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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改革文字
包尔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报告。这些报告总结性的指出了我们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充分地说明了我们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此，这些报告以钢铁般的事实对那些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四十多个少数民族，它们的总数虽然不到四千万人，但是分布的地区却占我国土地面积约百分之六十。
解放前，反动政府不但不帮助发展它们的经济与文化，而且在它们之间制造人为的仇恨和进行了屠杀，使它们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们都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拥有充分平等权利的成员。为了消除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使之在经济、文化各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伟大的汉族人民帮助下，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并且还在继续和汉族人民一道积极地参加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都不一致。有些民族还没有代表它们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就是有文字的民族有些文字也不完全，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建立工厂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事业中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存在许多困难。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建议中提出了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字母）和帮助改革文字的任务。
一九五○年开始，中国科学院相继派遣语言学家和民族语文工作者前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方言和文字。对于已经有文字的民族的语文进行了研究，拟定了改革的方案。一九五六年二月间，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合作在北京和成都成立了大约包括五百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当年四月起并和有关机关共同组织了约七百人的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别到广西、广东、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青海、甘肃、黑龙江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各地党政领导下，对僮、布依、侬、沙、黎、侗、水家、苗、瑶、傣、景颇（载佤）、拉祜、纳西、哈尼、傈僳、佧佤、彝、土家（湖南）、蒙古、东乡、土、保安、达呼尔、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撒拉、裕固、藏、羌等民族语言的方言和原有文字进行调查研究。为了使这一工作在各民族地区更好地开展起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和有关的民族自治州也成立了语文研究或语文工作机构。为了研究各民族原有文字是不是需要改革、怎样改革等重要问题，和为了使工作队的科学家及民族语文工作者向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报告语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到现在已分别在呼和浩特召开了蒙古语族语言科学讨论会和达呼尔语文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新疆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贵阳召开了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和字母形式问题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了彝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海南岛召开了黎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了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已经为十五个民族设计了二十种文字方案。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是很复杂的，几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由于有关同志和各民族知识分子的努力，各族群众的支持，特别是伟大的苏联语言学专家们以国际主义精神所给予的兄弟般的帮助，使我们在民族语文工作方面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和经验。我们对苏联专家给予我们的学术帮助不能不表示感谢。
我们今后还需要深入研究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字母形式问题，也就是说为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时候，应该采取那一种字母形式的问题。在前政务院二百一十七次会议上讨论批准的“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各民族新制文字的字母形式，鉴于采用拉丁字母较现行汉语注音字母有若干便利，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公布之前，目前基本上可以拉丁字母作为试行字母或记音符号，将来再考虑改变。某些民族因邻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可依其自愿使用俄文字母。”目前汉语拼音方案尚未正式批准公布，虽然这样，分布在各地区的各个民族应采用那种形式的字母，还需要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们进行深入地研究。
