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
陆定一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报告。
我国历史上伟大转变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在我国历史上是伟大转变的一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我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的。我国经过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革命，却在经济上和社会秩序方面没有发生波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原来预期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七年就基本完成了。这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对于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今后发展，都是极其有利的。
过去的一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了空前的发展。就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已经四年完成。这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大胜利。
过去的一年，我国战胜了数十年来未有的大灾荒。这种大灾荒，在旧社会里会引起大量的死亡，会使灾区农业生产多年不能恢复正常状态。我们却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以上这些，我们都做到了，但是我们还不满足。我们清醒地看到，虽然有了这样大的成绩，但是工作中还有错误和缺点，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必须消除这些错误和缺点，以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动员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使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为顺利的进展。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从去年起已经陆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把这些政策作了系统的说明。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透彻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今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
以上所说的经过情形，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要再说一遍，因为有些右派分子在胡说八道。他们说，共产党到处是错误，天下是漆黑一团。他们说，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非整风不可，而且非下台不可。
共产党的此次整风运动，是在取得了大胜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他的报告里提出的各项政策，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政策在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条件之下提出来的。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取得胜利，就不可能系统地明确地提出这些政策。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取得革命胜利的斗争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般地是接受或赞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再加上其他因素，所以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政策。同时，今年又决定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
右派分子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可以看到，人们对整风运动和对党的政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人，是站在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了解整风运动和党的政策的。他们真心善意地帮助共产党，要加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只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以为鸿鹄将至，天要变了，可以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制度、向共产党大举进攻了。
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资产阶级右派混在真心善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群之中，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进行他们蓄谋已久的政治活动。他们积极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企图首先夺取民主党派、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司法界的领导权，然后进一步夺取全国的领导权。他们企图鼓动学生闹风潮，并且作出估计，说学生问题一触即发。他们以为，学生一上街，右派分子一到基层去点火，工人职员就会跟着学生闹事，右派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和六教授谈话时做出的估计。值得注意的是，这六教授中，有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在内，他就是向章伯钧献计，说什么学生问题一触即发的。一个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唯恐学校不乱，究竟居心何在？我们不能不问。
现在，事情已经明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工农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知识分子的觉悟程度，过低地估计了工商界的觉悟程度，也过低地估计了各民主党派中多数干部和成员的觉悟程度。右派首先在工人那里碰了壁，工人把到工厂里去活动的右派分子赶了出来。右派在农民和城市居民那里也碰了壁，他们反对右派的反动行为。右派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但他们在高等学校里充其量只得到大约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学生的支持和盲从，随后盲从的人也纷纷觉悟过来，现在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个人了。右派把希望寄托在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提出了什么“保护科学家”，什么“教授治校”之类的蛊惑性的口号，施用了吹、拍、骗的手段，但是他们仅仅能够得到百分之几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盲从，现在，这些人的大部分也正在离开他们。右派在工商界中仅仅得到寥寥落落的几声响应，却出乎他们意料地遭到大多数工商界人士的反对。右派在民主党派中也是很不如意的，现在许多民主党派决定要整风，并且已经起来反对右派分子。这个时期，全国人民上了一堂政治课，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而右派则被完全孤立起来了。要不要社会主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许右派翻案，不许右派倒算。
右派煽惑说：肃反运动“糟糕透顶”，思想改造运动完全错了。
现在看得很明白，幸亏我们做了肃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否则，这次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恐吓信和炸弹案是会多得多的，社会秩序是会乱一些的。文艺界如果没有进行过反对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斗争，这次就会更乱一些。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所以只有很少人附和右派，不能不说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肃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周总理所说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组成部分。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可以有三条道路。一条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一条是，以强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条是，反革命依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力量，实现复辟。这三条道路之中，那一条道路对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最为有利呢？当然是和平革命最为有利。我们在宪法总纲中，已经把和平革命这条道路确定下来。为要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可以不可以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就不能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等待反革命来进行复辟。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对已经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一个倒算，来一个翻案。我们全国人民同右派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许右派翻案，不许右派倒算。
