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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
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1957年7月12日预算委员会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 程子华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从今年5月下旬起，即开始审查国务院所送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草稿，此次会议期间，又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且根据大会代表们在讨论当中所提出的意见，对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进行了研究和审查。现在，我代表预算委员会将审查的结果报告如下：
国务院提出的1956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二百九十七亿五千四百四十四万四千元，总支出为三百零五亿七千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元，支出大于收入八亿一千九百六十九万四千元。预算委员会详细地审查了1956年国家决算数字，同意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报告中对1956年国家决算所作的分析。1956年国家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一般是良好的，支出的分配和使用基本上是正确的，解决赤字的办法也大体上是适当的。1956年在国家预算执行的过程中虽然有过若干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同1956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极其次要的地位。预算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1956年国家决算。
预算委员会认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报告中所总结的1956年财政工作的几点经验，对于改进今后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应当指出，今后财政部门应当更加注意上述经验的研究和总结，以便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工作。
预算委员会详细地审查了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认为草案中所列各项收支数字一般是适当的，整个收支的安排是稳妥的，也是积极的。预算委员会认为，在收入和支出的某些方面，可以考虑作如下的调整：
（一）在收入方面，工商税收增加一亿五千万元，铁道企业收入增加七千三百万元；农业税收减少五千万元，纺织工业收入减少五千七百零五万二千元，森林工业收入减少一千四百九十四万八千元。增加收入同减少收入的数额相抵，净增加收入一亿零一百万元。分项说明如下：
1、今年1至5月份工业生产和商品流转的情况都比较好，预计今年的工商税收可以比预算草案所列的数字增加二亿元。另外，今年的棉纱产量可能完不成计划，预计要减少工商税收五千万元。以上增加和减少的数额相抵，增加税收一亿五千万元。
2、今年1至5月份铁道部的运输计划和财务计划都完成得比较好，这与铁道企业积极推行经济核算制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增产节约运动，有可能超额完成财务收入计划，因此，建议铁道企业收入核增七千三百万元。
3、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所列的农业税收入，包括了1957年秋征公粮变价款在今年使用的部分。考虑到这一部分公粮变价款如果今年动用多了，就要影响明年的预算收入，而且今年1至5月份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也是比较好的，因此，建议将农业税收入中的1957年秋征公粮变价款，核减五千万元。
4、今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棉纱产量为四百六十三点五万件，由于原棉供应不足，完成这个计划看来是有困难的。现在一方面应当责成有关部门努力克服困难，争取完成既定的生产计划；另一方面，应当按照有把握的、可能完成的产量，适当调整国家预算收入，使国家预算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之上。除了前面已经说过，将有关棉纱的工商税收核减五千万元以外，建议将纺织工业（包括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纺织企业）的利润收入，核减五千七百零五万二千元。
5、1957年森林工业收入中，因为木材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偏高，有完不成预算草案所列数额的可能。因此，建议将森林工业收入核减一千四百九十四万八千元。
（二）在支出方面，建议将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也核增一亿零一百万元。其中：中央预算支出增加三千二百万元，地方预算支出增加六千九百万元。分项说明如下：
1、中央预算支出增加三千二百万元。根据开展农业垦殖、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以三千万元用于增加农垦投资。其余二百万元，用于补助南京毛纺厂迁建所需的费用。
2、地方预算支出增加六千九百万元。1957年地方预算中列有年终结余一亿三千七百七十八万元。这一项结余款项，原拟等到8月以后再看当时的情况，由国务院批准动用。现在鉴于国家预算执行的情况较好，有些地方又有提前动用一部分结余款项的要求，因此建议先批准将1957年地方预算年终结余动用一半，即动用六千九百万元，由地方解决当前急需的支出。至于其余一半何时允许动用，等到8月以后，由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核定。
另外，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中列有增拨银行信贷资金六亿元，为了更好地反映国家预算同银行信贷的关系，可以考虑从这笔资金中抽出一亿八千零二十九万九千元，归还1956年财政部向国家银行透支的款项。其余四亿一千九百七十万一千元，仍然作为增拨银行信贷资金。这样处理，既可以结清财政上所欠银行的债务，又不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
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收支数字按照上述意见调整后，总收入增加为二百九十三亿九千三百九十三万四千元，总支出也增加为二百九十三亿九千三百九十三万四千元。预算收支仍然是平衡的。
以上关于调整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收支数字的意见，预算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以采纳，经过调整，批准1957年国家预算。
预算委员会还考虑到，在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的过程中，会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需要对收入和支出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建议授权国务院在保证预算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平衡的原则下，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地调整预算中各项有关的收支数字，在一定的时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1957年国家预算，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报告中所说，它反映了我国人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平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这个预算的实现，将大大有助于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并为迎接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向新的胜利。为了完满地实现1957年国家预算，预算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有关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提出如下的要求：（1）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努力，改进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目前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级领导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使之深入地持久下去，成为经常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效果。