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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工程局增产节约运动无人领导
生产计划没完成 成本超支赔了钱
本报讯 记者李茜报道：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以下简称西管局）所属各工程公司今年以来完成计划的情况很不好。这个局1至5月份只完成全年总产值计划的33.18％；第二季度以来，更是月月完不成计划，其中4月份完成月计划95％，5月份完成89.1％，6月份预计最多只能完成85％。这个局的亏本情况也非常严重。1至4月份不但没有完成6％的降低成本计划，反而亏损了一百六十七万多元，占实际完成总工作量的5.85％（5月份亏损数字至今没有计算出来，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比前四个月也没有好转）。这个数字还是按1956年旧定额、旧价格计算的，如果按1957年新定额、新价格计算，亏损的还要多。
西管局今年承担的任务只相当于去年实际完成工作量的60％左右，但是在施工力量方面，除减少了一些普工，并抽调出一部分多余的干部和技术工人进行培训以外，主要技术力量和施工机械基本上没有减多少；主要建筑材料，也不像去年那样紧张。既然有这样好的施工条件，西管局为什么反而完不成生产计划，并且亏损那么多呢？除了今年任务变更较多的客观原因以外，主要原因是这个局的领导人员对增产节约运动不够重视，致使这一运动在全局系统没有全面开展起来。从去年12月份以来，西管局的领导方面就经常喊“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中心工作”，但是，增产节约运动却一直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在领导人员当中，虽然分工由一个副局长和一个党委副书记领导增产节约运动，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认真抓起这一工作来。甚至连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局党委都没有讨论过一次，只是由党委委员们传阅了一下，就存档了。这个局的增产节约方案，是由个别部门和个别干部起草制订的，先后虽然修改了四次，但是由于领导人员没有认真领导和重视这一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发到各公司去。中共西安市委基本建设部曾经先后几次要求这个局的党委讨论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并检查这一工作，但是这个局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由于西管局领导方面放松了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局属各公司的领导人员也一直没有认真领导增产节约运动。例如，西北第一工程公司的党委和行政领导方面，在1至5月份都没有专门研究过增产节约工作，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也没有明确分工。因此，这个公司虽然在4月份订出了增产节约方案（草案），发到下边征求干部的意见，下面的干部也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修改出来。
由于增产节约的方案没有同广大群众见面，数万直接生产的工人只是听了一些有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报告，而没有接到具体的增产节约任务。基层干部也感到增产节约工作无从下手。除发动工人清理现场，拾拾洋钉等零星材料以外，围绕生产关键进行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大部分公司、工地都还没有开展起来。例如，西北第一工程公司第三工区1至5月份由于没有围绕生产关键问题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不但没有完成降低成本的计划，反而亏损了十九万元，占这个工区实际完成工作量的10％；其中仅在二号和五号厂房施工中，就浪费了五十五吨沥青。
西管局系统完不成生产计划和亏本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局从上到下的领导人员对今年的生产都抱着盲目乐观情绪。他们认为施工力量大，任务小，完成计划没问题，因此就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去年，西管局领导人员对下边完成计划情况抓的很紧，每旬召集各公司经理开一次生产检查会议，及时进行表扬和批评。今年为了减少会议，决定每月开一次生产检查会，但是，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才只开了两次生产检查会议。公司的领导一般对生产也抓的不紧，在我们访问的一些公司中，一两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没有专门开会研究生产问题的也不少。有些公司在4、5月份没有根据生产整风两不误的精神安排工作，而是把整风放在第一位，民主管理放在第二位，生产放在第三位。目前，有些公司虽然开始注意纠正放松对生产领导的情况，但是还没有显著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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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年比一百年
“算账”备忘录
新华社记者 李峰
为了“算账”，为了算算“成绩是主要的”是事实还是“教条主义”，记者访问了国家统计局的一些工业经济专家，请他们把解放前后工业发展的情况，作个比较，供“算账”备考。
