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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谁说人民生活没提高？
农民用铁的事实粉碎反动谎言
一个农业社春节杀猪百余头
本报南京13日电 解放后生活水平提高的只有坐小汽车的党员干部吗？南京市郊区江东一社的农民们以亲身的经历驳斥了葛佩琦这个谬论。社员李新华说：大家都记得，过去田是地主的，农民抓着稻把子肚子饱，丢了稻把子肚子饥，卖贱买贵，吃的苦受的气不知其数。解放后，土地到了自己手上，1953年我单干时，收入七百元，全乡数我最高。1954年办小社，收入八百元。去年办了大社，收入了一千零八元。我们社里五百五十户，家家是这样，怎么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呢？中农李宏亮说：我们中农生活也比过去好，我家过去年底也要背债，去年吃用到冬天，分了半年口粮，还分了四百多块钱现金。今年青黄不接时，我们社员在信用社里还存了七千多块钱，怎么说改善生活的是少数人呢？过去我们农民都没有机会上学，解放后农民翻了身，我的大儿子已经进了南京工学院。女社员李秀珍十分激动地说：我李秀珍过了四十多岁，到1954年办社才不背债。去年我家四个劳动力，收入一千七百元，全家添新衣、新被，从来没有过到这样的好日子。我看葛佩琦说这种话，是反映了有些人想剥削我们的心还没有死。社员余得炳谈到猪肉供应问题时说：葛佩琦说猪肉都被干部吃掉了，农民不高兴养猪，这简直是胡说。我们这里过去不养猪，现在养一千多头。过春节的时候，五百五十户社员到街上买的肉不算，单自己家里杀的猪就有一百二十头。李秀珍说：我们十一队十八家过年杀了十七头猪，我家现在还有火腿。
许多社员在发言中，特别驳斥了统购统销搞糟了的说法。中农余朝贵认为这也是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手法。他说：过去买配给米，米价天天涨，一担黄瓜不够买二升米。青黄不接时，农民向囤粮的投机商人借一石稻加利一石。这些情况难道一个人民大学的教师都不知道吗？劳动模范李传中说：对不法资本家来说，统购统销当然不好了，因为他们不好囤积了，不好剥削人了。现在稻子卖给国家七块二一担，买稻种还是七块二一担。国家供应的粮食，只有少数人口多的户紧一点，像我家每月还多二十斤调剂给别人。我们农民认为统购统销好得很。我是一个中农，党把落后的农村，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由解放初期的一百八十斤，增加到五百五十斤，这是党做错了吗？蔬菜复种由一年两熟改为一年四、五熟，是党做错了吗？如果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决不会做到这一步。怎么能说党和群众的关系和解放前相比，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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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去年河北水灾比那一年都大
因为统购统销才没有饿死人
本报保定13日电 保定市郊南大园农业社社员一致反对葛佩琦的“统购统销搞坏了”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说法。社主任郭顺兴说：要不是统购统销，去年的一次大水灾，不知要饿死多少人。他说：河北省水灾多，过去每来一次水灾，地主老财粮商就乘机发大财，农民只有到处逃荒和挨饿。去年的水灾比过去那一年都大，但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一个人也没有饿死。再拿我们的生活来说，虽然常遭水灾，但是生活都是一年比一年提高。像我家过去是吃了这顿没那顿，一年也吃不上一次白面。现在不光每月都能吃上白面，过年过节和过星期天还要经常买肉吃。生产队长赵良田接着说：葛佩琦问猪肉那里去了，我们说是人民大家吃了。像我们村的人，过去只有几家大老财买肉吃，俺们农民们不说吃肉，连面都吃不上。现在全村人们不光过年过节要吃肉，平常还要吃肉呢。因为吃肉的人多了，就应该多养猪，去年俺们社喂了三百多口猪，今年就发展到五百多口猪。我们的生活是一年比一年提高。葛佩琦为什么不看事实光瞎造谣言呢。我肯定的说，他一定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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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线广播图书室 业余剧团俱乐部
解放前农民梦也梦不到这种生活
据新华社沈阳电 辽宁省沈阳县大青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郑兴飞说：葛佩琦说什么生活水平提高的只是“党员和干部”，意思是说老百姓的生活都没有改善，这都是瞎说，现在，就请葛佩琦来看看我们合作社的情况吧。我们合作社八百四十多户社员，解放前70％以上是贫雇农，年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但是自从共产党领导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办了合作社，人们的生活和过去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别。去年全社平均每垧地打了四千六百二十斤粮食，比合作化前一家一户耕种时提高了71％，平均每户社员收入了四百九十元，家庭副业收入还不在内，97％的社员都比入社前增加了收入。现在全部社员都过着中等以上的生活，家家丰衣足食。合作社里还有图书室、俱乐部、业余剧团和有线广播，文化生活也非常活跃，难道这不是解放以前农民做梦也梦不到的生活吗？因此，对于葛佩琦的错误论调，我们农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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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前病到死也没钱医
现在一个电话就开来了救护车
本报广州13日电 银河农业社社长邓巨本说：“我村解放前几乎家家缺粮。现在连瞎子也不担心没得吃了。今年全村的购布证都买完了。家家都做了新衣服。合作化前全村没有一部车子，现在有两部小板车、四部马车、两部大汽车。从前农民病到死也没钱医，现在若是有人受了轻伤，打一个电话，救护车就到村子里来了。解放前，全村农民有70％没有鞋子穿，现在大多数每人有三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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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是国民党
共产党和我们从来就在一起