（2）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努力发展农业及农村副业生产，积极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大力争取1957年农业丰收。（3）一切工业生产部门应当在原料有余又有销路的条件下，努力增加生产，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加速资金周转，力争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财务等各项计划。（4）商业部门应当努力改进农副业产品的收购工作和商品销售的组织工作，积极增加商品的供应，继续稳定市场物价，努力完成国家规定的商品购销计划和财务计划。（5）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努力改进交通运输状况，提高运输能力，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商品流转额扩大的需要，力争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运输计划和财务计划。（6）一切基本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勤俭建国和“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努力节约建筑材料和建设资金。（7）一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都必须大力节约事业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发扬勤俭办事、艰苦奋斗的精神。（8）在全面厉行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工作，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收入，在保证国家建设事业需要的原则下，努力节约支出。预算委员会认为只要从各方面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就可以作到收多于支，从而为国家增补一些库存物资，充实国家的后备力量。我们应当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以上意见，请大会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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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
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的审查报告
（1957年7月12日民族委员会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格平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听了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以后，于7月6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个议案进行了审查。一致认为，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的，是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民族委员会建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个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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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
（1957年7月12日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雪峰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收到提案二百四十三件，超过了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提案的件数。这些提案，属于政治、法律、国防、人事、编制、民族事务、华侨事务方面的二十三件，属于财政、金融、粮食、贸易方面的二十三件，属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劳动、工资方面的七十九件，属于农业、林业、畜牧、水利方面的二十三件，属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方面的九十五件。
提案审查委员会根据这次会议的提案情况，参考过去审查提案的经验，设立了综合、财金贸易、工业交通、农林水利、文教卫生五个专业审查组，由委员分别参加各组。所有提案，都先由有关的专业审查组分析研究和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再由委员会全体会议详加审查，逐案通过。
这次会议的提案，有些是国家正在办理中或者已在计划办理中，或者根据必要和可能的条件应该办理的；有些是牵涉方面较多，需要筹划周妥才能办理，或者需要准备条件逐步实施，或者一部分能够办理一部分还须周密研究的；有些是牵涉第二个五年计划项目问题，需要全盘考虑的，或者是对于实际情况，还需要进行全面调查和深入了解才能肯定能否办理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按照这些情况，分别拟具了审查意见。
提案审查委员会认为：所有这些提案，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加强团结、和平建设伟大祖国的强烈愿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为此建议：把这些提案分别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依照审查意见进行处理，并且在下一次会议提出处理情况的报告。
现在把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和提案审查意见草案”向大会提出，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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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讨论
章汉夫痛驳杜勒斯颠倒是非
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首脑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
新华社1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并要求继续作彻底交代。章乃器也作了书面检讨，他承认了他的一些错误言论。
黄绍竑、陈铭枢等人也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
今天发言的共有二十五人。大会讨论到此结束，前后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四百零八人。
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大会上就美国侵略集团敌视我国的政策发言。他说：“美国侵略集团最近对中国人民发出了许多狂妄的叫嚣，企图维持他们已经破产的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亲自出马来为这种政策辩护，并且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来犯了五次‘鼓动战争’的‘罪行’”。
章汉夫举出无可辩驳的事实痛驳杜勒斯对我国的这些诬蔑。他说，“具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记录”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以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侵略集团自己。
章汉夫说，杜勒斯之所以恶毒地诬蔑中国人民，是因为他想用这种颠倒是非的办法来掩饰美国侵略集团在远东地区进行武装侵略、建立军事基地和进行战争威胁的罪恶阴谋。
章汉夫指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和制造紧张局势，破坏印度支那各国的和平和独立；同时指出杜勒斯想寻找借口，以便美国对菲律宾和马来亚进行进一步的干涉。
章汉夫严正地指责美国在我国西藏进行颠复活动以及霸占台湾。
章汉夫指出，杜勒斯在6月28日那篇颠倒是非的演说中，对于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的鼓励和支持，把美国在中国搞颠复活动的阴谋暴露无遗。
最后，章汉夫说：“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坚持敌视我国，侵占我国台湾，对我国进行颠复活动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政策，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最坚决的反对，并且要对这个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胡绳在发言中严正驳斥了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地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阴谋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而斗争。
