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略论汉代政权的本质
——敬复日知先生——
郭沫若
编者按 自从本报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一文以后，我们收到了一些提出不同意见的来稿。2月25日我们发表的日知先生的“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一文，就是其中的一篇。今天，我们又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答复。这个问题是还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的。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专门问题，本报限于篇幅，不拟继续进行讨论。
一、“重农抑商”与“重农轻商”有别
日知先生的文章“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我仔细阅读了。谢谢他对我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但是他的答案，很遗憾，似乎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
日知先生说：“重农抑商的传统本来是奴隶制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奴隶社会所固有的现象”。在这里需要改一个字，便是要把“重农抑商”改为“重农轻商”，那就不成问题了。“重农抑商”是政策，“重农轻商”是习惯，两者不可混同。如果混同了，那就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危险。
古代农业国家，一般是有重农轻商的习惯的，但如像菲尼基亚那样以商立国的国家应当例外。中国是农业国，故中国古代也有重农轻商的习惯。例如西周的礼制，天子必须亲耕藉田，而大夫则不能干预贾事。古代从事工艺和经纪的人是官家的奴隶，贵族是不能过问贱事的。但古代的重视农业并不等于平等地重视农民，农民中有自由公民，更有不自由的奴隶。故在中国文字学上，农与奴是一音之转，耨与辱是一义之转。
然而历史在进展，就在西周末叶，周厉王已开始好利，而周宣王已开始不藉千亩。尽管诗人在讥弹“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大雅·瞻卬），然而当时的君子（贵族集团）毕竟已经着手讲究起营利的事务来了。
东迁以后更逐步发生剧变。新的郑国就是由商人集团和贵族集团的联盟而建立起来的（左传昭公十六年）。管仲相齐，贵轻重，慎权衡，官山海（即管制盐铁），以商立国而成为五霸之首。有名的商人弦高，在救了郑国的危难之后，而高举远徙，不肯接受爵禄（故事详见淮南子人间训）。越大夫范蠡竟抛弃崇高的禄位，变名经商，泛三江，游五湖，而成为陶朱公。孔子的大门人子贡，也“不受命而货殖”（“不受命”是不做官的意思），竟能与当代诸侯分庭抗礼。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旅费，也可能是靠着这位大弟子的捐献。洛阳的珠宝商人吕不韦更做到秦国的宰相，辅助秦始皇帝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中国的古代社会发展到战国时代，工商业已经解放，商人阶层已经大大抬头。天下的人都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引作谚语，大凡一种谚语是要经过长期的酝酿的。）因此，在那时基本上是“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管子国蓄篇），竟闹到“一国而二君二王”的地步。如像孟尝君，他就是一位有名的大高利贷，那是和“巴比伦法典中的自由农民便是全权公民（而商人高利贷者——达木卡，反而不是全权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因此，日知先生所引用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所说的“古代”正适合于西周。“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这在中国就是所谓“寓兵于农”。马克思的断制是正确的，但日知先生把它套到两汉时代来，那就成问题了。不是尺度有问题，而是尺度的运用有问题。
中国是大陆性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由春秋的十二诸侯归并成为战国七雄，而终于由主张大一统达到实现大一统的时代，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政权，是不能容许商业的畸形发展，特别是不合法度的商人任意兼并农民，使农民贫困化，以危害国家的基础的。这就导引出了周秦诸子中多数学派“重农抑商”的主张——有意识地抑制商业的畸形发展，而不是简单的轻视商人，更进一步而形成为秦汉两代的“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政策的精神，事实上也就是在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
二、租佃关系是汉代农业的普遍生产方式
中国的地主阶级的政权是自春秋末叶开始已经逐步形成了。到了秦汉时代地主经济已经成为普遍的形态。关于这一层，汉书食货志中所载董仲舒的一段话说得很详细，很概括，我不妨再把它引用在这里：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富者）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汉兴循而未改。”
在这里地主与农民已成严重对立，“田租口赋”也已普遍存在，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体制。
但日知先生特别注意到了这段话中的一个“或”字。他认为“一个‘或’字已说明了这种方式不是普遍的现象”。仅凭一个字便下出这样重大的断案，未免下得太早了一点。我要请日知先生也注意一下“韩非子诡使篇”中的这一节话：
