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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
集中揭露罗隆基的右派真面目
罗隆基说要检查自己，但对揭发的重要事实坚决抵赖
本报讯 6月25日举行的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揭露了罗隆基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揭露了他的所谓“无形的”小集团，会议结束前，罗隆基表示要检查思想，交代同章伯钧的关系；但是他的发言主要是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他甚至还说，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意图。这激起了大家的极大的反感。萨空了指出：花言巧语，无休止的争辩，是罗隆基几十年来的老办法。闵刚侯、胡愈之要求下次会议首先由罗隆基交代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
今天会上发言的人，多数同罗隆基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有些人的立场还是模糊不清的。
在座谈会以前，举行了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曾通过了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根据盟内整风进展的新的情势，会议决定全国各地盟组织可以同时进行整风。在目前阶段，盟内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检查和端正盟的各级领导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批判和揭露盟内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
陈鼎文说：
罗说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是腰斩民盟
陈鼎文在发言中说，除少数例外，只要认识或略为知道罗隆基这个人的盟员，几乎都说他是右派。他一贯是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脑子里是资本主义，有时口头上也来点资本主义，于是“右派”这个称呼就在人群中有口皆碑。
他说，罗隆基反对接受党的领导是一贯的。在1948年，盟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罗对这一点就表示不同意。罗隆基在解放后到北京，不接受党的领导的言论仍未停止。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晗提出：盟的组织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盟中央是同意的，但是罗隆基不同意，说“这是腰斩民盟”。罗隆基看到盟员中有人入党，犹如芒刺在背，他竟提出要盟内的共产党员都退盟。他的大员之一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工作）直到现在仍然执行他的主张，排斥森林工业部支部两位入党的盟员。
他还说，罗隆基在1951—1953年的选举中，曾用陈腐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来竞选。罗隆基为了使陈新桂当选，竟不惜到清华大学去请客。罗还拉拢民盟北京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请我们吃饭，说什么“抓住了北京市，民盟中央就有力量了”。这就是罗隆基的个人政治野心的表现。
费孝通说：
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搞出来的
费孝通说，他的有些思想和罗隆基是一致的，有些则不同。他说，罗隆基写发言稿时，老是找他、吴景超、潘光旦一起谈。罗隆基认为“正派”的知识分子是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的那些人，凡是进步的都被他称为“教条主义者”，他说，邓初民就是“教条主义”最突出的一个。罗隆基最讨厌进步分子，认为他们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的人物。他认为那些思想落后的人是有本事的。他要他们：“不必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不要“妄自菲薄”，要他们“各凭本事，各显神通”。费孝通说，罗隆基所指的本事实际上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所支配的那一套。
费孝通指出，罗隆基这几年来一直讨厌思想改造，说知识分子不喜欢这个名词。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他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不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
费孝通说罗隆基把盟北京市委的“争鸣”刊物夺过来据为己有，企图把这个刊物变成反社会主义的刊物。
潘大逵说：
罗隆基有一个所谓“无形的”组织
潘大逵承认他一向被认为是罗隆基意见的坚决执行者，是罗隆基小宗派中的一分子。他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他说，罗隆基一直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名利观点来影响他，民盟中央曾经打算调他到北京来工作，当时他很犹豫。这时罗隆基就对他说：你到中央来工作，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最多是一个副部长；而在地方上则是一个领导人。这样，他就没有到北京来工作。他说，全国解放以后，罗隆基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或者小宗派，大约有十个人左右，其中有张东荪、刘王立明、周鲸文、曾昭抡、潘光旦、吴景超、叶笃义、费孝通、范朴斋、张志和等。这些人都是解放后对工作和地位的安排不满意的。他认为，民盟内部实际上有宗派，罗隆基所以不让我来北京工作，就是想让我在四川安个点，用地方的力量来支持他。潘大逵一方面企图说明近两年来这个所谓“无形的”的组织已经不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个别人之间也仍然有往来，他到北京来开会时，罗隆基还是找他谈话。
他说，罗隆基曾经对他说过，民主党派没有什么搞头，但是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罗隆基立即积极起来，同章伯钧一样主张民盟组织应当大发展，因为今后民主党派大有作为。他说，罗隆基几次责备他，认为民盟四川省的组织发展得太少。罗隆基还对他说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虽然有缺点，但是也还有它的优点；无产阶级专政固然也有优点，但总觉得缺乏一点什么东西。他想拉拢一批大知识分子作他的政治资本，他有当领袖的野心。潘大逵还承认，他和罗隆基都是主张走中间路线的，在昆明时期就曾经搞过一个政纲，主张在政治上学英美，在经济上学苏联，是一个杂凑起来的东西。
