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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的领导适用于各项工作
——经济学家陈豹隐谈帮助共产党整风
本报记者李策报道 四川省政协常务委员、经济学家陈豹隐先生最近在成都对记者谈到他对学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体会，以及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的意见。
他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是就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我们作了一次进一步的共产主义教育。前一阶段的教育主要是敌我问题、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历史根源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等。因此这一次整风跟1942年整风也有所不同。他认为1942年整风是以处理敌我问题为主，整风以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这次整风是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整掉“三害”，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以党代政”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部分党员的作风问题
他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在正确处理了敌我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两者是相依相承，不可缺一。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忽略过去的成绩，应该肯定过去的成绩。他说，他不同意有些人对共产党“以党代政”的批评，“以党代政”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部分党员不尊重非党人士意见、职权的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行的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应该肯定共产党对政府各项工作的领导。他说，“以党代政”的批评正是忘记了前一阶段关于处理敌我矛盾的宣传教育的成绩。他说，党的领导不仅适用于国家政治生活，也适用于学校。
教授治校代替不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
有人反对“以党代政”，提出不要党委制，而主张教授治校，或由各民主党派组织校务委员会联合治校。他认为后两个办法都是行不通的。他说，他以前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这个学校也实行过教授治校，结果发展为校长胡适的个人独裁。教授治校绝不能够代替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由各民主党派组织校务委员会联合治校，也有一定的困难。他根据这几年在四川财经学院任教期间所见所闻，认为党委制是起了作用的。他说四川财经学院刚刚由几个学院合并成立的时候，大家各管各，思想步调不一致。后来学校成立了党委会，各项工作才逐渐走上正轨。当时，学校也有“三害”，但是没有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就不会有今天的财经学院。他说，党委制是有缺点的，不能因为有了缺点就不要党委制了。
抽象地说有职无权是不对的，会引起混乱，影响民主集中制
陈豹隐先生谈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共产党作为领导的政党和各民主党派作为被领导的政党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出发。他说，这种方式只适用于人民内部，对美国的杜勒斯就不行。几年来知识分子固然有很大进步，但是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这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现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除“三害”，他这一个时期在座谈会和报纸上看到有些人的发言，好像是乘此机会，“报仇雪恨”。他说，有些人提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作为一个矛盾提出来是可以的，但是抽象地说有职无权是不对的，那会引起混乱，影响民主集中制。有人看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理解为各党派完全平等，说民主党派要独立，现在的平等是假的。他说，如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内部组织完全独立是应该的，如果内容、形式都要求和共产党一样，那么，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统一战线就要破裂。把各民主党派政治地位的完全平等，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党那样，大家轮流上台执政，那不是中国所需要的。因为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领导，在宪法上作了规定，否认这点，就要修改宪法。
有些党员把“特殊材料制成的”那句话理解错了
他说，在学校里党员校长、教员和党外人士之间是有隔阂的。过去有时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引起党外人士的不满。那时，敌我矛盾是主要的，毛主席还没有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家没有受到这种教育，缺点是免不了的。有些党员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利用斯大林那句话，说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认为这些党员把这句话理解错了，斯大林这句话无非是说共产党员在对敌斗争、克服困难等方面的英勇斗争精神，并不是说共产党员比别人了不起，有资格看不起别人。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资格老的党员比较谦虚、谨慎，受到人们的尊敬，有些年轻的党员、预备党员缺乏这种修养，一般受人反对的，正是这些党员。他们的缺点也正是缺乏应有的教育。
