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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育是一件艰巨复杂的工作
李德全的发言
应当教育人们认识到提倡避孕、提倡有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消除种种顾虑——卫生保健人员必须打破单纯医疗看病的小圈子，积极指导节育——要求各个群众团体和工商部门大力宣传
去年2月二届二次政协委员会议上，我曾向诸位报告，我们的卫生工作要很好的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草案）所交给卫生工作的光荣任务，积极与全力的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使工、农及一切劳动者们及其子子孙孙生活的更健康更幸福。现在一年过去了，卫生工作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决定性的胜利，全国的卫生工作在各级党政的关怀领导、全体卫生人员的努力、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进展；不但已制定了消灭疾病的远景规划，而且已动员起来向计划中要消灭的疾病战斗。根据农业纲要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对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等的防治要求，在战斗中都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对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在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的领导下，更取得较大的成绩。1956年已经治疗了患者四十万人，并出现消灭了钉螺的村和乡，获得了丰富的防治经验，提高了在一定时间内消灭血吸虫病的信心；对中医工作，要进一步扭转轻视排斥中医的思想与情况。为了很好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及发挥中医的作用，已组织了将近五千多名西医学习中医（在职学习班四千八百四十五人，六大城市脱产学习班三百零三人），提倡和组织了中医带徒弟，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建立了六十七所中医医院与一千二百多处中医门诊部；在其他向科学进军，加强科学研究，及对卫生防疫、医疗预防、妇幼卫生、药材管理、医学教育等各项卫生业务上，也都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也应当说明的是，我们一些工作的进度比较国家建设的前进，比较客观要求的发展，还远远的落后。不论在预防为主方针的贯彻上，中医政策的执行上，其他医疗预防、卫生保健、节育避孕以及干部的培养使用等方面，都还有着很大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连我们自己机关内的卫生做得都非常不好，在此难予一一的详谈，仅就大家特别关心的避孕问题向大家报告一下。
一年来，在各方面对避孕工作的关怀、指导、督促下，我们已予重视并做了不少工作，已积极广泛的开展了避孕宣传，出版了有关避孕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印制了不少的宣传画，进行了不少的讲演、座谈、展览会，放映了幻灯，使不少人民群众对避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进行避孕指导，卫生部在1956年8月发出的“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中，明确的要求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均须负责进行避孕技术指导工作，要求省、市等卫生领导部门必须训练避孕指导干部，大城市、工业城市并可按需要设立避孕指导门诊部，专门负责开展避孕指导工作，不少地方已根据这一指示做了不少工作；避孕工具、药品的供应，已改变了药品销售部门不能公开出销及医院药房和保健站不予代售等不便人民群众购买避孕工具、药品的情况，并在避孕工具、药品的供应数量上一般的也做到了保证销售需要；对人工流产与绝育手术的规定做了修改，对以往除疾病以外的不论任何特殊需要与情况不准施行人工流产等规定予以改变，使这规定更进一步符合人民群众不同情况的要求，等等。但进一步看来，这些工作还是非常不够的。距离真正的有计划的生育要求还相差极远；在对避孕的认识上，有不少人还不了解这一工作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富强，对个人家庭后代美满幸福的重大意义，甚至认为避孕是不人道，或说提倡避孕就是打击新法接生等。这些同志没看到，我们的国家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事业都是有计划的发展着，如我们人口的增长不是有计划的生育发展，就必将使我们的国家不能更快的摆脱贫困达到繁荣、富强。例如，如以我们的人口增长率按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就得增长一千五百万，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七亿以上。实际由于医药卫生工作的开展，生活物质等条件的改善，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将不止此数。