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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国外，从边疆，从全国各地，愤怒的信件雪片飞来
大学生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痛击右派
本报讯 愈来愈多的大学生给本报来信表示：要和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努力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从6月10日到20日，本报共收到七千九百九十四封驳斥右派分子言论的读者来信，其中有各地大学生的来信八百多封。这些充满了青年学生满腔愤怒的信件，来自祖国各地，其中除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各高等学校学生的来信以外，还有四川大学、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陕西师范学院、东北人民大学、东北工学院、东北农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江西医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山东大学、浙江医学院、山西医学院、内蒙古师范学院、河北农学院、河北医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等高等学校学生的来信。这些大学生的来信中，有许多是集体签名的。如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的一封来信有一百三十多名学生签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一封来信有八十名学生签名，清华大学的一封来信有二十三名学生签名。这些来信除了痛斥葛佩琦、王德周、储安平、杨玉清等人的谬论以外，对章伯钧、王尊一等右派分子的言论进行了批驳。特别在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会上揭露章伯钧的两面手法后，大学生更加愤怒。正在紧张准备考试的学生也挤出时间给本报写信；已经写过信的，来信质问本报为什么不登他们的来信。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一年级一班署名“十九名大学生”的来信说，从最近报纸上揭发的事实可以看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是有组织地一脉相承地向党的进攻。他们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企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许多来信对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上议院”作了具体分析，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企图把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拉回到资本主义深渊中去，这是人民万万不答应的。清华大学郑文会在来信中对章伯钧所说的“历史人物”提出了责问：反革命分子胡风早为人民所唾弃，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言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斥责，而章伯钧认为他们是“历史人物”；相反地卢郁文先生仗义执言，章伯钧却认为他是“小丑”，这是什么意思？章伯钧是不是也想做这样的历史人物？
对于章伯钧的空洞的检讨，许多大学生表示不满。他们在来信中说：章伯钧的检讨是不诚恳、不老实，也是极不深刻的，把这份“检讨”和史良等人揭发的事实联系起来，不难看出章伯钧是在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北京大学张寿春来信对章伯钧检讨中所说的“认识模糊”、“自由主义态度”的问题提出了意见。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储安平是反对党、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击中了要害”的急先锋，而章伯钧在暗地里对这些人赞口不绝，这难道是“认识模糊”吗？许多大学生不同意章伯钧在检讨中说自己是被右派分子利用，其实，章伯钧就是右派分子。
陕西师范学院讲师王尊一的反共言论发表后，许多大学生来信把它当作一篇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最恶毒的言论。中央音乐学院程瑞征等十五个人来信说，王尊一把中国人民分成四等，这决不是出于这位讲师的无知，而恰恰暴露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王尊一发言中的各个错误论点，大学生们也逐一地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北京俄语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唐晓风来信说：我是王尊一发言中所说的“第四等人”，可是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党员和团员的任何歧视和排挤，因此也从来没有低一等的感觉。唐晓风接着说：共产党一直教育自己的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要求党员比群众尽更多的义务，而不是享受特殊的权利。事实也证明了绝大多数党员是勤勤恳恳的，是谦虚的，也是联系群众的。这怎么能把党员称之为特殊的“第一等人”呢！显然，王尊一是在制造分裂，是在恶意地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
王尊一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诬蔑，对国家政权的恶意中伤，受到学生们一致的严厉的申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江承桢等七人来信质问王尊一：共产党掌握政权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像你所说的那样做一个第一等高贵的人吗？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劳动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各民族团结了，不合理的制度改变了，……王尊一先生，你难道看不见吗？你能不承认吗？
远在苏联莫斯科有色金属及黄金学院学习的章振根、莫斯科矿业学校学习的何秀璋和刘忠孚、在列宁格勒学习的吴国安，在匈牙利学习的邹国昌都来信驳斥右派分子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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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自制炸弹谋害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
反动分子杜茂金已被逮捕
本报讯 本月17日晨零时十分，在本市西四区报子胡同十二号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曲正住宅的南屋，突然发生爆炸事件。爆炸物是由临街的一个约八尺高的玻璃窗口投掷的，当即在窗口上爆炸，玻璃被打碎，屋内起火。住在南屋的该院保卫科科员邢焕明的被褥、衣服给烧毁。因及时抢救，屋内三人没有伤亡。事后，据查这个爆炸物的外壳是玻璃瓶，内放火药、铁片、滚珠等物。