揭发人民内部矛盾，也要分析具体情况。如果认为什么矛盾都可以揭发，那是不妥当的
最后，他说，统战部要求民主党派协助共产党整风，揭发矛盾。人民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是不是都可以揭发呢？他认为这要分析具体情况。如果认为什么矛盾都可以揭发，那是不妥当的。他说，主要是揭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等方面存在的“三害”，这个范围是十分宽阔的。有些问题如涉及到宪法、政策、法令的问题，或者大家公认的，了解的，如知识分子、资本家该不该改造的问题，就可以不谈。谈了，浪费时间，也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当然属于学术研究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情。矛盾有主要的和次要的，还是抓主要的。像物价问题，前个时期有几种商品价格上涨，帝国主义乘机造谣，说中国不够吃了，不够穿了，发生经济危机了，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报纸作了答复。这些问题，我们稍不留意，给帝国主义钻了空子，是犯不上的。
陈豹隐先生说，以上就是我学习毛主席讲话的体会。最后，他说，我的谈话和陈其通四同志的文章是不同的。他们不主张大胆地放，怕放出毒草、臭花。我主张大胆地放，但是有目的地放，而不是乱放。其次，有人说我这番话在前个时期讲早了一点，现在我认为并不早，因为有些人已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末了，他说：这是我一家之言，对不对，欢迎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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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
我对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的发言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有些共产党员的思想作风是有缺点，甚至有错误，开展这次整风运动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做为一个执政党，能这样诚恳、虚心地吸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来改进工作，纠正错误，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和现在一切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绝不能做到的，因此我认为，做为一个中国的公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应该站在爱护党的立场，以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来给党提出意见，帮助党整好风，以便使党能更好地领导我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但在葛佩琦的发言中找不到这样一点精神。
目前物资供应是有些紧张，因为人民的生活提高了，物资供应不上。但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大家应该帮助国家多出点办法来逐渐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国家出口物资是比以前多了，但这样做是为了换取我国更需要的其他物资，这点是应该理解的。至于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人太多，倒是应该提倡节约，但这些人不完全都是党员。
我觉得“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的说法，更不对，老百姓并没有委托他发这样的言，我不知他的发言是根据什么调查资料，代表那一部分人。有些党员在团结非党知识分子的工作中是有缺点，但不等于说人民和共产党疏远了。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非党知识分子，曾经在一些政治运动中遭受到过火的斗争，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一度很不愉快，但是我却没有产生对党疏远的思想。我想，老百姓是有眼睛的，他们看见了过去，也看见了现在，体会是很深的。他们目前虽然暂时吃些苦，有些不满意，但也会懂得将来的生活是会更好的，因而会谅解国家的困难，绝不会像葛佩琦说的那样。
葛佩琦发言的最后一段里提到“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我觉得说些气愤的话是可以的，但他这种话是带有仇意的，这是对党的威胁口吻，不是爱护的态度，不是帮助的精神，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北京房地产管理局
修建工程公司工程师 张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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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葛佩琦的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对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的新闻中葛佩琦讲师的发言，有些不同看法。
葛先生发言中说：“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意思是指只有党员、干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大多数人民生活的水平都没有提高。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拿我来说，解放前家里闹粮荒，什么都吃不上，被迫流入城市当了纺织工人，干了三、四年，一个月除了刚够吃窝窝头、小米粥外，连一件好衣服都买不起。现在一般技工每月收入六十到七十元，不但吃大米、白面，还穿个料子裤，许多人还带上手表，骑上自行车。农民生活也提高了很多，解放前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常喝糊糊。我家五口人一年吃不上三斤肉，现在过个节就买个十来斤，过春节还杀口肥猪。过去尽吃糠菜、“糊弄顿”，现在也吃干饭了。我家在辽宁省义县石堡子村，全村一百五十户，过去有一百二十户粮不够吃，现在入了社，全都够吃。过去只有地主家在冬天生个炉子取暖，去年冬天农民差不多都生了“洋炉子”和“地闷”。还有很多户买了缝纫机，过去穿土布，现在都是带色的细布，有的还单买华达呢。过去生活苦，那有心情玩乐，现在大家生活提高了，也把村里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了。如果提起过去生活，那个不恨旧社会！那个不拥护共产党啊！什么人生活不好了呢？当然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是不如过去了，他们是会怀恨共产党的。