上面说过，我们已经为十五个民族设计了二十种文字方案。现在应该试行和进一步改善它了。新文字的实验推行工作，需要大批人力。各民族的扫盲工作和各级学校如何使用这种文字，以及如何培养干部等，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教育部、文化部等有关部门需要把少数民族的语文工作列入本部门的工作计划内。同时，各地的科学研究和编译工作，也需要一定的人力和各种设备。这些，都应该早作准备。为了作好为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的工作，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国务院特就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和批准以后在实验推行时候的分工问题发出了通知。一般说来，各级有关部门对这个通知的分工办法是认真执行的。但是，也有些部门还重视不足，各部门也还需要加强在互相配合，共同研究方面的工作。
如上所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中和创立新文字的工作中，已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为了进一步满足各少数民族的需要，完成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希望各级党政及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们更加关怀和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祖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各位代表：在最近的日子里，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已经暴露出来了。过去几百年来饱尝反动政府的压迫、侮辱和委屈的我们少数民族，对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怒和痛恨。历史的和切身的经验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民族之间不但不可能有平等、友好、合作的关系，而且还发生着民族仇恨和屠杀的现象。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民族之间才可能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友爱合作的关系。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民族政策的话，试问我们今天还能够见到以上所说的成就吗？这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不可能。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曾经说过：“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灭，民族间的敌视关系也就会跟着消灭。”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就宣告结束，我们的伟大祖国就成了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民族间的对抗也宣告结束，从而开始了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种关系正在一天比一天发展和巩固着。因此，各民族人民热爱并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他们将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汉族劳动人民在一起，完成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他们要和反对这一事业，企图损害人民斗争果实的人作坚决无情的斗争，绝对不容许他们进行反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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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电机工业的发展并驳斥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申冤”
田德民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及其他各项报告。
电机制造工业的情况和问题
我国电机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制造工业部门，实际上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七年多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了全体职工辛勤的劳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正在逐步地实现从修配工业过渡到制造工业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制造能力、技术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新的品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电机制造工业将为国家创造约六十三亿元的产值，其中中央部属企业的产值已经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部管计划产品共四十五种，以其中十二种主要产品来说，五年来为国家提供了：1、水轮机四十九台二十一万九千四百八十八瓩；2、交流发电机七十八万七千六百七十七瓩；3、交流电动机四百八十万零四百零八瓩；4、直流电机二十九万二千九百一十一瓩；5、变压器一千二百三十一万零二十三千伏安；6、高压断路器三万九千零五十九台；7、开关板十一万五千四百七十二面；8、电器仪表一百三十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只；9、裸铜线十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六吨（仅电机部）；10、橡皮线二百零四万七千九百九十公里；11、电力电缆五万二千八百二十八公里；12、电讯电缆一万零四百五十七公里。这十二种主要产品以部属企业来看大多数已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并且在五年期间可以完成一千八百种以上的新产品。以三个产品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作比较：今年要生产发电机二十八万四千四百五十瓩，为一九四七年最高年产量二万零一百七十九瓩的十四点一倍；今年要生产电动机一百二十五万一千零七十三瓩，为一九四七年最高年产量五万一千零二十瓩的二十四点五倍；今年要生产变压器三百五十八万九千千伏安，为一九四二年最高年产量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八千伏安的二十三点三倍。解放以前，五百瓩以上的发电设备，中型、大型的变电设备等全部从国外输入，但是现在我们能够制造：（一）成套供应一万二千瓩及以下的中、小型火力电站的电器设备；（二）成套供应一万五千瓩及以下的水力发电站的发电设备；（三）成套供应十一万伏及以下的电力系统的送电配电设备；（四）成套供应冶金部门的高炉、平炉、中小型轧钢设备所需要的电器传动设备；（五）可以供应煤炭和石油工业方面井下机械设备的电器传动设备及井上井下用的电机车；（六）能够供应机械工业所需要的配套电器设备和船用、国防用的部分电器设备；（七）能够供应轻工业如制糖、纺织等方面的电器设备。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是显著的，这些在解放以前是不可以想像的。为了配合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还在着手准备试制一些大容量、高电压、精密的高级产品，如二万五千瓩及五万瓩的汽轮发电机，七万二千五百瓩的水轮发电机组，四千瓩的电动机，八十吨工矿用电机车，二十二万伏空气断路器，并着手研究二十二万伏六万三千千伏安的变压器，四十五吨以下的炼钢用电炉和三门峡水电站上所用的十万瓩以上的水力发电设备。