据新华社12日讯 山西省太行山区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员在10日晚上纷纷发表意见，驳斥葛佩琦的谬论。大家说，解放前，西沟乡农民辛劳一年生产的粮食，有一半交租纳税，一个人一年吃不到二百斤粮食，十户里头有七户是糠菜半年粮。去年，国家统购征收的粮食只占总产量的8％，全乡大小口每人平均三百九十斤，食粮比解放前增加近一倍，这能说生活没有改善吗？解放前西沟乡一口活猪也没有，现在有四百五十口，除了卖出七十九口以外，过年过节每人平均二斤半到三斤猪肉，这能叫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不愿养猪吗？提到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从来沉默寡言的社员张旺兴说：“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是解放前的国民党；共产党和我们从来就在一起。我看，党员干部白天劳动黑夜工作，比社员生活得还艰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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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各族各界人士纷纷质问储安平
为何亲眼见过的事竟如此健忘？
本报乌鲁木齐13日专电 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人士纷纷驳斥储安平等人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
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先生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这种说法是不近情理的。现在我不说全国范围，只拿我指挥的生产建设兵团来说，在生产建设兵团内，有起义队伍，也有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保卫延安的劲旅，这些部队都有起义的将领担任各级指挥员。储安平先生在新疆待了两年，访问过许多农场和工地，也接触过许多指挥员，为什么竟说出“党天下”一类的话呢？难道他亲眼见过的事实，竟如此健忘了吗？”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联合会12日下午召开的各民族职工座谈会上，八一钢铁厂炼钢车间副主任王宝琛说：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是错误的。我是非党干部，是车间领导人之一，完全有职有权，车间有什么事，党员都和我共同研究解决，储安平到过我们的工厂，难道他没有见过这些活生生的事吗？
新疆学院史地系学生关桂枝说：“我是个锡伯族的学生，从我的切身生活中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解放前，我家没有一寸土地，父母为生活所迫像牛马一样的给地主干活，就这样还不能顾上全家的生活，终天缺吃少穿。解放后，我家分了土地，参加了高级农业社，全家才不愁吃不愁穿，我还上了大学。这是过去所梦想不到的事，现在和过去相比真可以说有天渊之别，谁要说不要共产党来领导，我坚决地回答说：“不能。”新疆学院教育系学生库尔班·劳克伊（哈萨克族）说：“储安平的发言对我们是一种污蔑，他把我们各族人民敬爱的毛主席比做老和尚，谁都知道毛主席对我们少数民族是非常关怀的，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起来了，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着，我们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里感到无比的温暖，这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我们把党和毛主席当做再生的父母，救命的恩人。这些事实，储安平在新疆都亲眼见过，可是他竟敢来污辱党，污辱毛主席，现在我要问他讲这些话的用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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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得人的嘴脸
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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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哪有工人上大学？
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
本报讯 中国人民大学一百多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在昨日（13日）下午举行座谈会，痛斥葛佩琦的反动谬论。
这些学生中，许多人曾在资本家和日本人开设的工厂中作工，度过艰难辛酸的岁月，只是在革命胜利以后，才有机会当了大学生。因此，在批判各种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时候，他们显得特别激动。在座谈会上，好多人在发言的时候气得发抖，几位女同学谈到她们在旧中国的遭遇，难过得流下泪来。
工业经济系机械班四年级学生赵文旭痛斥葛佩琦。他说：“葛佩琦是我的老师，这是什么样的老师？是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师。”他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父亲做过三十多年工，我是个有十二年工龄的青年工人，解放前，在国民党重庆一个兵工厂做技工。那时，物价一天涨几次，发下来的工资有时还买不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住的地方又臭又脏，死了像一条狗似地拉出去就算了。每天工作十六小时还糊不住嘴，那里能养活全家？有一个工人饿得没办法，亲手杀死全家，自己也自杀了。解放后，每天工作八小时，夏天工厂还供给冰棍。全家每个月有一百五十余元的收入，月月有剩余钱，我上了大学，两个弟弟上了中学。请问葛佩琦，这是生活降低了还是提高了？”他用事实驳斥葛佩琦说的“共产党是便衣警察”的谬论。他说，解放前他在的那个兵工厂就有个“警卫检查处”，专门监视工人的行动。有一次发工资后，一个工人跑去质问这个处的处长：“你们看看这点工资够买什么？”结果这个工人被抓走了，后来死在监狱里。又一个工人只因为说了一句：“工厂真是一团糟”，马上被抓起来受电刑。这个工人后来被打成残废，流落到街头，饿死了。赵文旭讲到这里，激愤地说：“葛佩琦说共产党是便衣警察。那他说了这么些反动话，共产党怎么不抓他呢？”
