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声明拥护周总理报告
坚决同章乃器等右派斗争到底
新华社27日讯 今晚在北京联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继续加强对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进行斗争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在6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国几千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伟大变革的基本完成，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使全国人民受到了最大的鼓舞，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周总理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指出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对于保证能够纠正和克服一切错误和缺点所具有的生命力，使全国人民进一步增强了信心，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周总理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有系统的严正的批判。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增加了我们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我们两会代表全体会员和全国工商业者，对于周总理的报告，表示完全拥护，保证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反动活动，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右派分子章乃器为了达到他的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一贯地运用两面派的手法，在表面上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在实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打掩护。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正式发表后，他对于自己歪曲毛主席教导的卑劣行为，仍然没有丝毫悔悟，而始终坚持他的谬论。更令人愤慨的是在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夕所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章乃器不仅坚拒报告中对右派分子的严正批评，而且对党大事诬蔑，这表示章乃器坚决顽抗到底，不惜自绝于人民。
自从我们两会关于“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的指示发出后，各地会员和工商业者认清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一致感到无比的愤恨，展开了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的正式发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使我们能够依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进一步辨明是非，分清敌我，更好地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在我们会员和工商业者中间，有一部分人还没有从右派分子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我们对以章乃器为代表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就是为了使大家认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孤立右派分子，使原来受右派分子影响的人，能够很快地改正错误，参加到斗争中来，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更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周总理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在同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坚决斗争的同时，我们愿意正告他们，你们应该深切的体会周总理的语重心长的恳切劝告，立即向人民交代自己的严重错误和反动行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对你们开着的，如果你们始终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继续采取破坏社会主义的行动，那末，全国人民决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宽容！
全国工商业者，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
紧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坚决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第2版()
专栏：
民建和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揭露：
章乃器坚持错误拒绝检讨
荣毅仁认为工商界应吸取教训加强自我改造
据新华社27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今天晚上联合举行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批判章乃器最近发表的荒谬言论。
这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继续加强对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进行斗争的联合声明”。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民建中央常委、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向大家介绍了章乃器在讨论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时所发表的荒谬言论。章乃器不同意周总理在报告中对他的批评。章乃器为他自己辩护。他说他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悲观过”。他说，他在解放前就反对资本主义。他说，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更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指中国共产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说，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
章乃器说，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了调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说服资产阶级诚心诚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章乃器攻击共产党“没有按照列宁的原则”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改造。他认为“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搞得大了”，“工商业者没有完全抬起头来，发挥积极性有困难”，“在公私合营以后提脱胎换骨是过急了”。他说，他的关于“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说法，意思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
