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最重要的是人
——文艺欣赏随笔
王朝闻
新近由四川回京的朱丹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艺名叫做彭海清的川剧老演员，在“打红台”中扮演坏人萧方，表演得很真实。这位演员和访问者的谈话，也很有意思。
他说在他学习的年代，有一次扮演萧方之后，老师问他：“你拿什么东西杀人？”回答道：“木头刀。”老师不满意：“不对，再去想一想。”第二天老师又问他：“你拿什么东西杀人？”回答道：“刀。”老师还是不满意：“你不是用你的刀杀人，你要用你的心去杀人。”
不是用刀而是用心杀人，说得真聪明。听见这种说话，不能不佩服传统歌舞剧专家们，既能自由运用表演程式，也很讲究“体验”，不是不懂得怎样“进入角色”的。
由于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个戏剧家的见解。这也是和道具——刀有关的，说得也很有意思：重要的并不在于奥瑟罗的刀是硬纸做的还是金属做的，而在于演员本人用来给奥瑟罗的自杀提供根据的内心情感是否正确、诚挚和真实。重要的是，假使奥瑟罗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情况是真实的，假使他用来刺死自己的刀是真的，那末作为人的演员要怎样行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自我修养”中译本第一部第二四四页）
这些话都是为了说明令人信服地塑造有思想有感情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性的。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呢？但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这些虽然没有著书立说、却是满肚子创造经验的老前辈们的名字，不再较之外国戏剧家的名字更令人觉得陌生。
戏剧真有点像魔术，用木头刀或硬纸做的刀来杀人或自杀，分明是假事情，偏偏能使观众“受骗”，当成是真事情。但戏剧到底不是魔术。它那最动人的力量，不是使人担惊受怕，在一瞬间引起误会，以为台上真有人死了。而是通过有心理根据的杀人或自杀的行动的模仿，给观众介绍一定性格的人，使观众联想到更多的在精神上和“这一个”有相似之处的人们，
进一步懂得生活的意义。要是仅仅为了精神上一时的刺激，那么，本来应该是庄严的教育工具的戏剧，可能被变成某一种只供娱乐的杂耍。
优秀的中国歌舞剧演员有点像魔术家。台上没有门，没有楼梯，没有车、马、桥、船，也没有山和水，他们依靠成熟的表演技巧，使观众来不及怀疑就受了“骗”，相信角色是在某种具体环境中行动着；正如不用真刀杀人或自杀，观众也相信是真的一样。可是，中国歌舞剧演员不就是魔术家。他们的表演目的不是为了引起观众的惊叹，佩服他们能够无中生有，用巧妙的表演把舞台充实起来，像魔术师出人意料地从薄薄的手巾中变出许多鸡蛋那样，而是为了把那些在一定环境中行动着的人的幸与不幸，欢乐或痛苦，善与恶，美与丑的精神状态具体表现出来，帮助观众认识他和他相似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品格，引起羡慕、惋惜、憎恨或钦佩的感情。要是过分强调人物活动场所的具体性，让真门、真马、真山、真水妨碍演员塑造人物，那不是欣赏者的幸福。
人物行动的环境，在好的诗词里，它不只是人物的精神状态的衬托，而且，常常像卓越的歌舞剧的表演那样，是染上了人物情绪的色彩描写，是人物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具体表现。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就有许多这种表现：
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帏屏。
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
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
这是写景吗？是的，却不止于是写景，如同小说“水浒”里火烧草料场的景色与人物的心理关系一样，它不是以独立的现象出现的，而是通过它的描写来表现人的精神的因素。