“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
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状（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
“诡使篇”是韩非晚年的作品，所陈述的应当是秦代的情形。如果更早，那就更不成问题了。这是和董仲舒的话相为表里的。所不同者只是韩是赞成，董是反对。而董所说的“或”在这里是“万数”。“万数”者，以万为单位计算也。又，“万数”也可能是不计其数的意思。古人以万为“盈数”，每以万表示极多。故有万岁、万有、万籁、万物、万民、万邦、万乘等之称。请问：到底是普遍，还是不普遍？
再说到“循而未改”的汉代。
我现在就把日知先生所同样重视的一个例证，再引列出来申说一下。
“候长·觻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三十：小奴二，值三万；大婢一，二万；马五匹，二万；牛二，六千；牛车二辆，四千；轺车一乘，值万；宅一区，值万；田五顷，五万；共十五万。”（“居延汉简考释”Ⅲ·48）
日知先生认为“这是中等以上的农民经济，有了奴隶制剥削。这些奴婢是生产的辅助力量，是和生产有关的”。他还引用了后代“耕当问奴，织当访婢”〔注〕的话来左证。我揣想，日知先生的意思大概认为那“田五顷”就是被那“小奴二”来耕种的了。然而“田五顷”是五百亩田，不会完全集中在住宅附近。请问两个“小奴”怎么能耕种那样大的地面？即使让那位“大婢”来助耕，也不可能。更何况“候长”家里有许多杂务要做，主人要服侍，房屋要打扫，牲畜要饲养，车辆要照拂；生产上的事，三个大小奴婢怎么能够兼顾？因此，认为这些奴婢“和生产有关”是不正确的。那吗，候长的五百亩田是谁替他耕种呢？候长自己是不会耕的，他也耕不了。由此可见，这条第一手资料的汉简正是绝好的史料，它证明在西汉末叶，就在居延那样的边塞地区，农业生产都已经建立在租佃关系的基础上了。
这是从边塞地区发现的一个小例子，我也可以再引出一个非边塞地区的大例子。
“济南安王康……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国傅何敞上疏谏康曰……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这是在济南。这位济南王的奴婢一千四百人是“无用之口”，可见他既不用来“殖财货”，也不用来耕田。厩马一千二百匹也是“无用之口”，可见也是不用来耕田的。那吗我们要问：他的八百顷私田（八万亩）是什么人替他耕呢？这里不也就表明是有广泛的租佃关系存在吗？
我们并不否认：租佃关系或者雇佣方式在奴隶制下也可以有，但那只是萌芽状态。但像这儿所举的两例，地点偏辟如居延，地面广大如八百顷，都已建立了租佃关系，即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能够说汉朝还是奴隶制吗？能够说这种关系还是萌芽状态，而是被我们“夸大”了吗？
问题，显然的不是被人“夸大”，而是被人“夸小”了。要把汉代认为奴隶制，那是把汉代文化估计得太低，不仅生产关系说不通，政权性质说不通，整个的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说不通。
三、汉代政权保护地主并打击商人奴主
为了要证明汉代是奴隶制，日知先生也很想证明汉代的农业依然在使用奴隶生产。他一再地说“汉代奴隶和土地的关系是不容否认的”，“在汉代，田和奴隶确有密切关系，而不是‘偶然’相连的”。然而他所引用的例子却没有一例可以证成他的说法，而是适得其反。
像公乘礼忠的那一例就是成为了他自己的反证。还有，他所举的酷吏宁成的那一例也是同样。
史记酷吏列传“宁成……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汉书无“买”字，关系相当重大，但在此不愿意琐碎地深入。）这正证明宁成是执行了“分田劫假”的剥削方式，对于日知先生所企图达到的论证目的，是丝毫也没有帮助的。但要感谢日知先生，他在这个事例中却揭发了一个重要的史实。他说“在杨可告缗案中，没有一个有名的人（类似宁成者）遭受打击；而且宁成一人的田是千余顷，而告缗没收的田，大县才数百顷，小县仅百余顷。因此可以推测，这些被没入的田都是经营规模不太大（例如若干顷或十数顷），而完全是或极大多数是奴隶耕作的田地。”这见解是很犀利的，推测也是相当正确的。然而我要再感谢一次日知先生：你却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杨可告缗案，它的目的是在惩治奸商。凡是把财产税额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的，便准许人民告发，没收他们的财产。所以告缗案并不包含一切的合法商人，更不包含纯正地主。因此，像宁成那样的人便没有遭受打击；而所没收的田地在比较上少于奴婢的数目，这也的确证明那些奸商不仅在使用奴僮从事工商业的经营，而且也可能在使用奴僮从事土地的耕作了。这是违法乱纪的，所以那些奸商们便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而杨可告缗案也正证明汉代政权在保护地主，而彻底打击商人奴主。
就像这样，日知先生所引的例证几乎全部都可以成为汉代奴隶制说的反证。
汉代有奴婢的使用，而且还是大量的使用，我们并不否认。但那些奴婢基本上是不用于生产事业的。官家奴婢是这样，私家奴婢也大抵是这样。
“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汉书·贡禹传）
“今县官多畜奴婢，坐禀衣食。……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遨游也。”（盐铁论·散不足篇）
这是西汉中叶以后的情形。据东汉的资料来看，私家奴婢也多奢华万分，不事生产。
“今京师贵戚……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采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美，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骈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后汉书王符传——“潜夫论·浮侈篇”）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奴婢”与“连栋”句相应，“徒附”与“膏田”句相应）……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后汉书仲长统传——“昌言·理乱篇”）
