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章乃器思想的阶级本质
施复亮
说了“真话”
5月31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同志作了一次讲话。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的确，乃器同志以前说了不少假话，这次也说了一些“真话”。这是很好的事。乃器同志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又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这是暴露他的思想的阶级本质。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他的思想实质吧。
是非的标准——社会主义
乃器同志很欢喜说“明是非”。混淆是非或颠倒是非是不好的，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但他的是非标准和别人的是非标准是不同的。例如他说李康年同志的建议“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但是陈叔通先生说：“这种名利双收的想法，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我们说，资本主义比官僚主义更危险；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说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有本质的区别；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我们说定息是剥削，诸如此类。可见他的所谓是非跟我们的是非是不同的了。我们的是非标准，只能有一个，不能有第二个，这就是宪法上明文规定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领导我们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资本主义思想。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吗？
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好得多，但比社会主义要坏得多。资本主义的好处，社会主义都有；但是社会主义的好处，资本主义却没有。资本家讲“效率”，是怎样可以增加剥削的“效率”。他的选用人才，培养、提拔人才，都是为着怎样增加他的剥削，这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讲究效率的；真正善于选用人才，培养、提拔人才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为的是要增加人民的幸福。
官僚主义是过去阶级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就产生大量的官僚主义。因为以前阶级社会的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不但不关心人民的生活，而且是压迫多数人民的。这就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因而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发扬民主，充分发扬民主。试问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敢于这样反对官僚主义？不是在今天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能够发动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吗？所以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比官僚主义更危险。官僚主义是不好，资本主义更不好。
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吗？
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他又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阶级社会里，人是属于阶级的，阶级的特性也决定了人的特性；个人可以脱离那个阶级，但在未脱离以前不能说与那个阶级没有关系。资产阶级分子是有人参加革命的，而且变成社会主义者。但，那已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而属于工人阶级了。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但，在他没有完全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前，还不能说他不是资产阶级分子。当资产阶级分子都转变完了，资产阶级也就消灭了。乃器同志以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完全脱离，这是怪论。
资产阶级既然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当然也有本质的区别。资本家是剥削者，剥削一定要有剥削对象，那就是劳动者。一方是剥削人，一方是受人剥削，这不是本质的区别吗？
乃器同志认为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就是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是的，工人阶级是有落后与先进的区别，因此才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存在；但是，工人阶级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无论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其阶级要求都是发展资本主义。所以乃器同志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是错误的。
定息不是剥削吗？
