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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在延安的生活片断
——毛主席故居访问记
新华社记者 王永
像其他人一样，我急切地想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时代的生活故事。可是，当我来访问毛主席的故居时，我的心里却产生了一种侷促不安的感觉。不知是由于虔敬、仰慕，还是由于兴奋、激动，我忽然变得沉默而严肃。我走进“延园”，贪婪地注视着园内的一草一木。一座多么平凡朴素的园林啊！我们的伟大领袖，就在这里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园内，几幢古老的瓦房，隐藏在林荫深处，一条小溪穿过树丛蜿蜒流去。这几天，桃李花谢了，梨花和丁香花开得正旺，那些又繁又大的花穗，像一串一串茸茸的雪球挂在枝头，静静地散着幽香。据管理延园的同志说，这些果树每年要结三、四十担水果。党中央住在这里时，干部没有津贴费，生活很艰苦；每年水果成熟了，毛主席亲自叫人把水果分给大家吃。
我跨过小溪，爬上后边的山坡，进入另一个小院落，这就是毛主席过去的住处。对面整齐地排列着五孔窑洞，油漆过的门窗依然保留着从前的颜色，窗棂上钉上了白色窗纱，窑前的玫瑰、桃花和丁香花，开得和过去一样的繁茂。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门窗悄悄地虚掩着。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窗前放着一张简陋的木桌，还有一只破旧的靠背圈椅，对面摆着两个沙发和一个衣架。这些器具上没有一点灰尘，一切都很清新、朴素。
引导我参观的同志，指着窗前靠背圈椅说：这是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时坐过的椅子。那时，党中央初到延安，毛主席就住在群众的窑洞里，农民吴汉章老汉把自己家里的椅子送给毛主席用。第二年，中央书记处搬到杨家岭去住，临走时毛主席又把这把椅子还给了吴老汉。1947年胡宗南匪军侵占延安时，吴老汉为了这把椅子曾和敌人进行过斗争。他一直把这把椅子当作传家宝似的保存了二十年，到去年秋季才把它送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接着，他说：原来党中央负责同志使用过的器具，大都被胡匪破坏了。现在陈列的这些，多半是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各机关的遗物，但从这些器具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过去延安机关的艰苦生活。
当时，毛主席就在这个窗前办公。他的桌子上经常堆放着些书籍和报纸，还有一盏戴着罩子的美孚油灯。据说，毛主席最习惯在夜间办公，但他又很注意节省灯油。他写东西时，把灯头扭大，不写时就把灯头扭得很小。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当远近村庄的人们都完全睡熟了的时候，他仍然在暗淡的灯光下，慢慢地踱着步子，思考国内外的种种问题。甚至到第二天清早，当别人已经起床时，还看见他的窗户有淡淡的灯光……。
在那时候，毛主席穿衣吃饭都很俭朴，他穿的衣服也多半是用当地人织的粗布缝的。他有一件灰棉袄曾穿了三年，别人替他打的一双粗毛线袜子，已经穿破了，他还不愿意丢掉，仍然补了再穿。毛主席每天吃两顿饭，每顿只有两个菜，主要是白菜、洋芋和西红柿，还有一点点猪肉。炊事员黄玉成觉得毛主席的伙食太简单，曾要求增加伙食费，但毛主席不允许，并且每到月底，他要亲自检查伙食账，不准超过标准。于是黄玉成就开动了脑筋，尽量在仅有条件下把饭做得更好些。有一天，毛主席找他谈话，笑着问他：“今天的菜做得很好，是怎么回事？我的伙食没有超过吗？”黄玉成说“没有”。接着又把他如何想办法的事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说：“很好，这伙食标准是供给部规定下来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现在，我们的生活正在困难的时候，伙食钱是少了些，菜却要做得好些，这怎么办呢？就要靠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我站在窗前，静听管理同志的讲述。这时，太阳把窗外的树影印上了窗纱，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地闹；我沉浸在深远的想像中，仿佛亲眼看到毛主席当年工作和生活的情景。
当我从毛主席的院落里走出来时，枣园村农民谢登珍和史再成老汉来了。他们曾经和毛主席谈过多次话，我请他们讲些关于毛主席和当地群众关系的故事。他们欣然地应允了，并且领着我到山下边的树林里去转。我们穿过林荫路，走到原中央书记处休养所前面，看到一块坪地周围栽着许多花木。史再成说：“这是过去书记处的露天舞场，那几年，农民给毛主席拜年带来的秧歌队，就在这个场子上演出。”那时，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群众和干部在他们的面前围成一个圈子。锣鼓一响，秧歌队员们就忸忸怩怩地演唱起来，毛主席被几个小姑娘羞涩的动作，逗得不时发笑。谢登珍说：毛主席非常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1944年8月，枣园乡下了一场冰雹，许多秋庄稼都被打毁了，群众的情绪很不安。当时，毛主席派党中央某部的一个科长去调查灾情。随后，就把过去农民替他代耕生产的两石麦子，发给群众做种籽。第二年，这些麦子长得很好，获得了一次大丰收。平时枣园村农民得了病，毛主席就让中央医务所给他们免费治疗。同时，还让书记处的女干部教给本村妇女纺线。（当时党中央提倡机关干部业余劳动生产，许多干部都学会纺线）还举行了一次纺线比赛，妇女史秀英纺得最好，书记处奖给她一架纺线车子。1943年正月，毛主席给枣园村的二十四个老人贺寿，请他们吃饭，康生同志代表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还送给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
当我们走到园子中的小礼堂时，史再成说：“过去，每年春节，毛主席就在这里请本村群众吃饭。”那时，在这个门口放着一张方桌，毛主席站在旁边和每个来人握手接待。每家的家长都穿着新衣服来了。他们给毛主席带来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礼物，满满地堆了一桌。吃饭以前，毛主席亲切地和群众谈话，许多小孩子围在他的身旁。有时，乡上的工作人员跑过来，瞪着眼睛吓唬小孩们走开；娃娃们急忙拉着毛主席的衣襟，往他的身后乱藏，毛主席站起来保护他们，娃娃们望着他憨溜溜地笑了。
