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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
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
新华社上海18日电 新华社记者17日就交通大学迁校问题访问了正在上海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他告诉记者：6月初国务院曾召开交通大学和各有关部门、上海、西安两地有关高等学校的负责人，讨论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会上，周恩来总理对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作了全面和详尽的分析，并对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提出了处理方案。目前上海和西安的交通大学师生，正在对总理提出的方案，进行广泛讨论。
交大迁校问题应该周密考虑
杨秀峰扼要地向记者转述了周总理提出的关于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方案的主要内容。他说，总理首先指出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复杂性，认为这个问题，已牵涉到四面八方，好些部门和好些学校。因之考虑交通大学的迁校问题，应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
院系调整是必要的
总理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谈起，他说，院系调整这一方针是由于旧中国高等教育不能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要求而来的。中国落后，办高等教育的历史不过几十年，经过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数目是很小的。根据共同纲领和宪法对教育工作的要求，旧中国高等教育的底子是不相适应的。有许多学科的缺门必须补充，许多专业必须发展。再者，过去高等学校的设置安排也不尽适应新的经济部署的要求。旧中国工业的布局和教育的部署是不平衡不合理的。假如看不到这些基本情况，就无法理解解放后各项改革的必要性，也难于理解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院系调整的必要性。院系调整是教育上的一种改革，我们应将这种改革对新中国的需要肯定下来，否则从不同的眼光看，就容易过分强调缺点的一面，甚至否定一切，引起思想混乱。
总理说：过去确定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方针和方案是有根据的。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在国际上美国帝国主义不甘心我们的胜利，国内尚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之在1956年以前，我们的工作不能不照顾到两方面的情况，即国际形势及对国内存在的旧的弱点的注意。工业内迁和交通大学内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国防形势的要求下提出来的。西北过去是落后的，但将来必须成为我国巩固的后方，那里有丰富的资源，有条件成为我国的乌拉尔。但是，西北区以及另一工业基地西南区的建成，如果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能设想的。为克服文化教育的畸形发展，从沿海方面作适当的调整和内迁，也是必要的。上海高级知识分子较多，技术条件较好，从上海调动多，是很自然的事。
根据以上要求，才有交通大学迁西北，电讯系调整到西南，航空学院也移向内地发展。
总理指出应肯定院系调整的积极作用，这是主要的一面。但也不是说院系调整一切都弄对了，也有缺点，有安排不当的。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也有两种情况，有些是可免的，有些是难免的。没看到没料到的问题对任何人来说总是有的。事先考虑周到些，缺点就少些，但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预见得正确。
总理说1956年是转变的关头，当时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国内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由于情况改变，为了更有利于建设，需要重新部署，因而去年5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但工作转变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国家大，转弯也慢。交通大学内迁也正处在这转变的关头，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很难说那个人“一意孤行”。
上海支援外地义不容辞
总理在将上述各方面情况作过分析之后，就谈到交通大学迁校本身问题。总理认为：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是对的，为了支援西北建设和考虑沿海形势，是必要的。当时也不是没有想到交通大学内迁的困难。为什么不以扩充西北原有高等学校来解决西北文化教育建设的需要呢？因为当时设想的工业建设速度快，要得急，交通大学搬去，可以收效快些。交通大学搬去虽有困难，但既是国家需要，就要设法克服困难。因之这个决定是对的。总理认为：1956年情况是交通大学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通大学去支援一部分力量来解决问题。“十大关系问题”提出后，按照新的形势，作重新安排，交通大学可以不搬。但另一方面，从西北建设需要来说，从西安校舍已建，学生已招了两千多，要在上海发展有困难，造船学院又要建校来说，又可搬，所以仍决定搬，搬了一半。当时虽经过商量，但商量得不够广泛。到了今年，产生了困难，形成了如有些人所形容的“骑虎难下”的局势。这个困难是由国内外和校内外等等原因造成的，对各方面的影响也很大。从所发生的问题看来，已经影响到有些学校对过去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怀疑，我们必须肯定院系调整这一方针。并要确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原则。如果因为交通大学不搬西安了，而所有调整的学校都要回老家，就不可能很快建设起西北、西南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院系调整的缺点要克服，但不能否定这一正确的方针。今后还会有必要的调整，但已取得了经验，会更加慎重。
总理提出了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方针和方案。认为着眼点必须要根据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出发。考虑交通大学问题不能离开这一原则。
总理提出从大的方面讲，不外：一是全搬西安，一是搬回上海。
交大全搬西安虽有困难，但好处多
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教师不勉强，只要有大多数教师去，作到交通大学的老底子仍保存，那对西北建设很有利。其缺点是当前在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条件上同校外结合条件较上海差，但从远处看，过几年还是可以的。大西北包括山西、河南七个省区，西安是中心。西北地区是需要交通大学的。西北党的领导是欢迎交通大学的。西北建设正在发展，建设速度虽比过去计划稍为放慢，但仍是积极的，工业发展的前途是广阔的。但西北不是一切都好，困难还很多。作为工业基地，劳动力少，森林少，水利少，沙漠多等等，都是很不利的条件。东南文化高一些，但有弱点，要看到，要警惕。能到西北去锻炼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年，条件太舒服了，是不能锻炼人的。交通大学已去西安的师生员工经历一年风霜是好的。今年交通大学毕业八百多学生，其中也将有一批要响应国家号召到西北到艰苦的地方去参加建设。现在上海余下来一千多学生和几百位教职工，如果能够接受去西安，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年老体弱不能去的可以不去，有时去讲讲学。