如人民日报已报道的上海七千职工的申新第九棉织厂，七年来女工们生的小孩子已超过该厂职工的数目。本部直属单位皮肤性病研究所一百八十个职工，三年来生育了七十个小孩子。这些单位人口的增长率已达千分之一百以上。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我们工、农业生产的增长率纵然飞快，但也必将无法更好的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特别由于孩子的大量的增长，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等就必然大大增长，这就必然影响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在对个人、家庭、后代的幸福、健康、工作学习教养来说，问题更是很大。我们的生育率确是很高的，如人民日报已报道的上海卫生部门对十九个国棉厂的调查，在六百零九名怀孕的女工中，有17％一年连怀两胎，有53％每年平均妊娠一次，有22％三年妊娠两次。像这样过多过密的生育，不但使家庭难于负担，影响自己的健康、工作学习，并对已生的子女难于很好的照顾、教养。北京市一个保健站的同志们对东文昌阁及安福胡同三千二百一十三户的调查，其中有四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六百四十三户，占总户数的20％。这些家庭的平均收入每户有八十元左右，平均每人生活费不到十三元
（大人在内），五个孩子平均十元，孩子较多的还有的平均不到五元，因此营养不良症是严重的。如顺城街赵姓一邮局工作人员，每月收入七十元，其妻二十八岁，生了子女六人，有的患了软骨病，一女将病成残废，现在这位妇女又怀了孕。又如井楼胡同孙姓，公私合营肉铺工作人员，每月收入四十元，其妻患精神病，生了子女九人（有一名已送人），今年又流产一次。对于这些，即使国家在现时情况下有些福利救济，但其困难窘状及无法把已生儿女照顾教养得好是可想而知的。在农村中虽生活条件有所不同，但平均每个全劳动力每年仅收入四、五十元，过多过密的养育子女问题也必然很大。我们五亿农民人口平均每人三亩地，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只能平均二亩多地。由此更可看出，节育避孕，适当的调剂生育密度，有计划地进行生育，不但不是不道德，而正是应有道德的表现，也是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表现。在避孕中也有些人认为这只是妇女的事，有些丈夫甚至不能体谅妻子的避孕要求与心情，不但不能很好的配合合作，反而和自己的妻子吵嘴打架，这更是不对的。至于有的人把避孕和新法接生对立起来，则显然更是错误的。避孕是为了有计划的怀孕与生育，新法接生是指已孕的胎儿用科学的方法收生，使母子健康。对已新生的婴儿，我们就必须按着宪法“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的规定要很好的保护育养，如不如此，这才真的是不道德，而且违背了卫生保健工作的根本职责任务。今后，为了进一步做好这一工作，必须更深入的开展避孕的宣传，使每个人深刻认识到有计划的生育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对后代的重大意义。使这一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男女皆知，打破一切对避孕错误认识的障碍。对避孕的指导工作，也还是做的很不够，一方面有些人认为结婚生孩子“神秘”不可告人而且可羞，一方面有些卫生医疗保健人员认为这一工作不属疾病治疗与卫生保健范围，不能积极主动的大力进行。今后要求打破这些观点，应认识生男育女是男女结婚的自然生理现象，没有什么“神秘”与可羞的，适当的控制节育和有计划的生育是正当的要求。对此，卫生保健人员更必须打破单纯医疗看病保健的小圈子，把指导有计划的生育，满足人民群众有计划的生育要求视作我们应有的工作职责，尤其是一切妇幼保健助产有关人员，对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施行，今后当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废除一些限制，但这并不等于是意味着在提倡人工流产等，这是在一定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人工流产不但对妇女身体工作学习等有所损害，并且也不能达到节育的目的。对避孕工具药品的供应，今后还必须大力改善，对有些质量不高，有些供应不足，有些价格过高等，应当设法进一步解决，使工具药品的供应和我们的宣传、指导密切配合做好，以保证计划生育的要求。
我现在要介绍一下解放前少数民族人口下降的情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几百年来，在过去的反动统治与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下，普遍存在卫生知识的水平低，性病多，出生率低，死亡率高的现象，因此他们的人口表现是逐年下降的。以内蒙古为例，伊克昭盟在清朝初年有人口四十多万，到1936年只剩下八千四百余人。又如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解放前全旗平均每年出生八十七人，但死亡是一百一十三人，据1922年统计，全旗有七千多人，至1950年只有四千多人。
解放后，由于驱梅工作及妇幼卫生工作的大力开展，妇女生育率也逐渐提高，人口显著上升，陈巴尔虎旗从1950年至1953年净增加三百一十人，改变了历年来人口下降的趋势。因此，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不但不提倡避孕，而且应当鼓励帮助他们增加人口的繁殖。