专家们向记者提供的材料，多半是没有“人情味道”的数字的对比。但它公正地反映着时代的对比，政治制度的对比，执政者领导工业建设的成绩对比。
两个试题和答案
工业发展速度和投入工业建设的资金数量，如果作为考核不同的执政者领导工业建设的成就的两个重要试题，那么，第一个试题的答案是这样：解放前，我国近代工业发展了大约一百年的结果，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1950年到去年，七年的时间，现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了22.1％，达到了39.1％。
第二试题。解放前一百年，留给新中国的工业资产，共九十多亿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和帝国主义的资本。新中国在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条件下，政府前七年用于工业部门的投资，约一百九十八亿元；新建或改建的大小企业共一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大企业就有七百二十九个。
两个试题的答案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新中国七年工业的发展和投入工业建设的资金，为什么还大大超过解放前一百年呢？近七年上天没有降金落银，地下没有长出机器，老天爷对社会主义也并不偏爱，七年闹了三次大灾害；看来只能在政治领域里才能找到正确的回答。
几种工业发展的对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
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四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五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生产了七百多万吨钢。而新中国前七年就生产了一千四百三十三万吨钢。实际上，旧中国生产的七百多万吨钢，绝大部分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日本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建立的工厂生产的。国民党反动派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三万吨，到1934年，才达到五万吨，七年的时间增加了两万吨。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因为大部分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国民党反动派执政那七年增加两万吨钢的事实，同共产党执政七年由十六万吨钢提高到1956年四百四十六万吨的事实，巧合成一笔口径统一十分好算的账目。
从1861年我国在安庆和上海建立军械所起，到1936年（缺以后的资料），经过七十五年的时间，中国包括机械工业在内的金属加工工业拥有的机床，共一点八万台。旧中国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鞍钢一位技术人员曾经告诉记者的事实，比用数字说得更具体些；那位技术人员说，解放以前，鞍钢高炉上的某些部件损坏时，国内不能修，要远渡重洋，到日本等国家修理。解放后前七年，我国金属加工工业部门已经装备了十四万台机床。我国机械工业，已经能制造喷气式飞机、汽车、机车和一些精密的机床及仪表等。有些产品已经远销国际市场。
近代的煤炭和石油工业，更早的生产史料，专家们还未查清；解放前五十年的时间，中国大约生产了十亿多吨煤和二百八十万吨石油。解放后七年生产了五亿一千万吨煤和四百四十八万吨石油。
“技术”账考
一个工厂厂长，或则一个政府，是否善于领导工业生产技术工作，考核的方面很多，工业设备利用程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可以作为两个重要“指标”。
在钢铁工业方面，解放以前，鞍钢的设备利用程度最高。那时，它是亚洲工业技术最发达的日本经营。1943年，是鞍钢的设备利用程度最高的一年。这一年，鞍钢的高炉每立方公尺容积每昼夜生产零点五四吨铁；平炉每平方公尺炉底面积每昼夜生产三点零三吨钢。1956年，我国高炉平均每立方公尺生产一点三吨铁；平炉平均每平方公尺炉底面积生产六点六七吨钢。这就是说，经过恢复和改建，我们1956年用旧中国留下来的十一万多立方公尺的高炉容积和一点七万平方公尺的平炉炉底面积的设备，可以比旧中国多生产三百多万吨铁和二百多万吨钢。
1936年中国发电设备利用程度即工作时间，大约二千九百四十小时，每度电用煤量在一公斤以上。1956年电力工业部发电设备的工作时间，平均是四千八百八十五小时；每度电平均用煤量是零点五七六公斤。这就是说，同样大能力的发电厂，新中国一个电厂的发电量，等于旧中国两个电厂的发电量；新中国用一吨煤发出的电，比1936年多将近一倍。
类似的事实，专家们还向记者提供了很多。
上述事实，使记者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三年的一种论调。那时，也有些人说共产党根本不能领导科学一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工业建设和生产。他们有的说，共产党接收高炉“去种高粱吧”，“恢复鞍钢至少要二三十年”，等等。他们的逻辑是：党不懂技术，所以党不能领导技术工作；而工业生产建设是技术性的工作。上述一切事实的对比，不能说不是对此问题作历史结论的重要依据。而且，上述事实，对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或许也可资参考。因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和“共产党不能领导技术工作”的思想逻辑是近似的。如果“技术”和“科学”这两个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是近似的，或者本质上划不出界限，如果科学也需要政治领导，科学也会让共产党学会，那么，“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的说法，又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上口径的对比