当前迁西安有很多困难，可以逐步改善。但我也不愿太勉强。如果经过动员劝说，仍有不少教师不愿去，那就考虑搬回上海。交大搬回上海有好处，也有不少困难，但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
总理说为什么可以考虑搬回上海呢？因为搬不动，就不可太勉强。同时，形势也许可，沿海和内地兼顾，上海也还有需要，交通大学在上海有六十多年历史，同上海各方面关系密切，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有许多有利条件。所以搬回上海的方针，也有其好处，也是为了需要。交通大学即使回上海，也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建设。否则无以对西北人民。
总理说搬回上海可考虑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多留些专业在西北。我设想所留专业：一种是新的专业，包括尚未招生及已招生的无线电、高压工程、热能动力装置等几个专业；另一种请交通大学考虑是否还有其他的专业或系也去西安，使西北得到较多的帮助，请大家研究不可勉强。
第二个方案是全部搬回上海，一个不留。这怕不好，交通大学师生恐也于心不安。
第三个方案是折中方案，师生愿留西安的留西安，一、二年级学生愿留西安学习的也可转专业，新专业设西北。这样对支援西北也有很大好处。总之，要从团结出发，即使交通大学西安师生走了以后，也使西北人民感到交通大学到西北来一趟，对西北人民还是有好处的。这样做就照顾到各方面，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通大学也有利。我相信将道理讲清，会有些人愿在西安的。
如果搬回上海，无论采取那个方案，都必须讲清，回去以后困难很多。首先在校舍问题上同造船学院有矛盾，也涉及到南洋工学院许多问题，要统筹兼顾。如全部搬回，即使今年不招生，也摆不下。因此搬回上海是有许多困难的。对交通大学今后的发展也将受到局限，上海不能大扩建是国家的方针，基建投资不可能多，因而交通大学规模要受限制。在上海，大规模的企业工业不会搞，交通大学校外条件配合上也有局限性。当然可以着重提高质量、求精。
迁西安，回上海由交大师生研究考虑
总理着重指出，问题都摆在大家面前，请交通大学全体师生自己好好讨论，全面考虑，经反复讨论后，由交通大学校委会作出选择，报送高等教育部批准。
杨秀峰说，总理再三强调：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条件虽然变了，但是支援西北的方针是不能变的。总理自己是不偏于那一个方案的，目的是爱护交通大学，要交通大学搞好。并且指出，所有到会的各高等学校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处理交通大学这一问题中必须一切从团结出发，照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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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 吴晗
病了一个时期，正在外地休养，休养中不能作别的事，天天读报，读到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论，愈读愈生气、愤怒。实在不能容忍，只好不休养了，回到北京来争。
中国民主同盟走的是什么道路？民盟的领导人要领导民盟走到那里去？章伯钧要搞政治上的设计院，罗隆基要搞党、政机构以外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攻击党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这些混淆是非，违反宪法，政协章程和盟章规定的论调，非争不可，非揭穿不可！
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对象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八年来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有生力量。现在，忽然有一小撮右派野心分子，钻党的整风运动的空子，说是代表我们，打着知识分子的招牌，嘴上说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脚底却朝资本主义的道路走，非争不可！非揭穿不可！
我一方面对民盟领导人和一些右派分子的谬论感到愤怒，同时，也深切感到自己几年来对民盟市委的工作管得不多，民盟中央的常委会很少参加，和知识分子的接触、联系面很窄，而且不经常。该做的事没有很好做，该说的话没有全说，作为北京民盟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没有做好应做的工作。
必须表明立场，和这一小撮人划清界限。要争，要争到水落石出，要争到事理明白，不能容许任何人利用民盟的地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活动。
我们的道路只有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知识分子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通过自己的认识，亲身的经历，逐步走到的。我们都从旧社会来，旧时代所办的学校，无论是办学目的，方法，内容，制度都是为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受了这样教育的我们不可能不带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沉重包袱走进新社会新时代。经过了八年来的学习和工作实践，经过了八年来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经过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一系列伟大的运动，一路走，一路丢包袱，路走得越长，包袱也丢得越多，思想意识中的社会主义的比重越来越大，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比重越来越小了。
想想解放前我们在大学里的情况吧，那时候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过的是什么日子？物价和“法币”
“金元券”赛跑，朱自清就是穷饿而死的，我们曾经参加过反饥饿运动。我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上了黑名单，被特务跟踪威胁，闻一多就是被美国无声手枪杀死的，我们曾经参加过反迫害运动。沈崇案就发生在北京，我们也参加过抗暴运动。我们的生活朝不谋夕，我们的生命朝不保夕。不能够设想，没有共产党，没有1949年的全国解放，我们自己不成为朱自清，闻一多？我们的儿女不成为沈崇？
我们身受着政治、经济的双重压迫，得到解放，我们欢欣鼓舞地进入了新社会。我们以自己的认识和经历接受了党的领导，接受了社会主义。
八年来的国家建设工作，那一项不使我们高兴，狂喜！1949年全国小学生二千四百万人，今年是六千三百万人；中学生一百二十六万人，今年是五百九十七万人；大学生十一万七千人，今年是四十多万人。
钢的产量，1949年是十五万八千吨，今年将为四百多万吨。
铁路这几年就新建了六千三百公里。
还有荆江分洪、治淮工程、长江大桥、鞍钢、武钢、包钢的建设，二百多项大工业的建设工程等等，哪一项是过去时代所曾经所能够实现的？
我们不但以自己的认识、经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还感到骄傲，因为这些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都有我们知识分子的劳力、贡献，有我们的一份成绩在里面；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因为在这样飞跃的进展中，出现了不少缺点，这些缺点，我们也有一份责任。
