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邀集各族各界民主人士座谈整风
本报乌鲁木齐2日电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于5月31日下午开始邀集各族各界民主人士举行座谈，座谈会由第一书记王恩茂、书记赛福鼎主持，王恩茂同志诚恳地征求对党委的批评和意见，帮助党进行整风。会上，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炼钢专家余铭钰说：宗派主义不仅表现在党与非党之间，而且还有一种以少数人为中心的宗派主义，使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更受损失。这应该说是大宗派主义之中还有小宗派主义。大宗派主义固然要整，而小宗派主义也要整。余铭钰认为，在经营管理上的官僚主义会使组织庞大，机构臃肿，有些厂里非生产人员占了全厂人数36％，也就是说一个干部还管不到两个人。这样就使成品价钱很高，工业生产无法发展。余铭钰建议整风后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来防止领导人不再犯三大主义的错误。
有些干部作风不好
希望领导上加强教育
自治区粮食厅厅长胡赛音·木拉托夫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说：解放几年来，在共产党特别是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培养了许多民族干部，都安置到了适当工作岗位上，使过去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干部有了为本民族服务的机会，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也有不健康的现象。他批评有些干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群众的老爷，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干部，简直像个旧官吏。打群众，骂群众，和群众的关系搞的很坏，群众在这些干部的面前，非常恐惧，当然不敢向他们讲知心话。古人有句话：“软话能把石头化成水”。这个话是说，工作中，只有通过正确的方法，才能有好的效果。现在有些干部却不注意工作方法，有些干部甚至作风非常恶劣。本来，干部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希望今后配备、提拔干部时，应注意政治条件和道德品质。他觉得过去只注意了被培养或提拔者是否是党员，而对他与群众的联系、工作方法等则注意不够。这一点希望领导上纠正。
关于尊重民族干部职权的问题，他说，我觉得我在粮食厅不但有职有权，和党员负责同志的关系也很好。存在的问题是，目前，配备的民族干部不足而汉族干部却多，对此我曾想提意见，但怕戴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而没有提。现在我提出来，我以为有些单位民族干部少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
政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任买合买提江·买合苏木说：我现在比过去消极多了，胆子也小了，不敢提意见。原因是我过去曾因政协方面的工作给党委统战部和有关领导同志提出不少意见，但长期得不到答复，因此，也就不敢再提意见了。他说，我认为政协的任务应当是帮助人民委员会进行工作，经常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自治区政协没有能很好的完成这一任务，没有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但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怪我们，主要的要由党委统战部负责。因为我们工作中有了困难，找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解决，有时找一个月也找不到，这样工作当然作不好。1956年人民代表大会有六十多件提案还未处理，这些提案都是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人民代表也经常催问，但一直无法作答。当然我们也有官僚主义。因此群众认为政协不能为他解决问题，这样群众和政协就发生了矛盾，政协委员因看到问题解决不了，也就不再提意见了。
切实克服大汉族主义发挥少数民族干部作用
水利厅副厅长马吉提·阿克毛拉也夫说：自治区成立后，提拔了许多本地民族干部，特别是提拔了一部分本地民族领导干部，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提拔中只注意了政治条件，没有注意工作能力等条件。同时派了民族领导干部以后由于下面没有民族干部，民族领导干部实际上是“空头司令”，只好向汉族干部布置工作。可是工作中却遇到了汉族干部光接受任务而不执行任务的现象。这样就影响了民族领导干部的工作情绪。这当然不是说下面的汉族干部都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但是有些汉族干部确实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对这些问题，民族领导干部不好讲，怕讲了不听，我建议确实实现民族化，改变这个情况。
另外，我感到自治区人事局没有担负起自己的任务，干部不强，他们不知那些机关缺什么干部，当然也不知道派什么样的干部，派的干部也不大受人欢迎。我希望加强人事局的工作，使其能担负自己的任务。
米吉提说：关于水利厅民族干部很少的问题，我曾提过多少次意见也不顶事。去年自治区成立了好多水文站，适合民族干部工作，可是配备的干部中多是汉族干部，我提意见希望增加民族干部，因厅长不同意，我的意见没有起到作用。我认为水利厅对培养民族干部是不重视的。比如，原来水利厅计划办四个学校，培养本地民族水利技术干部，以后决定办一个，只招收两千人，我觉得这个数目太少了，因为汉族干部在工作中是有很多困难的。比如我们派下去的有些干部，由于语言不通，作不了工作，只好帮助农民拔拔草。
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新疆学院副教务长文斐然、新疆医学院副教务主任徐天一、水利厅副厅长王寿亭等人。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第2版()
专栏：
改进外国书刊进口工作
国际书店邀请科学家举行座谈会
