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牢骚和“自叹歌”
若望
有一些做思想工作的人，他们很注意所属人员所发的种种“牢骚”，他们过去所以重视下面的“牢骚”，因为从这里面可以发现人们真正的思想。当汇集了诸如此类的牢骚以后，便采取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个别谈话，批评一顿，说是不该这样自由主义或小广播；第二种是记入账本，等待年终鉴定或开生活检讨会时，来一个总算账，大意不外是说他会发牢骚，组织观念不强，严重一点的则批评为散布不满情绪，损害领导威信等等；第三种就是大会点名，在群众会议上说某某人说了一句什么不妥当的话，作为某种不正确的思想的典型，批驳得体无完肤。被点着名的人，没有一点申辩的机会，从此以后，也就很难抬起头来。
被叫去个别谈话的，或是在大会上被点着名的人，他们在纳闷和懊悔之余，就免不了产生这样的问题：我就是私下里随便说说，是什么人打我的小报告的呢？结果，就联想到党员和团员的身上来了。这样，就使得这些人远离我们的党和青年团，对党员和团员产生了某种戒心。当然，我在这里也无妨批评这种联想实在是捕风捉影的猜疑，而好猜疑之特性，据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甚的。
这样批评自然是容易的。可是它不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却只会加深这种隔阂。其根源却由于这些从事思想工作的同志，自己的思想就有问题。首先他们是主观主义的，对“发牢骚”缺乏辩证法的研究和考察，把“牢骚”一律看做是大逆不道；他们是宗派主义的，因为他们只相信某些党员或积极分子的汇报，把好发牢骚者引向与党、与青年团对立的地位；他们又是官僚主义的，因为他们不让下面讲不满的话，不喜欢听带有讽喻性的批评。
须知：牢骚者，即不平之鸣也，“不平”者，即矛盾之所在也；而在缺乏民主的气氛下，言路阻塞，下情不能上达，乃化为三五知己之间的“牢骚”。固然，牢骚里面一定有许多不健康的消极因素，如道听途说，添枝加叶，个人成见，各走极端等等；问题不应该光看到这一面，还应该看到牢骚里面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如直率的暴露思想；尖锐的自下而上的揭露，可以听到各种反面意见；对我们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发出警报，这一类意见往往在正式的会议上是听不到的。长久以来，我们光看到“牢骚”的消极的一面，看不到“牢骚”中也包含着另一种东西。更不善于化消极的东西为积极的东西。于是把下面的“牢骚”视为“自由主义”或“散布不满”，采取手段压之，禁之，把发牢骚的人列入“落后分子”队伍中，无非是想一手堵住人们的嘴，结果是原来的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增加了新的矛盾。古人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牢骚是堵不住的。
我倒并不是提倡大家来发牢骚。但我认为：牢骚也是一种民主不足的补助手段。凡牢骚多的地方，那里的民主生活一定不正常，那里的领导者总不大喜欢听取群众的意见。所以，如果要人家不发或少发牢骚，正当的办法就是多多的发扬民主，真正尊重下面的反面意见；其次，应该分析“牢骚”中包含着带有批评的部分，要学会利用各种反面意见检查我们的工作，从积极方面求得改进，也就是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对“牢骚”中的不健康因素，如夸大事实，个人成见，过高要求等等加以解释和说服，而这种解释和说服切忌在大会上指名，应该不牵涉到具体的人，在适当的场合采取诚恳的友好的态度附带说明一下就行了。有时候，不作解释和批评也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有“宰相肚里好撑船”的胸襟，用不着为两三句下面的流言而耿耿于怀。
近读解放日报上登载甘牛的一篇“试改‘自叹歌’”，里面引录了几首有趣的现代民歌，我看这几首民歌，其实也是“牢骚”之类，不过它采取了艺术的形象化手段罢了。比如其中有一首：“好女不嫁乘车郎，三朝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郎君归，呼呼一觉到天亮！”甘牛同志只是针对“自叹歌”里不正确的思想，加以批判，并指明：不论火车上的乘务员或经常在外的采购员，他们的劳动都是不可少的，都是光荣的，这种讲法虽然正确，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即使把“自叹歌”改成“自乐歌”，同样不能解决思想问题。依我看来，像乘务员的这首自叹歌，非常深刻而沉痛地抒发了他们的苦闷和要求。因为列车上的乘务员的服务时间，过去安排得很不合理，他们一上了车，直到终点站才能休息，有时候连做两天或三天的通班，弄得精疲力尽，“有朝一日郎君归，”竟至于“呼呼一觉到天亮！”我们除掉同情他们，赞扬他们的耐久的劳动精神以外，还应该挖得更深一些，看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首“自叹歌”正是给我们发出了警报，要求领导上来考虑改变乘务员的工作时间问题，关切他们的切身利益。只有这样来对待“牢骚”或歌谣体的“牢骚”，才能从这中间吸收到有益的东西，才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转载4月20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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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来见县委书记的农民