于此，我也当提出，避孕虽看来是一项具体工作，但根据几年来的体会，这也是一件艰巨复杂的工作，特别在目前这一工作尚处在一般号召宣传指示，而尚没有达到具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的时候，除了要求除卫生部门卫生人员的努力外，还必须加强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对这一工作的组织推动，工会、妇联、红十字会、青年团等都是责无旁贷。对做好工具药品的供应，商业部、有关工业部、贸易部等则必须视做分内职责。在此也就更希望各级党政更好的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以便使这一工作真正做出应有的成绩。（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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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扩大高小和初中的在校人数
杨亦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主席所作的“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陈叔通副主席所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开幕以前，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听到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指示，明确了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使我感到非常兴奋。
我现在就如何解决中小学生的学习问题，发表一点意见。解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涨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就天津市来说，中小学生的人数，年年有所增加，目前全市在校学生初中已有十一万八千人，比解放前增加了四倍以上，小学有三十七万多人，比解放前增加了两倍，已经提前在1956年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57年的招生指标。解决这样日益增加的学生的学习问题，除了新建和扩建了一部分学校外，主要是由于实行了二部制教学的结果。
普遍推行二部制
更好地解决中小学生的学习问题，已经不是个别城市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每年以千万计的适龄儿童需要入学，以百万计的初中学生需要升学，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中必须加以适当安排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加严重。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所提出的意见，就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给以一年或两年的业余农业技术教育，以便从事于农业劳动；在城市的高小、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给以一年或两年的业余技术教育。这样不但能够解决不能升学的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且有利于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现在所谈的是如何扩大高小和初中在校人数，给予更多的儿童以学习机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普遍实行二部制，是一个较好的办法。
中小学实行二部制，不是没有缺点的，它给学校和家长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天津自从1956年下半年实行了二部制以后，有不少儿童由于课外活动没有很好地加以组织和辅导，而他们又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因而成群地在街上游荡，有的还沾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嬉戏打闹，不遵守纪律，影响交通秩序。有些家长指责学校管理松弛，有些人还对二部制发生了怀疑，认为二部制应当停止。我们不能否认二部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些困难和缺点，便抹煞了它的优点。我们必须看到实行了二部制的学校，教学工作基本上是正常的，绝大部分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在广大学生中已经成长起来，这些成绩是主要的，而那些存在的缺点是次要的，只要我们正视这些缺点，它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实行二部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两个问题，或者是由国家拨出大量资金来建筑校舍，或者是听任大批儿童失去学习的机会。仅就天津来说，如果不实行二部制，要使所有学生都能在校学习，就必须新建中学四十三所、小学一百四十所，需要国家投资五千九百五十万元。不新建这样多的学校，就要有十八万五千学生失学。这只是天津一个地方的情况，如果从全国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建筑全国中小学生所需要的校舍，就必然要减少基建投资，削弱经济建设的力量，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很显然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我们既然不能筹拨大量资金来新建和扩建校舍，又不能听任大批学生失学，只有广泛地推行中小学的二部制，并且把二部制办好。不这样做，中小学生的升学和入学问题，就目前情况看来，是很难得到完满解决的。
