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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党整风的认识
北京大学教授 李继侗
我读了梁思成先生6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引起我的共鸣。自从党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一个月中在报纸上看到党外人士发表了不少的意见。就是在我们学校中，学生、教职员工都具体地揭露了很多潜在的问题。在鸣和放上，可以说是达到一定的高潮。但是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的言论和行为是极其不健康的。如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葛佩琦两先生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情况不符事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甚至于有些言论是越出六亿人民所应当共同遵守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范围以外。还有人用恐吓匿名信，也有如复旦大学副教授舒宗侨先生用粗暴手段阻止别人发言，这更是极端恶劣的作风。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这次运动中的污点。这几日来，有很多工人、农民同志以及许多知识分子起来争鸣。我个人认为这种争鸣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同情的。
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共产党从1949年起领导全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向社会主义急进，这八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以前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处处受人鄙视，而在短短的八年中我们在国际上变为一种为亲者所快、仇者所忌的地位。这样的成就并不简单。可是在前进过程中，犯或多或少的错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因此每个人对于他所熟悉的事务上都有些意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并不见得完全正确，因为事业是复杂的。我们只看到一面，看不到全面，很有可能结论就很片面。例如7日锺补求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反映民主德国专家对于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分治的意见，认为这是造成森林利用上浪费的主要原因，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看法。可是最近我参加了森林工业部的两次座谈会，从各位出席人（并不是森林工业部及林业部的干部）的发言中，我得到一种启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认识到我前此的看法是很片面的。造成森林利用浪费的主要责任并不完全在森林工业部，也不在林业部和森林工业部分治。事实上造成浪费的主要责任是在各个个别用材部门以及制度上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个事例给与我很大的教育。因此我们提意见应当认识自己意见的局限性，不能主观地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从党员个人作风而论，党在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党员增加到一千万人以上，虽然每位党员入党都经过详细的考验，但极少部分的党员在作风上有一些不好的表现，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正因如此，党中央才要整风，而在整风过程中请各方面广泛地提意见。我个人认为这是古今中外很少有的好事情。
我认为现在大家应当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向党提意见。但是我们提意见时应当尽量地不要脱离事实，切不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同时我们也要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在这一点上我们身为人民教师的人更应当审慎，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青年。这次人民大学王德周、葛佩琦二先生和复旦大学舒宗侨先生的言行，我认为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件。
总之，我们提意见应当从爱护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党在领导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作过程中避免错误，少犯错误，使得我们在这种正义事业上能够提早达到我们所向往的目标。
在这方面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向党提意见应当认为是每个人的经常的任务。我们不能把提意见当作一阵风的运动来看。依我个人的经验，我过去有些意见，事无大小有问题就提，有的涉及学校事务的，大而涉及国家事业的，还没有一次碰过壁。因此在这次运动中我能提的意见就甚少。
最后我还要声明一点，按照那位写匿名信的人的观点，我是一个他心目中的为“虎”作“伥”的一个典型的“伥”。我今年行年六十，在解放前五十余年中我所见所闻以及生受的一切告诉我，我今天能做这样一个“虎”的“伥”，我不但不以为“耻”，并且觉得是很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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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官僚主义 加强党的领导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西安军医大学教授 张锡华