中国工业史料记载，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出现帝国主义的厂矿，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资本中39％为帝国主义所有。当时上海美商电力公司全年的发电量，比我国全部自有电厂发电量还多10％。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资料，以全国的工业品产量为一百，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生产的电占七十五，煤占八七·七，石油占一百，生铁占九六·一，钢占九九·三，动力机占六十二，棉纱占四十四，棉布占七十三。这些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烙印的数字，同今天已经无法可比；一位专家说，如果一定要用数字对比，那么，这方面新中国的统计表上是“○”。而今天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所公有的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在旧中国工业史料里也找不到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自剥削工人阶级的大部分财产，已经或正在变为工人阶级或人民公有。这也同过去无法对比。
题外篇
或者有人说，旧中国工业发展的缓慢，是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完全“放脚”，有封建；脚上曾羁绊着脚镣，有帝国主义。那些“放了脚”的工业发展有一二百年历史的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相比又如何呢？
此间世界经济问题专家，根据联合国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发表的材料推算，从1949年到1956年八年当中，以1948年为一百，美国工业增长三十七，英国增长三十六，法国增长六十一。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美国是四，英国是三点九，法国是六点一。美国由于侵朝战争的刺激和1949年工业减产，1950年工业增长了17％，其余七年，每年最高增长速度是十二。在这八年之中，美国工业有两年比前一年倒退了7％到8％。英国和法国也各有一年倒退3％。英国去年努力的结果，工业增长了0％。
这是美英法三国近八年在“局部战争”和紧张的军事备战中工业发展的简况。
新中国的工业（包括手工业），1956年比1949年增长五倍以上，比五年计划前一年增长一倍多；七年工业发展的平均速度是二十五点九。这七年期间，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也有快有慢，但并没有倒退现象。由于1954年大水灾，1955年是五年计划前四年工业发展最慢的一年。但仍然增长了6％。
近年来，记者在中央机关采访中，常常碰到不喜欢宣传本部门成就的负责干部。他们说，应该“向前看”，不必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成就同被人民推翻的或人民不喜欢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相比。有人还说旧材料不是新闻。但是，从最近“算账”中看来，有些人像是有意识地忘掉了不久以前的事实，而且对于人民推翻了的社会制度，还恋念不忘。古人有训：“温故知新”。故将旧材料也录于此，供“算账”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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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前半年生产出四千辆汽车
第一汽车厂完成五年计划任务
本报长春25日电 今天，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了第四千号“解放牌”汽车。按照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第一汽车制造厂要在1957年底以前生产出四千辆汽车；现在，这个厂提前半年零五天完成了这一任务。
去年10月，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发生了两大困难。一个困难是制造汽车所需要的钢材和协作产品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另一个困难是职工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能适应现代汽车生产的要求。经过几个月来的努力，全厂职工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生产汽车的技术。成百上千的工人突破了定额，荣获先进生产者的称号。过去被人称做“白帽子”的老干部，现在也初步懂得了工厂的管理知识，稳健地领导着生产工作。目前，设计人员正在努力钻研，准备设计出适合中国需要的六种新型汽车，为中国汽车工业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第一汽车制造厂全体职工还想出许多办法来战胜钢材不足的困难。经过修改产品设计，每辆汽车所需用的钢材，比过去节省一百一十多斤。锻工车间职工采用边料、料头，改进操作方法，减少钢材用量，使每辆汽车的锻件比过去少用二十八点八公斤钢材。第一汽车厂和全国各个冶金工厂正在共同努力，进一步解决采用国产钢材技术上的问题。现在已经在技术上作出结论：第一汽车厂所需要的钢材，可以由国内供应90％以上。第一汽车厂所需要的四百多种汽车协作产品，也全部由国内供应。资产阶级专家曾经说：“你们能够建成汽车厂，但是你们不能生产汽车所需要的钢材，怎么能制造出汽车呢？”上述事实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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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主动退还旅馆、寺院和名胜地区
