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下台与上台
  张明
看来,这次向共产党进攻的右派分子有一套很完备的策略和战术。他们的文章先从“只提缺点,不讲成绩”做起,先把解放后的一切描写成“黑漆一团”、“糟糕透顶”,夹叙夹议之余,自己得出一条结论:“共产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如何突破和脱出这个危机呢?笔锋一转,就提出了一套方案:“党天下”不行,“不能共产党内决定了就干”,要成立政治设计院,或者上议院、下议院,接着,春云再展,出现了画龙点睛之笔:“联合政府”,或者“各党派轮流执政”,简言之,要共产党“下台”。
有人说,章伯钧罗隆基辈都是中央级的部长,难道还不算也在台上么?答曰:你把这些先生们的雄心估计得太小了,他们要的不只是一个部的权,而是整个国家的权,所以他们盘算着,把民主党派发展到一千万,那时候,“总有一天会请我当总理吧”。
假如单单是为了一个人的职位,那倒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因为宪法规定,连有任免总理之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谁都有被选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谁当主席、谁当总理,而在于让具有什么思想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和把这个国家带到什么方向。那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要共产党下台的右派先生们的政治纲领吧,他们反对集中,赞成“民主”,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要求资产阶级“自由”,反对计划经济,要求无限制的自由市场,——拆穿来说,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是直接的“违宪”、这不是公开的对宪法总纲的挑战么?对这种违法的言论和策划,可以熟视无睹、不加批驳和制止么?
要什么人下台、要什么人上台,决定权在于人民,而不在于一小撮野心分子。看吧,才透露出一点要上台的“雄心”,不就已经弄得鼻青脸肿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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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造时不让“追究”的是什么?
  杨耳
王造时在向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以为,中央负责同志可以考虑再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概不在追究之列。这个声明是将会发生很大的作用的。”(5月1日光明日报)
王造时的这段话,初看起来,实在使人糊里糊涂,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但是,经过一番分析,也就使人恍然大悟了。原来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说:“一切思想问题”,自然包括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在内,都是应该得到保护,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反驳的。这就是说,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应该有绝对的自由,但是,对于这种宣传,旁人却不应该有反驳的自由。
王造时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追究”二字,其目的就是要把人们弄到五里雾中去。这里先让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王造时吧,你所说的“追究”二字究竟是何所指呢?是指按法律治罪呢?是指批评和驳斥或是指打击报复呢?
如果说的是按法律治罪吧,那么,我们的宪法中明明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权,而且,究竟有过什么人曾经主张过对于并非反革命分子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思想上有问题而治罪呢?宪法上对言论自由既有明确的保障,为什么王造时还提出要求什么“中央负责同志”发表什么“比较具体的声明”呢?这究竟是王造时不懂得宪法呢,还是在用什么春秋笔法,另外暗示着其它什么含意呢?
王造时所说的“追究”的意思,如果不是指着按律治罪,那么,只能是指着对有这种思想问题的人所进行的批评或驳斥了。可是试问,对于一切思想问题,包括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思想在内,既然都有言论自由,而独独不许别人有批评或驳斥它们的自由,这难道不是荒谬之极的奇谈么?这种“只许我讲、不许你讲”,企图把对方封起口来的主张,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有什么丝毫共同之点呢?
中国共产党从来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号召全党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些格言。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又特别强调了发动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建议来帮助党整风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一切出自善意的批评,即使这种批评未必正确,也都是极为宝贵的。但是,事实证明,在这次整风当中,除了广大群众的善意的批评之外,也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企图利用党整风的这个机会,在“帮助整风”的幌子下面,大肆散播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毒素,想从思想上瓦解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竟然不许共产党人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实行反批评,认为反批评就是“追究”,那么,除了使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尽情猖獗,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巨大的损失以外,还会收到其它什么积极的结果呢?