西安解放一年之后，1950年4月，我抱着为祖国建设事业起一个小钉的作用的心情，从国外回到了祖国和我的家乡——西安。几年来，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我深深体会到党的伟大、正确和英明。我在同将回国的留学生朋友们写的信中说：“我可以指天发誓，以我所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而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党！除非亲自体会是不能想像解放后短短几年中祖国建设成就于万一的！只有跟着党走，才有胜利！”据我所知，这也是所有具备起码常识和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共有的认识。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长期的方针。近来西安“鸣”、“放”之声初步展开，但是我觉得人们还是有些顾虑的。我认为要群众“鸣”得好，首先要领导上“放”得好，而不是给人们以半放半收的印象。只有把问题真诚地摊开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任何怕放乱了的顾虑，都是不了解广大群众坚决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1950年，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成立了，那时一间小房，一桌一椅，病人少，设备谈不上。我们以从头做起的精神，争取党的支持、同志们的合作和群众的舆论。在1954年眼科发展到病床四十三张，加床到四十七、八个病人，门诊最高接近每日三百人次，成为西北最大的一个眼科。但是，在我们积极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曾经触犯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者，他们当时找不出反对正确要求的理由，结果就在运动中乘机颠倒是非来打击我们。
例如：学习苏联先进角膜移植成功以后，全国各地渴望重见天日的瞎子，都纷纷来信询问就诊事宜。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回来后就堆积了三百多封信没来得及处理。在教学任务和诊疗任务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很需要找个助手。我把意见提给领导方面，但始终未派人来。为了不使患者久等，我只好自己口述，由我爱人执笔写复信。谁知领导上质问：“她凭什么资格回信？”（因她不在我们医院工作。）于是我只好自己起信稿，交办公室去抄复病人。不料在几个月内，病人接连来信说：“前信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的来信被压，并没有回答。我曾大胆地批评了这种不许别人作而自己又不作的官僚主义作风。
再如：几年来卫生部曾调了青海、甘肃等省眼科医师（很多是主治或主任医师）来我科进修。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干部是个光荣任务，因此叫他们深入病房和我们一起负责治疗工作。但是医院一直不给找地方住，以致病人晚上痛苦时找不到大夫，而大夫晚上关心病人进不了医院里来。后来我建议让他们晚上在门诊部搭一行军床，白天就收起来，但是医院领导上还是不答应。后来西北卫生部党的负责人来交涉，也没效果。整整一年学习的时间过去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这样的事情还有。为了更好的作好人民事业，我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曾经向九三学社、统战部、党报和上级负责同志反映医院里需要消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绪，因此领导上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并作过检讨。谁知他们记恨在心，待机发作。在1955年，他们杜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对个别党员的看法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反领导、反党。因而得出结论：说过领导有官僚主义就是反领导和反党，说我们为实习大夫找住处是有意叫他们对领导不满，也就是带领他们反党。我们科内同志在几年中建立了一个比较有群众信仰的眼科，他们就说是独立王国、小集团。木工、理发师、牙科技师和电工等帮助我完成一些科学性研究，我请他们吃过一次牛肉泡馍。这事也被说成为搞小集团，一直追查一年多。1950年到1951年，在卫生局叶局长邀请下，我担任过医务院长，后来因为自己是党外人士，执行职务有职无权，困难重重，就坚决辞去，专心致力于业务。但他们说我居心破坏！
党一再号召专门人材要多培养干部，应当从事教学工作，这也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志愿。几年来，我一直兼作医科大学和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处工作，自己身体不好，常感到身体精神都不能支持。市卫生局领导上邀请我到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时，我曾说明愿意搞教学工作。当时医院领导上因工作需要不同意我走，因此上级领导和院长曾在聘书之外，附有一封作为聘书附件，说明“关于你的去留问题，以后不受任何限制”。但后来他们又说：“你是怎样混进医院的？”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员，这样出尔反尔的捏造是非，真是令人寒心。这和党的正确教育简直是完全背道而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利用职权，强迫群众替他说话。当一位外科主任和近六十岁的群众不愿按照领导的指使来昧心说话时，一位党员院长竟然大叫：“我们掌握了粮食，即或你是什么留学专家，叫你饿死你就得饿死。”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能给党建立威信吗？当然不能。
幸而党和毛主席是正确的，最后组织上对我几年来的工作结论为：有主人翁观点和“独立思考”。群众还选我为市、省、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实在说，我自己觉得是不配的）。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但我认为那些人的违反党的思想作风是不能容忍的，应该予以揭露。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我完全赞成。很多好的领导同志，他们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们的本质和愿望是好的。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觉得就是“和风细雨”对他们也有些重了。但是对有些一贯利用职权，违法乱纪，以公报私，甚至侵犯人权，破坏宪法等行为的人，如果不加查明处理，或以和风细雨待之，就不能令人心悦诚服。目前，上级党、政虽也处理了个别的人，但主要只是调换一个更高的领导位置。这说明还有些认识不清，甚至还有些“碍面子”的宗派情绪。这种情绪，容易直接造成下面群众的不安心和不敢大胆鸣的顾虑。