本报讯 5月23日国际书店进口部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科学家曾昭抡、钱伟长和陆士嘉，座谈了当前外国书刊进口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关于国际书店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曾昭抡认为，国际书店服务的对象主要应该是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其次是一些厂矿，也应该适当照顾到科学家个人。他说，现在的订书批准制度应该改变。哪些单位可以订进口外文书刊，应该定出一个原则。
钱伟长认为，以我们国家之大，一年进口一百五十万英镑科技书刊不算多。外汇当然是要省的，但国家不应在买书的外汇上斤斤较量。节省外汇，一笔机器订得不好便不知浪费若干外汇，出国的代表团也可以少一些，人数也不要那么多。
陆士嘉同意曾昭抡和钱伟长的一些看法。她认为，外汇要节省，但今年只用四十万镑买新书和1958年期刊是少了，要争取增加一些。
关于外国书刊进口和发行的体制问题，曾昭抡认为可以考虑在几个大城市也办理书刊进口，按国内地区或国外书商适当分工，不必全部集中在北京。钱伟长也同意这个意见。他还很不赞成国际书店把外文书的发行工作划给新华书店。他说，这是把一桩事情分成几段来办。现在分段以后，读者给两个书店当作皮球踢来踢去，怎能意见不多？他主张国际书店把整个外文书刊的进口和发行工作担当起来。
影印书刊工作也要重视。钱伟长说，影印工作同进口工作息息相关，国际书店不应不管。现在影印书刊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他说，前几年他在兼管影印工作，不但出书快，价格低，装订还好，现在有了国家的专业出版社，事情反而糟了，真是想不通。他认为国内需要在一百册以上的外国书刊都应影印。现在影印工作的组织要调整，力量不足要增强，设备不够要进口，技术员工不够要加紧培养。这不是浪费，而是节约。
钱伟长还主张保留目前北京的专家服务部，并认为上海也应设立一个。但专家服务部书籍的质量要提高，现在看到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教科书进口几本就够了，多了是浪费。谈到国际书店门市部的苏联图书，曾昭抡和钱伟长都认为现在有四多一少，四多就是儿童读物多、中小学教科书多、政治书籍多、科学普及书多，一少就是高级的专门科技书少。他们希望立即改变这种状况。钱伟长还要求国际书店特别注意国际学术会议文献和各国专利文献的进口，认为这是对科学研究极关重要的。
陆士嘉认为对过期期刊的订购单位应该有限制。每个新单位都要从外国进口原版过期期刊是不可能的，他们应该在国内买影印版的刊物。但过期期刊，我国每种保存一套是不够的，他认为，每个大区的中心都保存一套是合适的。
关于国际书店的内部工作和领导问题，钱伟长等认为这几年书店的工作是有进步的。他们希望书店方面多同科学界联系，争取科学界的帮助。他们认为，许多专业学会和科学院的二百三十位学部委员都可以给书店一定的帮助。书店目前人力不足、干部水平低、房屋设备等困难和上级领导不够重视等问题，他们愿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促请文化部注意解决。
第2版()
专栏：
副省长的儿女们
新华社记者 萧璜
这里的人们都一致称赞福建省副省长蓝荣玉的九个孩子，说他们不失劳动人民的本色。
“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去访问了这个子女众多的家庭。迎接我的是他们的大女儿、初中学生蓝德莲。这个十八岁的姑娘在七年前才由闽西家乡来到福州，开始上小学二年级。因为父母参加革命工作，在这以前，她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从小上山劳动。在小学里，她是“三好”优秀学生，全校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现在是青年团班支部的组织委员。她和她的大弟弟蓝民都是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由小学保送到初中的。他们的老师告诉过我，他们都是好学生，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谁也感觉不到他俩是副省长的儿女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由德莲接待我。她领我走到楼上的房间里，这时她的四个念小学的弟妹正围着桌子在温习功课。这房间是蓝副省长的书房和会客室，陈设简单，可是很干净，有条理。
我注意到孩子们的衣着，他们都穿着旧而宽大、但是洗得很干净的布料衣服。原来，他们的衣服大都是姊姊、哥哥穿过的，只有当破得不能再穿的时候，才做新衣服，把破衣服拿去垫鞋底。十二岁的蓝清骄傲地对我说，今年夏天他就要自己学习洗衣服了。他的大姊和大哥，老早就已经自己洗衣服。除了两个还在幼儿园的弟妹和一个只有两岁的小弟弟以外，他们六个人每天都自己叠被子，洗饭碗，还轮流打扫房间，跑一段路到机关食堂里去打菜。有一次，十岁的小和忘了去打菜，想要保姆帮忙，被妈妈阻止了，从此以后，大家再也没有忘了打菜。
当我拿出糖果请孩子们吃的时候，谁也没有动手。原来，他们已经养成习惯，要等妈妈或者大姊来分配。他们的零用钱也有规定的，除了大姊年长每月一元外，在上学的孩子都是每星期五分钱。德莲说，妈妈最近告诉他们要响应国家勤俭节约的号召，要少吃糖果。
在楼下空地里，蓝清还领我去看他们自己种的豆荚、凤仙花和玫瑰花，他说：这些全是我们自己栽的，我们还养着一群小鸡呢！
七时到八时半的自习时间结束了，大家玩起转盘游戏来。在游戏时，兄弟姊妹们显得很友爱，每次总是让年幼的先玩，哥哥和姊姊站在旁边看，为失败者打气，为胜利者欢呼。大姊德莲告诉我，爸爸妈妈从来不打骂孩子，即使有时小弟妹提出了生活上不合理的要求，父母也是对他们耐心说服教育，因此大家习惯于生活在和睦的空气里。
我问起了孩子们的志愿。性格文静的三妹蓝兰说她愿意做个医生。德莲替她补充说，她今年就要高小毕业了，妈妈说，如果考不取初中，就要准备参加劳动。我说，你们不怕劳动吗？德莲说，爸爸妈妈常常讲过去打游击时代艰苦斗争的故事给他们听，还常常要他们和穷苦人家的孩子去比。她说，他们理想是要用自己的劳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九时半，孩子的爸爸妈妈还都没有回来。三个大孩子送我出了大门。他们说，“六一”儿童节他们还要开个家庭茶话会，检查自己在一年里的进步和缺点，欢迎我去参加。
第2版()
专栏：
锣鼓喧天百里江面泛龙舟
汨罗江农民纪念诗人屈原
新华社汨罗2日电 今天是端午节，湖南省湘阴县汨罗江畔人民举行了“纪念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龙舟竞赛大会”。今天天气晴朗，汨罗江下游百余里长的江面上，到处龙舟如织，锣鼓喧天，近三万的男女老少农民，一清早就穿上节日服装，齐集江岸参观龙舟竞赛。仅据汨水，河市两个乡统计，就有三十多条龙舟在汨罗江下游的屈潭、河市、沉沙港等地江面上热烈展开了划船竞赛。
