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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四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常委姚惠泉、新疆工商联主委买买堤尼牙孜哈热、河南省工商联主委鲁定华、全国工商联常委（吉林省工商联常委）成盛三、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天津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秉钧（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是联合发言）、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上海石油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章志鸿。
姚惠泉批评工厂内迁工作的缺点
姚惠泉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同时，对工作中若干缺点提出批评。
他认为工厂内迁的缺点也不少。有的在动员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大部落空，弄得私方人员和职工不安心工作。有的事前没有和职工很好协商，临时强迫命令，结果迁厂后供产销和职工生活都发生了问题。他说：在国家的许多成就面前，大家对共产党是信任的，但是若干工作中的缺点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影响党的威信，甚至使某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买买堤尼牙孜哈热说：有的汉族领导干部歧视少数民族职工
买买堤尼牙孜哈热说：新疆自治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在1956年上半年取得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我们自治区的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党的和平改造的方针是欢迎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第一、公私共事关系，在我们自治区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某些公方代表只知道理论，不懂业务，看不起私方人员，不信任他们，以致某些私方人员怀疑将来是否会把自己排挤出去。在部分企业中，公方代表对工人和私方人员不同等看待，只照顾工人，压制私方人员的意见。安排私方人员的工作，也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例如长期在柜台售货的被分到理发店去了。家庭人口多的，工资不能维持生活的，也没有得到照顾。
第二、由于新疆是个民族地区，企业中的民族非常复杂，需要特别注意。但企业中有的汉族领导干部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歧视少数民族职工。阿不力孜木沙巴也夫说：公方的经理和私方的经理在名义上一样，而实际上，公方经理独揽大权，包办一切；民族经理的指示，科长和一般干部不一定接受。公方代表对于提高汉族工人的技术很注意，对于少数民族工人的培养就不重视。汉族职工家属可以安排工作，而有相当学识的少数民族家属却不给安排。牧场王场长（汉族）甚至叫牧工给他小孩倒屎倒尿，他的会计（汉族）打骂过牧工。他希望统战部派人深入下层，全面了解情况，正确解决存在的矛盾。
鲁定华说：公私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鲁定华说，私方应认清公私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合营后，资本家仍有消极的一面，有的人有一种自卑感，认为阶级不好，理论不高，工作缩手缩脚，我自己也受到过歧视，例如门警对工人出门不加检查，而经理出门却要检查，使我思想上背了包袱。有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相当严重，如洛阳有一个工商业者原来有六万多元股金，他听说两千元以下股金的户倘有生老病死，可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处理，于是他化了若干名字，把他的股金改成了两千元以下。这就是两面性的表现。
他认为有职有权是搞好公私关系的重要环节。他说，合营后，工作安排照顾是无微不至，但多数是有名无实，如“齐天大圣”一样。
另外，他还谈到迁厂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人到上海广州动员内迁时把愿许得很大，说什么建厂、原料、工资、福利、住宿、路费、人事安排、子弟上学等都不成问题，结果都不能实现。私方情绪不安，现在情况相当严重，建议政府处理。
他还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和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也不同意定息二十年。他还对县级干部不重视民主党派提出了批评。
成盛三说：改善公私关系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
成盛三说，吉林省的公私共事关系基本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多数公方对私方遇事迁就，政治上帮助少，少数有宗派主义情绪、独断独行。私方人员有严重的阶级自卑感，以为自己是被改造的阶级，处处小心，在工作中一不敢领导职工，二不敢负责，三不敢批评公方。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对职工加强统战政策和赎买政策的教育，对私方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教育以外，还需要在企业中建立一定的制度，做到集体领导、明确分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
他认为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里有着重要的作用，不能撤去。
童泉如建议通过整风，培养党员、干部宽宏大量的政治风度
童泉如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经济上看，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因为对企业的使用权已完全交给了国家，所有权也成了象征性的，根本不能自行处理，合营企业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因此，他主张在合营企业内只提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不要去强调阶级关系（当然还有阶级关系）。这样可以消除私方人员的顾虑，进一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建议有条件的合营企业可逐步改为国营或地方国营；在这些已改名的企业中，可以试行撤出公方代表。