胡绳指出，有些右派分子恶意地批评我们轻视社会科学，其目的实际上是要求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他们是在重视社会科学的叫嚣下面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名义提出来的意见书，在社会科学方面主要的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主张。这是章罗同盟的全部反动纲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说，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就需要找能够为他们摇旗呐喊的群众。他们企图从缺乏社会政治经验的知识青年中，找到他们的附和者和支持者。他们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到处放毒、点火。但是事实怎样呢？跟着这批右派头子跑的也不过是极少数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败类。有一部分学生曾被蒙蔽，而极大多数学生始终站在党的一边。罗毅指出：中国青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一直就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谁妄想把中国青年跟共产党分裂开来，谁就一定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罗毅说，今天，在我国阶级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对青年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我国青年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巩固地确立起无产阶级立场，学会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还必须经常虚心地向工农学习，牢固地和工农连结在一起。
章伯钧在以“向人民低头认罪”为题的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他说，从去年以来他就在许多私人谈话和大小会议上鼓吹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滥调。他说，他在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主导之下，最近一年多来，特别是在帮助党整风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言行，是难以饶恕的。
章伯钧说，他在1956年提出把政协作为“参议院”看待，今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又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这些主张是不折不扣地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结果必然走上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上去。
章伯钧承认他曾提出过民主党派要发展一、二百万人、民主党派组织可以发展到县一级的主张，也曾说过社会主义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应该重新估价，应该把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提高一步。他说，他的这些主张是企图扩大民主党派的政治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形成同党“分庭抗礼”的形势。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章伯钧说，他们联盟是“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他向罗隆基妥协，是想通过罗隆基的关系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
章伯钧说，他与罗隆基在中共整风开始时在民盟组织四个小组座谈会的目的，是想通过大知识分子一套资产阶级的看法，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混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性的认识。
章伯钧还检查了他在6月6日召集六教授开会的狂妄的反党阴谋，检查了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行为和他企图通过农工民主党取得政治资本的活动。他最后说，他今天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他将继续向有关单位彻底交代。
罗隆基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说，他是“一个有了罪过的人”，他表示向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首先，他说他5月22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是“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成了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
其次，他谈到他的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的言论，他说，这“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
第三、他承认他“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因此，民盟中的右派分子参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这不是偶然的”。
第四、他说，从1949年起，他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这个无形组织不仅在北京有，并且散布在华东、中南和西南许多省份”。他承认，这个“无形组织”中的一批人在右派的进攻中，“几乎都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甚至还勾结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第五、他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曾认为是和平阵营的“分裂”。他承认他“任意散布国际形势的悲观空气”。
第六、关于他同文汇报的关系，他承认，他“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罗隆基另外还检讨了他在森林工业部的错误，和骄傲自满、轻视进步分子的错误。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他作了一些辩解。他承认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使民盟走上错误的方向，企图“同共产党共同决定国策，平行执掌政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章罗的联盟。
罗隆基最后要求人民代表让他将来“有进一步彻底坦白交代的机会”。
章乃器在书面发言中，强调他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他谈了一大堆他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自由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意气”、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等等。
章乃器否定了他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错误论点。他强调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错误”。
章乃器说，“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是他又说，他“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
章乃器不承认他在工商业者中作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鼓动。他说，“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
黄绍竑在书面发言中检讨了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提的错误意见，以及视察工作和平时言论行动上的错误。他说，他“把历史的罪恶忘了”，“以致发生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不但人情所不许，也为法理所不容。”他说，他一向怀疑肃反运动中的群众性的斗争方式，这就是他脱离人民立场为反革命分子留后路的思想表现。他说，他在政协座谈会反映的一些问题，“99％都是根据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属的来信，或视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件”。他还交代了他同林希翎、谢昕的一些关系。他说，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前后一贯的”，他希望继续得到批判和帮助。