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
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成功，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反共，这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第二个根本分歧，是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看法问题，是对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看法问题，也就是中国革命应该由那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
右派认为，资产阶级比起工人阶级来，资本家比起工人来，决不是更差一些，而且还似乎是更好一些。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意思是勉励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有什么不好呢？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对斯大林的这个说法。章乃器的意思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不比资本主义思想高明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不比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思想高明些。既然如此，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是错误的。宪法第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右派说：工人阶级领导就是“沟”和“墙”的来源。因此，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应当领导国家，如果领导国家，那就是“党天下”。因此，就应当反对“党天下”，实行“轮流执政”，实行“两党制”，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
宪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都是人大代表，都投过票赞成宪法。可是他们背信弃义，要来反对宪法第一条。这难道不是根本分歧么？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宪法里确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根据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革命经验规定下来的。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我国只有两条路，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或者是新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中间的道路——资本主义的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成功，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尚且不能实现，何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还能设想么？
翻开我国的历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戍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都遭到了失败。直到十月革命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我国的先进人物才觉悟到，中国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胜利，因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展开了崭新的一页。联共与反共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所有的反动派没有不反共的，所有的革命派没有不联共的。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革命事业就兴旺起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反共剿共，革命事业就被断送，日本帝国主义就敢于来并吞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后，蒋介石再次进行反共的内战，我国几乎变成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幸而人民的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壮大，所以我们能够推翻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统治，把我国从危急存亡的险境里挽救出来。中国人民在三翻四复的经验中，已经懂得：反共，这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中国人民把自己的长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且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写到宪法里面去。右派的所谓反对“党天下”，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反革命论调的翻版。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在开始叛变民主革命的时候，都说他们自己是革命的，决不会做反革命，他们仅仅反对共产党而已。资产阶级右派说，他们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好心好意的，他们仅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已。两者之间，手法完全相同。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专政；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民主集中。右派的所谓“绝对民主”，无非是想迷惑群众，造成天下大乱，进行反革命复辟。
我们同右派的根本分歧，也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看法的问题上表现出来。
究竟是无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呢？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狭窄的，残缺的，虚伪的，假仁假义的，对于富人是天堂、对于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是骗局的民主制”；无产阶级民主制，是“为绝大多数民众、为被剥削的劳动者所享受，并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的民主制。”（以上引语都见列宁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右派与此相反，他们要求什么“绝对民主”，他们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这种“绝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制比无产阶级民主制还要民主。
我国资产阶级只有几百万人，资产阶级民主充其量只是几百万人的民主。劳动人民有几万万人，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几万万人的民主。只看看这一点，就知道无产阶级民主制比起资产阶级民主制来，要更为民主得几百倍。历史上，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次国会选举，包括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的选举在内，都是贿赂公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我国老早已经破产，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地方。现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下，不仅劳动者有公民权，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享有公民权。世界上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有像我们这样的广泛的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制，是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最民主的一种。它只对极少数的人实行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制，却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比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还要民主的制度，那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有，因为那时就不需要专政了。可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专政的对象没有了，政权也就不存在了。那时候还有民主问题，但已经不是“民主与专政”这个范畴里的民主，而只有“民主与集中”这个范畴里的民主了。主张“绝对民主”的先生们，你们的所谓“绝对民主”，是意味着不要专政么？一切政权都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专政，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存在。你们的意思是不要集中么？人类社会永远需要集中。没有集中，就犹如没有民主一样，人类社会的存在不能设想。所谓“绝对民主”，只是反动的幻想，现在不会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