工业经济系四年级机械班萧克俊说，葛佩琦说只有少数共产党员的生活提高了。他难道没长眼睛，没看到坐在他课堂上的都是工人？我们班上三十三个学生，有二十七人是工人出身的。这不是人民生活提高是什么？过去哪有工人上大学的？
工业经济系冶金班四年级学生陈靱说，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那能上大学？我祖父因为生活困难卖掉了亲生女儿，我父亲给地主扛活赶大车轧断了腿，眼看就要饿死全家。共产党来了，我进了印刷厂当工人，家里生活困难政府还给照顾，共产党对人民怎么不好？葛佩琦是代表哪些人说话？日本鬼子在时闹灾荒，我们一家就饿死四口人，共产党来后闹灾荒，政府用飞机给送粮食送衣服，我们家乡就没饿死过一个人。
工业经济系机械班四年级学生朱汉民说：“我是东北人。东北产大豆、高粱。可老百姓在日本统治时，成年也吃不到豆腐和豆油。好多人都是一大家子人一条被。下雪天，小孩子光着脚在雪地里跑。后来国民党来了，情况仍是一样糟，老百姓一年四季吃野菜。我的哥哥吃得肚子涨得老大老大，差点没死掉。解放后，不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村子里的娃娃都上学了。”朱汉民斥责葛佩琦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日本人”的怪论。他说，老百姓是“欢迎”过日本人！但不是鼓掌欢迎，而是用刀子和炸弹“欢迎”！日本人如果一个人下乡，老百姓准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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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联席会议决定
迅速发动全国工商界批判章乃器
新华社13日讯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举行联席议会，批判了章乃器的种种错误言论。
出席会议的两方面的常务委员共四十四人。在会上发言的有陈叔通、黄炎培、李烛尘、盛丕华、胡厥文、毕鸣岐、黄长水、巩天民、许涤新、孙起孟、孙晓村、向德、苗海南、吴韫山、谭志清、王少岩、黄凉尘、徐崇林、胡子婴、王光英、刘国钧、周士观、刘永业、温少鹤和华煜卿等二十五人。
他们在发言中都认为章乃器的错误思想是严重的，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和他划清思想界限。大家认为有必要在这样的联席会议以至扩大会议上继续深刻地批判章乃器的错误思想，同时也要准备迅速起草和向全国工商界发布批判章乃器错误言论的指示。
陈叔通说，章乃器的思想在工商界已经引起了混乱。章乃器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他要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他的讲话带有煽动性与威胁性，例如他最近在工商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工商业者仍然是两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个“五反”等等，这些话是要煽动工商界的不满情绪。陈叔通说，在我看来，章乃器的错误已不仅是思想，而是行动。煽动、威胁还不是行动吗？要赶快把他的面貌揭开，要不然有些工商业者会被他拖下水去。
黄炎培在会上对章乃器的思想品质上的错误和缺点作了揭发和批判。
向德认为章乃器的言论是挑拨工商界群众和骨干，工商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说，章乃器提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等等言论，结论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要改造，这些思想都是反动的，是资本主义抵抗社会主义的表现。
巩天民和徐崇林都认为章乃器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列主义，散布毒素，发表言论的方法很阴险，每次都是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来模糊大家的视听。因此这种言论比葛佩琦、储安平之类的话还要可怕。他的目的是拉后腿，把工商界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盛丕华说：我5月28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了“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我不反对别人说没有。”这两句话是错误的，他表示收回这句话。他说：章乃器的重大错误，第一是他把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并列起来，实质上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使工商业者不知不觉地陷入迷途。第二，他说工商业者没有剥削，这样，就不需要改造了。盛丕华还认为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有挑拨的意思，使工商界和共产党疏远。他说，工商界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党一直把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如果按照章乃器的话走，很可能会由非对抗性矛盾走向对抗性矛盾。
毕鸣岐在发言中，首先从章乃器最近的文章和言论中列举了十六条错误论点加以驳斥。他说：章乃器是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在政府中是部长，竟发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论点，我们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给予批驳，来帮助他分清敌我思想，更好地帮助工商界大放大鸣。他还说：章乃器的错误经过大家的帮助后，希望他有所转变，自己进行深刻检查。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组织上应有个措施，全面考虑这个问题。
苗海南分析了形成章乃器的错误思想的种种原因后说：章乃器现任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副主委的职位，都是我们选举的，最近他居然在大会上、报纸上发表谬论，危害极大。如果章乃器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工商界和民建会会员是有权利罢免他的职位的。他认为章乃器的文章巧妙得很，是以暗箭伤人。