章乃器说，他的言论行动没有离开毛主席明辨是非的六条标准，他说他没有修正主义，他的言论、生活和行动没有离开过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国务院对他进行检查，检查越彻底越好。
章乃器说，他提意见有个分寸，就是照顾中共中央的威信，他说他“爱护党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他说，他虽然比党员差，但同国家干部比并不差。他说，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万分尊重的”，他的言论没有一点批评过中共中央，他批评的是中共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
章乃器不承认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有危害性，他说如果发生了危害，他愿“勇敢地接受批评”。他说他“绝对没有意图在工商界找市场、找鼓掌”。他还说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作一个政客，没有“言不由衷”。他说，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
章乃器在发言中，还攻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偏听偏信”、“断章取义”。
在王新元介绍章乃器这些伪装自己、把自己美化的言论时，会场响起了一阵阵的讥笑声。
接着，王新元对章乃器这些反动言论进行了批判。他说，章乃器是彻头彻尾的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他必须坚决地进行斗争，使广大工商业者不致上他的当。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荣毅仁等十四人。他们在发言中指出，章乃器在看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仍然散布荒谬的言论，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自绝于人民。他们表示要和章乃器划清界限，跟他斗争到底。他们说，章乃器必须彻底交代。荣毅仁认为，工商界人士应该通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吸取教训，加强自我改造。
章乃器没有参加今天的会议。
第2版()
专栏：
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蒋光鼐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正式发表了。这一伟大的文献，对于解决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更紧密地团结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进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于当前反击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发挥着巨大的威力，起着极其重大的指导作用。
在党的整风运动展开以后，我国的政治生活显得特别活跃。人民群众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愿望出发，善意地向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这对于帮助党克服缺点和错误，加强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无疑地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右派分子却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乘机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猖狂进攻。他们在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中，吹出了一股腥风，散布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根源”、“撤销学校党委制”、“公方代表退出企业”、“撤销党中央各部并入人大常委会”等等反动谬论。拆穿来看，其实质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其目的妄想扩张他们的影响，大量收集他们的支持者，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企图。然而，右派野心分子们的估计完全错了。在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即嗅出了他们的气味，看到了他们的阴谋；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由于经过解放后一系列革命斗争的学习和锻炼，也感到了他们的风头不对，用心叵测。而右派分子竟至得意忘形，得寸进尺。于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思想斗争展开了。为了保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全国人民向右派分子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右派分子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谁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由、平等？谁把被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得像一个巨人？谁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空前统一？谁把被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中国变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中国？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又只有谁才能保证把中国人民领导向更加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可以从他们的切身经历中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难道右派分子们竟至如此糊涂么！不，他们根本不愿意想这些问题。他们挖空心思想的，是如何削弱和搞垮共产党的领导，如何阻挠和摧毁社会主义事业。这些恶毒的右派野心家们，完全漠视了现实，根本不顾党一再提出的警告，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便挺而走险地妄图一逞，丧心病狂地向党进攻。他们为了满足其野心，实现其阴谋，竟妄图把中国人民重新陷于黑暗的深渊。“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国人民为了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向右派分子鸣鼓而攻之，也正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
我们民革的同志，也绝不能容忍反派分子的阴谋得逞，我们必须坚持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站稳立场，辨明是非，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向他们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
