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怎样帮助党整风?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马叙伦
我卧病多日,虽对实际政治生活接触不多,但每天读报看到各界人士大放大鸣,帮助党进行整风的热烈情况,我的心情是兴奋的。作为我们国家领导核心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几年以来领导全国人民替国家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党仍然是那样的谦虚,那样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党员,诚恳而严肃的希望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给党员提批评和意见,以便纠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勇于要求改进缺点和错误的、真正为国为民的伟大的整风运动,为我国历史上从来所未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不能想像的。
党的利益和我们全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消除“三害”,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而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利用整风运动来进行恶毒诽谤、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都是同全国人民的利益不相容的。
我不能不愤慨地指出少数别有用心的分子正在“钻空子”,企图利用整风运动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由于发表了关于维护党的领导的正当言论,竟遭到匿名信的恫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一匿名信事件表明某些别有用心的分子企图破坏整风运动,企图把中国的历史拉向倒退。这不但是向党的领导挑战,向社会主义挑战,而且也是向我们全国人民挑战。这种挑战行为已越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不能不引起我们全国人民的严重警惕!
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长、发展起来的。我们曾经与党共患难,出生死,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一直跟着党前进。我们的目标,同党的目标、全国人民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正惟如此,我们必须代表我们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正当要求和利益,经常地、无保留地向党提出建议和批评,做党的诤友。在党的整风运动中,我号召全体民进会员要继续贯彻“彻底鸣放”的精神,坚决地、大胆地揭露“三害”,帮助党胜利完成“整风”大事。但是我们也必须明辨是非,严格划清“反对三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界线。划清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界线,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鸣”、“放”,更彻底地揭露“三害”,更有利地处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更进一步地巩固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的言行进行批判和斗争。我们还必须认识认真帮助党搞好整风,同时也是我们自己进行改造和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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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鸣”“放”向健康方面发展
朱学范
从中共中央4月下旬发出了整风指示,并热切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之后,这一个多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们以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热忱,对党提出了批评的意见。应该说这是十分可喜的好现象。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继续发扬光大,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树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良好榜样。
党为什么要整风呢,很明显,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我们国家执政的党,肩负着领导六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需要不断地克服缺点和错误,把国家事务领导得更好。因此任何一个帮助整风的人,首先应该明确:整风是为了加强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作用,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离开了这一庄严的目的,那就是违反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不能容许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等
于不讲道理不明是非。
但是最近在大鸣大放的同时,居然有少数人发表取消或是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想把千辛万苦争取得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打翻,要使历史倒退,还有些言论是举着马列主义的幌子,表面上拥护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在那里兜售资本主义。这些言论,无疑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珍贵的民主生活的践踏。是一切具有爱国热忱的人,所不能袖手旁观的。还有些人不是从善意出发,竟以泼妇骂街的口吻,对共产党污蔑、谩骂,甚至以卑鄙的匿名恐吓信去辱骂人家。这种恶劣行为,谁也不能容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等于可以不讲道理、不明是非、不分敌我。比如像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之类的言论,几乎使人不能相信这是出于一个生活在新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口。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这是什么话?人民队伍里还能包括反革命?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是什么立场?共产党奋斗几十年为了谁,许多革命烈士前仆后继为了谁,老百姓是知道的。奉告葛佩琦以及和葛佩琦发表类似谬论的人,不消你们这样杞人忧天。老百姓是最懂得是非的。他们懂得是谁把工人从奴隶生活中解放出来,是谁把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摧毁了,让农民走上集体生产;是谁使一切爱国人民有可能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祖国,使人们的生活日渐向上,看见自己的幸福前途。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觉悟了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让历史往后倒退的。中国必定富强,社会主义必定胜利。
党对缺点和错误的态度,不是隐瞒而是揭发,不是包庇而是纠正。
是的,共产党几年来在领导国家事务中间,某些方面是存在着缺点的。正如最近各方面提意见中所说的那样。同样共产党自己并不讳言,党员中间有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缺点和错误。但是党对这些缺点和错误,是采取什么态度呢?它不是隐瞒,而是揭发,不是包庇,而是严肃的纠正。党是坚决反对这些坏东西的,这种敢于正视缺点、勇于纠正错误的气魄,只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才能如此。只有壮大了的、巩固了的共产党才有这种可能。试看解放前中国历代执政者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几时进行过整风,几时批评过自己?几时允许人民批评过政府?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过去那些代表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只能是腐朽的、欺压人民、丧权辱国的。且看前清王朝、袁世凯、北洋军阀,以至蒋介石集团在统治旧中国时候的所作所为吧!近的再看看今天的台湾吧!美帝国主义可以到处驻兵,随便攫取经济富源,美国人杀死了中国同胞,反而向美国道歉赔罪,只要是帝国主义想做的坏事,都可以为所欲为,能说他们是爱国的吗?
