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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建中央通过整风决定 常委会上展开尖锐批评
揭露章乃器背叛救国会追随国民党的丑史
章乃器坚持错误，拒绝检讨，并且要挟威胁，要民建和工商联开除他的会籍；要国务院检查他的言行，如果是反社会主义的，就解除他粮食部部长的职务；还提出明年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不必提他的名。
新华社25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今天晚上举行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在民主建国会内开展整风的决定，并揭露和批判了章乃器最近坚持错误的态度。
整风决定中说，这次会的整风，应当以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在认识上、行动上都能够解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为中心要求。具体内容则为检查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和行动：（1）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党的领导方面；（2）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3）对思想改造方面。
民建中央常委会组织处副处长朱德禽和宣教处副处长许汉三，在会上说他们在20日去看望章乃器的时候，章乃器仍旧坚持错误，他说民建和工商联要他检讨，而他只有反批评，并且表示不想担任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职务了，希望两会开除他的会籍。他还想请求国务院检查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如果是反社会主义的，就请解除他粮食部部长的职务。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在明年举行选举的时候，就不必提他的名了。
章乃器还对他们说，讲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资产阶级是落后阶级，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一定要说资产阶级是反动阶级吗？
许汉三说，当他们问到章乃器看了毛主席最近发表的文章后有何感想时，章乃器说他的言论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但同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没有出入。
在今晚的会议上，有十几位常务委员发言批评了章乃器。吴大琨、胡子婴、吴觉农、黄凉尘等人，揭露了章乃器在解放以前的丑恶言行。
吴大琨说：章乃器是在抗日战争前参加救国运动而成为“七君子”之一起家的，他之所以参加救国会是为了取得政治资本，作为他个人发展的垫脚石。
吴大琨说，章乃器在担任救国联合会领导职务的时候，同宋子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有密切联系。他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过程中，曾要吴大琨为他写文章，宣扬他的才能，以求取得国民党的赏识。他出狱后，发表了一篇题为“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所谓少号召就是少号召群众参加救亡运动，多建议就是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参谋者。当时邹韬奋知道他的这种行径后非常气愤，开除了他救国会会籍。以后他到安徽省当了伪省政府的秘书长兼财政厅长，以后又当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干事。
胡子婴揭露章乃器在出狱后，曾组织过新兵服务所，在经济上也进行了一些活动，向国民党政府频送秋波。她还说她在救亡运动中曾离家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受到章乃器严厉的责备。当时章乃器不便明白阻止她参加爱国活动，就把一切家务事都推给她做，拖住她的后腿。
吴觉农说他在1939年到1940年间同章乃器接触的时候，曾听章乃器说过中国只有两个人懂辩证法，一是毛泽东，一是蒋介石，这说明他对蒋介石是非常钦佩的。还听到他骂沈钧儒说“这个老家伙还不觉悟，还同共产党搞在一起。”发言的人对章乃器坚持错误的顽固不化的态度非常气愤，都要求民主建国会专门搜集章乃器历来的反动活动，以便更彻底地批判他，这次会议接受大家的要求，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进行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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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十年的酒肉朋友 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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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动摇国家的根本
——我在病中也要说话
傅作义
最近中国共产党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展开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广泛地征求各民主党派、各方面人士的批评和意见。这种严格地检查缺点，虚心地接受批评，世界上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有这样胸怀坦荡、大公无私的精神。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不仅可以改进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而且，也将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扩大有一定是非的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在全世界更加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因此，也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这些时我因病住在医院里，大夫不允许我多想问题，多看书报。但是对整风这样一件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我实在不能不关心。特别是当我看到右派分子一些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言论时，我更不能缄默无言。因为这样的荒谬言论是要动摇我们国家的根本，是对人民事业的最大危害，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有爱国良心的人都坚决反对。
我在解放前是个旧军人，对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了解的很肤浅，解放后，学习的也不够，但自信还是有爱国心的。我的前半生在旧中国所看到的是弱、乱、穷。弱到帝国主义任意地欺侮我们，而沦为半殖民地；乱到军阀割据，内战连年，国脉民命，不绝如缕；穷到广大人民群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怀着朴素的爱国心，认为只有谋求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才能救中国。为了追求这个目标，我们走了许多曲曲折折的道路，多少人牺牲了，多少人付出半生心血，已经白了头。以我个人来说，在七七事变前，我所指挥的部队就单独迎击了日寇在察绥的压迫和进犯。八年抗日战争中，在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与日寇缠斗，有几次，打光了又起来，我们毫不动摇，是为了这个目的。日本投降后，我错误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想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中国，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但在当时，我的主观想法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战争过程中，有许多事情，使我逐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内战所带给人民的痛苦，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威信，我经过长时期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后抛弃了国民党反动立场，走到人民革命阵营中来，仍然是为了这个目的。