汨罗江在湘阴县北部，两千多年前屈原在这里投江自杀，附近有屈原墓和当地人民为纪念他而建的屈子祠。相传屈原放逐居此，并在此作“离骚”、“九歌”等伟大诗篇。昨天端午节前夕，附近几十里内准备下水参加竞赛的龙舟的桡手们都曾先到这里来朝庙。从早到晚，庙内整天炮竹、锣鼓，热闹非常，附近人们像潮水般涌来参加朝庙仪式。许多中小学生也到庙里来表演龙船舞，朗诵民间流传纪念屈原的诗歌，或者到屈原坟前扫墓。
第2版()
专栏：
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杨明轩建议党加强对党员和对全体人民法制思想的教育
他说：某些地方党政不分，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杨明轩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例如去年冬天他在广西、广东视察中，发现一些州、县、乡的重大工作，往往都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委员会的讨论和通过，有不少是由当地的中共组织或干部会议来决定实施的。其结果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不能按期召开，人民不能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和政府委员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力，他认为党、政不分问题的存在，是和党的领导不够重视社会主义的法制分不开的。因此他建议党应当加强对党员对全体人民法制思想的教育，并且注意对这方面的工作领导，严格执行已有的法律、规章、制度，逐渐完备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
他看到有些地区对党外人士既不放心，又不设法帮助
其次他谈到党外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他说他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区党外人士的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甚至副省长往往具体分工管理的工作本来不多，但是就是这样，还常常有些事情已经办完了，还没有人向他们报告；有些地区甚至办公会议和人民委员会议也很少召开。这样，就妨碍了非党人士工作积极性的发挥，这个问题，我认为实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既不放心非党人士能够把事情办好，又不设法帮助非党人士，结果影响了非党人士的积极性，自己也没有把事情办得成功。他认为只要非党人士能够从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而且能够踏踏实实地埋头工作，把事情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就必然会相信自己，尊重自己。相反，如果非党人士像现在批评的那些共产党员那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骄傲自大，计较得失，当然就不会把事情办好，自然也不会取得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
他认为不能把个别党组织和党员的错误同整个党混同起来
在谈到拆墙填沟的问题时，他指出要把某些党员的错误，同党的伟大和正确加以区别，不能把个别党组织、个别党员的错误同整个的党混在一起来谈。他认为，所以在某些地方有墙和沟，首先是和某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骄傲自满分不开的，他建议共产党应当在适当时期，发动党内外一起来检查统战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拆墙填沟。仅仅如此还不够，因为墙和沟是会不断地筑起来或者挖起来的，一定时期的集中检查，当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经常的拆墙、填沟则更重要，所以还应该建立制度例如恢复双周座谈会那样，来保证筑墙、挖沟的事件尽量减少；中央如此，地方也应如此。
他还认为所以有墙和沟的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问题，他认为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在和共产党合作共事中我们非党人士是否都很诚恳相处呢？是否都相信党的正确领导而敢于向不良现象进行斗争呢？他认为还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非党人士纵然有正确的意见但却顾虑重重，不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像这次讲出的很多意见，恐怕很多都是很早积累起来的。这样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产生了对党的领导的怀疑，有所戒备。因此他同意拆墙填沟，是两方面的事，大家都要来动手才能做得好。
他认为共产党员要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民主党派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最后他谈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中心问题是共同进步的问题。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只要虚心了，就会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在我国革命中的应有作用而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相信党经过这次整风，这个问题必然会进一步得到解决，民主党派方面首先应当继续加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信念，应该信任党的领导的正确，应该信任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民主党派能够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就必然能够虚心学习马列主义，进一步求得改造与进步，有了进步也就必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和党一道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相反，如果不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不虚心学习，进步是很困难的；如果长期不进步，那将不被人民所爱戴，也将不能向党经常提出有益的意见而给予监督。贺贵严说：“恕道”是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必备的道德品质