最后，他建议党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注意培养党员和广大干部宽宏大量的政治风度。他说：不可设想，一个胸怀狭窄的人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不同意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的成立一个委员会以防止打击报复的建议，他认为那是消极的办法。
田玉璞等说：提两面性，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
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联合发言认为千家驹、冯和法的发言没有解决群众所要知道的问题。
工商界听到毛主席以亲身体会说明需要继续改造时，很受感动，可是，他们对某些理论家关于两面性的说法还是有意见。首先，两面性这个名词看来很坏，好像两面性的人就是“好坏人”，好像消极的一面就是“五毒”行为；其次，某些工商业者不服气的是为什么工商业者犯个错误，就说是两面性，而知识界、工人犯了错误就不说两面性呢？第三，工商联、民建会的宣教工作，总是先摆理论，很少结合具体人具体事实事求是地分析。民建会的人讲话的时候总是以改造人自居，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因此，群众说：你们自己还没通，就拿“通”的姿态讲话，群众怎么能接受呢。
解放七、八年了，工商业者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要求周围的人对他们给以恰如其分的估计。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过二重性，没说两面性，二重性和两面性是否一样，如果用二重性也可以说明问题，可否把两面性这个名词改为二重性，以示阶段不同。免得一些人一听到提两面性，就想到“五毒”。
他们希望宣传教育不要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他们说很多报纸、刊物和会议，有些人习惯用老一套的方法分析资产阶级两面性如何如何，而对知识分子的“胸襟狭窄”，农民的“自私自利”，就不作为两面性。这就有意无意损伤了工商界的自尊心。
他们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的办法。
聂叙伦建议不要互相指责“扣帽子”
聂叙伦谈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扣帽子”的问题。他说，这次帮助党整风，必须本着毛主席所指导的，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揭露问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中，不可能要求大家的看法都完全一致，虽然是“和风细雨”，但究竟还是“有风有雨”，所以，带来一些批评也是很自然的。近来在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扣自己的帽子，认为这对鸣放有害，会使发言人增加顾虑。我以为这种指责是不必要的，如果帽子的尺码不合，一定戴不上，不是大就是小，勉强戴上了，别人看着也不像，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要是合尺码的话，戴上也是舒服的，比光着头伤风感冒要好得多。我建议今后座谈时，发言的人应尽可能避免对别人“扣帽子”，即使有些措词上的缺点，听的人也不应该把对自己的批评看成是“扣帽子”。这样，对鸣放和帮助党整风才有好处。
第二、关于两面性的问题。他不同意有人把积极性和消极性截然划分开。他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或者是只有消极的一面，只能是各人程度不同，有多有少而已。常常是对甲事积极了，对乙事消极；今天积极了，明天消极；在同一事物中的某一部分积极，另一部分消极。这是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因此在工商界中的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分子，不是绝对的先进和落后，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即如鸦片是毒品，但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医疗上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对任何事物都不要看得绝对化。
第三、关于工商业者的估价问题。冯和法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提到：“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我认为资本家不仅可能爱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涌现了不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商业者，而且越来越多。我们对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不应该忽视，但对积极的一面也应该有正确的估计。
章志鸿认为千家驹发言总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与自己的感情格格不入
章志鸿同意冯和法关于阶级关系的意见：思想矛盾是主要的，经济矛盾是次要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民建会有一个姓倪的同志（工商业者），解放前，工人称他“赤佬”（上海骂人的话）；解放后，称他老板；合营后，称他倪经理；现在叫他老倪了。这反映阶级关系的变化。
他认为千家驹发言总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与自己的感情格格不入。他认为千家驹对于工商业者的有些看法还停留在“老板”阶段。他说：座谈会上反映的很多矛盾，不能说都是阶级关系，有的是党群关系，有的是由于官僚主义。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实际上是小户的自我讽刺，不能说大部分工商业者都如此。大部分资本家并到大企业后是爱护企业的。引证个别的例子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中央的一些理论专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前两年的阶段，看不到姓倪的那种变化。一味强调阶级关系，这就会把三大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掩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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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 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本报特约新华社31日讯 在今天继续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讲了话。