依照右派的主张行事，既不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又不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们的国家就毫无疑义一定灭亡。
右派的目的，是用所谓“绝对民主”的口号，来迷惑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局势，以便反动分子可以乘机大肆活动，进行反革命的复辟，建立反革命的专政。
要不要联合苏联？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我们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
宪法序言说：“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
应该发展和巩固中苏友谊呢？还是应该削弱和破坏中苏友谊呢？宪法明明写着“继续发展和巩固。”
联合苏联，这不但是共产党的主张，孙中山先生也老早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孙先生的致苏联遗书，现在我们读起来还非常感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没有中苏两国的巩固团结，世界和平就没有可靠的保证，人类就可能受到极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主张无微不至地爱护这个团结。
右派同我们不一样，他们用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来煽动群众，要挑起中苏之间的不和。他们的言论，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论调的翻版，就是要把苏联说成是“赤色帝国主义”，而不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有三种。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是革命的，我们赞助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有中立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中立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出现，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是我们所同情的；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出现，就有不同的作用，是我们所不同情的。有反苏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容许的。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综合以上所说，可以看见，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进行斗争，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一九五三年，就有人发表所谓“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此以后，我们同右派年年有斗争，事事有斗争，不过规模不像今天这样大罢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长期反复的斗争。人民对于谁是敌人，敌人的斗争方法是怎样的，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和如何达到目的，知道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革命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为深刻的革命，它影响到六万万人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现在只有八年，从一九五三年宣布总路线算起，只有四年。时间很短，社会主义革命却在锣鼓和欢呼的声音中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人人要过的，但是我们只在经济上过了关，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许多人尚未过关。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中，有许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很热心的，愿意为之坚决奋斗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愿意接受，却并不那样热心了，并不那样愿意为之坚决奋斗了。这就使得右派觉得他们的思想还有市场，于是他们敢于翘起尾巴，猖狂进攻。
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远没有完成
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时期已经过去。但这决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很长的过渡时期中，剥削阶级的残余及其影响只能逐步消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会继续着，甚至还出现过像匈牙利事件那样严重的斗争，至于国际范围内同帝国主义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但还没有完全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巩固但还没有完全巩固。我国国内还有台湾没有解放，还有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国外还有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时时刻刻企图颠复我国的人民政权。在人民内部，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至于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更会长期存在。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少数右派分子却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决不甘心放弃剥削，他们梦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要为此作最后的挣扎。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轻视的，他们有财产，有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的能力，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我国还会有长期的阶级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有时会采取很尖锐的形式，这是肯定了的。如果以为剥削阶级既然已经基本消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因而我国就没有阶级斗争了，那就错了。
此次右派的猖狂进攻，告诉我们：思想改造工作，过去虽然有粗糙的地方，但是整个说来，不是做多了，而是还做得不够，还做得不很好。许多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还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们只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们的思想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远地没有完成，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在一切方面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培养了一批政治教师，这是一个成绩。政治教师的绝大部分，在这次右派的猖狂进攻中，能够站稳立场，这是可喜的。政治教育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经过了这次实际斗争，这种缺点就有改正的希望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同资本主义的教育不同，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为自己的灵魂，离开了它，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学生的实际思想情况结合起来。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又是一件难做的工作。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同政治教师在一起，把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做好。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教师，是完全错误的。
整风也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也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决不愿意号召别人来揭露自己的错误。这件事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敢做。只有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反对和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受到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欢迎。这些意见中有一部分带有片面性和偏激情绪，但仍然是有益的意见，是同右派的谬论根本不同的。我们必须仔细分别香花与毒草。我们的政策，依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放手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我们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方针。我们应当看到，我们正在做着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虽然成绩很大，但错误和缺点必不可免。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要骄傲。我们应当揭露和改正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使我们的祖国更快地繁荣起来，富强起来。我们的无数先烈，为了这个目的，不惜粉身碎骨。想起他们，我们就感动得流泪。我们有什么理由，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肯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呢？右派必须无情批判，整风运动必须坚决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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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质问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