这个案件，市公安局已于20日十二时四十五分破获。罪犯杜茂金现年二十三岁，原是北京医学院学生，现任市五十三中见习教员。市公安局根据所获证据，已将该犯逮捕。在审讯中，该犯已承认用自制炸弹谋害曲正的罪行。现在案件正在继续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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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各大学愤激声讨
炸弹是吓不倒我们的！
本报讯 17日下午，北京医学院学生会接受同学的要求，举行了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大家一致对反动分子谋害党委书记的破坏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怒和抗议。大家发言中指出：我们必须同反动分子作斗争，提高警惕。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哲学、中国革命史教研组代表马模贤在发言中指出：这一事件说明我们现在还面临着阶级斗争。最近有人在叫嚣要我们党下台，要杀共产党人，现在反革命分子已见诸行动了。我们要提高警惕。卫生系学生代表戴美美说，我们要站稳立场，要站在保卫社会主义的最前列，坚决打退任何反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在这个群众大会上，还通过了给全北京市大学生的一封信，他们向同学们呼吁：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粉碎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为打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斗争！炸弹是吓不倒我们的！
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许多学校学生也分别集会和张贴墙报，声讨反动分子在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住宅投掷爆炸物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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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质问王尊一！
读了王尊一的文章，我压不住心头愤怒，实在缄默不着了。
我不拟对王尊一的谬论一一驳斥，因为事实总是胜于巧辩。不过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民，我要向王尊一提出几个问题。
这位讲师恶毒地把专制压迫、暴戾残酷的周厉王、秦始皇影射我们敬爱的党的领袖。
我要问王尊一，世界上有哪个政党能像共产党这样大公无私，不讳疾忌医？远的不说，就说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广大人民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吗？敢于干预国家大事吗？难道你没有看见过旧社会茶馆酒肆里“莫谈国事”的标语？除非是准备牺牲头颅作为畅言的代价！
如果共产党不给人民言论自由，最近报纸杂志上的鸣放声作何解释？你这番毒恶的诬蔑言论的发表，又当何论？
这位讲师呼吁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以真实的民主生活。
我要问王尊一，你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说梦话，还是信口雌黄，抑或别有心计？我们国家自1949年建国以来，哪一桩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是人民代表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委员会等各级政权机关，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都有代表参加，这算不算作民主？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工程师，作家、演员、资本家都有代表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连烤鸭厨师、理发师、清道夫都被选为人民代表参与国事，难道说这种代表性还不广泛？还不民主？是不是像资产阶级政党议员们你骂我，我骂你地争吵不休才称为民主？还是诚诚恳恳、广听意见、实事求是、为民解忧的是真正民主？民主尺度要放得多宽？是不是听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流传而不加驳斥？是不是把人们引向右派分子的迷魂阵而缄默不言？
这位讲师要求毛主席走下“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我要问王尊一，毛主席视察农村、工厂、工地、军舰、连队，深入了解情况，体察民情，你是知道装不知道，还是别有用心？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来临和胜利地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正是由于毛主席视察了农村后写出“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种经典性著作而起了巨大的作用吗？我们的毛主席从来就是以身作则地密切联系群众，提倡调查研究，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领袖。这难道还有什么可辩驳的吗？
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实在不能沉默，不能容忍这种损害党和污蔑领袖的胡话！
北京国际书店总店 张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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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尊一，听听我这“第四等人”的意见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非党员，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我对王尊一讲师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要作坚决的斗争。
我承认在党内有一部分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如闹名誉地位，争待遇，搞宗派……等等，确实给党带来一定的损失。整风的目的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帮助这些同志赶快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是王尊一讲师却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骄傲起来，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自由”。这里我要问王讲师：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难道不是思想、言论自由吗？只要回想一下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一个普通人，看了一本进步书籍，说过一句不满的话，就会遭到特务的逮捕甚至被杀害。不必多举了。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就知道今天有没有思想言论自由。