据新华社25日讯 最近解放军部队主动退还了许多过去借用的民房、寺院、旅馆和名胜地区。
过去由解放军总参谋部直属单位借用的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大悲寺等五座名寺、香山疗养院、松林别墅和宣武门外法源寺等名胜地区，已经分别交还市民政机关和园林管理机关。目前仍由部队部分占用的月坛、卧佛寺、光华寺等处，也将在短期内退还。为了帮助解决北京市的住房问题，解放军还把过去包租的旅馆大部分让出来给人民居住。据总参谋部营房管理处的有关人员说，今年年内，部队将把所有包租的旅馆全部还清。
驻沈阳、长春、安东等地的解放军部队，退还了过去租用和借用的部分工厂、学校、教堂和寺院，并退还了二百五十多间民房。
驻在山东省曲阜县孔庙和邹县孟庙中的解放军部队，也腾出了二万六千多平方公尺建筑面积的房屋，供政府扩大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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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手工艺品介绍
南京云锦
朱契
南京的云锦，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
远在十三世纪，云锦即已开始生产，当时在南京设东、西织染局，从事织造。产品行销到全国。到了清朝，更在南京设江宁织造署，“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两代，都做过江宁织造；当时宫廷里所用的云锦如库锦、库缎、装花等，都由江宁织造署采办供应。因为封建王朝的提倡，官僚士绅们都喜欢穿上宁绸贡缎，云锦业遂盛极一时。最盛的时候，南京有织机三万架，男女织工五万多人，门东、门西（指聚宝门东边和西边）一带，都是织工集中的地方。
云锦的品种很多，大体可分为库缎、库锦、装花之类，名式繁多，有好几十种。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云锦业大大衰落，国内外销路断绝，呈奄奄一息的状态。解放后，才恢复生产。商品远销到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地区，还销到国外。南京市文化处曾组织一部分丝织专家、美术工作者和云锦老艺人成立了“云锦研究小组”对云锦图案花纹进行初步的整理和研究。
云锦的特色是，图案美丽，花纹雅致，而且织工精细，光彩鲜明，加以质地坚厚，经久耐用，是我国丝织工业中极有艺术价值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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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情和水情
本月中旬，全国除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大部，内蒙古东部和辽宁、吉林二省西部降雨较少外，其余各地均有二十五公厘以上的降雨量；淮河以北至辽宁、吉林二省东部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降雨量，大致在五十公厘左右；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及洞庭湖区和长江上游、汉江上游和下游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了一百公厘；西江上游和北江的下游局部地区，降雨量超过了二百公厘。若与历年同期平均降雨量比较，除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地区降雨量多了一至二倍、汉江上游多了50％外，其余各地降雨量都很均匀。
这一旬，各河水位均无大的涨发，水情平稳。 （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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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风
新华社25日讯 25日二十点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台风警报：
今天下午二时台风中心位置在台湾恒春东北方一百公里的海面上，即北纬二十二点五度、东经一二一点四度的地方。目前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十海里左右的速度沿台湾东海岸向北移动，预计26日十四时台风中心可到达台北东北方一百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三十六小时内，浙江和江苏南部的沿海地区风力将加强到六级到八级，东海南部的风力将加强到十级到十二级，东海北部的风力将加强到八级到十级，黄海南部的风力将加强到五级到七级，浙江东部、江苏中部南部，将有暴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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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花开遍微山湖