实行二部制不一定能够全部解决中、小学生的学习问题，但至少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就天津市说，实行二部制的初中班级，约占班级总数的86％，实行二部制的小学班级约占班级总数的76％，如果中小学全部实行二部制还可以增收学生十万人以上，其他地区实行二部制的情况，我们虽然不了解，但是由于二部制刚在推行，可能还不够普遍，存在着一定的潜力。我的意见，凡是不能全部容纳中小学生的地区，都适当推行二部制。
全面安排学生课外活动
为了克服二部制的缺点，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曾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决定采取以下的几个措施：
（1）在小学三年级以上和初中学生中，积极逐步地普遍建立家庭学习小组。小组活动的内容，以复习和做作业为主，并根据学生年龄的特征和兴趣，组织多样化的活动，如收听广播、游戏、文体活动、家庭劳动等，这种家庭学习小组将是加强对学生课外和校外辅导的一个主要方法。
（2）确定各区街道办事处负有组织、指导二部制学生校外活动的任务；并指导居民委员会和工人家属委员会协助家庭学习小组的活动。
（3）实行二部制的学校，设专职辅导员，专管学生课外和校外活动的组织指导，并经常与社会文体活动机构及街道办事处等取得密切联系，以便于互相配合。
（4）组织动员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和配合二部制学生的课外和校外活动。如广播电台、各文化馆、影剧院、图书馆、体育场，各公共场所以及各机关、企业等单位，都尽可能给以协助和支持。
（5）有条件的学校试行低年级学生上、下午各二节课的“二二制”，以减少儿童连续半天上课的疲劳。
为了保证上述措施的贯彻实施，还责成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在市教育局与各区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市和各区的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对学生课外活动进行全面指导和安排；研究制定学校专职辅导员与街道办事处及社会文体机构兼职辅导员的工作方法，建立经常的联系制度，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市人民委员会还强调了学校教师应当巩固地树立起对学生全面负责的教育思想，要求教师纠正“只管教，不管导”，
“只管课内不管课外”的思想；对于学生家长则号召他们要关心自己子女的成长，加强同学校和街道的联系，要求家长改变把教育子女的责任完全推给学校的思想。这样在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配合下，由于实行二部制所产生的一些困难和缺点，是一定可以逐步克服的。
我们认为二部制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解决中小学生学习问题的一个较好的办法，但是因为推行不久，还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完整的经验。希望教育部重视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同时不断总结和交流各地的先进经验，使二部制更加健全起来。（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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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改进地方交通工作
王一帆的发言
我衷心地拥护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周总理作的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家的报告和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并完全同意陈叔通副主席的工作报告和对于工商界学习的总结。
从七万五千公里发展到二十二万公里
现就地方交通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地方交通工作，这几年来，在各级党政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参加下，有着飞跃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单从公路来看，1949年底仅有通车里程七万五千公里，现在已达二十二万余公里。由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公布，在1956年一年中，全国更广泛的进行了地方道路的修建，以往不通公路的一百四十九个县已修通了。甘肃省武都专区去年完成了武都通往文县、康县，长二百七十公里的公路，这个工程非常艰巨，国民党统治时期勘测三次没有修成，而现在由于广大人民的支持，在短短七个月内就把它修通了；各省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公路的修建，对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特别在边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公路修到那里，就促进了那里的繁荣和幸福，呈现了新的面貌。当公路跨过世界屋脊的康藏高原时，沿线已出现新的城市，原来三两户人家的札木，现在已是房屋栉比了；当贯通大小凉山的宜西公路通车后，当地人民可以买到了大米和盐巴，土产牛羊皮、名贵药材的交换价格，分别提高了一至四五倍，人民生活立刻有了改善。当地彝族人民高兴的说：“共产党比太阳还亮，太阳只能照阳山，照不到阴山；共产党却照到了阴山和阳山”。