为了说明领导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下边举个例子。
用人工晶状体治疗眼睛失明患者，是世界上近几年来新的科学发现。在西安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没有用国家的钱，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在1954年国庆前三天作成功了，治好了一位失明十多年的农民
（至今已将三年视力仍好）。以后我又给九只失明的眼睛作了手术，其中一例完全恢复正常，六例能看到报上的字。做手术的过程中，我曾向市第四人民医院及卫生局领导上汇报，还请他们来指导手术，也写过书面汇报。但他们却向上级党委说：“未得许可私自开展新手术”，使我得不到领导的支持。最后东北一位技术工人，不远千里来要求治疗，但因领导上不去看，不研究就决定不准作，并让这个工人出院。西安军医大学的同志们说：“张教授为什么不到军大作，我们也好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呈请军大负责同志批准那个工人住了院，但临作手术的前一天，卫生局又追到军大不让作。当时我想卫生局既不让瞎子的眼睛复明，不作也罢，但须向军大领导上说明情况。出人意料，军大校长没等我说完，就要我陪他亲自去研究检查病人，证明这只失明的在东北医大无法治疗的眼睛，非人工晶状体手术外不能治好。军大的校长立即鼓励和支持我说：“我支持你作，市里不同意，我去答复他们。”就这样，经过手术，这位工人同志的远近视力完全恢复了正常（现在恢复工作已两年多了）。谁知这样更得罪了西安市卫生局领导，在这事后四个月，他们召开了一个对新科学研究的斗争会，会上局长总结说：“就是99％的成功率，我们也不答应你作！”这那里是一个领导科学工作的人应当说的话？试问最常见的盲肠炎手术谁能作到99％的成功？何况一种新的复明手术？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扼杀科学研究！不错，我们的效果还没有达到99％，但当时在苏联还在试作阶段（现已初步成功）。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曾对其他一切科学研究进行打击（像角膜移植，活动义眼等），想从里面找“医疗事故”，以达少数人预定“惩办”的私谋。但是在党正确的领导之下，他们没有完成愿望，现在这些事却被当作先进事迹展览了。从对人工晶状体研究的反对与支持来看，领导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两种，假如没有像军大校长——一个令人钦佩的领导者的支持，我相信那位东北技工的眼到现在还是失明的。
为什么一种新的研究会遭到阻碍，甚至追击？为什么自己亲眼看到手术和书面汇报，还说别人没有汇报过？这难道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么？有人说过去的西安市第四医院领导上对干部吹毛求疵，我觉得说的更确切些是有意颠倒是非。他们的职权是非常特殊的。
现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已经换了新的领导人。这说明市委对上述情况已有所了解。有人告诉我不要再多说话，但是我的话绝不是对某些个别人而说的，乃是借着事实说明党在今天展开整风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从团结的愿望谈出来，希望同志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整掉恶风，才能叫大家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还要提出：现在反对三害（三个主义），首先要反对与党中央意图相背的宗派主义，因为它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保护者和培养者。我们还要向任何取消党的领导的倾向作斗争，因为反对宗派、官僚、主观三个主义的目的，是为加强党的领导，领导我们六亿人民更好更快地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
（原载陕西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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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鸣”“放”必须分清敌我
林汉达
中国共产党号召各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大家都很热烈地对一些机关、学校和某些党员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和批评。这正是人们热烈爱护党和政府的表现。想不到在整风运动中，居然有人扛着鸣放的幌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企图削弱党的领导，抨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甚至于写匿名信、发小册子，进行恫吓和反革命的勾当。这难道是帮助党整风吗？这难道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吗？帮助党整风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改进工作，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我们批评某些负责的党员同志不够重视行政、直接布置工作，那也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批评党政不分，和不要党的领导决不能混为一谈。要是不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出发，不从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出发，不遵守宪法和政协章程，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党天下”，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污蔑为“三害”的根，把民主党派的助手和桥梁作用污蔑为共产党的挡箭牌，要推翻党的领导，要杀共产党人，这不是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吗？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不是人民内部的鸣放，而是敌我的斗争。