一切批评建议都应从维护社会主义、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出发。
现在全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进行整风,正在大放大鸣,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好现象,所有拥护共产党的,维护社会主义的人,都应该不断地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继续大放大鸣。使得领导国家事务的共产党,有可能从发现的问题中找出缺点和错误,加以克服改进。但是在鸣放中间我们不能模糊了总的方向,放弃了阶级意识的思想斗争,一切批评、建议,都应该从维护社会主义的要求、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出发。不能让资本主义思想抬头,不能让歪曲言论混淆视听。欢迎展开争论,从争论中辨清是非。从而使所有参加整风的人和帮助整风的人,在这一伟大运动中,在思想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并加强了团结。唯有明辨了是非,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也唯有批判那些别有用心的歪曲言论、行为,才能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健康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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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
吴晗表示应该批判 章伯钧等人的意见
本报讯 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在9日晚上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着重对如何帮助党整风和开展批评和反批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吴晗也出席了这个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
会议主持人吴景超教授说,在这次帮助党整风中,我们揭露了内部矛盾。现在大家对揭露出来的问题,都有了一定的认识。现在我们就要帮助党来分析这些问题,以便把整风引导向正确的目标前进。
会上,许多教授都指出目前揭露的矛盾中,虽然许多意见都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意见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及时提出反批评是肯定必要的,尤其是对那些反社会主义、反共的言论一定要争辩,要进行反批评。这样做决不是收,而是为了更好地放。许多教授还指出目前鸣放过程中,有那么一种不健康的空气,好像就只许对共产党批评,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却不许共产党反批评。教授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应该明辨是非。汪金丁副教授说,我认为在目前整风中,一方面必须大放大鸣,帮助党整掉三大主义,但一方面对在整风中出现的如葛佩琦、王德周等的反动思想和言论,也应提出反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我认为人民日报这几天发表许多读者对葛佩琦等人提出来的反批评是十分正确的。许征帆讲师说:在整风中,明辨是非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明辨是非决不是收,既然百家争鸣,就应让大家都讲。
对于学校党组织的整风问题,许多人提出了积极的意见。项冲副教授说,边整边改,是很必要的。但是有的改得不及时,还被动,应该转变这种情况。侯大乾讲师说,现在还要大放大鸣,在大放大鸣中,也可以改进工作。余肇池教授说,人民大学的整风运动不大健康,有些走到题外去了。他希望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去掉。
许多人认为民盟在帮助党整风中的作用还起得不够,今后应该进一步努力帮助党整风,并且要明辨是非,发挥应有的作用。
吴晗在最后就民盟应该怎样帮助党整风的问题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努力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民盟用什么态度来帮助党整风呢?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帮助党整风,不利于人民的言论,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要接受党的领导。宪法和盟章中都规定了这一点。我们帮助党整风,就是为了更好地来帮助党的领导。凡是不要党领导,拒绝党领导,都是错误的。他又说,帮助党整风,是为了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凡是违反这个方向,都是错误的。民盟的同志,要根据这些精神,来帮助党整风。
关于有些盟员在整风中发表的意见,是不是代表盟组织的意见?吴晗认为,他们的意见不能代表盟组织的意见,只能作为个人意见。对于过去盟员发表的某些意见,吴晗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反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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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王芸生
毛主席指导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进行党的整风,都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大家“争鸣”“齐放”,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气象,大家“鸣”“放”出来的问题,如同党和非党关系问题、领导和群众间的矛盾问题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体会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实事求是地把问题揭露“鸣”“放”出来,然后经过领导的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今后我们的国家工作肯定地将会飞跃前进,党和群众的关系将会更加团结。反之,谁若是在“鸣”“放”的时候,忘记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别的,乃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谁就可能迷失方向,在听取“鸣”“放”的方面,问题也是一样。大家都应该牢记:我们的共同愿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并进行党的整风?