但是，正当我们要肯定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正当我们以积极的严肃的认真的态度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时候，右派野心分子就乘机乱叫乱嚷，说什么“八年来的工作，缺点是主要的”，“漆黑一团”，“全无是处”等等。这些人不但包办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的意见，说他们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还包办了我们中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意见，硬要代表我们说话。他们要以自己的意图，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推翻党的领导，用资本主义的假民主来领导、统治人民。我们正在兴高采烈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行进，而他们却硬要拉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然可以肯定，通过这八年的学习和实践，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认清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决不会跟他们去走那条路，因为他们那条路意味着什么前途，我们已经分辨得出来了。
但是，问题是严重的，只要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还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残余，这种论调就还会有市场；少数人认识模糊不清，便容易上当。我们不能麻痹大意，以为这种谬论不值一驳，而是必驳，必须争。
我们不能无原则地对这些人宽容、原谅，对右派野心分子宽容、原谅，听任那些反动言论泛滥而不加以驳，就是对人民的正义事业放弃责任，因而必须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划清界限。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拆穿右派野心分子的阴谋，揭露他们的两面派手法，把他们的丑恶面貌暴露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我们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拥护社会主义，保卫八年来伟大的建设成果。
民盟盟员已经和正在向民盟中央提出要求，要求中央表明立场，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端正领导立场，领导全体盟员，和全国知识分子一道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我们必须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认真帮助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争取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广大盟员的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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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站在什么立场办报？
上海各报对本报编辑部文章的反应
本报讯 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发表以后，在上海的一些报纸和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应。解放日报、劳动报、新闻日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等分别发表社论或文章，检查办报方针，批判一些新闻工作者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暴露出来了
文汇报在14日和16日先后发表了题为“明确方向，继续前进”和“欢迎督促和帮助”的社论，表示接受本报的批评。文汇报在第一篇社论中说：“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我们的工作的确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分析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的时候，文汇报社论说，它是由于“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的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结果，正如人民日报的文章所指出的，我报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文汇报的社论说，他们的那些想法、做法，“完全是主观的、错误的。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暴露出来了。”
文汇报的第二篇社论承认，在世界上还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归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讳言这个真理，但资产阶级的报纸尽管面目各有不同，实质上都是宣扬资本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都是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代表人民利益的报纸，我们各种报纸都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但上述的基本方向必须是一致的。文汇报对于该报过去一个时期内发生错误的原因，认为是
“以客观主义的新闻观点来编辑报纸，结果必然在阶级斗争中有利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文汇报说：“如何办好社会主义中国的报纸，这个问题在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中间并没有完全明确，因此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心中无数的；教条主义、公式化、一般化的毛病减少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又在某些方面滋长了，文汇报在过去一个短时期所犯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文汇报说：人民日报建议就新闻工作问题展开讨论，是十分必要的。他们表示将进行深入检查，并参加这次讨论。
文汇报在14日还发表了果品公司职员包安岳给编辑部的信，这位读者对近来该报“对那些歪曲言论完全采取客观报道，对那些好的言论，也采取纯客观报道，似乎一视同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坚决同资产阶级办报的倾向作斗争
上海新闻日报6月16日发表的“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办报倾向作斗争”的社论中说：“如果仔细翻一翻前一个时期的报纸，包括本报在内，在不少地方，都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资产阶级报纸方向的阴影，不过浓淡的程度有所不同。”社论指出：“原来新闻界中也有若干人，对放、鸣的涵义，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不是要‘放花’而是要‘放火’，不是要‘百家争鸣’，而是要一家独鸣。”社论又指出，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曾借他人之言说：“报纸上的文章，一片教条主义，真像画符念咒，根本谈不到解决思想问题。”这样一笔勾销了过去的成绩。社论在分析了这些情况之后指出：这种不良倾向应引起我们全体新闻界同仁的注意和警惕，坚决地同这种危险的倾向作斗争。
