误的。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侵犯了国家检察、监察、司法、公安各部门的职权。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不由原来领导“三反”、“五反”、“肃反”的党组来进行平反，而要在另外一个机构来进行平反，这就企图否定基层党组的领导，这次发言实际等于替“三反”、“五反”、“肃反”中被惩处或被斗争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呼冤，这就可能煽动他们再一次去进行作乱犯法的行为。这次发言以后，台湾和香港的报纸和广播，纷纷借此加以宣传，这就证明这次发言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成了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在发言以后，我接到170多封支持荒谬言论的信，我不问来信的人目的是什么，竟指示秘书向他们复信，并要他们“从各方面造成舆论，向政协和统战部建议”。虽然复信只发出了五封，但指示回信的动机是恶劣的，是企图向反动分子的罪恶行为支腰点火。这是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行为。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点。
第二、我五月十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尽管我在发言中也说了：“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样的话，但整个发言的精神和逻辑的结论必定是希望领导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可以使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大发展。这是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一向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并且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在民盟工作会议中说过这样错误的话：
“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
这句话就证明，我对知识分子问题只从知识分子知识的大小、多寡来看问题，没有从知识的性质，是马列主义的知识还是非马列主义知识看问题，更没有从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我没有懂得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是应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一年多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先后有一系列的错误发言，不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把知识分子同党员隔膜的责任推在党员方面，不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而强调党员的过失，这就加强了旧知识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念。在1957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发言中，我甚至提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士是：“士为知己者死”是希望“三顾茅庐”，是希望“礼贤下士”的待遇等等，这就完全否定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个错误是严重的。在反对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领导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我把接受党的领导这个意义亦完全认识错了。我个人对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以及党的上级领袖们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我以为这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而不懂得党的领导是整个党的领导，是整个党在全国各阶层、各机关的领导。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就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我这一切言论就削弱了党的威信，实际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点。
第三、我站在民主同盟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这不止使民主同盟没有做党的好助手，并且使盟员中思想落后分子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混乱局面中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了推波助浪的行为，这就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民主同盟走向了右的方向，这在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中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民主同盟是个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它现在有了三万左右的盟员。盟员中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进步的。从1956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民盟过分地强调了接收中间和落后知识分子的政策。因此新旧盟员中思想落后的右派分子亦日益增多了。一年来民盟并没有认真做好对盟员的教育、改造工作，这就使民主同盟中一些右派盟员不能站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一年多来，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我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政策有了不正确的解释，使这两句口号，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百花齐放”本来是鼓励艺术推陈出新，自由竞争的政策。“百家争鸣”是科学上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政策。这都是今天中国文艺科学发展上的优良政策。由于章罗合作，利用了这两句作为政治上的工具，提倡所谓的无条件的“大鸣”“大放”，有时竟把“鸣”、“放”做成恶意地攻击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本是来鼓励各民主党派做好自己的阶级思想改造，本互相批评、互相规劝、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做领导党的忠实助手的政策。章罗合作，把这个政策歪曲地解释为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提高地位，以便与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策略。今年春季，各地盟的组织反映到盟中央的材料已经发现了这种偏向，章、罗两人，不止不加以纠正，并且在今年的工作会议中，章伯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心工作，我加以有力支持。章、罗两人五月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我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建议就更助长了盟员中右派分子大鸣大放的气焰。
现在民盟有三万左右的盟员，散在各地的组织单位将近一百个据点。民盟在中上层的文教机关中几乎都有基层组织。民盟这个政治团体在全国文教工作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章、罗二人是盟的第一和第二副主席，是实际负责领导的人。这两个人对“鸣”“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了错误的言论，上行下效，影响是广泛的而且恶劣的。五月间，右派分子在文教机关中发动猖狂进攻，各地盟组织中的盟员中，有些右派分子参加了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不是偶然的。章罗合作，领导民盟，播了恶因，结了恶果。这是我今天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三点。