铁路电气化已经为世界各国所积极采用，我国宝成铁路的秦岭段也是按电气化的标准设计的，坡度是千分之三十，而目前不得不用两台蒸汽机车来牵引，由于坡度大（蒸汽机车牵引，坡度不能超过千分之二十三），运输量受到了很大限制，下坡时一下闸（制动）摩擦出火，晚上看来像一条火龙，这样的干法不仅机车和铁轨的磨损很厉害，还有危险。如果改为电机车牵引，实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认为电机车的尽早试制和制造，对于发展我国山区和运输繁忙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的电气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国家能够抓紧这一工作。
从电机制造工业的经济效果来说，劳动生产率已经提前近两年完成了五年计划，成本降低也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目前电机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外比较基本上是合理的，产品的质量大体上可以满足现时要求，同时在五年内除了税收和折旧外，还为国家上缴了七亿元以上的利润，而国家五年内向电机制造工业部门的投资才四亿八千九百元，这就是说，国家五年的投资，实际上在三年之内就通过上缴利润收回来了。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无私的援助下，帮助我国改建或扩建了不少电机制造厂，又新建了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电机制造厂，在去年已经投入生产的有沈阳电缆厂、哈尔滨仪表厂，今年又有西安高压开关厂的水银整流器车间、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和哈尔滨电刷厂开始试生产。以上这些新型工厂的建成和投入生产，将为我国提供过去所不能生产的电机产品，成为电机制造工业部门中的骨干。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这些骨干厂的建成，将为我国工业电气化所需要的电气设备奠定初步基础，同时通过现有的企业培养了一批新的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力量。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互相支援结成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以上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都是全国劳动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之下获得的，并充分地表现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这是右派分子所不能否定的，也是抹煞不了的。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四至六月我都在上海参加视察，重点是电机制造工业，在视察中证实了以上所说的事实。现在我要反映一下目前电机制造工业中所存在的几个缺点和问题：
（一）产品的质量。随着电机工业的发展，品种多了，质量要求高了，产品的技术条件要求严格了，特别是新型的高级产品要求更高，然而生产上的不够正规，产品质量的不稳不高，都是目前电机工业生产上的关键问题，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有些开关设备操作不灵，绝缘不良，变压器渗油，电机温升高轴承发响等一系列的产品质量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之目前电机制造工业部各企业已将加强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作为今年的中心工作，力求改进。
（二）从电机制造工业的发展速度看来，是很快的，去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六十五点五，今年的产值计划增长为百分之十六点三，在十三个工业部门里，是比较最高的。但是所生产的电机产品仍然大都是供不应求，以今年的计划产量来说，也不能满足需要，使需要部门感到紧张。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增产电动机二十万瓩、变压器二十余万千伏安、直流电机五千瓩、电力电缆四百六十公里、电讯电缆二百五十公里、橡皮线一万公里，电磁线二百吨、高压开关板八百面等。这就说明国家对电机工业产品的需要是迫切的，应该注意使电机工业的发展步骤不致于落后于国家的需要。
（三）电机制造工业是需要多方面的协助配合的，同时生产出来的电机产品又是供给工农业各部门及文教部门所需要的，现在制造的六千瓩及一万二千瓩的发电机所用的大轴（转子）及护环，矽钢片（包括热轧矽钢片和将来应该用的冷轧矽钢片），高级绝缘材料（包括玻璃丝、有机矽素、高强度漆和高级绝缘纸等），还有赖于进口。但是若能采取措施，这些大都可以在国内自己制造，只是因为批量小，要求高，可能影响制造部门的产值、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制造部门还未能积极试制和制造，我认为应该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有关部门应该积极试制和生产，以支援电机工业的发展，保证整个工业所需要的电气设备，并节省外汇。
（四）上海电机厂所生产的六千瓩的汽轮发电机，自一九五四年试制成功以后，已经可以大量生产了，到目前为止已经生产了二十五台，需要部门已经安装和正在进行安装的计有十八台，这就是说还有七台成品和半成品积压在工厂和销售部门，六千瓩的大轴和护环都是国外进口的，共订货六十二台，其他材料也有所准备，目前的问题是使用部门主要是电力部门不愿意用（特别是在生产出一万二千瓩的汽轮发电机以后），理由是放在大电力网内太小不经济，放在非电力网的一般电站上用又太大，实际上两台六千瓩并用也可以代替一台一万二千瓩，虽然多少要影响点厂房建筑面积的增加，但并不严重。这个问题说明使用部门和制造工业部门应从实际出发，互相协调，规定统一的计划和技术政策，希望国家对这个问题尽快的作出专案处理，积极加以安排。
工业部门干部情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问题
我在视察中接触到和看到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工业部门的干部情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问题。