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而没有达到的目的，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达到了。我们的祖国不但是已经得到完全独立、彻底统一、繁荣富强，而且正在昂首阔步地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这种辉煌的成就、美好的前途，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付出最高的代价，才换来的。我们应该如何珍贵它，爱护它。右派分子竟然企图动摇这个基础，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如果像右派分子所想的那样，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可以设想中国会是个什么局面。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不可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去，取得国家的真正独立。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不可能结束几十年来混乱纷争的局面，实现祖国大陆彻底的统一。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不可能消除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来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猜疑，达到全国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大团结。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甘苦与共，把六亿人民团结成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整体。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有富强，只能停留或倒退到屈辱贫穷混乱的殖民地状态中去。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祖国就不可能在世界上大放光采，有今天这样崇高的国际地位，就不可能与我们的盟邦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这些道理有些人也许体会得不够深刻，像我们这样五、六十岁的人，对旧中国的忧患经历的最多，对中国人民为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状态所遭受的挫折和苦难体会的最深，因而对新中国的繁荣和发展怀着最强烈的爱。
但是，是不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就没有缺点了呢？我认为，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事情这么多，要求每一个干部在工作中都不犯错误，每一件事都让人人感到满意，是不可能的。共产党这次整风正是为的检查缺点，虚心接受各方面的善意批评，改进工作。我早就说过，我对共产党是口服心服，五体投地的。正由于我对共产党如此地赤诚爱戴，所以我仍然愿意提些意见，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
关于和平解放和起义人员的安置，几年来在中央和大多数地区都根据团结改造量材使用的政策，作了妥善安置。但是，在个别地区，在执行上述政策上还有一些缺点，因此，一部分参加和平解放和起义的人员，有的因历史上的事情，发生一些问题，有的工作安排不够恰当或者没有安排工作，有的在和平解放或起义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但在复员转业后，有些人没有完全享受到复员转业人员应受的待遇。这些问题，几年来，党和政府随时发现，随时加以解决，但是，也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希望各地实事求是地加以检查和处理。另外，在国民党军队中参加抗日战争的残废军人，有的生活困难，希望政府在精神和物质上适当加以照顾。为抗日阵亡将士修建的陵墓、纪念物，希望各地注意管理保护。
最后，我坚决地相信，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党的本身必将更加坚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必将更加提高，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必将更加巩固和扩大，因为人们吃过甜水，决不愿意再回过头吃苦水，人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决不愿意再回到过去屈辱、贫穷、混乱的生活中去，右派分子如果不根本地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必将被时代的列车所遗弃，而社会主义事业，却必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日夜不停地向着无限光明的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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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离开工人阶级立场就无法办社会主义报纸
新闻工作者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新华社25日讯 新闻工作座谈会今天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新闻工作中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和言论。
中国新闻社的孙殿伟、何耕新相继对郑白涛的言行进行了揭露。孙殿伟说，郑白涛在中国新闻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他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在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他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他认为定息不是剥削甚至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和在银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样。他认为目前报纸上对右派分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他主张办“同人通讯社”，不要共产党领导；中国新闻社的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的愚民政策的成功，他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何耕新说：郑白涛口头标榜新闻没有阶级性，但是他在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却非常有阶级性。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的谬论提出后，他主张马上发消息。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他立刻编发了，李后来撤销这建议，他却不发。看到报纸反右派的言论他就唉声叹气，对反动作品“花丛小语”他就到处向人宣传。他所写的对外用的稿子几乎和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写的一样，片面地说我们经济困难、原料不足。他对我们实际是大骂而不是小骂。他口称新闻要像语言一样普遍地为各阶级服务，实际他却是坚持反社会主义观点。