我认为葛佩琦先生应该走出办公室，到真正的工人、农民家里去看看，就会感到自己的发言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北京农业部干部学校 郑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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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高深的理论我不懂，但是普通常识还知道一点。当我看到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讲师的发言，不禁口噤目呆。我反复的看了两遍，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
我是一个军人，我知道军人的职责是保卫祖国，我也知道我们愿意为之牺牲流血的祖国是六亿人民的祖国。但是，我从没有想到我们所保卫的亲人还包括反革命在内。我还相信，我的那些手执武器日夜守卫在边疆、海防、工厂、矿山的战友们，也不会想到我们所共同保卫的亲人还包括反革命在内。当我们走在公园里遇到一群小朋友，他们天真澜漫地叫着“解放军叔叔好！”我们嘴里回答“小朋友们好！”心里说的是“我们要坚决保卫祖国，保卫你们的幸福生活。”可是，作为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当他听到葛佩琦讲师的发言，心里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葛佩琦讲师还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我不知道“人家”指的是谁，但是我知道：满清政府割地赔款卖过国；袁世凯订了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卖过国；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卖过国；汪精卫当汉奸卖过国；蒋介石现在在台湾还在卖国；说中国的月亮不及美国好的林语堂最后连中国人也不愿做了。……算来算去，只是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后，才终止了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卖国罪行……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给谁提点意见才好。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给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上提一个意见，希望他们今后加强一下联系实际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否则，教育人的，自己不先受教育，如何能“为人师表”？何况，解放已经七年多，居然……
附记：也可能在广开言路的时候，发表这几百字，对人民日报说来有点不便。但我想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无名的小草小卒也该有权小放小鸣。
北京复兴路24号 杨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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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什么阻碍着内蒙古文艺事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林沫
内蒙古文艺界存在着许多问题，严重地阻碍着自治区内各民族文艺的繁荣和发展。由于领导部门有“三个主义”在作怪，使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愈堆愈多。
在上个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本报驻内蒙古记者站和自治区文化局又联合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在这些会上，内蒙古文艺界的问题得到大量的揭发。
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对文艺
工作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
和教条主义
发言的很大一部分是批评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许多人认为宣传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
剧作者周戈说：宣传部领导上平时对文艺工作中的复杂现象和问题，不去进行研究和了解，遇事就临时抓一把，要文艺工作者配合宣传，把文艺工作看得十分简单。我们希望宣传部最好有一个懂得文艺的部长领导文艺工作，于是领导上就批评说：“你们都要求领导上像梅兰芳那样，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文艺工作者平时有句对领导消极不满的话：“反正文艺工作上死不了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对文艺问题不大管，但对文艺干部的思想有时却扣得很紧，遇上问题就乱扣帽子，什么“反领导，反党”等等。
曾在宣传部当过三年文艺处处长的陈清漳说：内蒙古文艺界的问题过去曾长期存在着，不断发展，这就是对文艺问题的许多争论，特别是和领导上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各有片面性，有争论是正常的，但却没有引向学术问题好好探讨，往往被湮没在个人之间的意气中，把学术争论庸俗化了，而且不同意领导上的意见，往往就被认为是反领导。这个矛盾发展到肃反，有的就把内部矛盾错认为敌我矛盾，挨了整。这样把问题压了一下，但实际上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更深了，不少人沉默不语了。