虽然地方交通建设已有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工农业发展迅速，原来基础薄弱，加之工作上还有若干的缺点，因而交通发展与实际需要，还是远远不相适应，运输紧张、交通困难的情况，还是非常严重。不少地区的市场供应脱销，物资积压严重；等车候船常要十天半月。许多山区、老区的土特产运不出来，日用品运不进去。四川有的山区药材当柴烧，山货成废物；河北邯郸专区反映，有的山区用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个鸡蛋；有的地区“行路难”的严重程度，甚至达到匍伏过悬崖、涉足过深水的地步，跌死、溺死的事故也还是不断发生。因此，常常可以听到山区人民这样的呼声：“山岭高，山岭长，爬上山岭喊亲娘”、“样样东西用肩挑，半世工夫路上跑”、“不怕买粮，只怕送粮”，山区人民要求改善交通条件的心情，是多么地迫切！
为了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逐渐改变地方交通的落后局面，我建议采取以下的措施：
贯彻执行民工建勤修养公路的指示
应该进一步重视地方道路的建设，特别是山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道路建设；但是地方道路是面广量大的工程，不可能完全由国家投资来解决。根据苏联的经验，地方道路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地方资源，从十月革命直到现在，都是实行民工建勤的办法，凡属集体农庄庄员和自耕农民，每年每人都规定有六个建勤工日。我国人民一向有着修桥补路的优良传统，解放以后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农民群众按照生产、筑路两不误的原则，热情的参加了这项工作，农业合作化后，各地区又创造了代表工建勤的办法。因此在不影响农业生产和充分爱惜民力的精神下，各地区应妥善的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改进民工建勤养护公路和修建地方道路的指示。至于必需的费用，除请省人民委员会考虑予以适当的投资外，县乡自筹经费中应规定一定的比例。还可以考虑移用“死角粮”办法。如过去江西赣南行署鉴于安远县产粮无路运出，造成粮食在产地霉烂，乃将该地粮食拨出二十万斤，修通了由砰石至安远的公路，解决了今后运粮的长远问题；还可以请有关物资部门垫筹运费的办法。听说今年四川省省联社、农产品采购厅、粮食厅打算把他们所列支的一部分运费来投资修建简易公路，据估计以一年所需的运费，就可收回全部投资而有余。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合算的。
加强对现有道路的管理和养护
还应该加强对现有道路的管理和养护，现有公路都是人民群众长期用劳动换来的，有关部门应认真养好、管好这些路线来为运输服务。至于公路养路费的征收，本来是为养护公路而设，但有些省对公路养护经费的需要考虑不周，有移作别用的情况，如甘肃省今年养路费可收入八百万元，而投资仅五百五十万元，事实上该省公路养护里程都比去年增加很多，其他如广东、新疆、贵州等省区也有类似情况。因此，希省财政部门既要加强监督，也要安排合理，养路费收入，先应考虑用之于养路，不足之数也应由省适当平衡。这样才符合征收养路费用便利运输的目的。
大力组织和利用民间运输工具
还应该发挥一切潜力来缓和运输的紧张局面，如加强运输部门的经营管理，组织机关企业车辆担任运输，特别重要的应该大力组织和利用民间运输工具，并有计划的进行技术改良工作。民间运输工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夏代就有简单的二轮木制车，周朝和秦汉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现有各种类型的兽力车约五百万辆，人力车约一千一百万辆，内河木帆船约二十七万艘，担任了很大比重的运输任务，这些民间运输工具应该有计划的加以技术改良，以逐渐提高它们的运输效率，更好的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应该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
开展交通部门的增产节约运动，一方面应针对所存在的质量低、事故多、成本高等方面的问题，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改进；另一方面也应本着体制下放的精神适当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特别是县一级交通机构，多不健全。有些愈是交通闭塞的县分，对交通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反而没有交通机构。至于乡一级就简直没有人管理这件事。为了改进地方交通工作，必须把基层机构建立和健全起来，以改变上通下不通的现象。