赤胆忠心的人民武装部队正在执行着保卫人民的神圣任务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会想到他们会来“镇压”你们？是不是你们一定要反动到底，坚决作人民的敌人呢？
陈明仁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和彭副委员长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我想以一个革命军人、起义将领的身份，对反右派斗争发表一点意见。
我从祖国的边防前线来，在我服务的武装部队里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在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开展整风运动。可以预料，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将进一步改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将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量。我们的官兵，在警惕地执行着自己的保卫祖国边防的任务的同时，还密切地注视着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动态。我们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表示莫大的愤怒。
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利用“大放大鸣”的借口，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恶毒的诬蔑和诽谤，他们的阴险目的，是想把共产党搞臭搞垮，以便取而代之，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白昼梦。他们估计：形势非常不妙，共产党不能收，收了要丧失人心；“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费孝通语）；既不能收，又不能用军队，因此只好放，放，放，放得稀烂，共产党下“罪己诏”，“群众”不答应，最后请他们来收拾局面。资产阶级右派对形势的这种估计，是首先把他们自己置身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立场上面。因此他们就不能不成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物，他们的可耻进攻，就毫无疑问地会遭受可耻的失败。作为一个人民军队的指挥官，我要正告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我们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和平劳动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是保卫母亲和孩子的，是准备着迎击敌人侵略的。这样赤胆忠心的人民武装部队，正在执行着保卫人民的神圣任务的时候，你们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为什么会想到他们会来“镇压”你们呢？是不是你们早就安下了心，一定要反动到底，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触犯刑律，坚决作人民的敌人呢？是不是你们头脑发热，把自己的声势估计得过大，以为共产党拿你们没办法，只好最后抛出枪杆子这张“王牌”呢？是不是你们把党和人民的力量估计得过小，把人民的觉悟估计得过低，除了枪杆子以外，就不可能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战胜你们呢？现在，乌烟瘴气已经消散，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只战了一个回合就鸣金收兵，挂出了免战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相当长期的，不过这一回合资产阶级右派是输定了）。教训的确是够悲惨的，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在头脑稍微清凉一些的时候，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的所谓对形势的估计，就应当晓得自己真正是愚不可及、荒谬绝伦了。
我在旧军队里消磨了自己整个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在那些日子里，我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当我在执行所谓“命令”从事反革命战争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是在“为国为民”。几十年的恶梦，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和平起义投向人民时才猛然苏醒。和平起义，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反革命走向革命，由反人民走向人民，这是我的新生的转折。共产党挽救了我，共产党教育了我，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能以自己的精力投入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共产党。我一生一世不能忘记共产党。因此，我也就无法理解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
（他们原都是共产党伸手挽救出来的！）反共的卑鄙行径。我愤怒！我要质问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你们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分好歹、不识抬举？你们为什么这样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动猖狂进攻？人而无良，何至若此？你们难道就忘记了自己罪恶累累、血债斑斑的大半生历史么？你们在今天充当“反共英雄”、“反社会主义的好汉”，忘记了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不感觉到危险万状吗？
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喜欢在共产党的宗派主义问题上做文章，他们甚至提出了
“党天下”的谬论。他们认为“三害”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有共产党存在，就有宗派主义存在，因此，为了彻底反掉宗派主义，就要从根本上反掉共产党。这是他们对宗派主义问题之所以津津乐道的全部不可告人的秘密。依我看，事实上，共产党与宗派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有些共产党员其所以沾染了宗派主义的习气，只是由于他们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共产党主动地提出整风，就证明了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死敌。有些共产党员沾染的宗派主义习气，严重不严重呢？并不严重。可不可以克服呢？完全可以。人民军队是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战斗集体，如果说人民军队内部有宗派主义，那就最容易表现在对待起义官兵的安排处理上。我是一个起义将领，八年来，我一直在军队中工作，我并没有感觉宗派主义的压力。在短暂的时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宗派主义的消极现象，但是，我本着负责的精神，诚恳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积极地提出意见，这些消极现象也就没有了。我现在工作得很愉快，我深深感到党对起义人员的“争取、团结、改造、教育”的政策的正确性和执行这个政策中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我离开部队前夕，我们部队党委召集有广泛代表性的起义人员座谈了好几天，在座谈会上，大家众口一词地肯定了党对起义人员政策的英明正确，他们要打电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表达自己感激之情，他们也要我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达他们对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感激之情。这有力地说明，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的坚决贯彻，保证人民军队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克服了宗派主义；而其它政策的坚决贯彻，保证人民军队在其它方面克服可能有的宗派主义。人民军队能够如此做，有什么理由、凭什么根据说共产党不可能通过整风运动来克服在学校、工厂、政府中存在着的宗派主义？叫喊“党委退出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党组退出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等等论调，究竟意味着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在用不着多所说明了。
各位代表：我把我们部队官兵反右派斗争的热情带到这个大会上来，我用我们部队官兵的同样的热情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