今天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看得很清楚：是谁领导全国人民击败了国内外的敌人，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悲惨的境地里救出来？是谁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国家空前的伟大的成就，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否认。没有共产党正确的领导，艰苦的奋斗，哪儿能有这一切的伟大的成就？是谁提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今天又是谁号召全国人民向共产党员大胆地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没有共产党，不可能有这一切。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领导？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什么道路？全国人民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只能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少数别有用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必须驳斥；右派野心分子的猖狂进攻，必须予以无情的回击。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妨碍我们人民内部的鸣放。明辨是非，划清敌我界限不是“收”，正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不是“放”一样。驳斥谬论、回击进攻，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鸣放，帮助党完成伟大的整风事业。
我还想趁着这个机会，把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正一下。5月22日的“人民日报”把我的话记成“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我说的是：“连教育部在某些工作上也是有职无权”（见同日的“光明日报”）。差了几个字，意义大不相同。特此更正。别的还有一些略有出入的地方，这儿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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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不应削弱而要加强
——北京各高等学校教授座谈会旁听以后——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在整风运动中，如何办好高等学校？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成为高等学校教授们讨论的中心。我参加了北京许多教授座谈会，并个别接触到一些教授。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教授们之间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有的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提出“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人，虽然口头上也说，要加强党的领导，但如果按照“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办法实行，实质上就是取消了党的领导，这是行不通的。目前的问题不是否定党委的领导，而是如何改进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扩大民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更好的办好高等学校的问题。
“教授治校”和“民主办校”
主张“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理由是：办高等学校，“内行”的非党干部会比“外行”的党员干部好得多。“外行”人领导“内行”人是办不好高等学校的。因此，高等学校必须由教授们来领导。有这些看法的人，对今后怎么样管理学校，他们的具体意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张“教授治校”，办法是以副教授以上的人参加来组成“教授会”，教授会再推选出一个评议会。它的任务：负责解决学校中的重大问题。例如聘请教授，辞退教授，增添系科，支配经费等。评议会不能决定的大事，或是校长认为很重大的事，就召开教授会来解决。在学校里，校长的责权不很大，但事情好办，教授会支持他。有时学生发生问题，校长不能解决，而教授会的决定学生可以接受。这就说明“教授会”是高等学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类是主张“民主办校”，办法是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例如教授的聘请、副教授升教授、讲师升副教授、留助教、招收研究生等与学术、教学有关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负责。关于财务工作，主要是预算和决算，要由行政会议的成员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学术委员会由教授、副教授、讲助代表组成。党委会可派代表参加，在会上也可提出党委的建议，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所谓“民主办校”，实际上还是“教授治校”。
自从提出这些“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办法以后，在各种座谈会上，教授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相当一部分教授不同意“教授治校”和“民主办校”的主张。在九三学社中央召开的教授、专家的座谈会上，全国政协教育组副组长、原清华大学教授楼邦彦说：“我对解放前‘教授治校’的问题，有三个阶段不同的体会。在清华大学当学生时，我看清华的教授评议会是元老教授、权威教授治校。用现代术语来说，是‘寡头政治’。年青的教授，在学校里是没有地位的。当时清华的宗派主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时教授会聘请教授，好的作用是挡住了一些学问不行的人入校；但也确确实实排斥了一些非清华派的有学问的人入校执教。我后来进清华教书，因为是清华的毕业生，我也被培养成有浓厚宗派主义的清华人，当时连北大的教授都看不起。因此，若说是清华的教授会安定了教授，也只能说安定了这样的一批人而已。