彭迪先说：
要求潘大逵进一步交代小集团活动
彭迪先说，潘大逵今天的发言表示要同罗隆基划清界限，就这一点说，是应当表示欢迎的。但是，还有许多问题他没有谈，我们要继续帮助他。
彭迪先不相信在罗隆基当了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以后，他们的小集团就不存在了。他说，这是奇怪的。为什么在罗隆基的活动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反而没有了小集团呢？他要求潘大逵进一步交代。
他说，罗曾经在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来了，有法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删去了这句话；但罗隆基确实说过这句话。他对党的敌对情绪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
罗隆基在政协会议上常常谈知识分子问题，不是从正面帮助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而是讲迎合知识分子落后意识的话，什么“士为知己者死”，“三顾茅庐”。
罗隆基到四川视察，中共省委请他提意见，他当面不谈，带回一批信来，作为成立什么“平反委员会”的根据。作为盟的领导人，这种作法是很不好的。
彭迪先说：潘大逵曾说过：储安平的发言，罗隆基看过的，但他为什么不交代？
叶笃义揭发罗隆基解放前后和司徒雷登、国民党之间的暧昧关系
叶笃义揭发了罗隆基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他说1936、1937年正是抗日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罗隆基办天津益世报和北京晨报，他竟然主张：在北方谈反蒋，在南方谈抗日。在北方谈反蒋实际就是帮助日本搞华北特殊化。当时，他还拿日本人的钱在天津搞了一个研究所。1946——1947年时，蒋介石对民盟是一打一拉。蒋介石打的是救国会，拉的是罗隆基、张东荪。拉罗隆基的是雷震。1947年底民盟被迫解散，罗隆基这时住在虹桥疗养院，名为软禁，实际上每月多少两金子的住院费都是由雷震代付的。罗隆基当时行动很自由，可以随便出去看朋友、买东西，但几次拒绝地下党请他到解放区去的约请。济南解放时，罗隆基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谈话，他说，美国买马买错了，如果把给蒋介石的钱的十分之一拿给民盟会要好得多。1948年底，吴晗经上海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信给已在解放区的沈钧儒等，跟党讲条件，要党采取协和外交政策，而不要一边倒，否则民盟将退居为在野党。1949年到北京后，他同张东荪在张宗炳家会见美国驻北京的总领事，罗隆基说司徒雷登曾托他转告周总理如果不一边倒，可以给几十亿美元的援助。他托美国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说这话不必转达了。叶笃义说：既然不转达，有什么必要还要请美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要转告给司徒雷登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内容？1949年底，民盟四中全会检查过去的错误路线，他认为是对他的打击。以后，他组织小宗派，向人说统战部如何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这种说法除了抵抗党的领导而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1952年后，罗隆基和我疏远了，他说有人警告他，说我经常到统战部打小报告，要他提防。叶笃义说，统战部的门是大开的，不需要什么小报告，罗隆基应该说明，警告他的是谁，他为什么要提防？叶笃义还揭露，罗隆基曾告诉文汇报社长徐铸成，要他不要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情到北京来反映。罗隆基还在家为文汇报请过几次客，训示文汇报副社长阎宝礼要如何如何做。叶笃义质问罗隆基究竟与文汇报是什么关系？
胡愈之谈到罗隆基的一封信
罗自称一生唯知斗争 他究竟斗争什么向谁斗争
胡愈之在发言中说：最近四川有人来，谈到这样一件事：民盟成都市委吴汉家揭发：1951年夏，范朴斋带罗隆基的信给他，信上说：要范朴斋去重庆助潘大逵一臂之力。信上还说：“弟一生别无他长，唯知斗争到底而已。”胡愈之说：这句话值得研究，不知他究竟要和谁斗争到底，斗争的目的是什么。
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联合发言：“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千家驹、华罗庚和童第周在题为“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的联合发言中说，今年5月中旬，章伯钧、罗隆基没有经过民盟中常会讨论通过，就由少数人决定成立“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四个工作组，其中科学规划小组，指定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他们说，当时他们的政治警惕性不够，未怀疑其中有任何阴谋活动，就答应了。以后这个小组开过几次会，起草了一个“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是最后由费孝通（他不在五人小组之内）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直到光明日报把这个文件发表以后，他们才知道其中有些问题的提法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有：要“恢复”和“重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而“恢复”和“重视”的话在原稿中是没有的，是有人最后加进去的；强调“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这好像说国家过去对培养新生力量不是一视同仁，或者不是平等地看待似的，这不符合事实；“保护科学家”的提法也不妥当，意思好像是说党和政府不保护科学家，这也不符合事实。
浦熙修替罗隆基辩解 硬说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