第四、从1949年起，我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影响了民主同盟不能团结，并且妨碍了领导党贯彻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这个无形组织的构成分子，基本上是受了英美教育毒害的人，并且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无形组织不仅在北京有，并且散布在华东、中南和西南许多省份。无形组织的目的，是在盟中争夺权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这种目的是卑劣的，可耻的。这个无形组织到了1952年就停止活动了，表面上不存在了。但这一批人精神上的联系，思想上的呼应，是没有根本断绝的。这一批人是多年来的朋友，同学，或同事，他们在思想上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他们中任何人有一错误的言论或行动，特别我自己有了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会引起彼此共鸣的。这次五月间党的整风运动发动以后，就发现以往无形组织中的一批人，无论在北京或在地方几乎都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甚至还勾结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尽管我没有发过任何秘密指示，或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进行任何联系，但由于这批人思想上的联系，就当然会有同声相应的恶劣结果。在今天反右派斗争中，这一批人几乎都犯了严重的罪过，都成了斗争的对象。我反躬自问，误己误人。这是我今天应低头认罪的第四点。
第五、我对国际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私人谈话中发表过一些错误的言论，影响了人民对和平力量的坚强信心。这些年来，我不断的看英美的书报杂志，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本来学得不够，我就无形中受了这些英美杂志的毒害。我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反斯大林事件，波匈事件，都缺乏正确的认识。波匈事件后，英美及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某些所谓的进步人士的动摇，我便认为这是和平阵营中的分裂，而不是和平力量的加强团结。不晓得从人民和平力量的日益壮大来估计国际形势，不晓得从整个世界反侵略反殖民主义的日益壮大来估计和平力量，因此，我错误的认为国际形势更紧张了，不是和缓了。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在政协小组座谈周总理访问十一国的报告时，曾经说过，我对私人谈话中向浦熙修、潘大逵、王造时等人亦的确说过。任意散布国际形势的悲观空气，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是我今天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五点。
第六、我对某些社会事业不能无私的加以爱护和帮助，却使自己的落后思想影响到某种社会事业而受到损害。我同文汇报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在中
国还应该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时期，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对一个社会事业没有做到真诚爱护，并且通过我的恶劣影响，使一个解放以前有光荣历史的报纸今天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机关，我是有责任的。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六点。
第七、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不积极努力，对机关中工作同志不能真诚爱护，这亦是我严重的错误。这些年来，由于我对人民事业的热诚不够，只满足于自己的官职地位，就把自己造成一个最大的官僚主义者。就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以来，我就没有好好的钻研过这项业务，认真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内心常常自以为森林工业对我是用非所长，于是遇事就敷衍塞责。这就贻误了森工部的业务，同时亦间接地贻误了国家的建设事业。由于自己的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对机关中的工作同志，不能推诚相与，和蔼相处。自己性情急躁，脾气粗暴，对同事常常过分轻视，严厉斥责。具体的例子，对我的两位秘书，特别机要秘书邵慈云就没有尽到爱护帮助的责任。由于她不肯遵循我的意旨，加入民盟，我就用冷酷打击的方法对付，甚至妨碍她争取进步和要求入党的愿望。这是我要扩大民盟组织，甚至阻碍知识分子入党的具体实例。我对公家的事业不能忠诚老实的进行工作，对工作同事不能推诚相与对待，损害了国家的建设事业，并且不利于党的领导，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七点。
第八、这些年来，我骄傲自满，甘心于思想落后，从不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我偶然涉猎过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的书本，就沾沾自满，自以为一隅三隅，不学自通。从马列主义书本中，偶然得到一知半解，就把它作为饰非辩过的工具。我自以为是
“言足以饰非，智足以文过”的人，不肯虚心求教于盟员中的进步同志，并且每每轻视某些进步同志为教条主义者。这种自骄自满的态度，不仅贻误了自己，且影响了一批日常接近的朋友的进步，自甘落后害人害己，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八点。
我的错误和罪过当然不止上面这八点，我今天只检举我一年多来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所犯的错误，先作初步交代。至于我在解放前的言论和行动所犯的错误和罪过就更多。我的政治历史是肮脏的。三十年前主编新月杂志写过批评共产主义的文章。我加入过张君劢的国社党，我发起民主同盟一贯走第三条路线，我一贯宣传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并且以往同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秘密往来等等，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今天我就不重复列数了。现在我来坦白地谈一谈我个人的思想。
我是一个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混合起来的人。从小五六岁直到进入清华学校，我就没有离开过父兄的家庭教育。这是旧社会里士大夫家庭的教育。从清华直到英美留学归来，一直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回国以后，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1949年解放胜利后，我同前民盟主席张澜来到北京。由于我是个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我的名位观念很重，因此在盟内闹宗派主义，同时我不否认当时我对党尚有抵触的情绪的。张东荪勾结美国特务事件发生后，盟员和社会上许多人都对我有了严重的怀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各党派负责解释，认为我同张东荪事件没有关系，并且提议把我选成政协常务委员。我认为党是有真是真非，不冤枉任何人的。我万分感谢党。我对党增加了信心。从此以后，我亦看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我虽然不是真正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虽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我对共产主义的好处的确提高了一些认识。几年来国家在各方面的建设有了伟大的成绩，我自问，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有这样的成绩。