许多民革的同志都可以从他们切身的政治斗争经历中回想得到，在解放前的漫漫长夜里，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为了寻求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富强，曾经过多长时期的摸索，才找到了光明的坦途？曾经过了民革党内外多么艰难的斗争，才逐渐承认和衷心接受了党的领导？就是在我们每一个民革同志的思想上，也是经过多少反反复复的斗争，才真正认清了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把我们引向正确的坦途，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如今，右派野心分子竟企图把我们再度拖入歧途，我们必须坚决与之斗争，除去这些“害群之马”。
目前，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右派分子的真面目愈来愈加暴露出来。他们见势头不对，有的仓皇退却，来一个敷衍塞责的检讨；有的企图转移目标，说什么“不知道向党提意见还有界限”；有的蒙混抵赖，说自己一直是“左派”，说错了话是偶尔失言；有的还负隅顽抗，拒绝向人民作交代。我们必须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更好地掌握思想武器，向右派分子猛打穷追，直到他们老老实实承认错误、缴械投降为止。在这里，我也要警告那些右派分子们，在毛主席讲演武装起来了的广大人民面前，任何欺骗、抵赖、抗拒都是徒劳的。你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彻底承认错误，痛改前非，向人民作出老老实实的交代；一条是坚持错误，执迷不悟，其结果就只能是自取灭亡。
第2版()
专栏：
恶毒的“指示”
重庆民盟揭露舒军、李康推销章伯钧、罗隆基的私货
据新华社重庆24日电 在20日到22日举行的民盟重庆市委扩大会议和基层干部会议上，许多盟员揭发了民盟重庆市委的当权实力人物——组织部长舒军和宣传部长李康（他们都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积极支持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的许多事实。
参加会议的人在发言中指出，舒军和李康借着传达民盟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的机会，偷偷贩卖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大批私货。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主任李隆术揭露了舒军、李康传达的对付争鸣方针的十点值得注意的“指示”。这十点“指示”中最恶毒的有以下几点：⒈“盟员要大胆的鸣，带头的争，要到处点火，以过去站在政治运动前列的精神，决心作一个抛砖引玉的人，要有仁人志士的精神”；⒉民盟组织要做摘帽子的工作，看见有人被戴了一顶不合头寸的帽子，要帮助他摘下来；⒊“民盟组织要作解围工作，看见有人被包围了，出不来，要发救兵”；⒋“民盟组织要作政治保险工作，只要这人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在政治上要保护他”。在作这十点“指示”以前，舒军、李康还对“目前情况”作了“估计”。李隆术引用舒军传达时的话说：“目前中共的问题是：有权威思想的怕垮台，教条主义者没有本领，只能打三板斧，不能打持久战，机会主义者站不住脚，好心肠的卫道者怕天下大乱，懒汉不肯作思想工作，他们都有顾虑。”这些话的意思是说，目前是民盟的绝好时机。
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若水的发言证实了李隆术所揭发的事实。他说，这次舒、李二人参加会议回来时什么文件谁也没有看见。传达的提纲是两人在船上就商量好了的，甚至连民盟市委主任委员也没有看过；所谓十点“指示”不少内容十分恶毒，是后来所看到的全国工作会议决议上所没有的。他问：舒军、李康是否把章伯钧、罗隆基的私货挟带进来了？盟中央这次会议究竟决定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不让我们完全知道。
重庆大学总务长林诚毅提出质问说：十点“指示”究竟是那里来的？是谁的纲领？舒军曾说，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时，找不到方向，听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发言后就摸到了脉搏，这下有搞头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舒军在传达时说还有很多东西不能传达，要开小型会议来讲，又说这次还带回不少内幕新闻，为什么不交代出来。
西南师范学院教务长方敬、讲师李麟征等说，舒军、李康在鸣放中煽动到处点火，并到处为右派分子“保险”、“解围”。鸣放一开始，李康、舒军曾提出要作到彻底放火，放出了问题有民盟组织撑腰，这在盟员中造成一种错觉，感觉这次是同共产党对立，搞一个斗争。民盟重庆市委副主委、重庆大学教务长金锡如说：有一次，舒军逼着我们三位主委要向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副市长、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等放，我们说，没有多少东西可放，舒军却不高兴地说我们三位是“左”派领导人。金锡如说，舒军到重大来和他激烈争论学校不要党委的问题，舒说：各个学校的党委都搞得很“糟”，把学校弄得不像样；党委应退出学校。当金锡如说重庆大学的党委就很好时，舒军就说重大是“唯一的例外”。西南师范学院副教授耿振华说，当他向李康汇报右派分子的猖狂活动，提出要反驳时，李康反而说：“这算什么，这是必然现象”，表示对反驳不感兴趣。胡若水说，当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时，李康对他说：“我一看这一布局，就知道情况不佳了。”李麟征说：在6月21日舒军还向黎涤玄说，现在打右派分子，不要一棍子打死，而要一棍子打活，并说这话不要告诉别人。重大青年讲师雷亨顺说：当重大开始鸣放时，舒军是积极为我们“撑腰”的，但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舒军急忙到我家来告诉我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不要强出头，结果吃亏的还是自己。
第2版()
专栏：
鱼妖的重唱曲
民盟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支部主任委员 刘雪庵
据说古代海里有一个靠吃劳动人民血肉来养肥自己的鱼妖。她带着自己的鱼群，潜伏在暗礁深处。静候着过往船只经过那儿的时候，她就指使她的喽啰，三五成队，若隐若现，在蜃楼中幻化成娇媚的少女，唱着迷人的歌曲，使船上的客人同掌舵的梢工受她们音乐的感动，糊里糊涂似醉如痴地抛下南针，失去方向，以致撞上暗礁，葬身海底，就充作鱼妖们饱餐的盛馔。
这次在整风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有几位负责人，借对党提意见的机会，发挥了右派的言论。如章伯钧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把共产党除开，于人民政协之外，再由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来搞国家的决策工作。罗隆基认为共产党的肃反工作搞坏了，另外想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来检查纠正共产党在肃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储安平认为党群关系不好，毛病是出在“党天下”的问题上，他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拉转到解放前“联合政府”的道路，至少也得像宪法公布以前共同纲领时期把主席及国务院总理的位置让给民主党派人士坐坐。储的“党天下”意见，更由陈新桂予以支持同引伸。说“党天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三害”产生的根源。依照他们谈话的逻辑，共产党这次如果要把风整好，就必须改变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组织四个平行的国家决策机构的政治设计院，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逐层瓦解，让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次第下台，通过平反组织，由他们来收拾“人心”，然后在下层中层上层政治机构中使他们理想的人物一个一个登上宝座。