内蒙古文联主任尹瘦石说：我认为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教条主义，而且是占主要地位的。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往往理解为工农兵题材，忽视了题材的广泛性。而我们某些文艺工作者也有缺点，过多地强调文艺的特殊性。领导上以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你意见提得多一点，就扣你个帽子，脱离政治，反领导。领导上对文艺工作者的不同意见，是很难听进去的。这就妨碍了对文艺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听说中央曾指示各省和自治区一年要讨论一次文艺工作，我也曾向内蒙古党委作过这样的建议，但始终未这样作过。党委宣传部平常对文艺界过问少，问题当然就很多。有了问题，就临时抓一把，整一下，这样怎么能搞好呢？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求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精通文艺，但是否可以多接触，多了解，找文艺干部谈谈，可惜这样的事也是很少的。不了解，不关心，如何领导？就只有以教条主义来领导，以官僚主义对待文艺干部。
有些青年作者不但得不到
领导上的培养和帮助，有时反
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
蒙古族青年作家乌兰巴干说：在内蒙古有些青年作者，不但得不到领导上的培养和帮助，有时反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过去七、八年，我一直是在业余搞创作，白天工作，夜里写文章，每天只睡四、五小时，写出了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我为什么要写它呢？过去我们的爹娘用求神拜佛的办法找幸福，一步磕一个头，磕几十年到五台山去；我们的祖先为反抗异族的压迫，也举行过多次的武装反抗，流尽了鲜血。但是到五台山的也没找到天堂，多次的反抗也都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失败了。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们幸福，给了我以力量，我们的民族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草原和人民，我觉得应该反映这个大变化，一个蒙古人的良心促使我去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受批评，挨斗争，说我是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没收我的桌子和灯，各方面为难，最后发展到甚至要没收我的稿子，罪及作品，使我所写的人物在纸堆中喊冤。我为此事曾经神经失常一个多月。打击我的就是曾经在内蒙古日报东部版担任副总编辑的周达理同志。我觉得他有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认为蒙古人落后，不相信他们会写出东西，所以受他打击的蒙古青年不只我一个。他不理解文艺创作和文艺的作用，他说小说是瞎编的。他认为我每天夜里写东西是不干正事，甚至怀疑我是作坏事，派人监视我。我虽然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有一个时期身体也很不好了，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一直把良心当作铁帽子顶在头上，坚持写作。最后终于得到全国作家协会和内蒙古党委领导上的支持和帮助，使我能够安心地从事文学事业。不过我觉得在这次整风中，对于像周达理这样思想作风不正的同志，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和团结的精神，给以应有的教育。
在会上，很多人都批评文联、作协、美协内部党与非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高墙；个别领导人独断专行，缺乏民主，在文学、艺术作品上，用不正当的手段抬高自己，压倒别人；在文艺工作者之间，排老欺新；在文联和文化局之间，由于个别领导人关系不正常，使部门之间形成门户之见，在很多问题上，不是团结共事，而是互相排斥。
作协的两个非党员副主席有职无权，副主席纳·赛音朝克图说话不顶事，连勤务员都支使不了。他是一个民族作家，但却被分配作编辑和翻译工作，使他很难从事于民族文学的研究和创作。
内蒙古文艺界要繁荣创作，百花齐放，必须整顿队伍，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
文艺刊物“草原”的编辑组长杨平说，作协的个别领导人口称繁荣创作，但却把创作室取消，搞光了别人的创作条件，自己则是关门创作。对别人的长篇小说，不让在“草原”上刊登，而自己的就可以登。安谧同志过去在创作室写了不少诗，现在创作室取消，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受到了限制。杨平认为，内蒙古文艺界要繁荣创作，百花齐放，必须整顿队伍，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文艺团体要建立集体领导，消除少数人操纵一切的坏习气，开展民主批评和自由讨论的风气，同时还要开辟出版园地，不然，外边的一些新鲜空气就吸收不进来。
美术工作者乌恩说：过去由于我批评了官僚主义，就受到打击。只要对党和人民不利的事情，我就要斗争，正因为这样，受到某些领导人的厌恶。有的人是糊里糊涂入党的，我对有的党员是不承认的，因为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还不如非党同志热情和勇敢。美协的个别领导人缺乏民主，遇事独断专行，对大家有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心里不满意，不敢谈，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举行美术展览会，大家不愿画，沉默以示抗拒。美术界理论水平高的被批评，画得好的外调，很不利于美术事业的繁荣。有的领导人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思想，排斥民族干部。美协成立时，最初没有朝鲁（蒙古族），后来事情闹到中央，朝鲁才当了副主任。
有些同志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对文艺干部、文艺活动很少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