韩川
不久以前，县委会制定了一种新制度：每逢旧历14、29，都是城里大集的日子，县委书记亲自接待共产党员。来访的客人，无非是谈论些个别的组织问题、纪律问题，或者是某基层组织作风不够民主，他的意见不被采纳，而他的意见在他看来又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之类。这天，有一位自称不是共产党员的农民，硬碰进县委书记的接待室。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弟弟是共产党员，问县委书记是否接待他？县委书记说：即使他的弟弟也不是共产党员，有问题到县委会来研究，县委会也非常欢迎。
“请坐”！县委书记从暖水瓶里倒出一杯茶来递给他。
“我喝过了。方才在你们传达室里喝了两大碗开白凉”。客人双手接过茶杯，顺便放在就近一张小桌子上，因为讲起了传达室，客人想起了传达员，他说：“你们的传达员同志，跟我的弟弟一样：不允许我来见你。我的弟弟说：‘人家挺忙，今天是抽空接见党员的，你去干什么’？我说：‘要不，你就替我去。你就说你的哥哥盖房子……’。他没有让我说完，就在半路里截住我：‘又是你那盖房子！——你自己去吧’！我去就我去，反正党天天讲不脱离群众，我约摸着县委书记无论如何不会把我撵出来。你们的传达员同志，跟我的弟弟一个想法，他非跟我要组织介绍信不可，没有介绍信他就胡弄我：‘书记下乡没有回来。’我肚子里边说：‘去你的吧！接待党员的日子，他哪能不在家里等着呢！’我就找到这里来了。书记同志：不耽搁你的工作吗？”
“不。我们欢迎你。请你讲下去！”
“其实就是因为盖房子的事，方才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么？这事情——我不知道应该埋怨你们，还是应该埋怨我自己？”他停住了，好像意识到“埋怨”用的不当，赶紧改口：“不知道应该批评你们，还是应该批评我自己”？
盖房子……埋怨——批评？越说越听不明白；但是，县委书记不敢打断他的话头，让他继续说下去。他说他姓刘，名叫刘小娃。他的弟弟叫刘二娃。二娃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他落后，不愿意黑夜里熬眼开会，所以没有参加党。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无论是减租减息，生产运动，土地改革，合作互助，直到去年的高级社：“党指到那里，我就走到那里”。他说党没有指错路，他也没有走错路。从前他跟地主拦大活，二娃做一些零星工，弟兄俩一天到晚，累的“忘八二怔”；可是，一年到头，仍旧是“吊旦精光”。共产党领导着翻了身，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大前年翻盖了四间北上房，前年盖了三间西屋，去年又盖了三间东屋，卡子墙分成里外院，里外院由一个落地圈沟通着；今年春天又盖了一个梢门洞，安着两扇广亮大门。
“除北上房是翻盖，大部分是旧砖外；其余都是新砖”。他问县委书记：“你不会批评我铺张浪费吧？孩子们大了，房子不够用，平分的那几间北屋要倒塌，翻盖了一下，其余就得‘平地起古堆’。你不是没到我们村里去过，我们村里五百来户，有三百多户盖了新房子，而且都是砖的，一进村你就看到青压压的，像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气魄。就连农业社集体养猪的猪场，也是青压压的新砖盖起来的。那一天在村头起碰到我们的社主任，他叫刘盛喜，你当然认得他，他也是拦大活出身，我们是在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好人。他看我正瞅猪圈，就问我‘你有什么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我拍了拍猪圈后墙的新砖，对他说：‘解放以前，咱们都住不成这样的房子’！……”。
“今天，你是不是来反映农业社的铺张浪费呢？”
“不是。我是来跟你谈盖房子的事情。农业社里有没有铺张浪费，我不大清楚。你还是让我说下去吧！我今年的梢门洞刚盖好，就后悔了。”
“什么？后悔了？”
“是啊，就后悔了。常言说‘有钱盖北房，冬暖夏天凉’，东、西屋一样花钱，一样费工夫，我为什么不盖成北屋呢？把房子盖成你们县委会这样，一排一排的都是北屋，两面开窗，又通风，又敞亮，多好！我是从盖梢门洞想起来的。盖梢门洞是为了牲口大车出出进进方便，下雨时把大车放在门洞里，省得雨水把车淋坏。可是，盖起之后我才想起来，牲口大车早就入社了，梢门洞盖起来不是废物点心么？我后悔个死。我胡涂。社会变了，我还按照老样子办事。书记同志：你们为什么在这方面不领导我们呢？只要你们提醒我一句，就省得我后悔这下半辈子。我给村干部们谈论这件事，他们说他们只管生产，不管盖房子的事情。书记同志：盖房子的事情你们不管么？你们不管叫谁来管呢？反正这事情一多半埋怨我自己，一少半也得埋怨你们。”