“……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真奇怪，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那一份报纸杂志，那一本书籍，那一位领袖，把中国人分成四等。依我看，中国人只有一等就是“人民”。我就是一个非党非团员，可是正如几万万群众一样，我今天能够自由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由地参加各项选举，自由地呼吸在祖国大地上。我没有感觉到我与党员、团员、民主人士，在政治权利上、在生活待遇上有什么不平等。我更没有感觉到宪法上赋予的一切权利是一纸空文。可是为什么王尊一讲师竟将我们列入第四等人呢？国家机关、团体、学校首长总是党员担任的吗？这是王讲师瞪着眼说瞎话呢，还是王讲师根本不知道呢？据我能记得起的，仅在中央各部中，由党外人士担任正部长的就有：水利部长傅作义，邮电部长朱学范，司法部长史良，交通部长章伯钧，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鼐，文化部长沈雁冰，卫生部长李德全。怎么说正的总是党员担任呢？
王尊一讲师还举嬴秦统一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谈论诗书者斩首”，“是古非今者灭族”等等来比喻我们的党。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立场？请问王讲师：你在新中国那个城市见到过“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呢？抚心自问，解放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大大的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请看七年来，大专学校培养了几十万的青年专家，工人农民普遍受到中等、初等以及扫盲教育，这难道是过去所能比拟的吗？王讲师这样的论调，真不知居心何在。
“要求毛主席……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生活情况。”王讲师又在瞪着眼说瞎话了。大家都可以从报纸、杂志或画报上见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经常到工厂，到农村，到工地访问，也经常接见来自祖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代表。这难道不是事实嘛？今天的农民生活有什么不好呢？不，好多了，比解放前那种“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倍。究竟王讲师是根据什么事实提出这些言论呢？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明白，今天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有了幸福的生活和光明的道路。
党的整风是为了改进党的缺点，增强党和人民的团结，保证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允许任何人借此机会破坏整风运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我坚决要和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斗争到底。
第一机械部销售局 丁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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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共产党之声有什么不好？
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董时光先生，早在5月29日以前，就在重庆身先士卒，充当起北京、上海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应声虫”了，可惜今天我们才得知道。请教董先生，您是哪一种群众呢？大概自封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那一种吧？但这只能算您“自封”！以我们看，您倒是应该归入第一种，因为您很够个“应声虫”的条件了。不过，您似乎要比较高明些，因为在您“应”北京某些人的反动之“声”的时候，看来并非“没有头脑”，而是相当有些自觉性和主动性哩。至于我们，对董先生所赐的“雅号”，倒没有什么不快，共产党、毛主席说我们心里想说的话，办我们心里想办的事；党领导我们，教育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脑子指挥我们自己的手脚一样，我们应共产党之声，应毛主席之声，应社会主义之声，真是心甘情愿。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全体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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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上章乃器的当，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胡厥文
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几十年来在旧中国身受三大敌人压迫，过着贫困落后的悲苦生活，亲眼看到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当中，忧心如捣。好不容易盼望到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国人民，领导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社会的面貌大大地变化了，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国家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我们每一个人，稍有爱国心和良心，怎能不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呢？我们工商界中大部分人是有这样的认识和心情的。但是也有少数人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不如资产阶级。我们大部分人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他们却要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章乃器就是这种反动的立场的一个集中的代表者。
一、章乃器的谬论的实质和危害性。