贺贵严在书面发言中说：统战工作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因素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已经做了总结的。谁都知道：统一战线是有团结也有斗争的，而且它还是以斗争来求团结的。这样，革命才得到迅速的成功。不过，提到斗争和团结，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它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还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才能迅速成功的。我知道在抗日战争当中，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上，实施了“三三制”的人事安排，使许多非党人士（包括国民党的和其他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都感到：他们所希望的，共产党已经代做了，用不着再来要求。只是自己没有一些工作表现，就享有这些成果，感到惭愧。因而每一个人都争取从各方面努力来帮助共产党。这样，革命成功快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三三制”的人事安排，我以为除了表现着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艺术而外，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恕道”。它是从“共产党要我有，也要人家有”的“恕道”出发的，是从推己及人的精神产生出来的。这种“恕道”直贯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我以为“恕道”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是极为需要的。因为有了“恕道”就可以和风细雨地对犯有错误的人进行教育，所以说“恕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因为它并不同于对抗性斗争的。所以只要有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时期，它是能够发生作用的。“恕道”原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它是一种“人己”的关系，这在中国的旧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譬如说：“推己及人谓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可以成为“人己”的平衡标准。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其中许多地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的看法，其中许多地方也包含着“恕”字的道理。例如：说到信仰自由，毛主席说：“你不能强迫人家不信宗教，不信唯心主义。”又说：“资产阶级要改造”，同时又指出：“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又如：讲到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时候，毛主席就说：“共产党有多长，民主党派就有多长。”这些话都含有推己及人的积极意义。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点，不采取剥夺的方式，除给与资本家以定息之外，还给与饭吃，给与工作。这就包含着“恕道”。这都是推己及彼，将心比心的道理。使中国的革命工作，无一不深入人心，真是所谓：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革命成功之快，岂是无源之水？！
反观现在要整的三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犯了后面两害的人，是这次意见提得最多的，我现在想对他们的思想根源举出来批判一下。他们的思想中是否还有些“恕道”——推己及人的影子呢？我想是没有的，他们是有己无人的。即使说他们没有看清楚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因素，也不算太过分吧。
首先，讲犯宗派主义错误的人，他在提拔干部的时候，不在贤能上着眼，而怀着宗派情绪，他不仅眼睛里没有看到别人，也就是眼睛里没有看到革命事业。
其次，讲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错误的人，他们不仅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处理问题，而且也没有推己及人来考虑问题，所以党的许多政策到下面执行上就发生了问题。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我以为还是缺乏“恕道”的这一平凡真理所致。我有这样一种设想：可以不可以在马列主义的理论讲座中，同时批判地谈谈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吸取其中有益于人民大众事业的因素，扬弃它带有封建性质的糟粕，这于革命会是有益无损的。
说到统战工作，更是要把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这只应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来达到统一的目的，绝不应使党员迁就落后来求得统一。不过在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时，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发现非党人士有了错误认识的时候，对于错误的动机，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给以正面的帮助，才能使人心服。在客观形势已经有了大的发展的今天，还采取不信任和粗暴的态度来对待非党人士的错误，显然是工作已经落后于现实的要求了。王绍鏊先生第一次发言，涉及到统战部对民主人士的态度问题，我是同意的。
