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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是不是立场问题？
在当前的整风运动中，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对于同样一件事，人们的看法往往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认为，这可以有好些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
有的人说，现在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又提出立场问题来呢？
我们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排除立场问题。在我国目前时期，人民内部还是有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正在向劳动者转化，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虽然已经参加了合作组织，但是这两个阶级的思想影响都还将在长时期内存在。提出立场问题，了解各自的思想实质，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连彼此的立场都还没有弄清，怎么能求得真正的团结呢？
我们的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都将最后转化为工人和集体农民（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唯一的前进的方向。只有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才能在思想上达到一致。当然，要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完全转入社会主义的立场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离开这个立场，却无法求得思想的一致，也就无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新立场和旧立场之间的矛盾。
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团结要有一个标准，批评也要有一个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不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批评，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有人说，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而许多人却对于这个事实估计不足。我们认为，这个情况确是有的，在这个方面许多共产党员犯了错误，必须加以纠正。但是同时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如果不然，就无法解释目前整风运动中的许多思想混乱了。
举一个例。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因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经过全国亿万人民奋斗和劳动得来的结果，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尽管有种种局部性质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它们已经使祖国获得了迅速的进步，根本上改变了祖国的面貌。然而正是这个事实，在目前的许多知识分子中居然成为问题。在政治界、新闻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的人士中，在青年学生中，都有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很少数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对于这一点发生了怀疑。在有些地方，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竟至造成一种空气，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谁说了谁就是犯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大罪。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立场问题呢？
我们认为，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是值得展开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建议全国各界都来辩论一下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承认缺点和错误的存在，现在并不成为问题。整风运动的任务，正是要动员全党以至全国人民的力量，同这些缺点和错误作斗争。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错误的，失败的，人们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
这是我们的危言耸听么？大家请看，凡在不许人们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样一阵歪风的影响所及的范围内，难道不是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混乱么？
造成一时的混乱，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毕竟不是任何诡辩所能驳倒的。那些本来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现在由于故意制造这种混乱而在群众面前显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那些一时陷入混乱的人们，经过了一番思想上的斗争而终于回到真理这一方面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这些人们说来，这样一阵思想混乱，却很难不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明察秋毫之末的大知识分子，不但不见舆薪，而且看不见天翻地复的历史变化，却要等待普通的工人农民来纠正他。这样的人，立场如果不是根本错误，至少也是没有站稳吧？
一次教训并不能最终地解决立场问题。人们为了最终地完成立场的转变，还会需要好多次教训，特别是如果他们老是以为问题早已解决了的话。但是一次教训到底是一次教训。这也就说明了，目前的这一场争论，尽管有些人暂时觉得浑身不舒服，却是多么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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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六个高等学校党委检查整风
感谢善意批评 接受正确意见
根据边整边改精神提出很多改进措施
本报特约新华社13日讯 首都六个高等学校的中共委员会的负责人，今天分别在各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就整风问题作了初步的检查报告，向积极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善意批评的所有人士表示感谢，同时对于他们所提出的正确的意见表示接受，对于一些须待继续研究的问题也作了说明。