吃饭时，礼堂内排着十几张桌子，群众入席后，每桌都有一位首长作陪。开始，毛主席给大家敬酒，并且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邻居，不要讲客气。过两天，我还要到你们家里去看看呢……。”说到这里，史再成笑了，他说：“本来我们这个村子的卫生工作作得不好，自从毛主席说了这话以后，我们家家户户就特别注意。每天清早就叫妇女们把地扫干净，把桌椅板凳都收拾好，就怕毛主席忽然来了，窑里不干净，慢待了他老人家。从这一年起，我们村子的卫生工作就好起来了。”
当我向谢登珍、史再成告别时，他们恳切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毛主席，延安人民时常惦念着他！”（附图片）
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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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看病，不防病，病人越来越多！
中医研究院积压大批人材没有事作
首都医药卫生界人士批评卫生部的官僚主义
新华社5日讯 卫生部在过去两天邀请北京各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各高等医学院校和各大医院的专家、教授们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关于在卫生工作中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
专家、教授们在发言中强调地指出我国卫生工作的一个带根本的缺点，就是“预防为主”的方向被忽略了。公共卫生学专家金宝善说：我们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医疗事业发展很大，预防工作发展很少。整个医学教育也如此。卫生部教育司司长写文章就是整篇谈医疗，没有谈到预防。只看病，不防病，病人就越来越多了。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局长严镜清说：卫生部下达经费指标时，总是有八个字“照顾一般，保证重点”。重点是医疗，一保证，对所谓一般的预防就可以照顾也可以不照顾了。北京医学院教授叶恭绍说：1957年北京市的卫生工作人员是三万二千人，其中防疫工作人员不超过一千人。有的地方盖了大医院，因为没有医师一年两年还不能开诊，而防疫站却连站址都没有。专家们认为预防工作是卫生工作中的“重工业”，希望卫生部把这个“重工业”建设起来。
卫生工作的领导必须建立在医学科学的基础上，也是专家们提出意见较多的问题。金宝善建议卫生工作的领导人员一定要把科学家拉过来和他们一起办事，不要让他们只处于从旁建议的地位。他和药学家周金黄、营养学家杨思孚都提到卫生部门急需要把科学工作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健全起来，使这种组织有职有权，真正对卫生工作从科学上起一些推动和监察作用。
专家在发言中还指出卫生部对许多事业的领导和安排还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在中医研究院工作的西医师沈谦和中医师龙伯坚、马季星，都指出了中医研究院现在积压着大批中西医人材，没有事作，什么研究都没有展开，既不像研究机构，又不像教育机构，也不像医疗机构，许多人悠悠岁月，简直像养老院；并且人为地制造许多中西医之间的宗派情绪；在学术工作上也有用行政命令和一家独鸣的情况。六十一岁的沈谦医师大声疾呼地说：“我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了，现在还没有事作。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我不愿养老，我要求工作。”
专家们还谈到了对效果并未确定的医疗经验作过早的不正确的宣传，这给卫生工作和人民群众都带来了许多损失，但卫生行政部门对这也并未注意纠正。
座谈会是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主持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崔义田、张凯等都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下星期还要分专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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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美术家的要求
取消清规戒律繁荣美术创作
座谈会上张乐平诉说“三毛”的不幸遭遇
新华社上海5日电 漫画家张乐平3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美术家座谈会上，畅谈了“三毛”的不幸遭遇。他说：他在解放前画的以揭露旧社会黑暗为主题的“三毛流浪记”，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解放后他想继续画“三毛”在新社会中的变化，开了多次座谈会，都无结果。有人说：“三毛”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值得再画。还有人说：“三毛”三根毛太少，是营养不足的表现，解放了的“三毛”应该胖起来。如果这样一改，“三毛”在群众中的生命就完了。有位党员还批评“三毛流浪记”，等于“武训传”。他在画“三毛翻身记”时，报社又要他的作品结合“土改”、“抗美援朝”、“镇反”等政治运动，结果画得很拘束，“三毛”的形象也很糟，没有过去那样在社会上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座谈会上，许多画家对目前阻碍美术之花盛开的各种清规戒律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繁荣美术创作的一个关键，是要为美术作品打开出路。画家的作品，出路不外两条，一是出版，一是卖画。木刻家陈烟桥说：上海许多公共场所四壁皆空，很少看到悬挂美术作品。画家辛勤劳动的作品卖不出去。在出版方面，上海只有一家美术出版社，画家的作品一经退稿，就无处可送。即使出版，稿费制度也不尽合理。有的连“保本”也不够。不少画家认为他们深入生活，真是“寸步难行”。有位画家到黄浦江去写生，水上警察说：发现了一只可疑的船。一位画家在路旁照了张相，竟然遭到搜查。到工厂去体验生活或搜集创作素材，也因保密太严不得其门而入。有的单位甚至要画家写了自传才能入门。