以上建议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具体，而且限于水平，主观认识的片面性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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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研究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黄鸣龙的发言
一、关于向科学进军问题
自从去年党和政府大力号召向科学进军以来，要求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订出了全国十二年科学工作的规划，在这个号召的影响下全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科学界出现了蓬勃的气象。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急需解决。我们不能老停留或迟延在号召和计划的阶段，有了计划，还需要有组织有领导地去执行和贯彻。
严密分工互相配合
首先，要有严密的分工合作和互相配合，特别是我国的科学落后，在科学研究人员很缺乏的情况下就尤其重要。就以化学方面来讲，全国真能做研究工作者据说只有几十个人，在苏联和美国都有几千人才。我国一方面人少，而另一方面却又往往是几个单位同时重复进行同一项目的研究，既不分工，又不合作，相互之间也不通声气。例如：（1）合成治肺结核的异烟肼（雷米风）的，据说在上海就有二十几家，有的还说有八十家，报上也大肆宣传“做起雷米风来了”。事实上这样一个较简单的药物的制造，根本用不到这么多单位互不通消息同时保密的进行。（2）治高血压的萝芙藤（蛇根草），现在至少有中国科学院及其他科学院以及华南某机关等五个单位同时互不通消息地在进行提制。（3）农业用的杀虫的有机磷制剂，北京有二个农业科学机关，上海医学科学院化学系，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等都在重复地进行研究。诸如此类的重复现象很多。这是非常有害的，中国的科学研究人员已经这么少了，而同一个研究工作还要让几个单位重复进行，这是国家人力物力极可怕的浪费，并且必然会影响到另外若干重要研究工作得不到人去做，这就会严重地影响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实施。所以有了规划，有了重点，各个科学研究部门及各高等院校还应该有组织地有领导地进行具体的分工，必须互相配合，互通消息和交流经验。某一工作如不是某一研究单位所做的，就必须要政府来组织进行。
合理安排科学人员
其次，必须克服人员分配上的盲目安排和本位主义。中国能进行科学研究的人员已经少得可怕，科学任务又这么艰巨，应该使每个科学人员都能学以致用和发挥所长，这样才有可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可是现在有些机关中积压了许多目前不需要的或用非所学的科学人员，他们无事可做，或不能发挥所长。当然这种人沉闷不堪，可是组织上又不肯把他们调到目前急需这样人员的单位，因此这一部分少得可怕的人力非但不能充分发挥，并受到摧残，这是国家严重的损失及浪费，对于向科学进军和提高学术水平是一个极严重的障碍。所以什么机构应该做什么工作，应有多少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如何地合理安排和克服本位主义，政府也应该从速处理，有计划地调整和合理地分配。
解放以来所实行的大专学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本是一个正确和合理的制度，也是一个好的办法。它可以把大专学校教师辛勤劳碌地培养出来的建设人才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使得材尽其用。然而过去几年在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时却出现了很多不合理现象，有的化工毕业生被分配在药物研究部门，有的矿物分析专修科毕业生被分配在有机合成的研究部门，而学药物合成的则被分配到生物制品所去，学药学的被分配去做化工设计工作。我们可以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里找到更多的事例，也可以从各方面听到很多的呼声。然则这些错误的根源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和人事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分不开的。现在的科学发展得很快，分工已愈来愈细（像苏联的高等院校中就设了无数的专业和专门化），而这种分工的具体要求只有培养这些人才的高等院校教师和使用这种人才的专业机构才能了解，决不是一般人事干部所能掌握。正因为过去没有很好地尊重高等院校教师们和各专业的专家们的意见，以致铸成很多错误。国家培养一个科学技术人才要花费二十几年的光阴，还有无法估计的人力和物力，多么不简单啊！如果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不慎重处理，这笔损失又是多么浩大啊！在党和政府号召增产节约的今天，我们应该检查各机关在对祖国无价的财宝——人才方面的严重浪费。
切实保证研究时间