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把问题摆了出来，这样就有利于解决。接着他说，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间，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作到妥善地消灭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对社会主义有利。
他认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发挥私方的积极性。
他说，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业者，生怕玷污了自己。这都是形而上学，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利益考虑问题，因为这样就谈不到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了。
接着他就如何发挥和提高私方积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只有六个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愿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亲属、裙带关系，只愿听恭维、奉承。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凭主观想像处理问题。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们心里虽有是非，但怕讲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纱帽。他们只知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者做群众的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统一的。
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说，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他说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
他说，关于公私合营企业里几种关系问题，应该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残余，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应该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职责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说定息都体现着阶级关系，也要看定息收入占总收入大小来决定。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
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接着他谈到定息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说，二千元的杆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二千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二千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
他还谈到群众观点问题。他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尽管每天都和群众在一起，也不会了解群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群众路线。他对大家说，对资产阶级要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着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
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说，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
最后，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问题。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已专门写了文章，即将发表出来。他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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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
新华社1日讯 新华社记者王伯恭报道：暑假快要到来了，几万名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不久将被分配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记者最近就大家所关心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向有关部门作了一些调查。
从1949年到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有三十万零二千多名毕业生。政府从1950年开始对他们的工作实行统一分配，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专门人材的供应，使高等学校毕业生都获得了适当的工作。但是，统一分配和专门人材的培养仍存在一些问题。下面记载的就是从这次调查中看到的一些问题和教育界人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市场问题”
这里所谈的“市场”，指教育界通常提的“口径问题”，即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国家建设事业之间的供求关系问题。这种供求关系历年的情况总是供不应求，表现紧张。学校培养的专门建设人材，不能全部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初步统计材料，今年虽然在毕业生人数较多而各部门需要人数锐减的情况下，毕业生也大约只能满足实际需要75％。去年各部门曾提出需要高等学校毕业生十八万人，实际配备的毕业生只达到需要数的30％多一点。这种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特别表现在工科一部分专业上。今年国家需要工程地质专业和水文地质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为实际毕业生数的四点九倍。矿山测量需要人数为毕业生数的五点二倍。陆地水文测量需要人数为毕业生数的五十四点六倍。焊接需要人数为毕业生数的十一点二倍。其他采矿、动力、冶金、机械、电机、土建、运输、邮电、食品工业大部分专业和理科、医科、哲学等专业，都是毕业生少，需要量大。因此，科学、教育、产业各部门，产业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每年都发生争用工科毕业生的现象。去年各部门甚至为了争取多用毕业生，曾造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影响到分配方案的审订。