乃器同志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似乎不劳而获要比剥削好听，那末说资本是生产三要素之一，那不是更好听吗？这不是好听不好听的问题，而是事实问题。
我们要告诉乃器同志，定息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工人阶级身上取来的。自然，定息是国家对资本家生产资料的赎买，但它的剥削性质，并不因此而变。
有些中小工商业者拿的定息不多，自动愿意放弃定息，我是同意的。但是大工商业者，就要考虑他的政治影响，不应该以个人利益而妨害整个国家的利益。
资产阶级立场
乃器同志在这篇讲话里有四个论点：第一，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第二，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第三，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第四，定息不是剥削。这些论点我认为都是错误的，而且错误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乃器同志会有这些错误呢？因为他死死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资产阶级立场，也是要改造的。我们决不应该死死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我们要逐步地改变这个立场，随着我们思想改造的进步，我们的立场也要跟着进步。
乃器同志因为死死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所以自然要留恋资本主义，要求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自然他只看见资本主义的好，只看见社会主义的坏。乃器同志的这种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他是代表一部分落后的、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就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他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正在增长，消极的一面正在减少。所以乃器同志的意见，得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大部分人的共鸣。
乃器同志爱劝别人“检查思想”，这是很好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趁此机会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我们要检查自己的思想中，有类似章乃器的思想没有？有多少资本主义成份？我们要勇敢地努力地克服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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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郑华炽
不能以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来否定政策的正确性
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高等学校的办理和发展，是一件极其重要，极其艰巨而又极其细致的工作。自从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展开以后，大家对于办理高等学校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很宝贵的意见。这是好的现象，这种积极性的建议对于我们党今后处理高等教育的事务，将有很大的帮助。在讨论高等学校中存在的问题时，有人怀疑到党是否能够领导高等学校，特别是党能否领导科学研究。这些怀疑是不必要的，更是错误的。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怀疑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解放以后，高级知识分子经过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大多数人亲自参加过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思想大大地提高；再加上八年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大家全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愿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全部的力量。这是事实。但是从高教部、教育部以至各院校的领导，对于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关怀不够，信任不足，因此，有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满怀热情，但是无从发挥。去年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之后，虽然有所转变，但是那时候的措施，偏重在关怀照顾方面，信任则仍嫌不足，这就使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对于高等教育的领导表示不满。其次，在过去八年中，高教部和教育部对各院校的事务管的太多，管的太乱，以致大家都变成被动，这又是使人不满、不服的地方。最后，几年来高等教育的措施变的太快。当然，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各种事业如果发现有不适合情况的地方，应该改变，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文化教育是长期的事业；学问是从艰苦锻炼得来的。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提高。因此，教育事业的改进和发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稳定性。变的太快，使人在思想上、行动上发生混乱，无所适从，自然就会表示不满。