画家们还提出了许多繁荣美术事业的积极建议。他们说上海有一千多美术工作者，这支队伍发动起来，一定可放出许许多多花朵。画家刘海粟建议在上海重新设立一个美术学院。他说：上海具有深厚的艺术传统，集中着许多民间艺人，国内外的许多美术作品经常在这里展览，这些都是设立美术学院最有利的条件。有的画家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许多有才华的画家摆脱行政事务，专门从事创作。上海有六百多美术工作者还未得到适当安排，这些人学习无人领导，艺术水平也无从提高，值得引起领导上重视。还有人建议上海画家较多，有充分力量创办美术刊物，这样有了自己争鸣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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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遗传学家举行座谈会
主张吸收各种学说的优点
新华社5日讯 北京三十多位遗传学家讨论了如何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和遗传学研究单位的设置、遗传学的教育等问题。
李汝祺、李继侗、戴松恩等都认为，摩尔根学说和米丘林学说不是不可调和的，对遗传现象有不同的看法，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后只要大家多交换意见，吸取各种学说的优点，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戴松恩说：把遗传学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派别，是人为的鸿沟，已经走的弯路应该赶快回头。
蔡旭和李汝祺都说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摩尔根派遗传学是成功的，使许多人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有了了解。但是现在应该把摩尔根和米丘林的学说放在平等的地位，以改变目前在某些地方歧视摩尔根学说的现象。
会上很多人还表示：目前在遗传学方面重要的是学习，是开展工作，因为遗传学课程中99.9％是人家的材料，不要急于批判。
关于研究机构问题，大部分人认为成立全国性的遗传学学术委员会是必要的，但是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要集中，以利各地的教学和培养干部。
这次会议是在3日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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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前侨务工作中的三个主要问题
方方对回国观光侨胞分析目前归侨侨眷同国内人民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解决办法
新华社5日讯 国内侨务工作解决了哪些矛盾？现在还存在哪些内部矛盾？准备怎样解决这些内部矛盾？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3日在这里对三百多位回国观光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谈到这些问题。
方方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国内侨务工作主要解决了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华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这个问题，在国内的封建剥削已去掉的情况下，华侨地主就不成为地主了，所以在农村里就能和农民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化，绝大部分侨户已经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华侨私营工商业已经和国家实行公私合营；通过手工业合作化，华侨手工业者也加入了合作组织。
在谈到目前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的关系中存在哪些内部矛盾之前，方方首先分析了华侨和国内人民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别性。他认为，华侨特殊、复杂的简单说法是不对的，以特殊和复杂来歧视归侨、侨眷更加不对。应该说，华侨虽不特殊但也有一些特殊，虽不复杂但也有一些复杂，问题在于如何区别其性质而加以分析、对待。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一样，都是在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都是从旧社会带来一些旧思想、旧关系。这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复杂的。当然，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相比起来，也有特殊的、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归侨、侨眷与海外亲人有联系，有侨汇收入，在生活习惯上也与国内人民有所不同。由于华侨长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就很自然地有更多的社会接触。但这是自然的，没有什么不好的。他说，必须承认这些情况，分析这些情况，特别要明确认识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的一致性是基本的，差别性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而且将随着华侨的存在而长期存在着。但是这种差别性的存在并不碍于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归侨、侨眷和国内人民之间的内部问题处理得好。