“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箸珠玑。”（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五年丙子诏）
这些都很明显地表示着：汉代奴婢是封建制度下的家奴，而不是奴隶制度下的生产奴隶。特别是安帝诏所斥责的是“小人”，可见情况的普遍。那些“被绮縠、箸珠玑”的奴婢怎么也不会下田耕作的。
当然，也有一些狡诈的人，他们会剥削奴隶劳动来生产商品，这样的例子相当多，但也并不如日知先生所说“大多数商人都是大奴隶主”。那样的说法才是真正“夸大”了。汉代也有合法的商人和不合法的商人，我们不好混同。如果混同了，那吗怎么来解释汉武帝时打击奸商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偏偏是出身于商人的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呢？
总之，我是仍然相信，汉代政权是建立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一头地打击商人奴主，而且一头地在尽力保护封建地主。受打击的剥削奴隶劳动的工商业家，的确是不合法度的奴隶制的残余。班固在“货殖传”的末尾有这样几句话，早已经跟我们说明：那些人是违法乱纪的了。
“蜀卓、宛孔、齐之刁间，公擅山川铜
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
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复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四、处理材料的态度应当谨严
在这里，请允许我谈谈日知先生处理史料的态度。
日知先生在引证史料上是不大谨严的。他有这样一种倾向，急于想证实一种假设，而去选择史料。因而对史料没有经过细密的检点，往往生出不正确的解释。上面我已举出了好几个例子，在下面不妨再举一些。
例之一：日知先生根据史记平准书所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初算缗钱令中有商贾不得名田，“敢犯令，没入田僮”的话。他认为“田僮”就是“土地和土地上的耕奴”。其实这句话在汉书食货志是作“没入田财”。僮是财产的一部分，两者固没有矛盾。但根据这，可以明显地看出：僮并不一定是“土地上的耕奴”。汉代人一般使用僮的方式，是用来从事家内劳役和工商业的；并且还可以作为贩卖的商品。
例之二：作者引用了汉书贡禹传的“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他认为“徒”、“基本部分是奴隶”。我从前也犯过这同样的错误（见“奴隶制时代”四十九页）。犯错误的原因是把原文接下去的两句话看忽略了。那两句话就是“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可见那“十万人以上”的“卒徒”差不多全部是从农民征发来的临时力役。农民被征了十万，便减少十万人耕种，故要减少七十万人的粮食。
例之三：为了要证实“东汉政权掌握在由商人奴主集团发展而来的豪族”，日知先生不仅把刘秀“勤于稼穑”、“事农业”的史料完全略去了，断定他是“商人奴主”，他还照他的需要，派定了三家“商人奴主”。其中一家就是樊宏，是刘秀的母舅。他的家“世善农稼，好货殖”，分明是大地主而附带着经营工商业的，但日知先生却只取其“货殖”而抛弃其“农稼”。
关于用奴隶来耕田，樊宏这一例也颇受人爱顾、屡被引用。其实连这一例都很有问题。
“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后汉书·樊宏传）
这里的“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根据“各”字，可知童与隶是两种不同的身分。童就是僮，是指奴婢。隶是隶农，是指徒附。隶农或徒附，接近于所谓“农奴”，并非严密意义的奴隶。
第二是劝光武起事的李通，“世以货殖箸姓”诚然可以说是“商人”，但并没有“奴主”的证据。事实上李通继承家学，是“好星历谶记”的人，“破家为国”，而且“性谦恭，常欲避权势”。这样的人被派为“奴主”，恐怕也不大适当吧？
第三是刘秀的妃子阴丽华的娘家。阴家本是管仲的后人，后汉书阴识传明言“其先出自管仲”，故阴兴传说“世奉管仲之祀，谓为相君”。日知先生只取其“世奉管仲之祀”而不言其来历，这样阴家就俨然成为货殖世家了。阴家的祖先，西汉宣帝时的阴子方，他突然发了财，“暴至巨富”。史书上只说子方是孝子，灶神显了神，使他得到好报，没有说明致富之由。但他起家后“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后汉书·阴兴传，日知先生所引句读有误），则明明也是一位大地主。但是，日知先生为了自己方便，偏又派定了阴家也是“商人奴主”。
像上面所说，光武帝刘秀既是“勤于稼穑”、“事农业”的人，他的一批战友，如云台二十八将，我把他们的出身也检查了一下：有十三位郡县小吏、八位读书人、二位宗室、二位太守之子、二位不详、一位箸姓。基本上是地主阶级成分占多数，并不如日知先生所说“东汉政权掌握在由商人奴主集团发展而来的豪族”。
事实上，东汉代替了新莽，新莽代替了西汉，都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权转换。就是西汉的代替秦朝，也不过如此。汉高祖刘邦和他一群战友差不多全部是市井小民，根本说不上“贵族奴主”（张良应该除外）。他们的政权一开始巩固之后，就举孝弟力田（后来的孝廉）和贤良方正，作为官吏的进身之阶。请单看“力田”两字，就可以看到汉代政权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了。
例之四：关于所谓“贾人”的身分我也想简单地说一说。
所谓“贾人”在秦汉的功令中往往和亡人、赘婿、奴产子之类并列。日知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这种人，他以为就是一般的商人。其实这两种人在当时是有区别的。