周戈说：文艺界不团结，思想根源之一，是我们有些同志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在作怪，对文艺干部、文艺活动很少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就说交朋友吧，在自治区工作十年，应该有个蒙古知心朋友，但这在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之间却说不上。口头上讲团结，但办事情只从自治区的大多数汉人着眼，当然就忽视了民族特点。同时，在有些汉族干部的内心深处，对民族干部总有些轻视和瞧不起的心理。如美术工作室归文化局领导，文联有些同志就觉得，他们有谁能领导？还不是望着文联呵！如文化局进行文艺评奖，也在背后冷言冷语说：“他们评就评吧，反正是有钱无处花么！”这就使有些民族干部产生反感和排挤心理，把一些不好领导的汉族干部排挤出去。但责在我们，因为你不好好帮助，逼得人这样作。文化局副局长布赫同志常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但很多事也缺乏商量，因此由人的关系又造成部门之间的磨擦，在工作上是互相牵制，而不是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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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闻纪录影片不受社会重视
发行放映等方面都有严重缺点
本报特约稿 新华社记者刘佩珩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徐肖冰，从江苏、上海等地区视察归来，现在正在北京进行视察工作。他在视察中发现新闻纪录影片在农村城市放映、发行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有些影片很少或根本没有和观众见面的机会。他在江苏的扬州、镇江等专区了解到农村很少看到新的新闻纪录片，有的地区根本看不到新片，偶尔放映的片子还是去年和前年的旧闻纪录片。去年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为农村拍摄的“新农村”，电影发行公司当时并未洗印，这些片子没和农民见面就打入了“冷宫”——仓库。有时电影发行公司把一些时间过的太久的纪录片发给放映队时，观众不欢迎，放映队人员也有情绪。故事片每部片子要印数百个拷贝，而新闻纪录片的拷贝却洗印得很少。纪录片如“苏联舰队访问中国”等，没有印拷贝，曾获得国际荣誉奖的“桂林山水”，只印了二个拷贝。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万象更新”摄制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最后也只印一个拷贝。
有些大城市里放映发行新闻纪录片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上海四十一家电影院中唯一的一家新闻影院——曙光新闻电影院，还给挤掉了。这个电影院座落在交通不便的一个地方，改为新闻电影院后上座率一直是很好。最近，由于话剧界的争鸣，要求演出阵地，文化局没和影院联系，便决定移交给电影演员剧团演出话剧。北京红星电影院原是专映新闻影片的，但是，市人民委员会不顾电影局、电影院的反对就把这座新闻影院取消了。红星影院专放映新闻纪录片，去年第一季度就放映了七百场；取消这座影院改由北京十五家影院加映新闻纪录片后，今年第一季度才放映四百六十场，观众人次仅达去年同时期的一半。各大城市影院加演新闻纪录片时也存在问题。北京、广州等地有的电影院在放映故事片前，加演新闻片时是开着灯放映的。苏州的影院是放映完故事片观众陆续出场时才放映新闻纪录片。还有些影院干脆把新闻纪录片存入仓库不放映。
新闻纪录影片的宣传工作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情况。上海市文化局专门对电影进行宣传的机构，很少或根本不谈新闻片宣传的问题。在报纸杂志上也经常看不到介绍和批评新闻片的文章。“大众电影”是电影专刊，但从今年第九期刊登的剧照就可看出，“不拘小节的人”是黑白片而用彩色板制剧照，纪录片“移山填海”原是彩色片，却把它印成黑白剧照。
由于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新闻电影摄制人员和绝大部分的创作干部对自己的事业感到信心不足，没有奔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班毕业的学员，也不愿到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
目前新闻影片在发行、放映等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他说，这个问题主要应由有关领导部门负责。希望有关领导部门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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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成立
本报乌鲁木齐3日电 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于6月1日正式成立。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维吾尔、哈萨克、达呼尔、塔吉克、塔塔尔、蒙古、乌孜别克、柯尔克孜、锡伯、回、汉等十一个民族的代表一百二十人。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穆斯热波夫率领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严文井都远道前来祝贺。会议总结八年来自治区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发展，认为：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导下，新疆各民族的文学事业，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民族的斗争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现在新疆的人民、青年两出版社共出版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的文学选集达二十多种。会议在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时，作家代表对自治区文联领导部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文艺刊物的编辑都提出了批评。大家认为，自治区所办的文艺刊物还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需要为文艺工作者多开辟些“鸣”“放”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