陈铭枢在书面发言中检讨他发表的“撤销学校党委制”、“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等许多荒谬言论，是一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他说，尽管他曾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并没有动摇国家基本制度的企图，同时也没有与章罗联盟及其联盟中的任何人有丝毫联系，但在客观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是与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一致的，而且在思想本质上与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
陈铭枢说，“有的代表批评我是一个野心家，有大领袖欲，从我的历史发展和我的思想本质来看，这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他说，他“一生的历史是丑恶的，过去在军事、政治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动的、投机的”，“解放后虽然经过多年的党的教育，但由于积习太深，还没有把立场转变过来，而这种劣根性，一有机会就会冒出”。
今天在会上检讨或作书面检讨的还有民革中常委谭惕吾，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马哲民，民盟中常委黄药眠，民盟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宋云彬和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今天作书面发言的代表还有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广州市市长朱光、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陈离、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足球运动员张俊秀、国家计量局局长李承干。
上午大会执行主席是：陈叔通、程潜、吴玉章、邓颖超、马寅初、赵毛臣、盛丕华、赵忠尧、陈望道、杨之华、刀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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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反击右派
郭沫若答“文艺报”记者问
新华社15日讯 14日出版的第十五期“文艺报”发表了郭沫若答
“文艺报”记者提出的四个问题，问题是“彻底反击右派”。全文如下：
一、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战斗，才能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完全胜利？如何取得整风的预期效果？反右派斗争和整风的关系如何？
答：目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必须予以彻底的反击，丝毫不可放松。当然，反击的武器是真理和事实，同时也要揭露右派分子的虚伪和丑恶，剥夺他们的武器。这样，既打击了右派分子，也教育了非右派人士。
右派和毒草一样，是不容易锄尽的。今后一切知识分子必须经常进行自我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防止右倾思想的产生，才能获得
“完全胜利”。任何人对于思想改造不能忽视，一刻也不能离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反击右派分子中，明辨是非、坚定立场，对于整风是有帮助的。整风必须“有错必纠”，不可讳疾忌医。善意的尖锐的批评应该诚恳地接受，不能与右派分子的进攻混同。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整，虽然同时在进行，但性质不同。
但两者的作用是相互错综的。通过反击右派的坚决斗争可以帮助整风，通过严肃认真的整风可以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增加我们的斗志。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我们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改进作风。从这一点来说，毒草和根翻过来，的确也就变成肥料了。
二、有人说，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们的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不高的。应当怎样来驳斥这种荒谬论调？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绩，你认为应当作怎样的估计？
答：近年来我对于文艺作品看得很少，对于作品的全面性批评我很难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实践得到了明确的指标，文学艺术的思想性是提高了。
艺术性的高低，要看拿什么作为标准。如果是以解放前一般作品为标准，就我所接触到的新作品看来，我是觉得一般地是提高了，而非降低了。当然，足以和伟大时代相称的震烁古今的作品似乎还没有产生。但这样的作品解放前也没有。
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可能是有的，但要说所有的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那样的全面否定是不近情理的谰言。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随着作家生活经验日益积累、思想和技巧的日益精进，必然会日益磅礴发展。新的民族形式、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作必然会产生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有人说，党不能领导文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同时，借作家的劳动特点和反对文艺领导的某些行政方式的缺点，而企图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应当怎样粉碎这种谬论？
答：“党不能领导X”，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公式。这个X可以置换为“文艺”，可以置换为“科学”，可以置换为“教育”，甚至可以置换为“政治”。右派的理论和我们是正相反对的。因此，命题的正确性应该从反面去了解。“党不能领导X”这个公式，只消把“不”字删去，便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党是能领导文艺的。文艺的方向性、人民性、党性，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文艺家的培养、组织、鼓舞也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
为什么党能领导一切？就因为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就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作具体领导的。
我曾经把党的领导比作神经系统，一切生理机能都要受它的领导。当然，神经系统并不直接代替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筋肉系统等。
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人，同时又在叫嚷“文艺家归队”或“科学家归队”。他们是不惜自相矛盾的。在我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切文化活动都需要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行”来领导。如果领导上有缺点，那是个别“外行”还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得好。
四、党应该如何改善和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答：灵活掌握六条政治标准，坚决贯彻“百花齐放”方针，文艺工作的领导便会更好、更强。
从繁荣创作上来说，毛主席“下马观花”的指示是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来执行、推动的。没有原料，灵魂工程师们生产不出什么成品来。
要抓紧文艺批评工作。目前文艺刊物很多，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我认为可由作家协会和各地分会组织批评小组，分工按月进行批评。对于优秀作品特别加以鼓励，可由中央刊物加以转载，或专出选集。
要抓紧翻译工作。译文要特别加工，例如苏联的翻译工作是要经过多道手续的：由通外文者译出初稿，由作家或诗人来润色。这办法值得我们学习。读译文，每每是启发创作的动力。
我很希望有一部“中国历代诗文选集”，要选得很精，不要太多太滥。不分体裁，不分文白，适当加些说明。这对于文艺工作是有启发作用的，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肯着手做。这恐怕也要成立一个小组来进行，才容易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