解放以后，为了满足工业建设所需要的干部，国家曾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诸如原来技职人员的留用、从工人中提拔、号召学过工业的归队、抽调干部转业、统一分配大专毕业生等等，这样基本上解决了工业部门和生产企业的急需，其中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占了不小的比重。他们在工作的实践学习中，有不少干部已经从外行变成了内行，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加之历年来大专毕业生源源不断的大量充实工业部门，因此，在工业部门特别是领导机关所需要的干部从数量上看来不像过去那样紧张了。
八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关怀之下，我国一支新的青年知识界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有三十万二千人，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四十四万三千人，可以说这支队伍已具有相当规模了，毛主席说的好：“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在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中，工业技术和工业经济专业的毕业生大约有十多万人走上了工业建设战线上的各个工作岗位，他们在党的具体培养下在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中都有很大的进步。
我非常同意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和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着重讲到的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的问题，这是目前青年学生中最迫切的工作，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积极地参加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为了贯彻劳动教育的精神，我认为大专学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应加改进。毕业生所最关心的“学用一致”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到那里去“用”还是有些问题。近几年来，各部门在分配毕业生时，多把他们分配在领导机关和研究部门中工作，只有少数的下放到基层生产单位，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企业需要得不到满足，另则使科学机关的导师负担过重，领导机关人员积压，本人工作无法开展，感到苦恼。因此，他们要求到基层生产部门去，愿走出温室去经受风霜锻炼自己，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事实上，劳动对于任何人都是有益的，学生参加一定时期的生产和体力劳动，不但可以学习许多知识，还可以改变对劳动人民的看法和感情，可以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密切起来，这对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特别是自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在学校生活了十多年又从未在生产单位中实际工作过的青年知识分子说来更有它特殊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很对的，建议有关部门逐步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到基层生产单位去锻炼。当然，在具体安排的时候，由于专业与志愿以及企业所需要人员的口径问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但是只要各部门肯让他们到基层去，与他们讲清楚，这是会实现的。
对于今年暑假大专毕业生的分配，除学校和研究机关留用少量的毕业生作助教、研究生和科学家的助手外，其余应让他们到基层去，学工的到工厂，学农的到农场或农业合作社。一般的应该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稳定地锻炼两年到五年，这是大有好处的，并使之逐渐形成国家的一种制度。前几年实行这个办法有困难，现在根据我前边所说的工业部门的干部情况，我认为是有条件的，是实行得通的。
目前领导机关和科学研究部门想从基层抽调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工作，非常困难，实行这个办法以后就可以改变现在的情况，有的厂长说如果贯彻这一精神，工厂是可以负责培养负责输送的。我认为领导机关和科学研究机关吸收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工作或作科学研究，比留用刚毕业的学生会更好些。
驳斥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韩国屏“申冤”
黄绍竑在今年三月十二日在政协会议上作为一个特别的例子指责了所谓河北省龙关县判处的一个案件，这就是反革命党团骨干分子韩国屏案件。黄绍竑的发言，登在三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左上角上。他的发言的根据就是从去年七月起三番五次向他写信和找他反映情况的被告者的家属，并根据被告者家属反映的情况严厉指责龙关县法院判处韩国屏反革命分子八年徒刑，后经省法院改为教育释放，“如果不是遇到认真实行监督的高级法院的话，就会得不到国家宽大处理，或者是冤沉海底了”。
请各位代表特别注意他的“冤沉海底”了这个结论。是否是冤沉海底了？我现在将韩国屏在解放前后破坏学生运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情况，介绍给各位代表分析。
韩国屏，男，现年三十岁，学生成份，山西沁源县人。原在北京上学，后于一九四四年转到太原市工业学校学习并在该校参加国民党，担任区分部书记和区党部书记。在校内组织宣传队，并亲任队长在街头、电影院从事反共讲演，出版壁报，进行“统一中国就要灭共”等反动宣传。
一九四七年韩国屏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不久即与该校特务分子邢连仲（邢系国际间谍雷振远、军统特务刁化仁所领导的匪“保密局公教青年救国团”及“华北剿总戡乱先锋队”地下工作第二队书记）、反动分子庞广善等勾结在一起，操纵反动分子和落后学生，打击和迫害进步同学，破坏学生运动。迫害我地下革命组织人员杨光烈、陆志芳、杨绍汉等人。有一天韩国屏等将杨光烈骗至他们的宿舍，在十几个反动分子的包围下，向杨光烈武力威胁，几乎动手，幸遇一常怀光同志想法将杨光烈拖走，才未遭意外。
韩国屏经常混在同学中，监视进步同学的活动，对进步同学的书橱、书包进行秘密检查。辅大进步同学范光斗遭国民党逮捕后，杨光烈、陆志芳等掀起营救运动，班中同学写了营救信，韩国屏、邢连仲等曾两次向杨光烈追问写信人的姓名，致使杨、陆等人被迫离开北京。