章乃器发出的谬论，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他口口声声拥护社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口口声声鼓励工商界克服自卑感，发挥积极性；可是他的实际企图则是暗害社会主义，助长工商界消极、落后的一面，挫折他们积极、进步的一面，使他们消失接受改造的信心和决心，拉回他们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他知道工商界最怕听“剥削”、“改造”、“两面性”、“工人阶级领导”、“阶级关系”这些字眼，他就说：定息不是剥削，只不过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工商界在两面性问题上“口服心不服”；说“脱胎换骨”会增加工商界的忧虑；说还有两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个“五反”；工商界在合营企业里不能积极守职尽责，是“五反”遗留下来的副作用；不能把阶级关系当作压力；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等等。他知道工商界对于某些积极分子和做思想教育工作的人心怀不满（当然在他们的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的），便打击他们，说他们拥护党和社会主义是说假话的“违心论”者，是“教条主义者”，或者是“习于怕右过左的人”。对于这些谬论，6月8日我在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已加驳斥；此外，不少同志们也做了严肃的批驳，这里不拟赘述。总的说来，章乃器一方面麻醉、欺骗工商界，引诱他们放松改造，乃至认为不需要改造；另一方面，又煽动、挑拨工商界，助长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抗拒情绪，目的在于否定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否定阶级关系，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否定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走的一条光明的道路。这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在这样斗争中，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真有无穷的感激！它把我们带上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当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想尽千方百计把我们拉回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时候，向我们大喝一声、使我们不致迷失方向的，也是共产党。我们资产阶级分子本来已经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正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光荣劳动者的目标平平稳稳地前进。但是章乃器却用千方百计阻止我们前进，硬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硬要我们与全国人民为敌。为了达到他的这种卑鄙的目的，不惜颠倒黑白，挑拨离间。我们工商界认识水平虽然不高，但是什么是光明的前途，什么是危险的陷阱，我们还是逐渐能够辨明的。我们已经跟着共产党经历了民主革命的阶段，基本上走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阶段，我们肯定是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章乃器这一类人是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
二、在党领导的全国人民伟大的力量的前面，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企图，一定不能得逞。
章乃器自命是一个资产阶级理论家，他的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原不足怪。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取得胜利的今天，他发出怀在骨子里的危害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企图转移工商界接受改造的方向，就不能不说是反动本质的表现。我和他在革命事业中共事多年，对于他的本来面目，有很清楚的认识。他有强烈的领袖欲，他一贯地立异鸣高，看不起群众，不甘居人下，是一个很难共事的人。别人说的话、做的事，只要是不符合于他的愿望的，不管别人的动机如何，说话做事的效果如何，他总是不服气，老是反对到底。别人的成绩越大他越不服贴。他最喜欢有更多的人跟在他后面跑，听他的指示办事。他自以为有理论修养，但是，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理论来强调他的自以为是的主张。他自以为在问题的处理上技巧很高，能说会写，可以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他牢牢地抓住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的弱点，看出党在整风，在号召“鸣放”，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满以为正可利用它对过去一直不同意他的主见，曾经对他进行过批评、帮助的人，实施反击，并对工商界散播反社会主义的毒素，争取更多的人听他的话，受他的摆布。照他自己的估计，他一定可以在这一次斗争中赢得胜利，吐气扬眉。他不是一直承认工商界是有进步性和积极性吗？他应该知道却没有注意到工商界对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觉悟是在逐步加强，站在反社会主义谬论面前软弱无力动摇不定的局面可能是存在的，但工商界终久还是向前看，往前走，绝不会也不可能向后退的。他也应该知道却没有注意到党鼓励鸣放是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准则和基础的。章乃器这次的估计完全错误了。他终于不可能利用工商界的软弱性和动摇性的弱点和党整风机会，逞快一时，实现他自己的企图。他两次在民建会宣教工作座谈会和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大放厥词，充分暴露了自己思想深处的东西，曾得到一些短暂的落后的同情，终久只不过使工商界对他的面目和企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使全国人民对他掀起更激烈的愤怒。党领导的全国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章乃器自作聪明，做了呆事，失败是注定了的。
我和章乃器是老战友，我没有忘记他过去对革命事业曾经有过贡献，我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私人交情很好，我也没有忘记近年来，我多次给他热情的诤告，但没有得到丝毫的结果，而他的不良表现正在变本加厉；我决不能以私害公，再对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过错姑息下去了。我写这篇文章，揭露他的反社会主义谬论的实质和危害性，殷切地盼望他能悔悟过来，我更殷切地希望全国工商界同志们睁开眼睛，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明辨是非，分析研究他的谬论，批判它，驳斥它，不要上章乃器的当，这样那样地做章乃器谬论的俘虏。我们应该知道，几年以来，我们接受改造有进步，有成绩，得来不易，但是不巩固，我们要坚强地站起来，克服自己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和章乃器划清思想界限，为着平平稳稳地走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而加紧努力。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的相信共产党，尽量的鸣，尽量的放，帮助党整风，因为党的一切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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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几句重复的话