在古时候，“工贾食官”，一般的贾人就是官家的经纪奴隶。周礼在好些职官之下多有所谓“贾若干人”，和“胥”、“徒”相比。他们的身分是很低的。秦代及西汉初年和奴隶同等的“贾人”就是这种前时代的孑遗。这和一般新起的商贾是不好混同的。
以上就是日知先生在引用史料上不甚谨严的地方。这样的情况，我诚恳地希望，实事求是的研究者是应该努力避免的。首先我们要求：不要从假设出发，而是从占有广泛的资料出发。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那种作风，是值不得欢迎的；如果是“大胆假设、大心求证”那就更值不得欢迎了。
当然，经典文献和别国史料的引证也非常必要，但假如本国的材料没有弄清楚，那吗一切理论根据和比较研究都要成为捕空之谈。
这些不客气的话，我要郑重声明，同时是对着我自己说的。我是十分愿意和朋友们共同努力，脚踏实地的再作深入的探讨。
（1957．2．27）
〔注〕“耕当问奴，织当访婢”，见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日知先生以为“汉俗”，并非汉俗如此。此处奴婢已成为下人的泛称，不能引为奴隶制的证明。例如清朝大臣犹自称“奴才”，命妇犹自称“婢子”，不能谓清朝犹是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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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人口问题的新研究
中国必须实行节育，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因而降低人口的自然增加率，这是最近吴景超在他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一文中所作的结论（载“新建设”1957年3月号）。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分析和研究了当前的人口和社会的基本情况。关于人口方面的情况，他说，根据1953年的调查，我国人口的总数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平均为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平均为千分之十七，因而自然增加率平均为千分之二十。
作者着重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量增长同劳动量增长的关系问题。他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首要的任务。增加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提高劳动人民的技术装备，而不是增加劳动量。这就必须进行基本建设的投资，而投资的来源就是国民收入中的积累。但是，过高的人口出生率是有碍于积累的迅速增加的。为了说明这个论点，作者举例说，假定我们维持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六亿人口每年可生育二千二百二十万人；假定使人口出生率降到西欧各国在第二次大战前的水平（即每千人出生十七人），六亿人口每年可生育一千零二十万人。二者相差为一千二百万人。少生或多生一千二百万人对我国积累的影响是很大的。并且，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指示我们的。这个规律要求我们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来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规律并不要求我们在增加劳动力数量的基础上来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要使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就必须要有积累，而这只有在人口出生率较低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证。此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还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这也只有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生产才能得到保证。
再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来看，情况也是这样。作者认为，要进行生产就要有劳动力。但是，现代化的生产单靠劳动力是不够的，劳动力必须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生产资料是物化劳动，因此，这儿就发生一个活劳动同物化劳动的比例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把所有的劳动力加以最合理最经济最有效的利用。例如，目前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来进行生产，每一职工就需配备一万三千元左右的生产资料。根据这个数字，以1954年的积累计算，我们如把所有的积累都用在扩大再生产上，那末每年也只能增加职工一百三十万人。这同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能增加职工的数字相差无几。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增加职工五百三十六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一百零七万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要增加职工六百万到七百万人，即以七百万人计，平均每年也只增加一百四十万人。但是，我们目前每年人口的自然增加率为千分之二十。这样，每年所增加的人假定有一半要就业，就有六百万人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安插。这就是我们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一个矛盾。