浦熙修在会上为罗隆基辩解，她谈到罗隆基从国外回来后没有和她谈过什么问题。浦熙修硬说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但她又承认，只有一次在罗隆基家里请过各民主党派人士吃饭，谈文汇报怎么工作，普遍征求意见。对叶笃义揭发罗隆基不让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这件事，浦熙修为罗隆基作了这样的辩解：她理解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党员水平低，罗隆基知道得更多些。
罗隆基说他如有反社会主义阴谋
愿意受国法和盟章的制裁
罗隆基在大家对他揭发批判之后，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他没经过三反五反运动。这次运动对民盟有帮助，可以扫除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国家也有好处。因此他表示诚心诚意欢迎这次运动。他表示要作深刻的反省，他一方面说：“我从来没有在民盟内说过我思想进步”，可是他接着又说，就是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他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企图和阴谋，如果查出，愿意受国法和盟章制裁。
罗隆基说他的确没有看过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他说，不但事先没看，事后也没看，直到这次回国才看到。他说他曾为这事打电话给章伯钧，章伯钧是含糊其词，他认为这个问题章伯钧要负责任。接着，他又说，章伯钧为什么不说别人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而偏要说我？章伯钧这样说，社会上很多人也都相信，这就是我应该检讨的。
罗隆基对他曾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问题，作了名词上的辩解。他说：我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个名词。我说的是由人大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三个作用，其中有平反作用，领导党也要参加。他又说，这话是错误的，他不否认。据他说，他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
罗隆基说：“最近有些人常常把章罗并提，我不愿意这样，我对自己的言论行动负责。”但他又说，他将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
会上吴景超、吴晗、聂国清、刘清扬、钱端升也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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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认为：
章伯钧是争权夺利的野心家
本报讯 昨天晚上举行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上，继续揭发了章伯钧的一些反动言论。
黄琪翔首先发言，他说：章伯钧是一个恶毒无情的野心家。卢郁文批评了章伯钧的发言以后，章伯钧怀疑卢郁文是共产党员，怀疑共产党是要通过卢郁文来打击他。有人告诉他卢郁文不是共产党员，他强作苦笑，表示不同意。这就是他对共产党的认识。黄琪翔接着说：6月9日（星期日）下午，章伯钧约李伯球、杨逸棠等到我家里闲谈。他一到就说：“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浦熙修也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要通知文汇报。章还说：“昨天（8日）人民日报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算是输了钱。‘收’得太早。听说各地方很乱，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让我们去收场比较好，我们有办法，费孝通和我都是这样看法。”王寄一说：他有一次在交通部干部大会报告中说：“周总理要我当交通部长，我表示我是搞政治的，交通部不过是修桥补路、卖卖船票的事情，我是搞不来的。”他说他在交通部有职无权，实际上是经常不上班、去逛晓市、买古董，部里的同志找章部长找不到，这就是说他自己放弃职权，不负责任，不是有职无权。他对公私合营偏重拥护资产阶级利益，并认为民生公司能够合营是他的力量，不是党的力量。
王一帆说：章伯钧想把全国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收罗到农工民主党里来，甚至还想把开除出共产党的黄逸峰也拉进来。（这时李伯球插了一句话：章伯钧曾表示不要钟惠澜加入农工民主党，说钟是靠近共产党的人，可见他要的“代表性”是落后的代表性。）他还想把所有现在失意的、犯过错误的、有困难的老第三党成员通通都找来，做农工民主党的骨干。
1949年，全国解放了，大家都很高兴，章伯钧却对我说：“革命成功了，但是我们搞组织是失败了。”言下对共产党有不服气的情绪。这些都说明章伯钧的政治野心。
杨逸棠在发言中揭露章伯钧对他说过，他从事党派活动的目的是“有团结而后有力量，有力量而后取得权力”。
他还说，要高级知识分子，不能光给他吃好的住好的，那样好比把他放在西郊公园，不让他自由，是不行的。如对费孝通就是一个例子，他到现在还不心服。
还有在中共八大以后，章伯钧把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比作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党对资本家的改造是假慈悲。
李世鉴带病出席了会议，他最后发言说：李健生是章伯钧的最亲密朋友和爱人，也是农工民主党的一个负责人，她对章伯钧的问题如何看法？到现在没听到她的一句声音，我们忠诚劝告她表明态度和立场。
王深林、李士豪、王枕心也在这次座谈会上发了言。
李伯球、王人旋和嵇铨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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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梁思成谈毛主席报告读后感
勇敢地站出来同右派分子斗争
编者注：6月25日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对建筑学家梁思成的访问记。现转载如下：
星期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体会。记者到清华园去访问了建筑学家梁思成代表。在他的幽静的小客厅里，梁先生畅谈了他读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以后的感想。
梁先生说，过去他读过多少遍矛盾论，但都体会得很抽象，很教条。2月27日第一次听过毛主席的讲演，跟着又听了录音，现在又读了演说的全文。他感到这个报告把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和马列主义的理论这样生动地结合起来，深入浅出地讲清了许多重要的道理。他感激毛主席给了他这样一部最好的政治课本。特别是毛主席指出的那六项标准，他说那是给了他一个开展百家争鸣、进行思想斗争的最锐利的武器。