方方认为，在当前侨务工作中必须解决如下三个主要问题：（一）侨区物资供应问题。在国家某些物资供应处于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要求可能照顾的就应该照顾，不可能照顾的就应该说明道理，加强教育。归侨、侨眷是能接受这种教育的。（二）华侨投资问题。不仅华侨投资于国家经营的华侨投资公司，是纳入国家的计划，即使华侨仍愿意采取公私合营或独资经营的方式，也不能离开国家的产、供、销计划，因此不存在再生长资本主义的问题。广东、福建两省人民委员会所宣布的华侨投资于国家经营的华侨投资公司优待办法——定息保本，是合理的。华侨事务委员会是坚决支持的。（三）各种社会改革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主要是华侨房屋问题。由于某些地区在土地改革中把不应该没收、征收的华侨房屋也没收、征收，这种错误必须勇敢承认，但问题必须有计划地来解决。因为许多房屋已有农民居住，一时要全部退还还有困难，并且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使华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这个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问题来解决，弄清是非，互相帮助，从乡村中未分配的房屋先给予调整，来解决原业主缺乏房屋，然后再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计划建筑新房，以便农民能够退出应退还的华侨房屋。这样原建筑就得利用、保护，有困难的归侨也得以解决，而未归国的华侨房产权，又得以明确保留，受到重视，将来回国仍可解决。至于土地改革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应没收、征收而已没收、征收的华侨房屋，未分配给农民居住的（包括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学校使用的华侨房屋），应清理退还原业主。
此外，他还提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主要是侨户社员收入减少及入社的果树鱼塘经营管理中的一些矛盾问题。他说，华侨事务委员会已组织二、三个工作小组到侨乡去检查这些问题，研究如何解决，并协助地方党政机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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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泰国红黄篮球队昨晚输给“八一”队
本报讯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5日晚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泰国红黄篮球队与我国“八一”队的友谊比赛，在比赛完毕后，接见了全体运动员，和运动员一一握手，并在一起照了像。
昨晚的比赛是泰国红黄篮球队来北京后的第三场比赛，打得比前两场活跃得多，掩护传球很成功，博得观众的热烈鼓掌。但终因速度较慢无法阻止“八一”队的勇猛快攻，最后以四十五比一百三十七失败（上半场是十九比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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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举行四十周年纪念会
新华社上海5日电 中华职业教育社5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全社的纪念活动将连续进行三天。
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在上海由当时的工业界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创办的。解放前，这个社在上海、重庆等地举办了好几所职业学校、补习学校，并且创办“生活周刊”、“救国通讯”（国讯）等刊物，对启蒙青年、培养青年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后，总社迁到北京，继续在北京、上海、昆明举办函授师范教育、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等。
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黄炎培在纪念会上说，这次纪念会除了总结过去四十年经验以外，还将确定今后的任务：继续举办函授师范教育、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等，并且将开办学校，吸收中小学生入学。
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盛丕华等人，对中华职业教育社表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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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公方代表
是不是需要脱离生产？
新华社上海5日电 小工厂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和公方代表是否需要完全脱产？昨天出版的中共上海市委党刊“党的工作”（第九期）上登载了三位小型公私合营工厂的支部书记和党员的来信，他们对目前完全脱产后空闲无事、脱离群众的境况深感不安。
福安电珠厂的中共支部书记时文淑在信中说：我和一些常见面的工厂支部书记谈起，大家都感觉工作很空闲，支部工作每天不可能做足八、九小时。有些工厂只有四五十人，公方代表和党支部书记也都是脱产干部，工作很少，厂里的人说：“厂里来了一个吃饭不做事的支部书记。”这样的日子，我们党员是不愿意过的。裕华钟厂的中共支部书记陆剑萍在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希望能够以一半时间参加生产或者完全回到生产岗位去，因为支部工作出去开会、准备报告等有半天时间就够了。
陆源盛五金厂公方代表、党员王樟海在信中说：厂里好多人都认为小厂党支部书记和公方代表不需要脱产，他们的意见是和群众在车间里一起劳动，群众有什么意见，都能及时了解，群众对我们不会有两样看法（现在群众看我们是脱离生产干部，高攀不上），经常接近群众，处理问题也就不会有偏差。而且脱产的人都有生产技术，参加生产可以减少企业中的行政开支。
这个刊物的编辑在按语中要求党内讨论这一问题，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中提倡党政军干部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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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柬埔寨足球队第二场比赛