接着大公报的主要负责人王芸生、袁毓明、孔昭恺、刘克林等四人在会上作了题为“怎样办一张社会主义报纸”的联合书面发言。在发言里他们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一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他们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就是我们办报的标准，其中主要的是党的领导，离开党的领导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就无法办社会主义的报纸。他们还谈到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党性就说不上人民性；新闻自由和客观并不是把一切事情都反映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它必须有选择，这就得有立场。他们还检查了大公报的同人在新闻观点上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思想，如最近发表的“内蒙古采访扑空记”和关于北京蔬菜自由市场的报道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他们表示要很好在报社内检查和克服这种思想。
文汇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今天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文汇报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犯了严重的错误，各方面的批评，特别是人民日报的文章唤醒了我们，把我们从危险的道路上挽救过来。我们正在检查我们的错误。我从这次严重的错误中得到了以下的教训：一时一刻也不能忘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作为人民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必须加紧学习，努力自我改造。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正错误，在党的领导下，把报纸办好。他在发言中说，他没有说过文汇报曾接受罗隆基的指示的话，他还说，文汇报并没有被罗隆基等所利用。
上海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在会上揭露右派分子向新闻日报进攻的活动。他说，全国宣传会议以后，陆诒回到上海就要派记者到全国大放；在上海搞政法座谈会，大肆夸张人民政法工作中的缺点，否定整个人民法律的尊严。在这一时期，右派分子如王造时、孙大雨、徐仲年、鲁莽等人总是要报纸一字不动地全文照登他们的错误言论。陆诒就更是在揭露矛盾中处处夸大，掀起一股歪风，煽动读者。金仲华说，吸取这些教训，我们只有打退右派的进攻，报纸才可以办好。金仲华还批评王中的新闻有商品性和郑白涛的新闻超阶级的错误观点。他说，郑白涛的小骂大帮忙，实际上是真骂假帮忙。
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南京新华日报的张居德和光明日报的黄卓明。黄卓明说，徐铸成曾说过罗隆基曾经给过文汇报指示，这是他在去年一次光明日报、大公报的民盟盟员和文汇报在北京的民盟盟员联欢会上，听徐铸成亲自说的，他对徐铸成、浦熙修的否认感到非常奇怪。
座谈会明天休会，后天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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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张难先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想动摇党的领导地位，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已经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击溃。
中国人民正处在政治觉悟空前高涨的时期。
近来我虽因病住在医院，不能参加各种活动，每天仍然注意收听广播，关切国内局势的发展。
对于右派分子各种各样的谬论，我是坚决反对和痛恨的。
我今年已经是八十四岁的人，亲身经历过中国由弱转强、从旧到新的修长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句话，我是有切身感受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结果失败了，就是因为那时缺少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来领导革命，以及让当时的右派分子篡夺了政权。
轰轰烈烈的1924——27年的大革命，结果也失败了，那就是因为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政权，并且大肆屠杀共产党。
我爱新中国的一切，我知道，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分不开的。谁要动摇党的领导，谁要破坏人民民主政权，他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事情本来是非常明白的，为什么右派分子看不见呢？这就是“利令智昏”了。右派野心家念念不忘资本主义，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质言之，不过是为了个人野心的“大有可为”罢了。
右派分子为了不自绝于人民，现在已经到了用行动来改正错误的时候，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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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
1957年6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属于人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
第二条 人民警察的任务是依照法律惩治反革命分子，预防、制止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第三条 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人民警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地方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人民警察的编制和管理机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五条 人民警察的职责如下：
（一）预防、制止、侦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侦缉逃避侦查、审判和执行判决的人犯；
（二）依照法律管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三）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工作，领导群众进行防特、防匪、防盗、防火工作；
（四）警卫法庭，押解人犯，警戒监狱、看守所和劳动改造场所；
（五）依照法律管理爆炸物品、剧毒物品、枪支弹药、无线电器材、印铸行业、刻字行业；
（六）管理户口；
（七）依照法律管理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居留、旅行等事项；
（八）管理城市交通秩序、车辆和驾驶人员；
（九）维护公共场所、群众集会的秩序和安全；
（十）维护车站、码头、机场、火车上和船舶上的秩序，保护旅客和运输的安全；
（十一）保护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安全；
（十二）警卫重要的机关、厂矿企业等部门的安全；
（十三）监督公共卫生和市容的整洁；
（十四）进行消防工作；
（十五）追查被抢劫、偷盗的财物，查找迷失的儿童和下落不明的人，救护被害人和突然患病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人；
（十六）向居民传达自然灾害的预报，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动员群众采取预防和消灭灾害的措施；
（十七）积极参加和协助进行其他有关群众福利的工作；
（十八）向群众进行提高革命警惕、爱护公共财产、遵守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和尊重社会公德的宣传工作；
（十九）其他属于人民警察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第六条 人民警察的权限如下：
（一）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可以依照法律执行逮捕、拘留和搜查；
（二）在侦查刑事案件的时候，可以依照法律传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
（三）对公民危害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而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依照法律取缔或者予以治安行政处罚；