说到这里，客人才想起一进门时县委书记招待他的那枝“前门”烟，在桌子上磕了磕，两眼望着县委书记等候答案，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掏出了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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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母与子
常徽
我走进南郭村革新农业社办公室的大门，听到一阵喀嚓喀嚓声，杂着说话声从西屋传出来。
“……大春天哩，牲口挺出力，不吃好草还行？……”
我一听是个老大娘的声音。进去一看，两个社员正在铡草。那个老大娘，看样子准有七十多岁，坐在铡刀的末端，熟练地向铡口里顺着草。汗珠集结在她鼻尖上，向下滴着，两肩上厚厚的一层尘土……。我问她：“过午也不歇会，就干开了？”
“晌午了吗？”大娘问我。“别人都吃完午饭啦！”我答。
“呵呵！到底是年老心迟，光顾铡草，也不看看天候！”说着，她把切好的碎草拢了拢，才回家去。
“老常，啥时来的？”一个人在我背后亲热地叫了一声。我回头一看，是这村里党支部书记老徐。
“刚才来的。老大娘可真是个好把式！这样年老的好社员，应当多奖励！”
老徐唔了几下说，“哎，她那么大年纪了，多干就多干点呗，还奖励干啥？”
我吃了一惊：怎么党支部书记说这样话呀？人说老徐是个好干部，这不是明明轻视社员生产积极性吗？我几乎立刻向他提意见。但一想乍见面，我改为试探口气了：“你们社里有奖励制度没？”
“没有奖励制度还行？去年俺社里就奖励了二十名社员哩……”他刚说到这里，一个小女孩喊他吃饭，把他叫走了。
我心里翻腾起来，根据我在各农业社所了解的，有好多社干部只注重青年积极分子的培养和奖励，至于老年人，奖励不奖励就无足轻重，……莫非这社也存在这样毛病吗？
为了进一步探求这个问题的根源，晚上，我到白天切草的那位大娘家里。
走进北屋，老大娘迎了上来。
我瞧了瞧这座三明两暗的房子。屋子里的摆设还算干净利落，桌子上放着暖水瓶，在煤油灯下敞开着一个半旧书本子。老大娘和白天的打扮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眼睛上多了一副老花镜。显然，她是在学文化呢！
我和老大娘谈了些家常话，了解到她是一个忠厚的老人，今年六十九岁。因为年老无力，不能做重活，在去年主动提出学做切草工作。春节过后，照例妇女们不破五（旧历正月初五叫“破五”）不伸手，可是她在正月初三日就干起来了。她一口铡刀天天供养着八头牲口的食用。她自己还是那么精神愉快，笑声朗朗。
“你对高级社有什么意见吗？”我问。
“意见？”她朝我看了看，停了一会笑着说。“意见该没有哩！高级社再向前走快点就好了。这不是……”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了个小小笔记本来，指着叫我看。“这是俺社今年的丰产计划：北坡地棉花亩产五百斤，西陵岗地亩产谷子三百五十斤……这些亩产斤数，我看不算高，我计划今年要投一百五十个劳动日。搞丰产全凭大家一股劲啊！”她兴致勃勃地谈着，但我心里仍是怀疑：真没意见吗？我撇开她的话题转问：
“你对社里的领导干部有意见吗？对支部书记有意见吗？”
“你说支部书记吗？……说起这孩子，他心眼都长到社里了。去年秋天因为闹水灾，收入少，他手里一分钱也没有，连烟袋锅子也装不起了，可是他还到处东跑西颠的，问问张三有什么困难，瞧瞧李四需不需要救济……”
我忍不住，终于说了：“听说你们社里去年奖了二十多个社员，像你劳动得这么好，是否也受了奖励呢？”
“没有。”老大娘说：“不！是我不要。去年社里给我奖十个工，我想咱们闹革命的人家，应该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因此我就不要了。同时，我有两个儿子，老大前五年抗美援朝牺牲了，老二在村里当支部书记，更该这样……”
“什么？支部书记老徐就是你的儿子？”我打断了大娘的话。
“对了”。徐大娘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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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五七年劳动节同庆歌
叶恭绰如潮旌旆尽飞扬，拥入天门大广场，人队分明标五一，要凭劳动作金汤。中苏元首两相欢，争怪全球另眼看，代表双方人八亿，今朝先庆大团圆。一片晴空漾鸽铃，冲天万翼兆和平，歌声响彻云霄里，同答如雷万岁声。狮龙跃舞竞骁腾，队队分曹奏尔能，狮醒龙飞都有意，岂同元夜哄春灯。队队团成五色云，几多装点尽推陈，满街耆老偕青少，科学同时大进军。由来建国赖工农，勤俭开基更不同，几许模型兼统计，要凭人力代天功。国家统一多民族，同气连枝各自芳，比似众星齐拱北，天街万道出光芒。炮火何如焰火佳，好教伏老笑颜开，祥光照彻宵如昼，万目齐趋检阅台。曾闻耀德不观兵，军备何须侈武成，得道自然多得助，只今民意早如城。庆祝同时即整风，春温秋肃本同功，可知惕励忧勤意，即寓衢歌巷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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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祠（国画） 陈大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