零比四败于火车头队
本报讯 柬埔寨王国足球队昨日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对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足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比赛结果，火车头队以四比零胜。
火车头队在上半场射进一球，下半场射进三个球，最后一球是在终场前一分钟射进的。客队的守门员杨德在比赛中曾扑救了不少险球。
这场比赛是由柬埔寨足球联合会裁判委员会主席、国际足球裁判英利炳担任裁判，他正确、果断的判断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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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问题摊开来
章世鸿
我们的面前有两种困难，一种困难是通过主观的努力可以得到解决的，对这种困难，领导上应该分别轻重缓急加以解决；另一种困难的产生有许多客观的复杂的原因，这些困难一下子是不可能解决的。对这类困难我们必须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地告诉群众，把困难不能克服的真实原因告诉群众，并且教育群众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困难。
官僚主义领导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们往往掩盖问题的真相，不向群众说真话，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则又随便许愿。这样，群众就分不清那些困难是官僚主义造成的，那些困难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他们就会不分清红皂白把责任都推在领导身上，形成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能责怪群众吗？不能，因为群众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举个例子：国华煤球厂是上海最大的煤球厂之一，去年冬季，市煤建公司和天津煤建公司协商，决定把这个厂迁往天津生产。迁厂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个厂的领导上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动员群众，而是采取吹嘘的方法，说天津条件比上海好，厂内有大车间、食堂、家属宿舍、俱乐部等，还把天津工厂的面积图拿出来给工人看。于是工人们乐于迁厂了。但到了天津，立刻发现厂房还没有盖好，机器也没有安置，其他一切的一切也都是空头支票。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影响了工作的开展。这些领导者满以为掩盖真相就能动员群众，可是实际上却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丧失了领导的威信，给以后工作带来无穷困难。如果领导上不是这样做，而把真相告诉工人，同时耐心地把迁厂的意义说清楚，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群众是不会不同意的；到了新地，领导上又能带动群众一起去克服困难，群众也就不会有更多的怨言。
这些领导者所以不肯向群众说明真相，原因之一是他们不信任群众，他们以为向群众说了真话，群众就会动摇，于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他们对群众的自觉性估计太低，对自己的领导力量又缺乏自信；原因之二是他们忽视或不愿做思想工作。的确，把不利于工作开展的情况告诉群众，就得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工作，麻烦也就多些；如果掩盖真相，“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这就轻松方便得多，于是他们走了捷径。
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就必须首先改变对群众的这种错误态度。凡是真正信任群众，能够把问题摊出来发动群众一起去解决的地方，官僚主义就会逐步得到克服，领导和群众间的矛盾就会得到缓和，群众的主人翁态度就会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就会实现。上海合营汇明手电厂前些时候任务不足，亏本，工人对领导不满，他们认为这主要是领导上官僚主义造成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厂的主要困难是原料不足。可是尽管困难一时无法解决，党支部还是研究了群众意见。他们觉得应该把问题摊出来，这样才能使群众正确地对待困难，而不使矛盾集中到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上。于是党支部书记向工人作了报告，详细说明厂内存在的问题，说明原料困难的真实情况。工人听了很感动，知道领导也有困难，对领导的看法有了改变。今年布置第一季度工作时，党支部又把各项指标摊出来，从任务、资金、上缴利润到工资、管理费用、原料及其他开支等，向群众一一算了细账。计算结果，工人发现，照目前情况看，完成国家上缴利润是有困难的。怎么办呢？账目很清楚，不能怪领导，于是大家就来动脑筋，向党支部提节约原料的合理化建议。最后，工人们从设计、操作方法等各方面想出很多节约原料的办法，现在估计可以节约原料15％左右。
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进行任何工作所离不开的一条原则，我们既然要让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努力克服困难，就应该把问题摊出来同群众一起研究，使群众也能心中有数，并且清除党和群众之间可能引起的隔膜和误解。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也不必掩盖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就能够同群众紧紧站在一起，战胜困难，共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