如果可以说“秋江”中的陈妙常由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船及江水的具体状况和上述“西厢记”中的景色描写一样是为了写人的，那么，我们不只要求演员能够用他们的表演技术，把并不存在于台上的船和江水以“无形”的形象再现到台上来。而且，更主要的是，要求演员在这种表演里，着重表现这一个急切地追赶情人的姑娘在此时此地的复杂心情。虽然她的着急、恐惧和愉快是由她的表演——模仿了处在靠着岸的、动荡着的和急驰着的船里的人的外形特点和船的特点来表现的，目的却在于表现这一个人和这样的人们的精神状态。
出现在楚剧“百日缘”、黄梅剧“天仙配”以及川剧“槐荫记”里的那棵槐树，在一定意义上看来，它也可以算是一个角色，它的存在影响情节。可是，我以为它存在的重要性在于有利于人物董永及其妻的精神面貌的刻画。不如实地搬一棵槐树上台，不等于删去一个角色。而演员不能把他和槐树接触时的心理、情绪突现出来，这个戏的表演就不免是不成功的。
楚剧里美满姻缘突然遭受了意外的打击的董永，感到无援，满腔悲愤无处发泄，只得向槐树发泄。“槐荫你不该为媒证，李长庚不该来主婚”。与其说这是责备，不如说是控诉。被控诉的不是帮助他们成配的槐树和李长庚，而是控诉连董永自己也不很明白的一种强大的破坏了他俩的幸福的力量。只要演员理解人物（董永与董永的命运相似的人们），而且拥有较高技巧，台上虽然没有一棵逼真的槐树，当演员无可如何地叫“哑木头，哑木头”的时候，观众不能不激动。因为，这种借题发挥的“责备”里，包含着多少没有直说出来而且不只董永一人才遭遇着的不幸。
不强调布景和道具而强调人物的古典戏剧，像不画背景的八大山人或齐白石的画那样，以简练见长。它能够使欣赏者从有限的形象感到和联想到许多不直接出现在作品中的景象。并不是艺术家没有本领把所见、所闻和所感的都和盘托出，而是艺术家认为没有这种必要，认为这样有时反而妨碍了艺术之所以成其为艺术。能够充分表现人物性格，才是一切艺术的最高任务。以真实而又巧妙地塑造人物为主的中国歌舞剧，它不着重布景和道具是不难了解的。如果演员的表演缺乏性格和心理的根据，那么，不把戏剧当成魔术而是为了借此认识人的观众，不会永远被台上逼真的星星、月亮或闪电所魅惑。 195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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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梦和现实
吴中帡
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刊出过一篇“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几乎全部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据鲁迅的“听说梦”说：“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二十四年过去了，当年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没有了饥饿，没有了阶级压迫……怎样得来的呢？是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得来的；用亲人的泪水和屈辱，先烈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们的人民是前进不息的。旧的梦想实现了，新的梦想又在前面引导着我们。如果现在哪个杂志也来个“梦想的测验”——问一下每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我想回答的人就不止一百四十多，而是全国人民像一个人一样斩钉截铁地回答：“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光做梦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用实际工作和斗争把梦变为现实。
二十四年前，人们梦想今天，梦想“大家有饭吃”，可是饭碗握在反动阶级手里。反动阶级是残酷的，如果我们害怕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就不能夺得政权，也就不能保证大家都有饭吃。