北京解放后，韩国屏于一九五○年四月到八月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练习生并兼任东单象鼻子中坑成人夜校教员时，阻挠青年参军入团，乘机散布反动言论，夜校学员王淑贤（女）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韩国屏到王淑贤家中，伪装善良，利用王淑贤母痛女儿的心情，对王淑贤母亲说：“女孩子参军不好，工作地点又远……”，又对王淑贤说“你要考虑，别后悔，你妈向我要人我可不管，你妈上了吊怎么办？”就这样阻止了王淑贤参军。韩在夜校同学中造谣诬蔑说：“共产党巧使人，党团员是玩阴的（男女混杂的意思）。”韩国屏听到教师陈幼和要求入团的消息后，便对陈说：“你真不知道团的厉害，团是不许和非团员结婚的，入团以后可就不能自由啦。”班内女团员到街道团支部学习，韩对钱兰英同学说：“还不是一块胡闹。”
韩在郊区借宣传抗美援朝的机会，对农民说：“你们看见了地主的下场，将来你们生活提高了也会掉下来的……”，破坏土地改革。
根据他的这些反动表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领导夜校的东单区文教科，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和十月分别将韩国屏开除。
一九五二年韩国屏到察南工农干部补习学校后，并不安心教学，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韩的宿舍是住在老乡家里，他当着房东老太太撒尿，违反群众纪律，引起老乡反感，老乡当即向校方反映了他。此事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全体师生联名告发了韩国屏。教育机关为了进一步帮助韩国屏转变，使他参加了一九五二年秋季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并将他调离察南文化补习学校，分配到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工作，一再等待其觉悟，但韩国屏到龙关后仍不老实，挑拨同事闹不团结，煽动学生向领导和政府对立，拉拢教员常元度说：“你要往我这边倒，让杨松年（教导主任）下台。”
根据国家惩治反革命条例，韩国屏是反革命党团的骨干分子，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不仅在解放前破坏学生运动，进行反革命运动，解放后韩国屏在过去的肃反运动中没有彻底交代自己的罪恶，仅交代了一般问题，隐瞒了主要情节，并坚持反动立场。在数年的教学过程中，仍不老老实实的承担人民教师的义务，经常散布反动言论，破坏革命工作。龙关县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依法逮捕了他，经过深入教育和对破坏事实的多次查证，经过预审和公判调查，韩对全部破坏事实仍没有正确认识。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龙关县逮捕韩犯是正确的，也是应该判刑的。
我要问黄绍竑，韩国屏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应得的处分是“冤沉大海”了吗？请你不要一味的为反革命分子“申冤”，还是听听人民的意见吧！你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你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代表反革命。人民不能允许你借着人民代表的身分，来包庇反革命分子。
我们一定要继续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进攻，坚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步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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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
车向忱说必须加强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和李、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
我谈谈学校里应怎样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就业问题。
近七、八年来全国学校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单以辽宁省来说，以前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大专学校仅三所，数量很少，质量更差，学非所用，毕业回家。现在辽宁省内的大专学校共十五所，学生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百四十七，不但数量倍增，而质量也提高，学生毕业后马上分配到厂矿等方面工作，而不是失业。中学生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七百四十六，小学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六。学校的飞跃增长，是我搞四十年来的教育工作梦想不到的。这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和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改变政治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的现象
右派分子章、罗等竟是有眼不识泰山，白日说梦，不承认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抹煞党的领导，猖狂的向党进攻，并且提出取消学校里党委制，不学政治课等等，这实质是企图把我国教育工作拉向倒退，陷害青年学生。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全国各学校里，党的领导必须加强，没有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所以产生部分学生自由散漫，不喜欢学政治，不喜欢参加劳动。因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跟上，漠视思想政治工作就等于失去了灵魂。毛主席说：“在一些人的眼目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样行时了。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看来政治教育是何等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
青年学生们的思想有两方面特点，热情高、有勇气、有理想，容易把困难的事情勇敢热情的搞起来，但是由于经验不够，片面的看问题，很容易把事情搞错了。他们对于“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欲除烦恼须无我，历经困难好作人”的格言缺乏深刻的体会，没有在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所以行动上容易出偏差。