另一种情况就是“市场”供过于求，国家建设事业对某些专业的毕业生需要不多或暂时还不需要。今年最突出的是俄文毕业生分配困难。俄文毕业生今年多出三千多人，除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分配一部分学生工作外，高等教育部将留一部分学生在校学习，继续提高。其他如汽车拖拉机专业，石油开采、药学、制药、供销合作、财政信贷、高等植物、海洋动物、动物胚胎、历史、东语和高等师范部分专业，都多出一部分毕业生。其中财政信贷、制药等专业近两年的毕业生都多于实际需要。
以上供求紧张和供过于求的情况中所引用的社会需要的毕业生数字，虽然不一定完全反映社会实际需要，并且可能还有改变，但仍可以看出一般需要量的状况。
在我们国家建设事业中，到处在喊叫专门人材缺乏，但为什么像石油开采等类在建设中十分需要的专门人材，反而多出来呢？教育界人士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办建设和根据建设专业有计划地培养干部的工作，还缺乏经验。国家在制订培养干部计划时，对建设事业的需要情况，特别是各种专业之间的比例研究不够；加上国家建设计划在实施中不断修改，而高等学校招收学生须经过四、五年的培养，很难在学习中途改变专业。教育界人士认为影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建设事业之间的供求平衡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要作到毕业生完全满足建设事业的要求，也是困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是就业“自由”，失业也“自由”。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培养干部的制度，基本上不应发生失业问题。但是，由于各个部门对专业干部的需要和计划部门制订计划的盲目性，缺乏调查研究，也人为地造成许多计划脱离实际的现象。例如俄文干部的培养方面，固然今年由于苏联专家减少和一部分原计划在国外作的工厂企业设计后来改在国内设计等新情况，需要俄文翻译人材减少，但从长远来说，俄文专业似乎发展太大了。需要俄文翻译较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目前都拥有大批俄文翻译，但工作任务不多，许多翻译已闲着没事干。而学校仍不断培养出一批批的毕业生。因此，有人提出现在全国设置以培养俄文翻译人材为主的八所外文院校是否必要，值得重新考虑。此外，像朝鲜文专业学生应用范围不大，今年也多了一部分学生，有人提出像这种需要量不大的专业学生，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边大学就可以顺便培养，是否需要在北京大学专门办一个专业，也值得考虑。
专业划分的粗细同毕业生的就业有关，现在教育界有专业宽窄之争，还没有定论，专业越窄，越难对准口径，专业若是过宽，又容易培养学生成为通才。但是，从今年毕业生的情况看，有些过细的专业，它的毕业生对工作的适应性很受限制。根据高等教育部的材料，全国高等学校中设置的数学专门化达十九个，物理专门化二十个。一位数学家表示，数学专门化设五、六个就可以了。去年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设置了二百四十个专业和专门化，而苏联在同一时期内只设置一百七十四个专业和专门化。中国的工业无论在规模或技术方面比起苏联来都差得很远，但我们的专业却比苏联还分得精细。加上我们都是按照苏联最新技术标准培养的，而实际落后的设备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往往学生毕业以后，很难完全发挥他的所长。这就造成学生毕业后在“市场”上要改行就业甚至有失业的危险。
一万多人要求调整工作
从1950年以来，三十多万学生的工作分配绝大部分是合理的，少部分学生分配不当。据国务院人事局从1953年到1956年的部分统计材料（1953年8月—12月， 1954年，1955年上半年，1956年8月—12月），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一万一千八百三十四人在工作分配以后要求调整他们的工作，占这个时期毕业生总数二十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五人的5.4％。毕业生们不断从全国各地来信或亲自到北京来申诉，认为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不合适，要求重新调整。从去年12月15日到今年3月底为止，给人事局写信要求调整工作的毕业生仍有六千七百二十三人。高等教育部门和人事局去年下半年接待来访学生，最多的时候每天达一百多人，现在人事局每个接待日还要接待五、六十人。
要求调整工作的学生最多的是因为学用不一致，毕业以后就改了行。高等教育部在去年8月份对来信来访的一千一百一十七个毕业生反映的情况分析，使用不当的有六百七十人，占来信总人数59.98％。使用不当大部分是用非所学。在要求调整工作的学生中，有数学系毕业生被分配到工厂作俄文教员；物理系毕业生被分配到出版社作校对；电机系毕业生被分配到电影洗印厂担任安装电灯、小马达等工作；有机化学专业学生被分配到自行车厂做同他所学完全相反的无机分析和电镀工艺方面的工作；同济大学一个结构系毕业生，分配到一个工程单位以后竟被安排作接电话、收发、刻蜡纸、复写、印文件等工作。
还有大批毕业生分配到工作岗位以后，这些工作单位本来就人浮于事，他们去了以后也没有什么事干。1955年高等教育部留给各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占去年全部毕业生的1.5％，这些学生在学校作政治工作，许多人表示不安心，希望调整。
学生志愿和国家需要的矛盾也很大。去年工科毕业生一般愿意到科学机关、高等学校或设计部门工作，不愿下厂下工地和到中等专业学校作教学工作；中文系毕业生不愿到普通中学作教学工作；医科毕业生希望在大医院工作，不愿到边远地区、内地省份的卫生所或小的门诊部；农科毕业生也不愿到农业生产单位工作，希望留在研究机关或农林行政机关里。由于这些情况要求调整工作的也很多。还有少部分学生因为需要照顾家庭、经济困难、健康状况不良或者思想问题而要求调整工作。
在学生们来信来访中，还反映出一些对毕业生盲目调配的情况。去年暑期，有一批医科毕业生被分配到一个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学生到指定地点报到时，才发现这个公司的医院还没有建立。体育运动部门甚至采取“长线放远鸢”的办法，把1958年和1960年体育学院需要开设的“医疗体育”课师资，提前在去年就调去了，结果学生被分配到这个部门以后没有事做。有的单位对毕业生采取踢皮球的办法，第二机械工业部调去五个俄文毕业生，由上海调到北京，由北京调到四川一个工厂，这个工厂不要，又调到南京去。交通大学去年铸工专科一个学生被分配到地质部后，被地质部所属几个单位踢来踢去好几次，最后被介绍到衡阳一个修配厂，这个学生到衡阳后，才发现这个厂要到1958年才开工，目前并不需要人。