后来我留学回国，北大要请我做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清华要请我做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我还是选择了清华。为什么，是宗派主义的影响。入清华任教，我也参加了教授会。但不是参加会，而是听会。因为年轻的教授不能发言，不敢发言，形势是有如此大的压力。清华的教授会就是如此。我还理解另一种情况的教授会。1946年我到北大教书，北大当时也有教授会，是教授们用以争取民主的机构，主要斗争对象是胡适。这两种‘教授治校’都不能搬到现在来用。人民不允许所谓权威的教授治校，更不允许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北大的那种教授会，也不能搬到现在来用，因为我们不是和共产党作斗争的。若是为了发挥教授的积极性，即使是提教授治校的口号，也必须具体分析，不然副作用大于正作用。我认为，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的党委会不能取消，要发挥教授的积极性，要采取各种办法，不是简单的提出‘教授治校’四个字所能解决的”。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林庄说：“如果取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领导，采取‘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我看不见得。我觉得最多不过解决熟悉业务的问题，‘三害’也不一定完全能解决的。几年来，我以在大学任教的亲身体会和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的结果，我认为在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比教授治校优越”。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仲容形容现在的高等学校像个小市政府，从吃饭、洗澡、理发、住房到教学、科学研究、思想教育等都要管，这些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他说，我这个非党院长没有感到有职无权的问题。如果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我看就要发生大问题。把教授陷在行政事务工作里去，是得不偿失的。如何充分保证教授们的教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就要发生困难。同时许多问题，校、院长一人也不能解决。因此，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认为今天的高等学校不可无党的领导。王真教授说，不管“教授治校”也好，“民主办校”也好，名称虽然不同，只是换汤不换药，其实质是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如何改进党委的领导？
不同意“民主办校”和“教授治校”，主张在高等学校中仍保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的教授们，并不否认过去党委领导高等学校有缺点。他们认为今天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改进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哪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需要改进呢？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所有的大学或学院，都有校务委员会，但都等于虚设。如有的校、院党委会往往是讨论决定学校中的重大问题后，不善于把党的决定提到校务委员会议上充分的研究讨论，变为行政的决议去贯彻。而习惯于简单的通过党组织的系统去布置工作。因为今天的高等学校，绝大部分系主任、教授不是党员。这样从党内系统布置的结果，客观上就造成了系秘书领导系主任，助教领导教授了。这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客观上也给人以错觉，好像党在政治上不信任高级知识分子，造成党群关系的隔阂。二，与第一个缺点相联系的党委领导作风的第二个缺点，就是经常注意扩大民主不够。特别是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等问题上，虚心地多听取内行人的意见不够。有人说“外行”人不能领导“内行”人，这有点道理，但这个意见也不能完全站住脚。任何人并非天生就是“内行”人，是由“外行”到“内行”的过程，如果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和所有共产党员，都能抱着虚心向人学习的态度，自己刻苦钻研，总有一天能达到“内行”的，当然也就能起到真正的领导作用。可是，过去的情况完全相反，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对老教授不尊重，有的人自己不懂装懂，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盛气凌人，以改造别人自居，这就不好了。三，党委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做得很差，有的学校党委单纯的靠会议听取汇报、布置工作来领导是显然不够的。党委应该经常聚精会神地考虑研究学校中的重大问题，同时要多下来，听取群众意见。做到有布置，有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这样的工作作风来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总之，大家对党委会领导高等学校，不是要求所有的党委委员都立即成为专家、教授。而目前起码的要求，党委应该懂得怎样办校。要真正发挥党委会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党委成员要努力学习业务，如果不熟悉业务是很难领导的；二，要扩大民主，用各种方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现在起，应该更多的依靠老教授办校。特别是当一件事情在设计中，要注意广泛的听取意见，在这个基础上达到集中。集中以后，不能以党代政，要充分发挥校务委员会的职权。在整风运动中，希望党委改进这些方面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高等学校。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所能解决的，因此，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不是削弱而是要更加加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