解决活劳动同物化劳动的比例失调问题，作者提议最好采取以下途径：一方面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的技术基础不断增强，一方面使人口出生率降低，从而使我国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有可能使活劳动同物化劳动得到比较适当的配合。
作者认为，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如果每年维持在千分之十七左右，死亡率通过医药卫生事业的改进降低到千分之十二左右，那末人口的自然增加率就可以从千分之二十降低到千分之五左右，这对我国目前情况说来是比较适宜的。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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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去年毕业的中小学生
大批投入农业生产
本报讯 去年广西省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市和容县、宜山两个专区有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或担任农业社会计员工作。仅四个市和容县专区的中、小学毕业生到百色专区担任农业社会计员的就有四百九十八名。全省有一百多中、小学毕业生参加了远距离开荒的青年垦荒队。南宁市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工业、手工业和国家各项建设的有七百多人。宾阳县也有一百三十名初中毕业生参加了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工作。有些停学待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在政府和青年团协助下，组织了学习。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例如街道的粮食定量供应、社会治安、清洁卫生、拥军优属、文娱宣传、各种展览会的讲解、植树造林、支援郊区兴修水利等。
这批中、小学毕业生在刚参加工农业生产时，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到少数民族地区担任会计员工作的知识青年，他们或是生活不习惯、言语不通，或是业务生疏。但这些困难没有难倒他们。经过积极的学习，其中有许多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许多人参加了青年团。到大苗山苗族自治县担任农业社会计员的高小毕业生黎桂兴（女）是广西省一等先进工作者，她光荣的出席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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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农村广播网发展迅速
大大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本报讯 辽宁省的农村广播网在过去一年里发展非常迅速。全省的四十三个县（旗）都建立了农村广播站；绝大部分的市也都建立了为郊区农民服务的广播站。全省已有60％左右的乡可以及时收听广播。
在进行农村广播网的建设中，受到广大农民热情地支持。农民们除了及时供应人力和运输力量以外，还自己拿钱买喇叭和架支线用的铁线等。地方党委和政府各领导部门也很关怀广播网的建设工作。中共辽宁省委和各县县委帮助广播电台和广播站制定了建网规划；政府给各广播站购买了全套的站内设备，并配备了工作人员。有些县的党政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了建网工作。
全省广播网的建立，进一步密切了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农民的联系。广播站每天都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电台的重要新闻报道转播给自己的听众。当辽宁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对农村广播节目第一天广播时，省委农村工作部褚凤岐部长就通过这个节目和广大的农民谈了有关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些问题。县里的一些党政负责同志也经常通过广播和农民们谈生产和农村生活。
农民们把广播喇叭当成老师和好朋友看待。北票县土城子乡的一些社员有一次在听了广播里谈的秋收分配政策以后说：咱们社搞了一两年了，也不知道怎样分配才合理；这回才明白了。社员们都称喇叭是小先生。
最近，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召开的第三次全省农村广播工作会议确定：各站要努力办好节目、维护好线路。并决定今后在群众要求并自愿出钱，器材能够解决，不违反先到村社后到院户的原则，可继续发展喇叭和线路。 （宁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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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举行时人书法展览
新华社讯 北京、上海、河南等地的一百二十多位书法家，今天在北京市北海公园举行的时人书法展览会上展出了一百八十多件作品，字体有甲骨、鼎彝、篆、隶、行、草、楷等。