今天，我们梦想明天，梦想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人人过更幸福的生活，可是，要从吝啬的大自然手中夺取更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去和洪水作战，去和冰雪肉搏，去组织五亿农民兄弟，在山沟、在平地、在柴达木、在北大荒……，用刀耕火种、用双轮双铧犁、用有限的拖拉机去撕开大自然的万宝囊；我们必须到深山旷野、到康藏高原的雪线上，到所有人迹罕到的地方，用我们的铁榔头去敲开大自然的保险箱……。在烈日荒原上，千里无人烟，我们找不到一滴水喝；在狂风暴雨里，伸手不见掌，我们可能摸索在山路上。多少个夜晚，在豆油灯下，我们在计算着一个农户秋后的收入；多少个早晨，在风雪中，我们跳下结冰的河。多少次被荆针刺破了皮肉；多少次被砂礓震裂了“虎口”……这些，对忠于理想的革命者来说，是豪迈的工作，生命的幸福；对坐享其成的“投机者”来说，却是一种“痛苦”、一种“折磨”。就像老一辈人，为了实现当年的梦想，有的能在拟尝“断头滋味”的时候，吟出“此去泉台集旧部，百万旌旗斩阎罗”的诗句〔注〕；有的则躲进洋楼或阁楼做了“梦想的叛徒”、“革命的逃兵”。
今天，还有些人在口头上也喊：“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可是在行动上却提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到基层去，不愿到乡村去，不愿到边疆去。一定要我去吗？首先得答应我这个条件或那个条件。对这样的人来说，社会主义工业国是不容易到来的。
我想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天，他一定会这样告诉我们：在梦想社会主义工业国同时，要梦见建成这样国家以前的和自然的斗争，和艰苦、严寒、酷暑的斗争。倘不梦见这些，工业化是不会自己来的。
〔注〕陈毅同志于红军长征后，留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时期，在生命危急中赋
得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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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爹
罗祥生
我在岳阳县三合农业社工作了半个月，结识了很多的农民。现在我合上眼睛，还能够想得起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相貌，数得出他们的名字，讲得出他们的某些性格，其中最使我难于忘怀的是胡三爹——人们都称呼他安爹。高大的身材，浓眉方脸，面孔上挂上了几道鲜明的皱纹，但是显得并不衰老，讲起话来声音宏大，习惯地用他那双劳动的粗大的手掌擦擦眼睛。乍看起来，你就想不到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
我第一次认识他是1月9号的下午，那天麻风夹着细雨，天气酷寒，社员们都提前收工回去了，安爹却独个儿自挖自担地挑塘泥，一直坚持到吃晚饭，回来混身都湿了。12、13那几天下了雪。雪后初晴，在田里作工夫还是冷的。驻社干部和社干部们清晨就挨户去催工，但是每次都找不着安爹。安爹比干部起得更早，天刚亮他就牵起水牛去对门山坡犁田去了。这位老人家自从转高级社以来，作了近六十个工，是全社的最高纪录。
这些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向他作了一次访问。
“您怎么这样爱劳动，安爹？”我问。
“我们老古板人，不动就身上疼，做工夫才舒服。”
“您解放前也这样爱劳动吗？”
“解放前我从十二岁起先后作了三十年长工，帮了六个地主，一个富农，受尽了苦。新的道理我懂得不多，苦处我有讲的。
“乙丑年闹天旱，我帮胡汉吾作长工。我家的两个老人还佃了一亩五分田，可是颗粒无收。老小四口吃草过日子。丙寅年三月二十二日父母亲连病带饿同一天死了。当年我欠下胡汉吾四十块银洋的账，我替他作了十年长工才还清”。安爹的眼圈红了，喉咙也哽咽起来。
话题转到了去年的灾情上来。安爹说：“去年灾情比乙丑年大得多，我们村子里一次就连续有五十来天没下雨。去年我一家三口仍然分了十一石谷，二十五石红薯，进了十六块现钱。前年年成平常，我才打得八石谷，十四石薯，有了合作社，坏年成比好年成还强哩。加上去年政府号召搞副业，婆婆养了一头猪，前月我把猪卖给政府，一家人作了棉衣。丙寅年我父母双双饿死，今年我有吃有穿，合作社硬是好得很。”