这几天，在山东南部的微山、昭阳、南阳、独山等四湖的一百三十华里长的水面上，有四万三千亩荷花开放。白的、红的、黄的……像碗口那么大的荷花、莲叶相映，显得十分美丽、鲜艳，使人感到春暮未去。
荷花的花蕊是我国特产的一种名贵的中药，去年渔湖民给国家采集了干花蕊两万多斤，保证了需要。目前，微山县药材公司已准备充分的力量收购晒干花蕊入库。花谢以后结长的莲子也是人们爱吃的一种食品，每年出产约数十万斤。（马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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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酸甜止渴的梅子丰收
著名的花果之乡——江苏震泽县东、西洞庭山，今年梅子又告丰收。梅子是震泽县水果中上市最早的一种，全县有梅园一千一百五十六亩，年产量为一万五千担。今年由于增施肥料，推广技术措施，产量将增加到一万八千多担，比去年增产35％。这里的梅子有熟梅和青梅二种，熟梅可生吃，味酸带甜；青梅加盐和糖制作后，可制梅干或梅酱，酸甜可口。畅销于国内外，也是沙漠旅行和长途行军所必须的止渴剂。 （盛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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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银耳增产
驰名的福建特产——诏安、平和、云肖、华安、南靖等地白木耳开始大量上市，这些地区的供销社正在设点开始收购。
龙溪专区今年强调多种经济作物后，各地农业社组织了有经验的老农培植白木耳。现在，附生在溪沙枫树原木上的白木耳颜色一片晶莹，远处眺望，闪闪发亮。据专区供销社估计，全区总产量可达二万多两，比去年增产二倍多。
白木耳系食用菌类的贵重补品，有润肺清肠的功效。第一批上等银耳已由产区装运至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和菲律滨各地，供华侨食用。 （李力、张善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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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穗多粒的小麦
重庆统计学校农业基础学科教师几年来结合教学试验栽培，从1955年起用小麦51—1355和阳曲金皇后玉米无性杂交（用胚芽嫁接），现已育成一种巨穗多粒小麦。（见图）
这种小麦，植株茎秆粗壮，叶宽厚，抗锈病力强，穗长15—19公分，最长20.6公分，较当地最长的油条麦长二倍。巨穗多粒小麦每穗有27—33个小穗，许多小穗有10—12朵花，结实八至九粒，有些在一个节上长双穗（见图），每穗粒数一百四十四至二百一十七粒，有些还在主茎地上部茎节上分出六至七侧茎，并抽穗。 （赵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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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大丰收反而完不成征购粮食的任务？
本报记者 陆灏
问题并不是因为任务过重，农民手里的粮食要比往年多
辽宁省在1956年获得了大丰收。但是，虽然是大丰收，征购粮食的任务却没有完成。1956年度计划征购粮食一百八十万吨，到5月底为止，购粮任务只完成了90％，还有二十万吨粮食没有购上来。征收公粮的计划是七十四万四千吨，但到5月底，还有六万吨没有完成。
征购粮食任务没有完成，是不是因任务太重了？不是的。1955年全省粮食产量是六百一十六万五千吨，征购了一百六十六万六千吨，这个年度征购粮食的数字占全部产量的27％，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1956年全省产量七百四十七万一千吨（这是省统计局最后确定的数字），征购粮食一百八十万吨，征购数字占全部产量的25.1％，可是经过了七个月的工作，征购任务还是落了空。1956年和1955年相比，粮食产量增加了21.1％，征购任务只增加了8％，这说明农民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留下粮食的数量还是大大超过往年的，1956年辽宁省的粮食征购任务是不重的，是适宜的。
大丰收冲昏了某些领导人的头脑，实际产量比原来估计的低得多
那么，辽宁省不能完成征购粮食任务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问题是发生在过高地估计了大丰收的产量，放松了自己的工作。大丰收冲昏了省里某些领导者的头脑。
1956年2月辽宁省曾经提出了超额生产九百万吨粮食的号召。这个号召比1955年的全省粮食产量要增加二百八十三万五千吨。在这个号召下面，很多县提出了更高的增产保证。到了3月份，各市、县报上来的粮食增产指标竟达到一千一百万吨，它比1955年的实际产量增加了78.4％，比原来提出来的九百万吨还增加了22.2％。
到了9月份，事情就不像开始那样顺利了。专员、县长在省里核计粮食产量，算来算去只有八百万吨。后来确定了七百六十万吨。实际上今年春天各市、县报来的农业社的年终结账的粮食数字只有七百二十一万吨。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但据省有关部门估计，去年由于收割和打场粗糙，再加上牲口啃青，全省浪费的粮食大约有二十万吨到三十万吨左右。因此把这笔浪费的粮食和农业社的账上的七百二十一万吨数字加在一起，这就成了现在全省最后确定的七百四十七万一千吨的年产量的根据。