我认为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的: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三大改造完成了,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另一是肃反运动的胜利,国内反革命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由于这两个胜利,在理论上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源于敌对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剩下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因而应该揭露,并善于处理。这样做,在实质上是表示我们国家的巨大进步和党与政府的坚强信心。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承认:目前中国各界在热烈讨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表明了中国的自信和力量。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自信”。美国官员都能把我们国家的情况看得如此明确,假使在我们内部参加“鸣”“放”的人竟然头脑昏昏,想入非非,以为乘此机会,一声吆喝,就可以把党哄“下台”,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当前的情况,把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和党的整风进行一次运动,肯定是需要的,也一定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但是,在国家内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之后,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突出,并且在今后还要长期存在,随着国家事务的进展,处理了一些已经存在的矛盾,还会有一些新的矛盾产生出来,所以也不能依靠一次两次运动解决所有的问题。通过运动处理了问题,经常的国家事务的进行,还必须建立法制制度作为保证。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原是对待学术艺术方面的政策,现在把“争鸣”“齐放”用来对党和领导提批评、发表意见是可以的,其实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言论自由,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只要遵守宪法,拥护社会主义道路,任何言论和意见都可发表;党和政府也必然尊重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或许有人对“鸣”“放”政策有所顾虑,真“鸣”吗?会不会“收”?我认为“鸣”“放”既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就必然是长期的政策,整风运动过后,我们随时都应该“鸣”“放”。
否认共产党的领导的意见是错误的
既是“争鸣”“齐放”,自然是多方面的,可以各说各理。近来“鸣”“放”出现了片面的倾向,俨然只许讲一面话,不许讲另外一面的话,甚至用匿名信恫吓,这样显然是不对头的,这不仅干涉了旁人的言论自由,而且是采取了敌对的行为。要是这样进行“鸣”“放”,那还怎么可能明辨是非,在气氛上也不是和风细雨了。另外,在“鸣”“放”当中,也出现了若干出轨的言论。如同“请共产党下台”、“杀共产党人”等等,实在太过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把全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给国家打出国际地位的提高,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建设,这许多的伟大事业哪一件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来的?我们能让这样的党下台吗?作这种过分言论的人,假使他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愿意和全国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就不能设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建设社会主义。另外,如同储安平先生“党天下”、“一家天下”的说法,引起群众的愤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无论从宪法条文上看,或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实质内容看,都不能证明是“党天下”、“一家天下”。即使储先生对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现象抱有反感,而发表这样笼统的言论,给人以反党的印象,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或帮助党整风,都是没有好处的。
今天我们是在崭新的环境中生活着,我们的亲爱的祖国正在进行着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是在以快速的步骤建设着社会主义,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建设成绩是伟大的。西藏高原通了公路,长江天堑一桥跨越了,天上飞的飞机和地下跑的汽车我们自己能制造了,第一个原子反应堆今年年底就要造成了,……在八年前我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尤其今天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之高,中国在世界局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着重大的作用,起百年积弱而为世界一个强大国家,作为一个中国人民,谁不感到光荣和骄傲。中国人民在今天才感到我们伟大祖国的真正可爱,更加可爱。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今天在“鸣”“放”当中,知识分子发表的意见最多,除了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出于爱国的热情,所发表的意见也大都是健康的。为了帮助党整风,自然对党员干部提的意见比较多。若干人可能因为在过去的运动中受了误伤,也可能在合作共事中和个别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或教条主义呕过气,现在把积存的意见倾泄出来了。这样披肝沥胆的意见,正是处理内部矛盾和党整风所需要的。
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必须改正
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意见也必须纠正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鸣”“放”揭发,而加以正确地处理。因此,一方不能压制批评,另一方提意见的人也应该听取别人的反批评,而不应回避对于批评的批评。有了意见的交锋,就能实事求是,辨明是非,对处理矛盾就会有更好的帮助。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必须改正,同时在“鸣”“放”中如果出现了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意见也必须加以纠正。我想这样互相帮助,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就符合了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原则,也就会是和风细雨式地帮助党进行整风,就大大有益于我们的团结。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团结,随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也就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