从政治上提高青年学生是我们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任务，所以加强学校的政治课的教学是十分必要的。至今以前无论在中、小学和大专学校里，忽视政治教育的偏向必须纠正，政治教育的内容脱离实际的现象也必须加以改进。学校里的政治教育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我主张要党员校长担任一定分量的政治课与分配政治质量强的党员干部教政治课，言行一致的教，以身作则的教，才能对青年学生有补益。政治质量不强、立场不坚定的人不宜教政治课，因为教政治课是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我还想不但教政治课的教师有责任管思想政治工作，共青团要管，就是其他科系的教师们也要兼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甚至学生家长也要管，党、团、教师和家长都一齐管起来可能给青年学生们的品德上一个很好的帮助。
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
教育青年学生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坚强立场，要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更要培养学生有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毛主席说：“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所以我主张大、中、小学里不但要有劳动的教育，更要有劳动的实践，使学生们亲自体会劳动的意义，和工农大众接近才能体现出劳动对于祖国的贡献，才能知道劳动的光荣。例如中、小学毕业生一般来说以为劳动是“没出息，劳动太苦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所支配着。毛主席还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力气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现在是社会主义了，所以我们应该以“剥削为下品，唯有劳动高”，更应该以学完了就要参加劳动，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这是永久不变的方针。
近来听到鞍钢工业劳模给大学报告很起作用，联想到今后可请工农劳模与战斗英雄们定期给学生作报告，以便增加学生生产知识和战斗知识。让学生与工人、农民、解放军常接近，最好每个学生交一、二个工农兵同志做朋友，好学习工农兵的为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
人民拥护群众办学
我们辽宁省为了中、小学毕业生问题，党政已经召开了数次会议进行研究，一方面动员学生家长教导考不取上一级学校的学生要在农村参加劳动，同时又动员农村合作社欢迎和鼓励考不取的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过去几年来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是有成绩的，给农业合作社补充了新的血液，今后仍应努力加强这方面工作。在城市里边曾由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组织补习学校或中学，更有解放军帮助建校的，现在又由省政协和省民进会共同提倡组织群众办学指导委员会，在沈市讨论时，有些热心教育的市民，这个说我先拿一千元，那个说我出二千元来创办中学或小学，并拟选好市郊地点，由师生共同动手建设学校，各界群众都非常拥护群众办学的。前已办好的自费中学，在全省各市县约四十余处。并拟选出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教补习班或小学。看来中央提倡群众办学是非常及时、非常有利于中、小学毕业生的，这样办可以替国家分担了办教育的担子。另外还有些毕业生在城市拟参加各种手工业生产。我们相信如果想尽一切办法，以多种多样的方法方式安排中、小学毕业生，是可以大部分解决的。
反右派斗争是对师生很好的政治课
这次在全国各地各大专学校中展开反右派的政治斗争，粉碎右派分子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对于教师、学生的思想改造将是一次实际的政治课，使教师和学生们头脑清醒，辨明是非，与右派分子严格地划清界限，坚定自己的立场，对教师和学生们的思想提高将有重大意义。
政治思想教育对青年学生来说也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工作，不仅要求教育他们的教师们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而且也要求和引导青年学生自觉的进行自我思想教育，使学生们具有正确的思想、坚定的立场，在任何风浪中才能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解决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又不是很容易的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所以我主张青年学生们的意志要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和劳动的锻炼，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钢。青年学生们有了钢铁一般的意志，马列主义的方向，什么环境都不怕的。这就是说，必须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立场、方法来锻炼学生们，要学生们吃苦在前，得利在后，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要得利在前，吃苦在后，使学生们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里面的傻瓜。陆定一部长说过一段话：我国历史上不是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他睡在柴上要尝苦胆。他这个人不是自找其苦自寻烦恼吗？他这样是为了雪耻，为了打败吴国，以后他果然把吴国灭亡了。当然我们并不想去灭亡别的国家，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共处，但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国家。我们要不要立志把这情况加以改变呢？我们应当学一学越王勾践的艰苦奋斗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吃点苦。把自己锻炼成钢铁一般有社会主义立场逐步达到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才能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右派分子们，你们企图反党反社会主义，诱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的一场黄粱梦还没觉醒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最后，我建议：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指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是全国人民最正确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