现在看来，省里对于大丰收的估计是有些不大切合实际的。粮食实际产量要比最早的估计低很多，粮库里面实有的粮食数字要比最后估计的数字也要低一些。但是，它和1955年的产量比较还是增产了百多万吨粮食。
大手大脚的片面的群众观点，放松了征购粮食的工作
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和某些领导者的片面的群众观点吻合在一起，人们就觉得既然粮食很多，征购任务还会有什么问题？既然提倡让农民增加收入，多分一点粮食给农民又算得了什么？好像在这种情况下，谁精打细算就成了对农民斤斤计较，有点对不住农民了。
按照“三定”标准，往年农村留粮每人每年是四百六十斤、四百八十斤，最高也不过五百斤，但去年一般每人留粮是五百斤到五百二十斤。有个别地方虽然留得比这个数字稍许少一些，但有的地方每人甚至留到八百斤。往年一头骡马每年留粮一千斤，去年连牲口也占了便宜，每头牲口也增加到一千五百斤。去年辽宁全省人和骡、马多留的粮食和往年相比，按保守的估计，大约多留了四、五十万吨粮食。
关内很多地方都是四斤薯类顶一斤粮食的，辽宁省去年生产了二百万吨薯类作物，但因为省里有些领导者认为全省粮食很多，结果就把合五十万吨粮食的二百万吨薯类没有被顶作粮食分给农民用掉了。
盲目乐观使有些领导者一方面是这样大手大脚的片面群众观点，而另一方面对于粮食的征购工作就自然而然地放松了，对于农民进行政治工作当然就更谈不上了。有的领导者觉得粮食既然很多，征购任务又并不大，这还要费什么劲？到了县里，有人甚至觉得只要发几张表格下去，今年的征购任务就可以完成。这就使得征购粮食的工作布置得既不及时又不细致。农业社分配工作和国家征购粮食的工作也脱了节。9月份，省委农村工作部布置边打边分，到11月份征购任务才下达到基层。实际上在11月份之前，很多农业社都已经把大部分粮食分给农民了。但是，这一切都还并没有引起省级领导上的注意。到了今年春天，省里才发现问题要比预计的复杂得多。原来人们觉得现在农村已经合作化了，过去粮食要从二百九十多万户农民手里一家一家收购，而现在征购的对象则是不到一万个农业社，问题要简单得多。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放松了政治工作，向农业社征购粮食就决不会比向单干户征购粮食来得容易。相反的，某些农业社的本位主义给征购粮食工作带来的困难是很多人事先没有想到的；特别是当粮食基本上已经都分到农民的家里，再向农民手里要粮食回来，这当然是件更加困难的工作了。
没有正确地解决国家的需要和农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只考虑国家收购粮食的任务，而不考虑农民对粮食的实际需要情况固然是不对的；但是，片面地只顾满足农民的需要，对于粮食采取了这样大手大脚的态度，这就使得辽宁省的粮食征购工作陷入了异常被动的局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省的粮食向来是不能自给的，它每年需要依靠中央从外省调拨一百二十万吨到一百五十万吨。这就是说，辽宁省自己如果能够多生产一吨粮食，那么就可以少从迢迢千里之外运一吨粮食来。这也就是说，在目前全国粮食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辽宁省如果能够向中央少要一吨粮食，这对于减轻全国粮食的压力毫无疑问是义不容辞的。看来辽宁省某些领导者在这方面还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这从最近新华社发出的一条消息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条消息大意说：为了照顾群众的习惯和需要，辽宁省今年将有三百万亩原种玉米的土地改种高粱。这是一条片面性的消息。1956年辽宁省比1955年多种了三百万亩玉米，多收了三十多万吨粮食；但也曾经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因为少种了高粱，燃料发生了问题；有的地方因为农民习惯吃高粱而对玉米表示没有兴趣。因此去年骤然一下子增加那样多的玉米播种面积，应该说并不是完全很适当的。但是多收了粮食，对国家，对农民毕竟还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根本不考虑农民的习惯和需要是不对的。但是，人们当考虑粮食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吃得饱终究还是主要的，只有吃饱了，然后才能再来考虑吃得好不好。事实上农民的需要和习惯也并不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何况多种一些玉米农民也同时可以多增加一笔收入。问题就在于辽宁省不是加紧多做一些工作，使玉米的播种面积尽可能地扩大一些，而是干脆放弃了工作，一下子又把玉米的播种面积退回到1955年的水平上来。1957年辽宁省的粮食产量指标是七百三十万吨，因为玉米播种面积的缩减，现在这个产量指标就受到了威胁。很显然，一下子缩减了三百万亩的玉米播种面积是很值得商榷的。
辽宁省的工业城市比较集中，因此它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全省粮食还不可能完全自给，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知道辽宁人民每年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数量巨大的钢铁、煤炭和机器以及其它的经济作物，因此依靠别的省份供给一些粮食，这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辽宁省的征购粮任务可以放松一些，也并不是说为了照顾本省农民多分点粮食而自己就可以少征购一些。目前夏征很快就要开始，秋征转眼也要到来，认真总结一下这次征购粮食工作中的教训，我认为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