北京各高等学校党组织的整风运动，是在5月中旬陆续开始的。在这期间，各校党组织通过座谈会和其他一些措施，曾广泛地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其中除极少数右派分子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提出一些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外，绝大多数的党外人士都对党提出了尖锐的但是出自善意的批评，揭露了各校教学中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许多人同时还相应地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今天在这六个高等学校全校大会上分别发言的各校中共委员会的负责人，都一致肯定了这种形势。他们在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评之后，曾一再对善意地向党提出意见和批评的所有党外人士表示感激之忱，并且希望他们继续积极地帮助党整风，以便使党更好地和大家共同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责任。
他们在报告中十分诚恳地接受了广大党外人士所提出的许多有益的意见。中共中国协和医学院委员会书记张之强说：林巧稚教授说过，她有许多话要想和领导上谈谈，但几次走出自己的房子却又回去了。这说明大家是多么渴望和领导干部接触，谈谈心里话。朱贵卿教授曾说过本院领导干部参加劳动，若能到实验室去涮涮瓶子，比参加其他劳动好的多。张鋆教授曾严厉批评我们过去对协和医学院的专家们使用多，培养少，提了很多意见，不被接受。他说，这些意见对我们都是很有益的。
这些负责人对过去工作上的错误都作了检讨。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书记蒋南翔说：在教学工作上注意学习苏联的经验这是好的，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够，因而在执行时超学时现象非常严重，把计划修改了四次，使全校教学工作随着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另外在教学上也没有提醒大家注意吸取老教授的经验，以致有的青年教师甚至用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办法责备老教授的教学工作。在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上也脱离了学校的实际。如1955年总结时，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三至五年赶上苏联水平”的奋斗目标，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内容和实现方法而产生了教师和学生负担过重的后果。在党群关系上，对非党行政负责人职权尊重不够，商量太少。思想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简单化的现象。民主作风差，党员与非党群众关系不够密切。他说：就我自己而言，同孟昭英先生接触就很少，和一起下乡的同住一屋的同学也未单独交谈过。
中共中国协和医学院委员会书记张之强检查了过去进行改革时没有结合协和医学院特点的缺点。他说协和医学院的综合性、病房制度、医学生和住院医师培养制度，基本上都是好的；学术研究空气也是浓厚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晋级制度也有可取之处，但是过去没有很好地加以研究，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在三反、思想改造之后，以否定一切的态度加以取消了。他说这是错误的。
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他们在报告中都着重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和改正错误的措施。中共北京石油学院委员会书记阎子元说，学院过去对某些非党干部的工作分配不合理的地方，现在已着手纠正。曾经在这个学院作过十七年教务工作的王佩卿，去年曾被不恰当地调到出版科任副科长，现在王佩卿已经调回教务科担任原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个学院的党委会曾责成专人进行为时一周的调查，下一周即可提出调查报告。关于改进生产实习的问题，这个学院已召开过学生代表会议和一次专门会议进行了研究，现在已开始生产实习的筹备工作。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在整风过程中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就住房分配不合理问题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拟定出的改革方案修改了六、七次，现已开始着手解决住房不合理的问题，已有二百一十户各得其所，还有一、二十户尚未能立即解决。这个学院的党委会有的党委委员和党员科长级干部自动要求从大房子里搬到较小的房子去，让给人口多的同志去住。学院院长徐觉非、副院长孙景鲁和人事处副处长王瑞生等都自动退还了福利补助费。北京铁道学院党组织要求党员干部除老年教师外，一律取消以前领到的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优先证。有的党员干部并自觉的提出退还一部分福利费。
北京外国语学院、石油学院和农业机械化学院，各有七个级别偏高的党员干部，自动提出降低级别。这些学校的党委会今天正式宣布同意他们下降一级。
他们对少数人的某些言论，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中共中国协和医学院委员会书记张之强说，过去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提拔使用上有不重视技术的缺点，但有个别同志认为重视政治提高和政治条件也是错误的就不对了。又如有的同志指出了一些党员的错误、缺点，但忽视了他们尚有优点，或者由此而推论全党都是错误，这也是不对的。 再如历次政治运动中确有错误和缺点并因而伤害了某些同志，这些批评是正确的，现在正在慎重仔细地研究，但因此而否定历次政治运动的成绩也是错误的。
中共北京铁道学院委员会书记王孝慈说：有人认为现在学校里以德代才，也有人认为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不可分，马列主义不能作为指导思想等问题。他说他们将进一步发动全院师生员工就这些问题进行大规模的讨论，从“争鸣”“齐放”中辩明是非。
这些学校的党委书记们在报告中对今后的整风运动表示了坚强的信心。中共北京石油学院委员会书记阎子元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有决心研究吸收党外党内的意见，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起要把整风搞好。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什么缺点错误不愿放弃的。
中共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委员会书记孙景鲁在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以后，表示在最近就要抽暇和非党副院长孙文郁及一些老教授、有代表性的教职员、学生进行恳谈，到他们家里，坐下来谈心，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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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原子核秘密的喜讯
我国即将建成加速器
新华社13日讯 新华社记者吕新初报道：在今天举行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获悉，我国自己装置的加速器即将完成。它是能量二百五十万电子伏特的高气压静电加速器。它可使质子的速度加快到每秒二万二千公里。据我国权威原子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对记者说，这座加速器建成以后，将被用来进行低能原子核方面的研究——轻原子核核反应和衰变等基础研究。
赵忠尧说，能量小的静电加速器和能量大的回旋加速器的用途不同，前者适用于做细致的工作，后者适合做大刀阔斧的工作。