这种惊心的音调，不正是整风运动当中最突出的一首主题鲜明、声音谐和、“希望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复辟的四重唱”么？他们每个人唱的旋律并不相同，音色也各异，他们出台的时间同地点也不完全一致，初先听起来好像有点怪腔怪调不大顺耳，但是他们却像十七世纪复调音乐大师一样，很巧妙地把各个声部参差错综地连缀起来成一首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重唱曲”。证以史良同志、沈志远同志及其他同志最近几天的揭发，原来他们这一首合拍的重唱曲，他们相互间仍旧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首先他们都是民盟的负责人，章伯钧、罗隆基是盟中央副主席，章还兼光明日报社长之职，储安平是光明日报总编辑，陈新桂是盟中央候补委员。储的发言是得罗隆基的同意，又得章的暗中支持同鼓舞。这首四重唱乐曲的构成，此中蛛丝马迹，很值得耐人寻味。其次如章、罗、储在解放前都是既不满蒋政权又不十分赞成共产党的第三条路线上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的想组织军队而未成，有的想成立两院制政体而不果，有的是身为部长而犹嫌屈居人下，有的是以汽车代步而尚心怀不满。现在竟想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来发展二百万盟员作为政治资本，好与领导党分庭抗礼，春色共占。甚至不惜违反宪法，推翻国体，想走资产阶级的民主道路，这是应该的么？！这是可能的么？！
全国解放到现在未及十年，人民对美蒋匪帮统治时期的记忆犹新。每一个人都知道再恢复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事实就是恢复美蒋匪帮时代半殖民地的血腥统治。六亿人民的中国刚刚在共产党领导下，从水深火热中努力挣扎出来，创痕虽复，余悸在心，何况台湾刘自然的事件还在目前，而这些少数个人主义的野心分子，却想利用整风的机会，掮着扩大民主自由的招牌，希图把六亿人民重新陷入血泊；送给鱼妖作果腹的点心，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是不是全国人民不会上他们的当，我们就采取一种“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呢？不行！因为解放以来中国人民虽经过无数伟大的政治运动及思想改造，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地说反革命分子都已全部彻底肃清，更不能说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没有糊涂不清的观念。如像最近上海荣毅仁先生就收到反革命的小册子及更多的人收到恐吓信，说明我们中国还有一些见不得天日的阴暗人物存在。另外我们工商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虽然完成，但由于赎买定息政策的施行，资产阶级还有他的物质基础，至于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现在才开始改造，民主个人主义那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还不能说就完全消灭了，不信我们可以从这次整风运动中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发言来看，除了个别很突出的代表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独唱家而外，对民盟四重唱表示同情甚至跟着浅哼低吟的不是还大有人在么？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情况。至于国外的情况又怎样呢？记得1949年8月5日，美蒋匪帮在我人民解放军快要解放全中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回到华盛顿途中的时候，美帝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及美帝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信的全文，两份文件在说明了美帝侵华彻底失败的种种原因之外，在白皮书中提到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将鼓励他们以推翻人民民主新中国为目标的一切活动之发展。
对于敌人这一些期望，想通过“民主个人主义者”来作他的第五纵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根本破坏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这与我们民盟组织中这一首四重唱的内容、从效果上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好在党中央高瞻远瞩，老早看到在中国当时还有“民主个人主义者”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应该予以坚决的摧毁，故不惜一而再，再而三而四而五次地在人民日报上对白皮书给以最严厉的批评。而且民盟总部在1949年8月24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斥责美帝白皮书的文章，还慷慨激昂地认为“对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所唤醒。真正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必能自爱爱国，绝不至于出卖祖国，甘为美帝做奴才”。如果章伯钧、罗隆基当时在盟中央同意这篇斥责的发表，究竟二人真实想法怎样？证以他们在整风中的言论，我感到有所怀疑。再看今天台湾、香港美蒋匪帮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发言，那种弹冠相庆，隔海致敬的欢欣鼓舞情况，谁能说美帝1949年白皮书中那些寄托，一直没有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自然，这一首重唱曲的感染力，虽然在整风运动中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外衣，想偷天换日来改变国体，模糊住了国内少数人于一时，但新中国的大船，在中央毛主席掌握着马列主义的指南针，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经过许多惊涛骇浪，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何况还有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教育下、已经耳聪目明起来，能够分清敌我，明辨是非，不管你外形伪装得怎样漂亮，歌调唱得来何等地迷人，我们有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这样全套武装起来的头脑同耳目，我们完全可以把大小鱼妖的原形一步一步地观察出来，很妥善地处理她。现在我们已从他们不同的旋律找出他们共同的和声及所企图表现的主题思想，我们今后想更进一步揭露他们四重唱的指挥是谁？及这样的重唱表演究竟是自发偶合，或是幕后还有大鱼妖在牵线？不管是组织上的或思想上的，我们都希望这几个重唱家好好把它交代清楚，才能很好地把这一层“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薄薄基础摧毁，让全国人民受到一次很好的阶级教育，而他们也从与鱼妖千丝万缕联系着的鱼群当中解救出来，彻底改造自己，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2版()
专栏：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