社会主义报纸应当站在什么立场
上海新民报晚刊16日也发表了林放的“诚恳地要求帮助”的随笔。文中说：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这篇文章，对于广大的新闻工作者是个及时的教育，及时的警钟。这篇文章又一次向我们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报纸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为哪一个阶级说话？做资产阶级的喉舌还是做工人阶级的喉舌？林放谈到新民报的办报思想的时候说：“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因为反教条主义而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性，这一种倾向是有的；因为配合大鸣大放而对某些谬论不及时批判，暧昧了斗争的立场，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因为强调宣传要从读者实际出发而出现一些为趣味而趣味的东西，这也是有的”。文章在谈到如何保持党外报纸应有的特色时说：“要把求同——基本方向、阶级立场、观点、报纸的共性——放在主要的地位，而把报纸的特点放在次要的地位。任何特点必须服从社会主义报纸的基本方向。”
有人企图把报纸的党性和教条主义混淆起来
上海劳动报也在16日发表了贺晓的“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一文，批判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对陆诒曾说过的“报纸长期推广教条主义”的谬论提出质问。文章提出陆诒企图把报纸的党性和教条主义、党八股混淆起来，以达到他否定人民纸报的人民性、党性的根本原则的目的，把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强加在今天人民报纸的头上，使它离开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有一部分人的新闻观点与社会主义的新闻原则有分歧
上海解放日报16日发表了题为“办报要有立场”的社论，指出“上海新闻界有一部分人在新闻观点上是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原则有分歧的，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散布了不少的不良影响。”社论对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同志的一些言论进行了严格的批判。王中曾强调说：报纸是传布新闻的工具，他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是政治本身。王中还认为报纸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社论批判了王中这种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指出王中抹杀了报纸的阶级性，认为拿阶级观点去教育人民就是旧习惯，就要脱离群众的错误论调。社论说，照王中的说法，阶级消灭以后，报纸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报纸就没有阶级性了，到那时候，社会主义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就没什么区别了。难道阶级消灭以后，报纸就没有教育人民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使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报纸没有它的特色了吗？
解放日报社论还指出：在上海新闻界中，确有一些人一谈到指导性就斥之为“教条主义”，像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就曾谩骂人民的报纸为“一片教条主义”，“真像画符念咒”等谬论。社论认为如果不承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反对报纸的指导性，盲目热中于生意眼，其结果只能是抗拒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接受资产阶级的指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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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丛小语（小说）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
这还是3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完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起笙
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得他满口抱冤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原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招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的。”方生把湿手巾投给无忌，安慰了几句。
“刚才你一个人低着头叽哩咕噜些什么？那张纸给我们看看。”两人接过方生的词摇头念了一遍。
“很好很好，方生兄潇洒一如往昔。”有道恭维了两句。
“不通不通，献丑献丑！”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无忌把刚才的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
“老兄知道我是不大看小说的，我连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没看过，怎会受到他的影响，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说你这书呆子太迂，思想不开朗。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颂功德的那派‘学者’。你看！怎见得护花使节就会到来？即使他来后，怎见得能使‘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什么‘心自在，任翔逸’，还不是为了歌德而填词？”无忌接着又发挥了一顿。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援！”方生答辩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派诗人，但知丁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稳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早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解放以来据统计曾经通过无—有—无—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是反映着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了一些责，脸上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揭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着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渐渐的大家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的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原载“新清华”第一百八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