当然,党是禁止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但是,王造时在这里所用的“追究”这两个字显然并不限于指打击报复而言,否则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说明禁止打击报复呢?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认为,王造时用“追究”这两个含糊不清的字眼,其目的正是要在它的掩护之下,达到下列的目的:封起革命者和广大群众的嘴,剥夺他们对错误思想和反革命言论进行辩论和反批评的权利,让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得到莫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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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珠江边
  曾敏之
  书声
在珠江边。
世代傍着水乡而住的人,他们清晨沐着金黄灿烂的阳光,戴着竹笠,一袭破衣、双桨出动。日落了,又带着一身疲倦,迎着晚风,回到停泊的地方。这时候,小孩饥饿了,嗷嗷之声可闻,妻子詈骂之声也听到了。年复一年,他们背负着生活重担,在半饥饿中挣扎着,打发了长长的岁月。
在江边。每逢黄昏,却又另有人声喧嚷的一景。
“蛋家妹,划艇来,老子包你的艇跟你睡觉。”
遇着酗酒的醉汉,她们就会遭到难以忍受的侮辱。然而她们忍受下来了。江边是一片喧闹,杂有下流诟骂的声音。
“蛋家”隐忍地期待着。
今天,依旧是在珠江边。
浪涛像欢笑,像在戏弄着新漆的船舷,一个笑涡又一个笑涡涌到艇边,许多小艇的舱里用小巧的花瓶栽着南方特有的素馨花。在欢乐春节中贴上的春联依然红得熠眼。许多轮班干活的小艇穿梭往来,双桨轻快地拨起银白的浪花。不待日落西山,就有人赶驾小舟归来了。
江边响起了欢腾的声音。
远处传来琅琅的书声。
有人轻轻地、亲昵地叫唤着:
“同志们,去上学啦,时间快到了。”
老人闲坐艇头,笑容可掬,用牙签剔着咧嘴的牙齿,表示他吃过晚饭,现在是欣赏落日晚霞飞的时候了。可是老人也有感奋的感情,他向江边散步的人闲嗑起来:
“你听听,那是水上学校传来的读书声。我们的祖宗,就没有人念过书,我这一辈子也不识字。现在却能日间劳动,夜学文化,我的老眼也亮起来了!”
水街
一个来自遥远国家的作家,访问了珠江边的人们。
艇群密密麻麻地泊在岸边,另有巧手把它分开,中间就形成整整齐齐的几条水街了。
是狭长而充满热流的水街啊,有一点突尼斯的风味。
艇群的竹篷是低矮的,可是这些小艇的主人却屹立在艇头和贵宾亲切地握手。
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这些水街也有辛酸的历史呢!”
这却引起了作家的兴趣。
有一个看来已是六十岁的老妇了,腰虽佝偻,身体却硬朗,受过风吹雨打的紫铜色的脸上,无数的皱纹记下了她的经历。她一点也不羞涩,不怯生,她低沉地叙述了水街的辛酸的故事——
过去这里被人称为马路。
马路两边有倚艇卖笑的船娘,她们用脂粉掩饰憔悴的容颜,用笑声掩盖着心上的创痛,每逢黄昏灯上,珠江泛起潋潋的波光,响起了喑哑的琴声,就向逛马路的狎客招手了,招手不足,常常拉扯,争吵不休。狎客狞笑着,他们无动于衷地欣赏着她们演出的悲剧。
那些发霉的年月啊,水街是浑浊的,人是污浊的、不幸的,一个巨人对珠江的妇女说过同情而又愤激的话:“……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注)
今天,水街像洁装的青春少女,用纯洁的、欢乐的笑靥迎接远客,她们已不是“脂粉女郎”了。
澄澈的江水流过水街,每户艇家自觉地排好渡送客人过江的次序,没有吵闹,没有争先恐后,用崇高的劳动,换取生活之资。……
水街的故事使作家感动,他说他愿有机会在珠江边住三年,写一本书——水街。
登陆
小孩们在花丛边堆沙为戏。
这花丛边是从前竖有一支桅杆,悬挂着米字旗的地方,这一带划为禁区。
赤足的艇上小孩更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了。
小孩们从白发的祖父口里,从老师口里,知道他们不能踏上这块土地的原因:卑微、蛋家……只合在珠海之涯浮沉,不能迁住陆地。
珠江淘去了无数虫沙,但淘不掉这一辈传一辈的耻辱记忆。
长辈们指着白鹅潭说:那儿有掀起炮衣的军舰,那是征服者的雄姿,炮眼对准赤裸着胸脯的城市和善良的人民,谁能够扭转那些颀大而发光的炮筒呢?
可是终于扭转了,连历史都扭转了,赶走了白鹅潭上米字旗的强盗、赶走了强盗的军舰、打垮了他们的余威!
如今,小孩们赤了足自由自在地在花丛边酣戏着,幼稚的眼睛闪着热情的光芒,指手划脚地在议论着,有一个小孩指着一幢矗立的洋楼,天真地向同伴说:“是我们的!”