(文中小题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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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致公党中央召开扩大座谈会
陈其尤主席说应该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
本报讯 中国致公党在京中央委员于本月8日召开了扩大座谈会。主持会议的陈其尤主席说:我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提意见,就是毛主席说的“和风细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团结。他还一再指出:并不是我们民主党派就没有缺点,如果在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同时,结合检查自己改正工作中的错误,也是好的,目前主要是帮助中共整风。我们确信共产党是大公无私,所以在提意见的时候不必有什么顾虑。
黄鼎臣在会上指出:领导我们革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核心队伍就要思想统一,“三大害”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妨碍的,因此党必须要整风,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经常洗脸。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也就是贯彻互相监督这一方针。我们帮助中共整风,正面的意见反面的意见都可以提,希望大家大胆批评,只有揭露了矛盾,才可以解决矛盾,拆了墙、填了沟,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陆绪熙建议各民主党派应了解所属成员中的专门人才,负责把这些人的简历弄清楚,介绍给领导党,由领导党按才任用。现在有些人兼职甚多,顾此失彼,但有些人则被置闲。例如广州市参事室主任一人兼十多职,连和我们参事见面都没有时间,我们曾向他提意见,他说忙不过来,没有办法。现在经过这样多运动,各人的历史都基本弄清楚了,可量才任用,不必把什么都推到一人身上。
陆榕树根据在广西几个城市视察的情况,批评政府对侨务工作重视不够,对华侨工作的意义、对争取海外华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估计不足。他谈到对百家争鸣,帮助中共整风的态度,应是:正面的可以讲,反面的也可以讲。广西有这样情况,对分析情况提出批评,或批评少的人,便扣上投机分子、唯唯诺诺分子的帽子,这是不对的,他认为:你可以鸣,我也许可以提出反批评,不是只许说中共党员坏,不许说好。争鸣的目的,是分清是非,改正错误,如果单方面鸣,也分不清真理。整风批评,是帮助进步,不是打击。
司徒擎在会上说:在解放初期,统战部曾给各民主党派很多帮助。可是,从1956年以后,对民主党派的帮助大大减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认为统战部应该指定专职人员经常与各民主党派负实际工作的干部联系,在工作上、思想上多方给予帮助。
赵惠平在发言中就工资制度、录用人员问题提出了意见。他说既有按劳取酬的原则,就应消灭以政治待遇为借口的一切特权。他还就党政关系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很多地方都普遍存在以党代政的现象,中共中央要负责任的。中共中央及党内的部对国家行政、生产工作直接发号施令,造成下级党和下级党员轻视政府,机关党组代替行政的后果。
金鼎新说:谈到墙和沟的问题,我不同意有些人说似乎应由中共党员负全责的说法。沟与墙的形成,是来自双方面的。形成的原因,除人所共知的“三大害”之外,有些是由于对政策的不了解或说服解释的工作做得不够而产生。作为民主党派来说,本应该反映群众的意见,代表群众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批评,但以我们致公党而言,过去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少,久而久之,便促使群众和党之间产生了隔阂和误会。所以说,若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与中共之间有沟和墙,民主党派本身也有一定的责任。
接着,他批评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宣传工作,重视不够,帮助不够。他以光明日报为例,这是各民主党派唯一的报纸,但其设备之差,几乎为北京各报社所不能比。现在对此已开始注意,并已计划逐步改善,这当然是好的现象,但希望能快一些改善;有关各个时期的政治宣传方针和必要的宣传材料,民主党派就基本无法得到。想要知道,也只好自己从报纸上去体会,在这种情况下,以我们各民主党派现有的条件,而要求主动、敏感、积极地进行有关国家的各项重要政策的宣传,当然就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各党派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由民主党派自己另搞一套宣传方针,只应该是民主党派根据总的方针结合自己的特点,来进行宣传工作;由人民日报到各地党报,报道民主党派的消息太少。
最后,他对民主党派的干部工作提出三点意见:
一、明确民主党派干部的身份。二、明确民主党派成员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办法如何,这不仅能安定民主党派干部的工作情绪,也将有利于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工作。三、希望统战部的干部主动和民主党派的干部交朋友。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马德诚、何凤玉等人。最后,由陈其尤主席宣布,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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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委发出通知
干部学习改在业余时间
新华社上海9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已发出通知,取消每星期六上午四小时为干部学习政治理论的规定。今后干部理论学习一律在业余时间进行。
通知说:自从规定周六学习制度的两年来,干部和各界人士的学习习惯已逐渐养成,加以现在干部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学习应贯彻自愿原则,理论学习占用工作时间,已引起了群众一些不满,因此,决定取消这一规定。
通知中要求各级党组织仍应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可采取个人自修、组织讲座、自愿结合学习小组以及举办政治学校等多种办法,吸引干部自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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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乃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本报讯 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书面发言,表示不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他的书面发言全文如下:
读了6月6日和6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道,我愿意发表如下的几点意见:
一、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放大鸣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以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时,又要求过多的赎买金。用推论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应该实事求是,力求全面;不应抓住一部分或一点来推,而且一推就是十万八千里。实际上,要求早点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们向工商业家做工作,只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会主义,我们就珍若拱璧,视为工作的重大胜利。当然,时代是不同了,看问题应该结合形势的发展。但对于不愿意再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反而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我想,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是可以少安毋躁的。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
二、看来,直到现在,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仍然还有许多人没有想通或者没有完全想通。这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强大,怕整得太很就要整垮了。这些是好良心人,但也应该对他们说明白:我们不怕伤风、感冒。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党的伟大方针仍然存在着试探的意味,怕表面宽大、内里并不那么宽大,怕“放”了之后要“收”,“收”的时候要反过来整,因此,还是“保留三分”、“观望一下”为好。这些是世故较深的人,他们对党的方针是信任不够的。还会有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了“唯我独忠”的姿态。这种人的思想就值得检查了。应该明确,在目前,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是90%以上的大多数人,忠于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什么希罕的事;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当然,也是根据事实,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别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决不能只许说反面的,不许说正面的。扣帽子也没有什么,只要不乱扣。
三、孙晓村同志说我批评“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这是不实在的。请查一下5月14日人民日报的原文,我说的是“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说“助长”,说“看起来似乎”,说“幌子”,这同孙晓村同志的“在参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这是有意的睁开眼睛撒谎,还是健忘呢?他还说,民建内部有左、中、右的分别,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这是对的。但我要再问一下: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这是不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一致的呢?他还谈到骨干分子是否参加宗派活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骨干分子一般地不会参加宗派活动;骨干分子参加宗派活动,是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造成的。
四、吴大琨同志批评我曲解了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首先我不同意他的方法。这一句话对某些党员会起到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客观实际去找。这样,整风期间报纸上的报道就已经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吴大琨同志刚刚相反,他从列宁文选里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说的全文来谈问题。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应该问一问:究竟是联共党史发行的广泛呢,还是列宁文选发行的广泛?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吴大琨同志那样,在读联共党史的时候要到列宁选集里去找根据?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据,仍然不能说明斯大林这句话是科学的。吴大琨同志还说:“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我所说的是可以被敌人用来进行反宣传,在“脱胎换骨”之下加上“抽筋剥皮”。吴大琨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五、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的确,群众是能够辨善恶的。有许多有关理论性的问题,请大家在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和“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再给以批评,我也暂不作答。关于我在“工商界”发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员的头衔一点,我要说明:我从来发表文章都不愿用什么头衔,这次是由于“工商界”编者的要求我才同意的。我也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我的确负有这样的头衔。同时,用了这样的头衔,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么组织。文章总是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的。所以,我也看不到任何人有权利可以制止一个人发表文章用头衔。对这点,我毫无成见,请法学家加以研究吧!
六、最后,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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