张治中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我都没有发言。有人问我，怎么不发言？其实我早已发了言，就是于3月8日在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可以说是帮助领导党整风最早发言的之一。在这个发言中，我首先说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全国，并且正确地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使我们非党人士得到了无数好处，列举了好处六点；继指出党与非党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三个；最后提出要搞好党与非党关系的建议四项。发言之后，各方面反映并不坏。除此，我没有补充意见，所以这次就没有再发言。
那么我对这次许多发言有没有感想呢？我认为极大多数是正确的，对中共整风是有帮助的；但也有少数是片面的，过分的话语，只要没有恶意，也可不必计较；不过有个别的人不是在提意见批评，而是诬蔑谩骂，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引起广大群众的驳斥是必然的。但不知这种人用意何在？是想借共产党整风机会，来把共产党整倒吗？这是多么荒谬妄想！这种人应该明白：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为什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全国之后，完成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包括抗美援朝至三大改造的胜利，同时又胜利地完成国家建设计划，一切在快速进步发展，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必将成为富强无比的大国，这应归功于谁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的正确的领导！所以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是有崇高而牢固的威信，这样的党，这样的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是任何反动言论或反动行动所能破坏推倒的吗？这不是极其荒谬的妄想吗？
我们帮助中共整风究竟要采取什么态度呢？就是要展开批评，虽然尖锐些，也无妨，但却出于善意，其动机不是损伤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现在我想介绍一篇好文章：就是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梁思成先生的“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可算是我们帮助中共整风一个良好范例。他首先指出，整风中所揭露的许多具体错误事实，“所以令拥护党的人吃惊、失望，令敌视党的人称快、高兴”；继指出“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我对党是有很多不满的。”但他却即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并举出一系列领导的伟大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不是口头禅，而是由衷的、公平的评价”。他还说，“许多许多缺点都揭发出来了。这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可以对症下药了”。他再说“我不但丝毫没有对党失望，失去信心，相反地它增强了我对党的信心……党……将更加年轻，健壮，坚强，更加可爱。”最后他还说了这样几句精采的话：“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分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他这篇文章，对共产党提出尖锐的批评，同时表示衷心的拥护，真是文情并茂，生动有力。我想作为一个民主人士看，固然很欣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看，也是会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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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草木篇
流沙河
寄言立身者 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1956年10月30日
编者按：“草木篇”原载成都出版的诗歌刊物“星星”创刊号（1957年1月出版）。发表后，在四川文艺界引起许多批评和争论。其中许多批评是正确的，它们批评了这组宣扬了脱离群众、孤高自赏的个人主义，散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敌对情绪；认为这组诗对读者是有害的。也有一些批评文章在态度上是比较粗暴的，这些文章也引起文艺界人士的不满。作者流沙河上月中在对上海文汇报记者的谈话和在四川省文联座谈会的发言里，虽承认自己“从思想到作风，处世为人，都保留着一种骄气，自以为傲骨嶙峋”，但却表示不能接受许多人的批评。他说“草木篇”只是“表现手法太隐晦，生活观察又带片面性，见木不见林”。他“不同意有人说的批评是基本上对的，只是方式有点粗暴”。他认为“这一批评不仅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派主义”。他把许多批评，形容为“残酷”、“人身攻击，政治恐吓”、“猖狂”、“排斥异端”，他认为“草地”二月号上“草木篇书后”一文“是高峰，这篇文章是声讨宣言，提出了很多问题，可以看成要组织更大规模的第二期围剿。”他认为对为“草木篇”辩护的文章所进行的批评是“连坐法，九族皆诛”等等。他把团组织对他的批评说成是“颠倒黑白，叫人痛心”。他还说由于这组诗，他受到四川省文联机关内部的“压制”，通信、行动自由都遭到侵犯等等（见5月16日上海文汇报和5月17日四川日报）。在上月14日至本月13日四川省文联邀请文艺界人士陆续举行的座谈会上，曾经讨论了对“草木篇”批评的是非问题。文艺界人士沙汀、袁珂、张泽厚、蓝庭彬、刘君惠、王益奋、萧蔓若、山莓等在发言中，都认为“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刘君惠并指出：“流沙河在前次会上发言，说他宁肯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作自由的贫困儿，这个话流沙河是理直气壮地说出来的，这就是作者的政治态度，他的爱和憎的最鲜明的表现。”因此，“按本质说来，‘草木篇’是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被流沙河指为侵犯人权的省文联党支部负责人李累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最近的座谈会上也指出流沙河指控省文联机关对于他的“压制”是无中生有的。李累说：事实是：团组织在去年二月曾批评过流沙河的思想作风，在“草木篇”发表后，团组织也批评过他，但这同报刊上的批评是两回事。其他所谓“剥夺通讯自由”、“侵犯人身自由”等等，也都不符合事实。他们并揭发流沙河在听到对“星星”上另一首诗“吻”的批评时，曾经公开辱骂：“这些部长老爷们神经衰弱”，“我不管你们这些正人君子部长老爷，你们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老子就造反。”
本报编辑部曾接到一些读者来信，询问“草木篇”的具体内容。除已分别答复外，现将这组诗转载在这里，并将有关“草木篇”的批评作如上的简单的介绍。详细情况，以后另作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