根据上面所提到的事实，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领导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的人们不善于处理高等学校的事务，因而发生偏差，而不是党的政策的错误。“人谋之不臧”与政策的正确性应当很好地分别对待，不容混淆起来。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培养成的人才应该有一定的规格。新中国的教育是要培养能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人材。这种人材不只是要具有坚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因此，政治思想教育在高等学校里应该放到重要的位置。生活离不开政治，所以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培养，不能光靠上政治课来完成，在其它的基础课、专业课中也应当随时随地给学生以思想教育。这样看来，作为教师的人们首先必须自己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这里存在着立场和观点的问题。处理问题能够站稳立场，观点正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就充分地足以证明。由此可知，政治思想教育的修养，不仅是青年学生们的任务，也是每一个教师的任务。为了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除了经常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外，还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经验的事实，也是大家公认为合理的、正确的。
科学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党的领导
谈到科学研究，则党的领导更为迫切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由于全体人民都自觉地参加劳动，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努力，就能够创造出无数的、使人不可想像的“奇迹”。在短短的几年中，治淮工程的完成，川藏公路的修竣，全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不是党的领导，没有人民的政权，这些“奇迹”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党在祖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地位，肯定地是不容怀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千头万绪，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因此，科学研究的内容，也就非常丰富，极其广泛。为了使科学研究很好地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配合，就需要领导，需要组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各种科学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各方面的科学家共同合作，才能完成。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为了使各种专业的科学家们更好地、更方便地合作，也需要领导，需要组织。
科学研究需要领导，需要组织，这是二十世纪中叶科学研究的特点。它的目的在集中人力物力，深入研究问题，迅速解决问题，从而更快更大地把科学向前推进。因此，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的科学研究是如此，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当然，这里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尽管是一样，但是在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处理上，就发生了基本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成果，被垄断资本家所收买，或为帝国主义者所操纵。结果，科学家们用心血换来的科学研究成果，被垄断资本家用来做争取最大利润的工具，或被帝国主义者用来做杀人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科学研究的成果，掌握在人民的手中，所以这些成果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这里就有立场和观点的问题，换言之，科学研究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从这点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更为明显了。有领导、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是最有效的办法，苏联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就完全证明这话是正确的。去年党和政府向全国科学家和青年们发出号召，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先进的科学水平，我们如何能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集中人力物力，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展开科学研究。
怎样才能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