第三、要向科学进军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必须大力培养人才，培养能独立思考做研究工作的人才；必须添补必要的仪器和设备。此外，还必须切实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现在各个机关虽说要诚心诚意地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但实际情形并不如此，各种各样的会议很多。如最近讨论增产节约要开会，评级评薪也要开会，讨论全年、五年、十二年计划又要开会，评选先进工作者又要开会，他如庆祝周年纪念、先进事迹展览、整理清点器材等等都要开会。各方面都强调每一个活动的重要性，从不肯减少或缩短时间，或一方面的时间减少了、缩短了，而另一方面的活动又增加了、延长了，并且常常还限时完成，以致逼得加班加点地学习或开会。因此许多科学研究人员就不能在实验室或研究室里安定下来进行研究和培养青年的工作。有的单位利用晚上及星期日开会，以为这样就可不影响六分之五的时间了。其实不然，一个科学工作人员特别是青年，必须要看许多有关的书籍杂志等等资料，白天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看，只有利用晚上时间阅读和学习。所以借晚上开会来保证六分之五，这还是不解决问题的。我认为必要的会议应有计划地加以组织，必须减少和缩短时间，没有必要的会议，干脆取消；有些问题可用通知等方式解决，不一定要召开会议。总之，切实地保证科学研究人员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是必要的，否则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浪费和损失。
二、关于增产节约的问题
增产节约是每一个人应该奉行的守则，它是每一个正直的进步的公民奋斗的目标。正如党和政府一再号召的，要我们大家勤俭办事，要经常地努力增产和节约，所以增产节约不应看作是一个暂时性的活动，当作运动来搞。那么为什么增产节约又作为一个运动提出来呢？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解放不久大家已渐渐忘记了以前贫苦艰难受欺压的日子，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奢侈浮华、铺张浪费的现象。这确需要开展一个全国规模的运动。
不能因节约而百兴俱废
但是在开展和掌握这个运动时却不能只讲节约而忘记了增产。绝不能单纯为了节约而妨碍了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的号召也指出，必需用的钱还是应该花，不应该用的钱则分文不应该浪费。我完全同意并坚决拥护这个政策方针。报载有些高等学校腾出办公楼的房子来做教室和宿舍，我想这是很值得提倡的。我一直觉得我国的人，办政治、办学校、办厂、办研究所都喜欢造很多的房子，分了很多很多的部门和机构，有了很多部门就自然要设立很多职位，因此到处都是机构庞大、重床叠屋和人浮于事的现象。解放以后，这种现象并未得到根除，因此就形成了铺张浪费的风气。所以从精简机构和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入手来贯彻节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忘记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因为节约的缘故而百兴俱废，什么事也不干了。如果这样，那就等于因噎废食。所以搞增产节约必须有原则，必须分主次，必须分轻重。有些机关为了节约就硬性限制经费，以为这样能完成任务，却没有顾到这样做的后果有时反会导致人力和时间上的严重浪费。例如有机化学上用红外线光谱仪鉴定分子结构，只需要一二天的时间所能完成的工作，如不用红外线光谱仪就要花好几年。试问这种钱应不应该节约呢？我认为尽管外汇很少，必须买的还是要买。假如在一个机关里，并不研究分子结构而买一架来摆摆排场，那就应该节约。总之节约是必要的，但应有原则。
注意节约人力人才
其次我想提出的，是应注意人力与人才上的节约。我们过去所谈的节约多侧重在钱和物质方面，很少谈到人力和人才的节约。前面我已谈到在大专学校毕业生分配不当上所造成的浪费，实际上还有人才使用不当和人力分散所造成的种种浪费。在我国的有些科学和技术部门里由于安排使用不当，往往有人才而不能发挥作用，在我国人才这样缺乏的今天，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浪费。很多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不问条件如何，纷纷各自设立研究所或化验室，就使得科学技术人员的缺乏情况更加紧张。有的地方有了专家教授却没有助手，有的地方助手人才倒有，却没有专家教授领导和培养。为什么在一个国家里不能互通有无，截长补短呢？过去几年在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或废除时，往往把一些教授和他们的讲师助教等分开，据说是为了防止宗派主义的滋长。我不同意这种不合理的说法，我们不能说梅兰芳先生和他的老搭当在一起唱了几十年戏就是宗派主义。苏联朋友们一再鼓励我们要努力形成自己的学派，在增产节约和科学进军声中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
最后我再回到节约问题上说几句话，说明节约失去原则之害，我们要赶上国际科学水平，必须努力向科学进军。换句话说我们进行科学工作应开始跑步，急起直追。但是如果节约不守原则，致使进行研究所需工具缺乏，则非但不能跑步，就连缓步前进都不可能。最近科学机构似乎无论如何各项器材开支（包括外汇）都须一律削减，因此研究工作上已感到格外困难。例如，化学研究工作因所需化学药品不能购买，只好停止进行；或因所需药品必须先行制备或先行精制，甚或因制备药品的原料也没有，更须先行制备这种原料，因此研究本身的工作不得不暂行搁置。这好比应进行建筑房屋者，须先制造砖瓦木料；应赶路者因无路可走须先忙铺路。如此向科学进军，希望赶上国际水平，似乎要发生问题。（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