注:鲁迅译“小约翰”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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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姑妈
  新凤霞
姑妈是个五十多岁的寡妇,独自一个,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她虽然是两只小脚,为了得来一点点利钱,每天要走很多很多路,不管刮大风、下大雨,每天如此。
姑妈是“攒钱会”的“会头”。攒钱会是几十个人组成的,每天每人拿出极少的钱交给会头,十天摇会一次,谁得会,谁使钱,会头从中得一分利。这些人都是贫苦人,没有整钱,打会为的是凑出整钱。我姑妈是会头每天到各处打会,也为的是得点钱。
有一天,吃完晌午饭,姑妈出去打会。我看姑妈有点不高兴,因为上午会打的不齐,我要求跟着去,耽心她再生气。我母亲说:“你别去吧,在家还是给我看会孩子,我还有活哪!”姑妈最疼我,愿意带我出去,说:“叫她去吧,大妮就像是你的拐棍一会离不开,她走了你就缺了扶手?可是我老了,跟一天少一天,不定哪天就死了!”说着拉我手就出去了。走出了几条街,到了九道湾胡同打会,结果生了一肚子气,有的说:“今天没钱,日本人坐洋车不给钱,还打人。”有的说:“饭都吃不饱!还打会?我命还不知哪天送哪!”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我姑妈问他:“你的钱来得容易啊?车轮一转就来钱哪!你也不打会,十天到了我不给得会的钱行吗?”那人说:“大姑我才出来,家里病着这么多人,您没听说吗?抓着吃大轮的(火车上偷东西的)就枪毙呀!会是不能打了,实在没钱。”这人才出狱,原来是专门跑徐州等地作生意、被火车上小偷偷得没法作买卖,后来他自己改行作小偷偷别人。
姑妈一边生气一边走,迎面来了几个日本兵骑着马,忽然有一匹马惊了!姑妈拉着我就紧跑,正好有个胡同我们就进去了,这匹惊马竖着尾巴一直的跟在我们后头,姑妈把我撒开了说:“跑开!”我转身就跑。这时姑妈被马追得走不了,进了一家院子。马也跟着进去了,几个日本兵到了门口堵住不许任何人出来。
天津烧灶锅,大杂院人家很多,每家都有柴火,一捆捆的摆在院里。马进去乱跑乱撞把大门两旁的柴火碰倒了,正交叉倒在灶锅上起了火。日本兵也不敢进院子,站在门前像野兽似的乱嚷,也不许别人进去救火。一会工夫天都红了!吓得我躲在一边不知怎么是好了!一人哭着就回家了。
母亲埋怨我说:“不叫你跟去!你非跟去添累赘不可!出事了吧!”我自己也后悔了,不该跟着姑妈去。姑妈一夜都没回来。第二天父亲打听来,这院子三十多口人一个都没有出来,就这样无辜地都给烧死了。日本人守着火场,认尸的人都不敢上前。我看见一个烧死的人带着铜顶针的中指的手里还紧拿着那个打攒钱会的铜印盒哪!那就是我的姑妈。
姑妈一生善良,非常要强。一会也不闲着,老是作活,勤勤恳恳的为了吃饭奔走。她从没亏待过人,她一点罪也没有,在那个残暴的旧社会里她得到的结果是这样悲惨。想起姑妈我就难过,我就后悔,我不应该跟她出去打会。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我就想念姑妈,她一天好日子都没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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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街谈巷议
  “首长席”取消了
过去我曾参加过哈尔滨市举办的文娱晚会,总见前边几排中间座位上贴有“首长席”的纸贴,座上满坐着首长一些首长夫人,还有不少孩子。最近,在党代会上,代表们曾严肃地批评了某些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连吃饭、看电影都不愿和群众在一起等脱离群众的倾向。6月4日的电影晚会上,“首长席”不见了,首长和群众坐在一起了。这点微小的事情,我看也应当认为是整风开始后的新气象。值得欢迎。 (哈尔滨晞光)
  未免极端民主
有一个企业里,最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天气热了,作息时间有所变动。食堂管理员根据新的作息制度,想把午餐开饭时间由原来的十一时至十三时改为十时三刻至十二时一刻,但是他不能作主,就呈请总务室主任批示。主任看了,觉得也不是他权力范围内所能决定的,又转呈企业首长。首长看后,感到这是关系“几百个职工吃饭”的切身利益问题,应该走群众路线,就在这份报告上批了“交由吃伙职工开会决定”几个大字。
我看,这未免极端民主。
(安徽蚌埠江禾)
  也谈“杀子报”
吴祖光同志在他的“杀子报这样的戏里”一文里,谈到,假如国际友人看了“杀子报”,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十足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国家。我却想到我们的孩子,他们看了“杀子报”、“黄氏女游阴”这样的戏,将会怎样呢?
孩子是幼稚的,他们不能辨别香花毒草,他们只有中毒的份儿。看了“杀子报”、“黄氏女游阴”这样的戏,肯定说将使我们的孩子变成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
我不反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要求文化部重新重虑禁演“杀子报”这样的戏。如果有人认为我这是想阻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末我要问:难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吗?
(北京萧伍)
  五角星的用场
现在滥用五角星作装饰,已经成风了。五角星到处可见,草帽、毛巾上有五角星,地板天花板上有五角星,饭具痰盂上也有五角星,甚至铁丝网栅栏门上也有铁丝网编上几只五角星。难道在这些物件上就不能用些美丽的图案来代替吗?也许这些人们是出于好意,可是他们把我们喜爱的五角星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南京初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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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骑马的人(石版画)
墨西哥 阿·加·布斯脱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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