在这些书法家中有前清的探花、翰林、当代的画家、文学家等。展品中，字大的如斗，小的如蝇头。有的刚健，有的秀丽，古朴的如秦金汉瓦，奔放的像天马行空。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的行书，不光工夫到家，而且气韵生动。山水画家吴湖帆的楷书也带着他那绘画的特色。观众在参观的时候不住地啧啧称赞，不忍离去。
展览品中还附有二十多件金石篆刻，及北京市艺术企业公司美术部篆刻艺人新刻的毛主席的数阕诗词。
展览会中陈列的六位日本书法家的作品和一部分日本中学生的大楷是他们和中国书法家及中国学生交换的礼物。这次展览是由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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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用新蒙文扫除文盲
本报讯 辽宁省阜新县是蒙族人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全县蒙族人民有八万六千多人。
从去年3月份起，县人民委员会开始训练了二百四十名新蒙文教师和一百三十七名民校教师，他们都学会了新蒙文识字法和教学法，为推行新蒙文打下基础。从去年12月份起，该县已采用新蒙文扫除文盲，参加识字学习的人数达七千多人，超过原计划的40％左右。
用新蒙文扫除文盲，很受群众欢迎。旧庙区哈达户稍乡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迷力营子生产队，去年11月就成立了新蒙文学习小组，每天参加学习的不下三十人。他们只用一个月的工夫就学完了新蒙文的字母，现在正在学习拼音和速写，计划在今年4月将新蒙文学完。
（宋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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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座谈农家作物品种征集工作
本报讯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最近召集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有关人员，座谈华北地区作物农家品种的征集、保存与整理工作。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部和河北、山东两省农业厅也都派代表参加座谈。
座谈会首先分析了华北各省农家品种的征集与整理保存情况。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作物种类及品种数量都很丰富。这些品种都是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慎重培育和久经考验过的珍贵资源，是今后农业选种工作上不可少的研究材料。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社经营的作物和采用的品种日趋简化，大量的农家品种已被淘汰。如山东省临沂沭河区农家品种有二百一十二种，现已有六十种征集不到。这些品种材料如再丢失，将给今后的品种选育工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华北各省去年春季开始征集农家品种，目前虽已征集到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四个，但包括很多重复品种，距离全面征集的任务还很远。座谈会认为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各省的党、政、技术三方面都加以重视。在作法上应由省农业厅负责，以县为单位，组织推广站的力量，大力展开征集工作。试验研究部门要主动协助行政机关贯彻征集工作中的技术措施。征集对象包括粮食、工业原料、油料、蔬菜等五十九种作物。座谈会对种子规格、征集数量和征集步骤等也都提出了方案。 （朱凤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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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正式成立
本报讯 一所研究与整理祖国医学的机关——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已于2月27日在哈尔滨市成立。
这个所设有内科研究室、外科研究室、针灸研究室、中药研究室；还设有一个具有六千多册中西医书籍的图书室，和一处动物饲养舍。所内设有电显微镜、折光计、电天秤、PH电光测定仪、双鼓电动记纹器、脉搏计等多件供研究用的精密仪器。这个所还搜集了全国五百余种生药和原植物标本。
这个所陆续抽调了省内一些具有研究能力的中西医务人员，并在筹备过程中分头开始了部分研究工作。在内科方面进行了治疗波状热的研究，在外科方面进行了治疗骨结核和淋巴腺结核的研究。针灸研究室的中西医务人员都配合进行了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中药研究方面，曾派人对黑龙江全省生药进行了调查，发现与研究了含生物碱量较高的高滨麦上寄生的麦角，并对黑龙江所产中药大黄做了成分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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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能治好阑尾炎
本报讯 东北工人医院中医师李双林以中药治好了四十名阑尾炎患者。
李双林中医师行医三十余年，原在沈河区私人开业，曾治疗过很多阑尾炎患者。1956年10月，他到东北工人医院担任中医门诊部主任，用中药治疗在该院住院的阑尾炎患者，效果很好，一般阑尾炎病人服药三天到五天即可治愈出院。到目前为止，据初步统计，经中医治疗的四十名阑尾炎住院患者（包括慢性、急性和亚急性，病情包括轻型、中型和重型病人），治疗效果达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