要分清是非就得转变世界观
梁先生说：“毛主席的演说里所提到的各方面的内部矛盾，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具体到知识分子身上来，就是转变世界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代替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问题。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在这儿，主席提出了：‘希望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的话。这对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梁先生感慨地说：“整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很天真，以为全国的知识分子，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嘛，当然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拥护共产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大概大家都是没有问题的。哪知道刚鸣了一阵子，就鸣出那么些右派分子来了，而且口口声声叫共产党下台，自己要取而代之。这时候，像我这样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其实是没有经过真正斗争锻炼的温室里的花——才感到大吃一惊：啊，事情可不简单呀！这才明白自己过去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总是那么笼统、抽象和缺乏敏锐的政治嗅觉。譬如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我就很抽象地看待这个‘少数’，以为小小数字起不了什么坏作用了。现在一看，只有章伯钧、罗隆基几个‘少数’中的少数人就散布了那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事情决不像我原先设想的那么风平浪静。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呢！”
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是最有效的武器
“所以，最近以来，我特别感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了！”梁先生接着说：“许多矛盾摆在那儿，就是看不出来问题，或是看出点什么来，又提不到理论的高度，这不是政治水平低是什么？过去，罗隆基说过党要对知识分子三顾茅庐，我听着不顺耳，但只是感到他太缺乏主人翁思想罢了。看过‘草木篇’以后，我也曾觉得不是味儿，但也止于觉得那位作者太孤芳自赏，脱离群众罢了。甚至这次章伯钧提出什么‘政治设计院’的问题，我当时也没从政治上抓住要害。起初只觉得他这是想越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做更大的官，后来又看出这种行为是违反宪法的。最后才弄清楚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争夺领导权的阴谋。
“现在，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的心思我算是看出来了。跟着就是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同右派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我自问有这份决心和勇气。但是，怎样据理力争，以理服人，更有力地打击右派分子，我就缺乏运用武器的能力。谈到武器，我们是并不缺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最近提出的六项标准都是最有效的最新式的武器。可是，我们，特别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缺乏斗争经验，过去要求自己又不严格，别有用心的人几句花言巧语，真话假说，虚虚实实，我们就感到本钱不足，就像知道机关枪在哪儿，却不会放一样了，因此，这几天，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迫切地感到：知识分子必须抓紧思想改造，要学好马列主义，才能在斗争中锻炼自己！”
继续思想改造才能成为红色专家
梁先生对目前流传在某些知识分子当中的说法——“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知识有阶级斗争的知识和向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两种。所谓知识分子，就譬如像我这样的人吧，我们头脑里的知识究竟有多少，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向自然作斗争的方面，我们每个人所懂得的也不过在全部知识积累中对一个小小部门略有一知半解而已，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我们这些人就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水平’了。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恐怕还都在幼儿园里，能上初小一、二年级的恐怕仅是寥寥数人而已。这样来解释‘知识’，像我们这样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片面的知识分子而已。
“但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党的领导同志们经过三、四十年实际的锻炼，受过严峻的生活的考验，他们才是阶级斗争的高级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在领导阶级斗争取得胜利以后，又来领导我们向大自然作斗争，这是大知识分子来领导小知识分子。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改造，充其量不过刚刚有点粉红色，离红色专家还远得很呢。不继续前进，不继续思想改造，是不能和‘高级’、‘大’知识分子的称呼名符其实的。至于章伯钧、罗隆基之流，尽管他们有那么一两个美国的学位。他们对向自然斗争的知识是没有的。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假如有一点的话，恐怕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斗争的知识吧！这又算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呢？我倒希望他们自己答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