这点我对来访的外宾都一再谈过的。几年来，我自己政治地位日渐提高，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为安定，尽管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但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苏共二十次党代表会议后，和波匈事件后，我对共产主义一度发生过怀疑，但我认为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强调“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毕竟与波匈情况不同。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光辉灿烂的前途的。这是我绝对认识的。从1955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我对旧知识分子表示同情，经常想代他们说些我错误想像中的公道话，取得他们的欢心，这是事实。这是我一二年来犯错误的根源思想。我没有站稳立场，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替旧知识分子说话。我没有懂得党的领导的真实意义，我低估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因此，我就一贯想讨好知识分子，特别旧知识分子，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
那末你为什么又会发出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呢？今天我只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下意识所主使的。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反映出来的，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这就说透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的心。我当然承认我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原封未动的人。几年来，政治地位相当高，就更加自高自大，得意忘形。有了这种思想，今天不露出来，迟早会露出来的。今天不犯错误，迟早要犯错误的。这就说明尽管我今天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居心，却在言论和行动上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过的原故，这更充分地证明思想改造的必要，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否则，许多像我这样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上绝路。
今天我对自己在言论和行动所犯的错误，已经初步的交代出来，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推到章伯钧身上，章伯钧所犯的错误，亦不应牵涉到我。至于我同章伯钧共同合作的事件，亦应该清清楚楚的交代出来。
我这里必须说明我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章伯钧亦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尽管从去年在北戴河起，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单独的来往过，没有单独的密谈过，我们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亦绝对没有事先交换过意见，但思想既然有了联系，许多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可以不约而同了。
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一年多来，我在民盟许多重要政策上，支持了章伯钧的主张，因此使民盟执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举些具体事例来说：今年三月民盟举行工作会议，章伯钧建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民盟1957年的中心工作。我同意并且支持了他这个主张。章伯钧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到几百万人，他在工作会议中强调大发展，我认为民盟应对1956年的数目约二万余人，加倍发展，因此在工作会议中，我亦强调大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民盟五月间成立了四个委员会，即党委制委员会，科学体制委员会，有职有权委员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委员会，四个委员会。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宣委、学委、文教委员会来谈大鸣大放，我在电话中同意了。后来盟中央成立了这四个委员会，这件事的确没有请示过民盟沈主席，没有同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事先商量，更没有经过民盟常委会决定。今天这四个委员会的目的和企图是很明显的。党委制委员会是企图取消大专学校中的党委制。科学体制委员会已经搞了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体制的建议。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企图扩大民盟的地位，加大民盟的职权，以达到同共产党共同决定国策，平行执掌政权，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目的。这四个委员会成立以后，章伯钧又向我表示过要由民盟派人到各地去推动这类工作，收集材料向中央提出建议，并且配合他的农工民主党所派的人进行工作。对他这种意见，我表示同意。六月三号我出国了，以后的工作是他领导和布置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对这种利用合法机关，进行非法活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附和其事，这种责任，我是不能推卸的。
我同章伯钧合作的事件，今天只能交代这些。他是光明日报的社长，对光明日报的事情，三、四年来我从没有过问过。他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对农工民主党的事情我不可能过问。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对知识分子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对他日常许多言论和主张，例如两院制，以及民主党派发展几百万等等，我不同意，我向高崇民和盟中其他人批评过，但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或愿望，我亦从来未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我绝不捏造。
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中心阴谋机关。今天我不辩解。我同章伯钧合作了的罪过行为，我据实交代。我还要请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
诸位代表，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是来向诸位低头认罪的，不是来作什么辩解的。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已经揭发了我许多言论和行动的事实，揭发了我历史上的罪恶，揭发了我现时期的阴谋，我今天都不辩解。今天的问题，不是那句话我说了没有，那件事我做了没有，那几个人我勾结利用了没有，那些右派集团我指挥煽动了没有，对这些事情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并且我还要请各位代表让我将来有进一步彻底坦白交代的机会。有些关于民盟的问题，我还要到民盟去交代，哪些错误我应该老实承认的，我一定老老实实的承认，哪些不是事实，将来亦要弄个清楚明白。
诸位代表我的错误是重大的，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对不起民主同盟几万个同志，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国人民。
我今天只是低头认罪是不够的。今天我的问题是幡然悔悟，决心改过自新，还是坚持错误，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