徐伯昕批评文化出版部门没有认真处理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
一、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处理
徐伯昕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和学习工作；第二是扩大团结面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是认真处理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所反映的意见。教育和学习工作，固然是首要工作，但是认真处理反映的意见更是一项重要工作。
民进去年8月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会前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期间的充分发扬民主，对中小教育、文化、出版等各方面反映了不少的问题和意见，有的还提供了具体建议，我们都分别送请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根据教育部去年12月24日给民进的答复，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教育部研究后归纳为九项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已通知各省、市教育部门列入工作计划，同时组织了调查组分赴六省、市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对其中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已在分别解决，对目前还有困难而只能逐步解决的问题，要我们向大家解释清楚。
这样的答复，一部分还有待于在执行中作进一步的检查，但是这种答复就表现了尊重和认真处理了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是可以鼓舞民主党派帮助党和国家机关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对推动和改进工作是有帮助的。作为党的助手的民主党派来说，也更愿意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但是文化出版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处理得怎样呢，至今音信杳然，石沉大海，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般人民来信都应认真处理，为什么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竟如此忽视呢，这就难免被怀疑民主党派的可有可无了。
我建议民主党派和有关部门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双方有重要会议可以通知派人参加。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必须做到有交代、有着落。
二、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工作的联系、关心和帮助不够
从我切身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工作的联系、关心、帮助不够。当然，我们不能抹杀事实，统战部对我们民主党派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去年8月民进开全国代表大会，那正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不久，许多新的问题摆在面前有待解决，统战部及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由李维汉部长邀得我们中央领导同志长谈了一次，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当前的重要方针任务，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别是鼓励我们要在这次大会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使我们这次会议有了明确的方向。这样诚恳的帮助，对我们开好那次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由此可见，统战部的认真帮助，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有多么大的好处。既然有好处，那末为什么不更多地给我们以帮助呢？正是这一点，就是我要向统战部提出批评的地方。
我说统战部平日对我们联系、关心、帮助不够，主要有两点：
（一）从政治思想上、从工作上帮助我们提高不够，像我上面所说的在开代表大会时给我们的那样帮助究竟最多只有一年一次，平时和我们共同研究问题的机会很少，尤其在现在这大变动的新形势下，在我们民主党派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民主党派内部的一个主要矛盾是成员要求加强思想领导，而我们的领导工作赶不上成员日益强烈的要求，民主党派如何加强思想领导工作，固然要民主党派自己研究改进，更重要的还在党从政治思想方面，工作方面多给帮助。例如这次党开始整风，统战部召开这样的座谈会，约我们来放、鸣，帮助党除三害，这很好，但是关于我们应如何领导我们各地方组织进行工作，以帮助党整风，统战部还没有和我们共同商量，现在我们各地组织和会员积极性都很高，都有愿望要帮助党在整风中发挥积极作用，我想像这样重大的工作，中央统战部应该和我们共同研究一下。
（二）统战部同志和我们民主党派各方面的同志平时接触联系太少了，我们有不少同志对统战工作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们与群众较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希望有机会和统战部的同志多接触，能促膝谈心，互通声气，也希望能把他们所接近的群众的意见直接向统战部反映，但是统战部同志却很少主动与他们接触，这不知是因为统战部的同志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来呢，还是有官僚主义，希望在这次整风中能检查一下。