（四）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遇有拒捕、暴乱、袭击、抢夺枪支或者其他以暴力破坏社会治安不听制止的紧急情况，在必须使用武器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
（五）人民警察为了紧急追捕人犯、抢救公民的生命危险，可以借用机关、团体、企业和公民个人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
（六）法律规定的人民警察的其他权限。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体健康、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自愿充任人民警察的，经县、市以上公安机关审查合格后，可以充任人民警察，但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八条 国家按照人民警察的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评定等级。
第九条 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有卓越成绩的，分别给予表扬、物质奖励、记功、提前晋级、授予国家的奖章、勋章和荣誉称号等奖励。
第十条 人民警察必须遵守规定的纪律。对违反纪律和失职的人员，可以分别情节给予警告、记过、禁闭、降级、降职、撤职等纪律处分。
人民警察如果违法失职已经构成犯罪，应送人民法院审判。如果这种犯罪已经构成军事犯罪，应由军事法院审判。
第十一条 因公残废的人民警察同因公残废的现役军人享受国家同样的抚恤和优待。
人民警察因公牺牲或者病故，其家属同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现役军人的家属享受国家同样的抚恤和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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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九三学社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的言论摘要
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例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被登出。报社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为联系到某些人物、部长等便不予发表。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第九十四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样宪法也被破坏了。
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间，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中宣部的宗派主义情绪很浓厚，解放后对老新闻工作人员很少照顾或者没有照顾。解放后仍允许续办的一些报纸如文汇、新民等报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让非党的报纸自生自灭。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采访。
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
我建议：一、民主党派宣传方面的负责者应该参加中宣部的宣传会议。假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句假话，即使不参加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会议情况。
二、新华社应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样，成为国际性的通讯社，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地方办通讯社。
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
民主党派成员讲话很苦，稍为讲得厉害点，报纸上便批评，和风细雨一点，又会挨骂，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建议九三学社领导加以讨论，以免引起混乱。
（原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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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报纸长期推广教条主义
上海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的言论摘要
许多人批评报上的文章，一片教条主义，真像画符念咒，根本谈不到解决思想问题。整天板起面孔“训人”，写文章的人和读者之间，不是处于“平等、友好”的地位，试问谁愿意来看你的报纸，天天“受训”？另一方面长期训人的结果，也使读者专等报纸上的指示，经验总结，结论等等，不再独立思考，也沾染着不少教条主义，反过来整报纸。举例而言，解放日报登了一篇范瑞娟的文章，谈到她的丈夫和她的新婚，我看没有什么，也可以登吧。但是读者来信雪片纷来，开会讨论，联合抗议，好像天下大乱。在读者来说，这也是一种独立思考，也说明报纸长期推广教条主义的结果。
谈到宗派主义，先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党和一部分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之间，有过长期“共患难，共生死”的历史关系。今天解放了，不管我们旧知识分子身上还有多少缺点，多少错误，需要继续进行改造，但是党总不应该把我们当做“墙外之人”。可惜，这几年来，党和非党的新闻界人士之间，竟然也有墙，也有沟，也有一层木板。首先也要怪我们自己不主动，不积极靠拢党。其次，党内宗派主义思想的传统，也要负责任。有这样一种思想指导，必然有一批所谓筑墙、开沟，创造木板的“积极分子”，他们专靠打小报告、抓思想来靠拢。于是党群之间有了墙、有了沟、有了一层木板。党对积极分子的依靠，要有一个标准。第一要看他是否真正密切联系了群众，是否正确反映了群众意见。其次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在那里切切实实地在工作，老老实实的学习，不能光听他对你歌功颂德，即封他为积极分子。
解放几年来，我们新闻界培养的人才还不多，但是被宗派主义者和那些筑墙、开沟、制造木板的挤掉的人才竟不少。言之痛心。
（摘自5月18日新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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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不能抹煞“无冕之王”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许君远的文章摘要
报纸编辑的清规戒律恐怕也很严重。文木同志要为记者争地位，我由记者地位联系到过去的“无冕之王”。编辑同志见了这个名词，立即觉得它与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有关，还是不登为妙。如果清规戒律继续作祟，如何能“放”得透？“放”得广？在全国各地争取在要放得好的今天，害怕毒草甚至也不愿让野草闲花滋蔓的心情应该有所改变了吧？但是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大家都在喊叫“拆墙”，党报还想筑寨自固，长此以往，如何指导党与非党同志的团结工作？因此我建议，在选择新闻上，党报的尺度应该更放宽些，起个带头作用。故步自封，落在其他报纸后面，并非上计。
我感到解放后报馆机关化，新闻从业人员与一般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差别。特别是外勤，早已摘掉了那顶“无冕之王”的帽子，再也不必挖空心思，广结善缘，布置新闻线索。报社的一纸公函，效果比过去的记者私人卡片要来得大。在旧社会里，新闻界的败类很多，消息
“客里空”，报道“莫须有”，公开受贿，秘密敲诈，丑行可写一部“报人外史”。但是其中不少人硜硜自守，凭自己的能力吃饭。日久天长，他们都有一种恢宏的气度，昂首阔步出入于“大人先生”之门，而大人先生也乐与他们交往。这样，他们的采访工作便无往不利，甚至对新闻幕后的来龙去脉也能摸个清清楚楚。新中国的新闻记者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这是对的。但是只谈“负责”就够了吗？把旧社会“无冕之王”的特长一笔抹杀，我认为不够公道。 （摘自5月2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