党应该怎样来领导高等学校？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大家平心静气来讨论。几年来各高等学校的党委们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发生过不少的偏差，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群众已把这些偏差和错误，大胆地揭发出来。就我个人的分析，这些偏差和错误的产生，主要地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党委们对群众的信任不够，结果就在处理事务时发生“包办代替”的现象。其次，一些党委们犯了“自以为是”的错误，自己不懂，不虚心去请教别人。这一错误，在高教部、教育部和高等学校的党委们表现的最为突出。正是由于一些党员和党委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发生偏差，甚至错误，党中央才提出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之处！有些人看问题不够全面，更忘记了六亿多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提出“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教授治校”是旧社会的一些旧大学的制度。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时期，学校受到迫害，特务打进学校，任意逮捕学生。在那个时期，“教授会”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就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学校的迫害。我完全同意陈垣校长在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召集的座谈会上所说的话：“教授治校，在解放以前，有的学校确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今天则值得考虑，而且今天的高等学校与旧社会的高等学校，有本质的不同，用旧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见6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高等学校应当接受党的领导，这是肯定不移的。今后高等学校中的党委会应当如何改进并且加强领导，是与办好高等学校有密切的关系的。每一个高等学校的成员应当尽量提供意见，帮助党搞好整风运动，这也就是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个人的意见，今后改进的办法，首先要认真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特别是经验丰富的教授们；真正地给他们权力，让他们知道并且参与学校的重要事务。其次，经常地联系群众，不断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使他们发挥更大的潜力，做好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最后，做学问需要时间，更需要安静，高等学校忙乱的状态，必须大力改正。
（文中的插题是本报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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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昆剧评价的一些问题
王悦
不久以前人民日报第八版前后刊载了许可先生两篇文章：“看昆剧‘钟馗嫁妹’”和“漫话‘昭君出塞’”。经过同几位戏曲专家和昆剧老艺人交谈，大家对这两篇文章提出的一些“论断”，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认为它们牵涉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戏曲发展的方向问题，和对文化遗产接受的态度问题。我想参照大家的看法，谈谈我个人的意见。先从“昭君出塞”说起。
昆剧“昭君出塞”相传出于“青冢记”。“青冢记”全剧已久不上演，现在上演的“昭君出塞”实际上是在一百数十年前既已由艺人逐渐改编的作品，不是一出完整的传奇（这里不详细论述）。因此可以推断，“青冢记”也许早已失传了。但是这出由艺人逐渐改编的“昭君出塞”一直流传下来，却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它具有“唱死昭君，做死王龙，翻死马童”的这个特点。而这个特点恰恰是许可先生认为“糟粕”的东西！那么，它们究竟是不是“糟粕”呢？
首先说“唱死昭君”。所谓“唱死昭君”，并不是如许可先生所“论断”的那样：昭君“只注意到唱，在其他方面就没有很好地照顾到”；看过这出戏的人都知道，昭君在这出戏里不但从头到尾都有唱，而且从头到尾都有很繁重的身段，特别是在上马以后，更是载歌载舞。正因为身段繁重，所以昆剧老艺人马祥麟先生才说，一般旦角唱不了这出戏，必须有刀马工夫才能演昭君。在做工里，除身段以外，表情当然是重要的。但在昆剧里，表情是和身段密切结合着的，和唱词、念白密切结合着的。离开身段、离开唱词和念白，呆立或呆坐在台上，“酝酿情绪”、“表现内心”，从来就是昆剧里所忌讳的。因此，像许可先生所要求的，昭君必须“对于自己这一身番装，她看了又看，心情沉痛已极”，“久而久之”，一直到“观众也不禁含泪欲下了”，才算完事，那对昆剧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实在都是太不情了。“昭君出塞”里的载歌载舞表现方法，正是昆剧在表现形式上的主要特色，否定了这种表现方法，实际就是从表现形式的主要方面来否定昆剧，当然这也许不是许可先生的本意。那末昭君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又应当是什么呢？许可先生要求昭君表现悲愤，这是对的，但还不够。昭君不仅要表现“叫我红粉去和番”的悲愤心情，还要表现“朝中甲士千千万，始信功劳一妇人”的英雄气概，所以马祥麟先生认为把昭君表现为一个感伤而无力的人物，那就是把昭君丑化了。