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重视本单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工作
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应当是发挥党派作用的基地。它的工作能否开展，固然在于组织本身是否健全，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否重视民主党派的基层的作用。因为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机关、学校企业的党组织就是该机关学校企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尊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给以信任，在工作中真诚合作，充分运用和发挥它的作用，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以民进来说，我以为目前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关系大体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作得好的，党的基层组织一贯重视我们的基层工作，通过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布置中心工作的时候能够主动和我们联系，约邀我们基层组织的代表参加共同研究。向我们说明党的政策方针，对我们提出要求，听取我们的意见，通过我们团结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比如去年有不少单位运用了党派的力量，工资改革工作就做得比较好。第二种情况是彼此相敬如宾，客客气气。表面受到尊重，实际上很少得到经常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第三种情况是不听取我们的意见，也不要求我们配合工作，甚至有所歧视，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议布置工作时，不要民主党派参加，思想上根本没有民主党派地位。认为有民主党派是麻烦。有的学校党员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党对民主党派的“恩赐”，有的怕民主党派提意见，甚至有“天下是我们打的，你怎么能监督我”的说法。这种宗派主义情形是严重的。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但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我建议党对在基层中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行一次检查，把好的经验总结和交流，对那些犯有宗派主义的党员或者党的基层组织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大力加以克服，并且在党的基层组织内经常进行统战政策的教育，以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现象。
邵力子建议加强对孙中山先生的宣传
邵力子在发言中说，去年党对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很使人感动，对党内外的教育意义都很大。但是，党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还是不多的，这方面的教育还不够。去年清华大学要我去讲演，我看到会客室里有世界伟人的照片，但是没有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今年到一个工厂去，也看到同样情况。如果只挂毛主席像，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挂上外国人的肖像（当然，不是指马、恩、列、斯），而不挂中山先生肖像，我有意见。
他说，去年我到广东视察，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的人介绍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句提到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孙中山先生的讲演陈列。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毛主席全力组织的，但是孙中山先生有篇文章讲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什么不放进去呢？
邵力子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对的。但这只是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列时可以这样提，平常不必这样提。本来，对辛亥革命的这种分析、估计，并没有看不起辛亥革命的意思；但是青年人在学习理论的时候，有教条主义现象，容易低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绩，以为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反动的，没有意义的。
邵力子举例说：去年我们正在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党报发表的文章当中，提到孙中山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社会主义有各种形式。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算孙中山先生不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在纪念他的时候这样说呢？这句话，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年轻人就容易误解，以为孙中山先生不值得学习，不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