加速器的功用是使质子和其他粒子的运动速度加快，把这种加快了速度的质子和其他粒子当作“子弹”来冲击原子核，从而研究原子核的秘密。化学元素表上新发现的十多种元素，以及近两年中发现的两种新的基本粒子——反质子和反中子，都是靠加速器的帮助发现的。
目前世界上能量最大的加速器是设在苏联的十二个国家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同步稳相加速器，它可以使质子能量加到一百亿电子伏特。这座加速器可使质子的运动速度加快到每秒钟二十八万公里，除了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光线以外，现在没有任何东西比它的速度再快了，它的每秒速度相当于人造卫星的三点五倍；相当于最快的超声飞机的二十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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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副总理谈我国科学体制
科学界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新华社13日讯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今天起在北京举行。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科学界反映出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或正在逐步解决。
聂荣臻在他的讲话中说，政府正在把科学研究工作条件问题作为重要问题来系统地、逐步地解决。关于研究资料的供应问题，过去由于保密范围过大，今后应该合理改变。一年多来，大部分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时间一般是有保证的，但少数担任领导工作的或社会活动过多的科学家，时间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有些科学家因为负责了一定的领导工作，有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是必须参加的，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兼职和社会活动，也是必要和可能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兼职过多和社会活动过多的科学家们自己来安排，提出建议，各领导机关应予同情的支持。
聂荣臻说，应改变某些不利于科学工作的财务制度。
聂荣臻说，解决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问题，根本之道是发展生产，这需要有关工业部门的努力，也需要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科学家们以大力支持。几年来国家在图书方面支付了大量的经费和外汇，去年仅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所支出的外汇就有一百八十万镑，今年是一百五十万镑。他指出这些图书的分配、使用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关于曾经在科学界引起争论的科学体制问题，聂荣臻说：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国家必须在中国科学院所负担的重点任务上，积极支持，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正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领域的任务，但并非全国较有成就的专家都要调到科学院来；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必须积极提倡，教学和科学研究，两者不可偏废，高等学校应该努力使自己在某几门和某一门科学领域内逐步成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或中心之一；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必须大力加强，使它们能结合生产需要，解决较专门的问题，使科学的新成果引用到生产中去，并根据生产中的新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来发展和丰富科学理论；地方应该密切结合本地区可能组织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同时也应该进行一些不是本地直接需要的研究工作，以充分发挥本地区科学家的作用。
聂荣臻在谈到今年科学研究计划时说：作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规划一样，是一个新问题，从实践的经验看，对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远景规划和各部门现实要求的基础上每年作一次安排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凡不能列入国家计划的，只要有可能，科学家仍有选择题目的自由。
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作了发言。
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对编制今年科学技术研究计划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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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1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举行第七十一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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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代表团将出席德国自由民主党代表大会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昨天决定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的邀请，推派以胡厥文为首的三人代表团赴德出席该党在7月5日召开的代表大会。
民建推派代表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是经我国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的。这是我国民主党派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兄弟国家民主党派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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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本报编辑部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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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
姚文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长。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有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欢喜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