刘国钧说，他认识章乃器已有二十多年，以前很敬重他，这一两年对他的敬重打了个折扣。他说：章乃器自以为是工商界的内行，实际上很外行，工商界自己承认有两面性，他却说没有两面性，连他本身存在的两面性，都不敢承认。
华煜卿说，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正意味着工商界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分歧。他主张把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毫不留情地彻底地加以揭露，把章乃器若干错误言论与章乃器的政治品质，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分析，这样，才有利对章乃器的改造和杜绝错误言论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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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读者向文汇报进忠言
本报上海13日电 6月11、12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读者写的文章，对文汇报在最近期间关于鸣放的报道提出了批评。
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对文汇报进忠言”，作者是教育工作者水洛。文章说：
解放以前文汇报是一张进步的报纸，它为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喜爱。解放初期文汇报也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因此党支持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使它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更好的发挥积极作用，更好的团结知识分子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文汇报复刊以来，出现了一些清新可喜的气象，特别在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许多不大写文章的老年人也都写了文章，大家觉得文汇报又放出了它的光彩。可是从今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会议以来，特别是在这次鸣放的过程中，文汇报渐渐给我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感觉，越到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对头。毛主席在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全国宣传会议以后，人心大为振奋，鸣放空气也更见活跃，上海更是大放特放。但文汇报总觉得“春寒未尽”，“似暖还寒”，山深墙高推不倒，所以要到处放火，从上海到北京，从杭州到宁波，从南京到无锡，从重庆到成都，一直放到新疆，而且还希望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以满足文汇报的愿望。中共已经决定整风方法必须和风细雨，重点在领导机构，基层暂不进行，但文汇报仍然在那里宣传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片面地介绍北大“民主墙”，尤其使人感到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我们教育界的同仁感到这种做法实在欠妥。不但如此，在鸣放过程中，文汇报的许多标题暗示人家讲正面、成绩、不同见解，就是违反鸣放精神，而且，主张批评要越尖锐越好。因此有些文章如把共产党说成一钱不值的“恶婆婆”，甚至认为“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散布中共要“收”的感觉等等。对于那些反动言论和超越鸣放范围的话，不是加花边框框，就是以显著地位刊载。而对一些反驳言论，态度就不是那样明朗，版面标题也就无精打彩。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文汇报究竟要把知识分子引到什么路上去，无怪乎有人说文汇报现在倒有些像右派的报纸了。
依我看来，文汇报现在这样的做法，不是把知识分子引向光明，引向社会主义，引向进步，而是把知识分子引导到死胡同里去。我这样的看法也许文汇报是不会同意的。可是，据我所知，在高教界、中小学教育界，大多数人对文汇报现在这样的做法是不满的。这一点可能文汇报的负责人并没有感觉到。事实上，已经有读者向文汇报表示不满。我个人一直是爱护文汇报的，但是这些日子来，我的情绪有些变化。虽然我还在阅读文汇报，但是已经有意无意地好像是为了想从文汇报上看看又出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甚至反动的言论来。我想有这个心情的人决不只我一个。因此做为一个忠实的读者不能不为文汇报的声誉的衰落而感到惋惜！
今天，我虽然读了“划清界限继续鸣放”的社论，但仍不能消除我对文汇报前一阶段的看法。而社论本身非常空洞，如果要拿来和前些日子的评论比较，那是逊色得多。因此我热诚地希望文汇报的负责人最好能把最近一两个月的版面、标题、评论、通讯、杂文做一番仔细的研究，文汇报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对还是不对，究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请文汇报的同仁们爱惜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光荣的历史，从迷途中自拔出来。
新闻日报连续发表了沈一维的“如此‘客观’态度”和周有勋的“也向文汇报进一言”两篇文章。
沈一维在“如此‘客观’态度”一文中说：读到最近“文汇报”上有关鸣放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报道时，总觉得报纸跟读者的愤怒情绪有一种适得其反的态度和立场。“文汇报”在刊登储安平和何香凝的发言时，对前者的谬论用“本报专电”并加花边全文刊出，而对后者提出的两点希望，标题中只标出了希望共产党员决心整风和党外人士诚恳帮助整风的一点，没有把分析极少数右派分子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点标出来。沈一维在举出了其他的一些例子以后说：“文汇报”在最近时期表现的“客观”态度，实际上是对错误意见的偏爱，有意缩小正确的反批评的影响，对一些恶劣的辱骂和恐吓手段，又抱着暧昧的容忍态度。他要求“文汇报”考虑：这样的态度对党的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是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