再说“做死王龙”。王龙是否应当那样做、那样唱，是和王龙这个角色的身份分不开的。对于王龙的身份，从来就有不同的处理，一种处理是：王龙是朝廷委派的命官，他被赐姓“王”并称“御弟”，他的使命是把昭君平安送到北国，与其说他站在昭君这一边，毋宁说他站在毛延寿那一边，所以他是丑角，一路对昭君只是随声附和，昆剧“昭君出塞”就是这样处理的。一种处理是：王龙是昭君的骨肉和知己，他完全站在昭君这一边，对昭君有无限关切和同情，所以他是文生，京剧“汉明妃”和许可先生所说的改编的“祁剧”“昭君出塞”就是这样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好呢？可以各有是非。马祥麟先生就认为昆剧的处理办法是对的。他说若是连王龙那样的朝臣以至马童都能站在昭君的立场表情、说话，那就说明汉朝当时的情形并不是“文官济济全无用”、“武将森森也枉然”，昭君也不用和番，这出戏也不用演了。因此给王龙抹上个三花脸，让他在台上跳跳蹦蹦，对昭君起一种反衬的作用，就更增加了这出戏的艺术性。当然许可先生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王龙应当“作为昭君出塞途中的一个知己而在舞台上出现”，认为昆剧“昭君出塞”里对王龙的处理是“一个极大的漏洞”，“丑扮的王龙，出过不少的洋相”。我是同意马祥麟先生的看法的，但我并不要求许可先生一定也要同意他的看法。
也说说“翻死马童”。马童在这出戏里翻的筋斗确实不少，为什么要这样翻呢？第一个原故正如许可先生所说的是为了“表现山路崎岖难行”，第二个原故我想还是为了要表现昭君所骑的马是一匹把王龙给摔下来的烈马。骑过烈马的人都会知道，它是怎样翻蹄亮掌，怎样难于控制。马童的使命是要保护昭君不摔下来，但他又要在并无真马上台的情形下，表现出他是怎样在控制着一匹烈马，因此他不能不借重于翻的繁重身段。第三个原故我想还是为了要和昭君、王龙的动作相配合，使三个人的动作形成有节奏、有旋律的联系，增强场上的紧张气氛，发扬歌舞的高度艺术性。观众的鼓掌可能正是由于有了这三方面的理解，可能并不像许可先生所估计的是被“没有目的地翻筋斗”的马童所“博”出来的。当然按照许可先生的理解，鼓掌是不应当的，但我相信出现在今天剧场里的掌声，决不像过去那样庸俗了。
总起来说，一百数十年前既已由艺人逐渐改编成的昆剧“昭君出塞”，是一出优秀的传统戏。“唱死昭君，做死王龙，翻死马童”这个传统的特点，今天看来，正在说明我们过去的昆剧老艺人怎样运用了卓越的艺术手法把这出戏的内容和形式很完善地统一起来，不能认为是“糟粕”。
我没有看过许可先生所说的改编过的“祁剧”“昭君出塞”，当然不能表示什么意见。但是据我所知，在改编祁阳演唱的高腔（实即弋阳腔）“昭君出塞”（也出于昆剧）的过程中，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同时“百花齐放”当然不意味着一花独放或者天下的花都放得一样。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但从来也没听说过陶渊明主张天下只许开放菊花，或者主张把莲花移植到篱笆下的土地上并叫它开成菊花的样子；同样，从来也没听说过周敦颐主张天下只许开放莲花，或者主张把菊花移植到池塘的淤泥里并叫它开成莲花的样子。对中国戏剧有鉴赏能力的人，也应当能够体会每个剧种以至每个剧种当中每一出戏的特点而予以适当的评价的。
在许可先生的两篇文章里，还接触到“钟馗嫁妹”和“昭君出塞”这两出戏的所谓“主题思想”之类的问题。如许可先生说“通过钟馗的悲剧形象地夸大描绘，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外观有时会和事物的实质完全不符”；说昭君出塞“这种剧目，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极有力的武器”；我看这样抓“主题思想”的办法，也是可以考虑的。
以“钟馗嫁妹”为例：昆剧“钟馗嫁妹”出“天下乐”传奇，“天下乐”传奇已不经见，只“嫁妹”一出流传下来，文字也是经过艺人改的。“天下乐”传奇既不可见，它的整个“主题思想”是什么，当然无从论列。单就“嫁妹”来说，似乎很难肯定它是一出教人不要“以貌取人”的“悲剧”。钟馗不愿对生前的好友负约，死后也要特备笙箫鼓乐把妹子嫁给杜平，这出戏的情节就是如此。按照许可先生的说法，可以算是教人对朋友信实，促人反省“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似乎就是“主题思想”。至于喜气盈庭，并没有发生什么婚变，当然就不好说人家的结婚是“悲剧”。若是就钟馗因面丑被黜这个故事来说，一般都认为这是对封建朝廷科举制度的讽刺：有些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鄙视功名，不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参加考试而落第的，也就孤芳自赏，不再热中。“嫁妹”里钟馗出场所唱的“粉蝶儿”是“摆列着，破伞孤灯；对着这，平安吉庆。光烂灿，剑吐寒星。伴书箱，随绿绮，趁着这蹇驴儿趷蹬。俺这里，一桩桩写下丹青，是一幅梅花春景”。仔细玩味起来，这倒是表现了那种孤芳自赏的心情的。历来的老艺人在表演钟馗时，似乎也都在尽量体现这种心情，所以配合着脸谱、服装，做出许多特殊的身段，按老的评剧家说，舞台上的钟馗使人感觉“妩媚多姿”。“妩媚多姿”的形容虽然不一定恰当，但是舞台上的钟馗，综合他的脸谱、服装和身段，确实给人一种孤芳自赏的优美感觉，不像许可先生所感觉的“面目可怕，举止奇怪”；不像许可先生所感觉的是“在丑恶的外形下来表现人物的优良的品质”，而是形成了优美的品质和优美的外形的统一。许可先生的感觉正是由于要抓“不可以貌取人”这“主题思想”而产生的。
我不同意拿一套简单化的“主题思想”的框子，向一切古典作品上乱套。按照许可先生的看法，“钟馗嫁妹”是警告人不要“以貌取人”，“昭君出塞”可以对人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那末“别姬”又是进行什么教育呢？姑且说是教人严防“个人英雄主义”罢，那么“小宴”、“惊变”又进行什么教育呢？能说是教育我们应当防止“腐化堕落”、坚持“勤俭建国”吗？我认为像这样只抓住一出戏的思想性的一角或一面，并把它提到今天的“倾向性”的水平上来，这是一种否定接受戏剧遗产的态度。马克思在谈到希腊神话时说过，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文化的宝库，同时也给现代人以艺术上的享受。我们肯定旧剧的某些剧目时，不仅要全面地、历史地来肯定它们的思想性、人民性，同时也要全面地、历史地来肯定它们在艺术上的深远造诣。
那末，我们是不是像国粹派一样，把糟粕和精华放在一个包袱里背到社会主义社会来呢？不是的。正如许可先生所说，昆剧是需要改的，而且现在有些戏曲专家正在苦心研究昆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但是要改革昆剧，首先就要了解昆剧，了解它怎样产生、怎样发展，了解它的曲、谱、唱、做、动作和场面等各方面的规律，了解我们所要改革的每一出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革昆剧中发展昆剧，不致于把昆剧改革成话剧、电影或其它什么剧种。任何把昆剧改革成其它剧种的想法和作法，都只能起摧残昆剧的作用，不能起扶持昆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