这一万多学生的要求，大部分得到了解决。但是也有些用人部门对要求调整工作的学生，只单纯作思想动员工作，很少根据学生的特长和他们合理的愿望，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有的甚至采取粗暴的办法，用停止工作、不发工资或停职反省手段，限制他们调动工作岗位。南京工学院动力系一个毕业生分配在云南一个有色矿业技工学校去教他并没有学过的课。他要求调动工作，这个学校的领导人说，要求调整工作就是思想问题，不安心工作就是不喜欢革命工作，并开大会批评他。
关于这个问题，专家们的意见认为主要在于国家计划分配部门对实际需要情况掌握不够，和用人单位的本位主义，对学生专业知识尊重不够。现在国家定员定额制度还没有确立，一个单位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样的人材，具体担任什么业务工作，这些情况十分复杂，现在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各种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使用方向，也还不十分熟悉。按专业分配到有关业务部门的办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用人单位对所属事业的具体业务也缺乏细致的研究，因此在使用干部上就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加上本位主义思想，就更助长对待毕业生工作的缺点。少数地方用人单位甚至还在分配工作时采用不问专业的作法。有的单位负责人员竟然说：大学生嘛，什么都会作，作什么都一样，锻炼锻炼就好了。
但是，专家们认为学生要完全学用一致也是困难的。除以上谈到整个计划、供求问题外，国家的需要同学校的专业教育以及学生志愿，很难百分之百地一致。国家当前急切需要的人材十分缺乏的时候，让少数专业性质相近的学生改行补充，仍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专家们认为政府提的“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贯彻学用一致”方针是合理的，不过在执行中过分强调国家需要，而抹杀学生专业知识，则是不妥当的。
对学生的志愿，专家们认为有的虽然值得同情，但同实际要求矛盾很大，不容易解决。例如医科毕业生，从理论上说，一般应先分配在城市较大医院工作，让有经验的医生带两三年，然后派到远离城市的地区的卫生所或门诊部工作，这样比较合适。一个新毕业生要一下子把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等等一塌括子包下来是很困难的，必须有相当经验的医生才能担当这个任务。但在目前内地省份、边远地区、工矿企业需人迫切的情况下，只有要求学生多从国家需要出发来考虑自己的工作问题。至于不愿到实际生产单位，愿意留在科学单位和高等学校，这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如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又有研究才能的学生，应当尊重他们的志愿。不过，这类问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的较多。他们主要是对向科学进军的意义理解过分狭隘，认为只有在科学机关、高等学校才可以提高理论，忽略了在实践中研究提高的重要意义。
闹思想问题的学生是少数，教育家们认为对他们应进行说服教育。个别学生无理取闹的不应同情。像去年山东农学院一对夫妇毕业生，原分配到安徽省，不在一个地区工作，他们要求调整。有关部门协商后调到同一单位工作，他们又要求在同一办公室工作，调到一个办公室工作后，他们还是不干。类似这种情况的学生也还有一些。今年应届毕业生中，已经提出“放弃东北”的口号，工科毕业生不愿到东北去工作，这不论从国家要求和他们本人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对的。因此，专家们批评政府不应对他们过分迁就。
一些值得研究的作法
许多教授反映，目前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过分集中，统得太死，分配方法贯彻民主精神不够，从分配到调派贯彻群众路线不够，这也是造成分配不当使学生学用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制订调配方案，都没有很好地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群众线路，既不征求熟悉学生专业和特长的教授的意见，也很少了解用人单位的具体需要，而方案一经制定公布，更改就很困难。教授们特别反对留助教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把一些业务水平较差不适宜作助教的学生，硬分配到教研室作助教，造成教学上很大困难。有的教授说：教师辛辛苦苦培养了几年，对学生很了解，但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发言权。许多学生分配到不适合的工作岗位以后写信向他们的老师诉苦，教授们也表示爱莫能助。每年6月底7月初，学生就毕了业。在毕业前后，各学校往往集中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动员学生服从分配，大会小会连续举行，但很少征求教师和学生意见，学生们在这种动员教育空气中，有意见也不敢提。学校人事部门又把分配工作神秘化起来，一切保密，并且采取简单的作法，有些学校上午开大会宣布名单，中午欢送，下午学生就上火车，有的学生甚至上了火车还不知道被分配到那个单位干什么工作。所以好多学生到了工作岗位只是“组织服从，思想不通”。
教授们提出，关于专业人材的培养计划、培养、分配和使用分作几个头来领导也有问题，特别是计划、培养、分配部门不能很好掌握用人部门的需要和他们使用毕业生的情况，毕业生分配工作就很难作好。而且几个头的领导，一个环节发生问题就牵动全局，每年的分配方案迟迟订不下来就是一个例子。负责分配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缺少用人部门资料订不下方案，负责调派的高等教育部没有方案只能让学生等着。学生发生分配不当的问题，又由国务院人事局负责调整。这些部门如何统一领导互相配合，还值得研究。
最近已经有不少教授，包括一些学校负责人在内，提出在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上开辟“自由市场”的问题，他们主张留一个口，让一部分学生可以自由就业。政府对学生的工作仍负责分配，学生如果不接受政府分配的工作，可以让他们自找职业。有些部门也可以自由招聘。已经分配到工作岗位上的学生如认为工作不合适，也可以自找职业。教授们普遍要求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扩大民主，走群众路线，改变过去学校人事部门包办的局面。学校分配委员会要吸收有关教授参加，分配委员会要真正成为有职有权的机构，发动教师、学生讨论，并且让学校同用人单位直接通气，共同研究学生的分配使用问题。今年应届毕业生快要结束他们的学业了，教授们希望分配方案早日确定下来，切实改进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