批判顾执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新华社27日讯 新闻工作座谈会27日继续批判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张恨水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新闻和历史就是记载和评论阶级斗争的，它当然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同一的事物，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就会发出不同的新闻。例如储安平的发言，我们批判他，同时台湾和香港的报纸就为他喝彩，向他致意。这不是很清楚的吗？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事情要是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会犯错误。近几个月来，光明日报为储安平等支配，就犯了右倾的错误。我们的座谈会上，有人发言要和党报唱对台戏，这种右倾的错误，我坚决反对。
上海新民晚报陈铭德在会上说：我忽视了社会主义报纸作为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主要功能，又把几年来一些报纸的可以克服的非本质的缺点看成了本质的缺点，因而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建议，这反映了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开始反右派以来，我认识到这个错误。我现在声明撤回这一建议，同时我还要继续检查产生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
接着顾执中在会上作了题为“新闻的阶级性、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发言，他大量引用了加里宁、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的言论以及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某一年关于工作的指示，但是尽量避免涉及自己最近发表的关于宪法、言论自由和新闻工作问题的种种言论。他在谈到阶级性时，他说光明日报前一时期的错误只是储安平模糊了报纸的阶级立场，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来办报。他又说文汇报的错误主要是犯了编排技术第一忽视政治的毛病。
顾执中发言后，许多人起来反驳他，对他的发言态度表示愤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何开府说，顾执中一再强调阶级性，但他却说储安平的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是由于储安平模糊了阶级性，这只能说是在为储安平辩护，因为储安平是很懂得报纸的阶级性的，并且明显的站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北京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对人民日报26日“什么话”所转载顾执中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方汉奇援引了很多历史上的材料，说明解放前中国新闻的历史，是一部记者之血的历史，曾有无数的新闻记者被杀害被监禁，无数的报刊被封闭。在旧中国只有一小撮的统治者有言论自由，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新中国的报刊是新型的报刊，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每一个劳动人民都可以通过报纸对政府的工作进行批评。当然我们这里是没有反革命、地主的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傅继馥对顾执中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反社会主义活动只是模糊了报纸的阶级立场，根据是什么？二、文汇报前一个时期已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讲台，这说明它是很重视政治的，为什么要把文汇报说成是犯了重视技术忽视政治的毛病？三、顾执中引了很多文件，自己的意见很少，他对人民日报昨天转载他的那些言论为什么不作阐述？四、顾执中说新闻的编排是没有阶级性的。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这一消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用大字标题排在显著地位，文汇报却把它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难道这不是编排的阶级性吗？
在这些发言后，顾执中又起来讲话，他表示要彻底承认错误，要作检查，但他对于大家提出的批评和问题却含糊不答，并且他还坚持说报纸的编排是没有阶级性的。
曾在文汇报工作过的现在教师报工作的叶夫，在会上批评了徐铸成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文汇报从解放后到最近犯了四次错误，都是出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过去讨论“武训传”问题，文汇报副刊“文学界”曾一度被胡风分子掌握，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以及最近报纸被篡改为资产阶级方向等错误，都是在削弱了党的领导的时候发生的。从这些历史教训来看，任何想脱离党的领导，或者口头上讲要党的领导，实际上想另搞一套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叶夫不同意徐铸成对文汇报改版前一段时期工作毫无成就的估计。他说，文汇报在1953年到1956年的工作，在中国教育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报社内部，党进行了工作人员的思想改造和肃反工作，企业从私营改为公私合营，党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使文汇报对文教工作和建设事业起了一定作用。叶夫还建议文汇报应实事求是，从报道、历史以及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关系等方面作深刻的检查。
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谈到新闻工作中党的领导问题时，他不同意有些人说党管得多了、新闻工作不好作、干部的积极性受到了损害的看法。他以为党的领导加强了，工作越好作，干部的积极性越能得到发挥。他说，广播电台是思想战线的一部分，在它自己的节目里，应该明白告诉读者，它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它应该针对工作上和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议论，提出正确的意见。要作到这点，一方面要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另一方面还要求党加强对广播的领导。在去年全国第四次广播工作会议上，我们一致认为加强党的领导是办好广播的一个根本条件。他说，报纸、广播电台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就是资产阶级去领导。所谓“超然”地位，所谓“小骂大帮忙”等等谬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夺取报纸领导权的一种托辞罢了。梅益说，最近有些人说宪法是空话，新闻没有自由，认为新闻工作出现了危机，认为党管得太多，新闻自由太少。梅益认为这显然是一个立场问题，问题不在于新闻自由多少，而且要那种新闻自由的问题。如果他们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自由，那就是新闻工作的真正危机。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还有中国新闻社的张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孙国良、施大鹏、易烈武等对郑白涛、陈诗经、莫如俭等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进行了批评。会上发言的还有大公报的毛健吾。
座谈会明天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