“安爹人老心不老”，村子里的群众都这样恭维他。去年转高级社，老头挺热心。转社时社委把看牛工分打低了点，社员们有的不想喂牛。安爹带头领回一条牛自己喂。照众人的说法“安爹看牛比看他的满仔还亲”。社里的薯藤不够，他拿自己分的藤喂牛，还添了许多晚谷草给牛吃。入冬以来，安爹把牛栏顶用稻草扎上盖棚，墙壁隙缝用草塞死，栏底经常换上新草让牛睡。他喂的这条牛长得膘肥劲足，滚瓜流油的。每逢落雪下雨，安爹总要到村前村后屋前屋后去转转，1月13号这天，他就从外面捡回十四张犁八张耙，洗得干干净净交给了队里的保管员。安爹在社里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他见了看不惯的事情就要管。前些时社里几户上中农闹退社，有的贫农也搞糊涂了。安爹非常着急，四处串门子，讲道理，打比方。最使他恼火的是与他分家多年了的大儿子戈林也闹退社。他向我说：“戈林这杂种一不孝二不忠，他刻薄父母，现在还忘了本，想搞生意吃便宜饭。我好容易才把他的思想打通。”社里有三个青年是安爹顶讨厌的，特别是灰伢子。灰伢子读过几年书，总想进城，今年地方上受了灾他也不节约，买了五块多钱一双的球鞋，作了蓝卡叽布新衣在村子里抖风，出太阳也不出工，东荡西游，调戏妇女。安爹说：“亏他出得口，还望救济，这样的二流子真不中用。”
我在三合社工作的一段，顶喜欢找安爹聊天，越接近他我越热爱他。当我离开三合社的时候，我向老人去告别，他懂得我的心思，说：“罗同志，社会办得更好的，背朝黄土脚朝天，我也不离开社。”我离开三合社一些时候了，高大的身材，浓眉方脸，粗黑的手指还萦回在我的脑际。我耳边还常常响起他那宏亮的声音：“我们老古板人，不动就身上疼，做工夫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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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春篇
焦勇夫
春天，原用不着谁去赞美，只要人们还记得那严冬的寒威，就自然会觉得这春天的可贵。
然而，却又不是每个经过严冬的人，都能懂得这春天。像我们这样一些念惯了“春光明媚”的人，虽则是很希望春天的到来，但当春天真地到来，并且刮起两场风的时候，却又不耐烦了，责问道：“这叫什么春天？难道春天就是这样的吗？”显然有些失望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幻想的是没有一点儿风沙的“春光明媚”，而实际的春天，却又偏偏夹有“讨厌”的风沙，幻想碰了实际的钉子，可是却不肯根据实际来校正这幻想。这是因为：要脚踏实地地校正这幻想，就得思想斗争一番，实在不如抱幻想的来得轻巧；但春天却仍旧如是，所以，终于不免灰溜溜甚而是失望了。然而，这却怪不得别人，实际上是他不懂得，没有这春风，河将怎样解冻，树又怎样吐青？倘使不是这春风揉开了万物的筋血，使地母敞开她的胸怀，那所谓“阳春启蛰”的佳句，不过是空话而已！
我不埋怨这春风，并且以为这春风给人们的不止是砂砾，还有春雨和新绿。
春天的阳光是温暖的，但也要看人们去不去感受。下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采摘野菜的姑娘，晒得满头大汗，放下筐来第一句就是：“今儿天真好！”她们舒畅而且快意；但躲在幽闺里的“大家闺秀”却哭丧着脸子说：“天怎么还这么冷清清！”原因是：大家闺秀并没有到阳光底下去感受一番，而只是闷在绣房里怨天冷。我以为：要使那大家闺秀不抱怨，就得将她从幽闺中拉出来晒她个香汗淋漓，此外则别无他法。
我并不是一概反对指责和抱怨，善意的指责和抱怨，对于那些实干的人也还不无策励的作用；不过我终于还觉得，要那些指责者明白事情的另一面也是必要的。如以赏花为例：常有人指责这花不好那花不鲜艳，但是要使花变好，可就不像说的那么容易。
在上海，每年4月18到静安寺观赏牡丹，是极一时之盛的。据说，方丈们种的几株牡丹，是他们的祖师传下来的；但那牡丹的吸引游客并不在于资格老，而是在于培养的精心。到得冬天要把那牡丹用稻草裹起来，春天要给牡丹根上抹荤油，还要埋下肉去作肥料，故而花开得不同凡俗。
我所以举出这件事来，是因为觉得它对我们那些只问欣赏、不问耕耘的人会有很大的启发。
春天是美丽的季节，春天更需要耕耘！懂得了这，才算懂得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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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惊惧（套色木刻） 余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