我感谢领导党，感谢政府，“今天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开着的。”中国有句老话“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天我在诸位代表面前，万分诚恳的表示，我下定了决心，我一定勇敢的、坚决的向这高敞开的大门前进，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并且今后要忠诚老实的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第5版()
专栏：
自我检讨
陈铭枢的发言
今天，我在这庄严的人民讲坛上，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发言，作出自我检讨。
我这次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曾发表了许多荒谬的言论，其中有“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和“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的论调。尽管我曾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并没有动摇国家基本制度的企图，同时也没有与章罗联盟及其联盟中的任何人有丝毫联系，但在客观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是与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一致的，而且在思想本质上与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我应负政治上的责任。
上星期民革中央的同志们，从我的全部历史来揭发我犯严重错误的根源，这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有几十年的旧社会历史，问题复杂，牵涉面极广，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往往又是很微妙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的。好在已成过去的铁的历史事件，是不能变动的，只有留待以后继续交代。至于我在解放前在上海一段工作中的具体情况，好在有党的领导同志（当时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知道很清楚，他现在也是在座的代表之一，同时还有前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上海组织的会议记录可查。如果有应该由我负责的地方，我决不推卸。至于我在北京和我最近到上海视察的实际情况，我很欢迎同志们的揭发，我自己当然要把具体情形详细交代出来。我不打算在这方面多谈，因为这还不是我检讨的主要内容。
我感到痛心而要检讨的，不是别的，而是像我这样受了党多年培养、现在又担任着国家高级职务的人，为什么不时时刻刻体会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缔造之艰难，为什么看不见国家每一成就，都是由于党的领导，以及广大干部与全体劳动人民同甘共苦而获得的，这样才使到我们国家蒸蒸日上，从胜利走到胜利。每一个公民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点，而我反而体会不够，或者简直没有体会。当党开始整风的时候，我竟歪曲了党的整风精神，把干部的缺点看得那么严重，认为提了优点就不能帮助干部，这与夸大国家缺点、抹煞国家成绩的说法，如出一辙。这种对干部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的说法，实际是抹煞了千百万干部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所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就是抹煞了全体干部与全体劳动人民搅尽脑汁和流尽血汗而换来的丰功伟绩。
同时，我不是教育工作者，而且也不懂教育。只是由于前年因受全国政协的委托，在青岛视察过有关知识分子问题，去年又曾找一些教师来谈过教育问题，均先后写成报告，交给有关方面。但当时还没有涉及到党委制问题，事后也没有与他们有什么联系。在这次整风开始时，叶笃义在清华大学曾谈过“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在报上看见的），由于我对学校的领导方式有意见，所以毫不分析，也没有认真考虑后果，就附合了他的主张——“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与章罗联盟处心积虑要“党组织退出学校”的言论起了共鸣，在客观上也发生了同样严重的破坏作用。
我深自痛悔，我在党整风中，没有尽到维护党的责任，反而发表了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为反党联盟帮了忙。在这里我要向党请罪，向人民请罪。
在大会发言中，有代表批评我是一个野心家，有大领袖欲。从我的历史发展和我的思想本质来看，这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我诚意接受这一批评，并坚决要在我的思想领域里，扫除这些肮脏的东西。现在我认识到：
一、我一生的历史都是丑恶的，过去在军事、政治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动的、投机的，就是在“抗日”“反蒋”的活动中，也包藏着这些肮脏的东西。前十九路军的光荣历史，属于英勇的中国人，属于十九路军的全体将士和他们的直接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我没有权利享受这份光荣，更不容许我对它有丝毫的玷污。
二、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全部历史都是如此。解放后，我虽然经过多年的党的教育，但由于积习太深，还没有把立场转变过来，而这种劣根性，一有机会就会冒出。这几年我所犯的错误以及最近的荒谬言论，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三、我是一个具有反动的、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我在这种反动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表现在作风上好自我表现，不安分，自以为是，主观、片面，滥用热情，温情，激动等等积习，集中表现为急功好利的个人主义和可耻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最主要的是由于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现在我诚恳地要求主席团和全体代表，对我作出严肃的处理，撤销我的人民代表资格和国家一切职务，使我能彻底改造、重新做人。由于我的品质恶劣，积习太深，只有这样，改造才能奏效。我认识到：我必须放下一切不应有的包袱，必须彻底打垮庸俗的名位观点，必须连根拔除急功好利的个人主义，必须老老实实地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实践中树立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以求达到与党发生血肉的联系。我有勇气承认错误，也有决心修正错误。我毫不自馁，因为我相信在党的教育下，人人都可以从无用变为有用，从腐朽化为神奇。
陆定一同志最近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有：“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我初步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时候，我深切感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若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就会到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是何种惊心怵目的事啊！为此，我坚决要拥护这一斗争，并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像我这样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实际上已陷入了右派泥淖中的人，对于这一斗争同样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斗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达目的，至死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