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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
陆定一 （一）
今年是整风运动的十五周年。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这两个报告中，指出要整顿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即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当时，同志们知道整风运动会对革命事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好处究竟有多大，则还须历史来证明。十五年后的今天，历史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整风运动确实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是显然不同的。1927年到1934年间，我们党曾经犯过四次路线错误，其中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陈绍禹）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路线，这是一条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它比其他两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为害更大，它统治了党达四年之久，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90％，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几乎全部损失。遵义会议以后，情形便大不相同了，一直到现在，二十余年，我们的党就再也没有犯过全国性的路线错误了。
在遵义会议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共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间中，我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了长期的工作，从过去四次错误路线中研究教训，对干部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这个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整风运动，在全党干部中弄清思想，达到团结。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成为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下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宣布说：“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五四时期以后又一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
五四时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是我国第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当时我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学说。这个思想运动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我国革命的性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的工作指针。但是，在党成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党内的广大干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知之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的结合，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这种状况使得党的许多工作带着盲目性，也是党内几次错误路线能够形成和发展而不能及时得到纠正的原因。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经验的积累，需要党在政治上的成熟，需要使党内的思想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这就需要另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1942年的整风运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党内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统一，党的广大干部脱离了盲目性的状态，革命运动的发展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二）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同“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是在同四次错误路线和各种右的和“左”的错误的斗争中，特别是同王明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我们所经历的党内斗争中，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曾经是最困难的斗争。这是因为，教条主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它是利用了人们的盲目性，利用了人们既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之不多的状况，利用了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发展起来的。因而要在广大干部和党员中揭露它是不容易的，这需要做长期的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需要提高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全党同志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全党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的鉴别能力。
我们的党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各种错误的斗争中，并且也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有很成功的经验。斗争的胜利，使得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党。
对于有兴趣研究整风运动的人们，我们推荐下列几个主要文件：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向党校和高等学校中讲授和学习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教师们和同学们建议，除了学习这些正面的文献以外，最好还能阅读一些反面的即错误路线的、特别是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品，因为，这样才能看见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生动的对比，才能更深刻地领会什么叫做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什么叫做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因而也能够不是肤浅地而是深刻地懂得什么叫做正确路线。
我们党内的错误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社会的根源和认识的根源。我们的国家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国家。在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其中有一部分是思想上无产阶级化了的，还有一部分是思想上没有无产阶级化了的，即是虽然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者还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入了党，愿意为革命而斗争，愿意献身于共产主义的事业，这是好的。但是他们如果不努力在思想上改造自己，那末他们的思想就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的思想方法还是主观主义的。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这便成为“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们或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与右倾观点，这又成为右倾错误发生的原因。党的历史曾经告诉我们，犯过路线错误的或者拥护过错误路线的人，有一部分后来变为叛徒，但是绝大部分却在敌人面前顽强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英勇气概。党的历史又告诉我们，有些人在反对某一个错误路线的时候是坚决的，但是后来他自己却犯了另外一个路线错误，甚至犯了比之前人更严重的路线错误。这些事实，都说明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
我们的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错误路线或者全国性的、长期的、严重的错误，只有在大多数同志不知其为错误甚至对它表示拥护的情况下，才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如果党的领导核心的大多数同志，或者大多数干部，或者大多数党员，能够起来反对错误路线，那末错误路线便不能形成，或者会被及早纠正。错误路线之所以形成，根本的原因也是在于人们的思想情况，就是党的领导核心的大多数同志，或大多数干部，或大多数党员的思想情况。
党内斗争基本上是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待党内的错误思想必须采取正确的，而不是草率的、过火的斗争方法。只有进行耐心和细致的思想教育，用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用提高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来代替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的方法，才能使党少犯错误和不犯大的错误。在这里，既要严肃，不能对于错误思想采取迁就态度；又要谨慎，不能对于错误思想采取粗暴态度。整风运动正是这样一种严肃而又谨慎的思想教育或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广泛的思想改造，是党内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毛泽东同志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适合于党内斗争的运动形式，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伟大贡献。
整风运动的宗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团结的目的。也就是说，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第一，必须弄清思想，分清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界线，分清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主观主义的界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刻苦的深入的学习。这种学习，同教条主义的学习根本不同。
教条主义者也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以为有了一套万古不变的教条，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背诵或者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那怕是对于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就可以算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教条主义者也在口头上提倡理论和实际联系，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他们口头上拥护科学，实际上却把科学变成为神秘的东西，把教条代替了科学。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理论和实际分离，则是我们党内一切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里，反复强调地说明了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意义，他把克服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联系起来，一方面大力地反对了我们党内的闭塞头脑、窒息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大力地宣传了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学习态度。毛泽东同志把整风运动称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整风运动采取的学习方法，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为确实有效的一种学习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根据这些文件检查自己的思想，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自己思想中和工作中正确的成分和错误的成分，找出错误所以发生的原因、环境和根源，定出改正错误的实际办法，写出自己的学习总结。在学习的过程中要诚诚恳恳地取得自己周围的同志们的帮助。
在研究党的历史问题的时候，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就是在学习若干基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后，把党的历史上的正确路线的文件和错误路线的文件对比起来研究，进行充分的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进行具体的分析。按照这种方法，就使得大批干部能够自觉地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942年的整风运动，对于很多干部好处最大的地方，就是他们真正了解了什么是主观主义，为什么“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次运动，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这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收获给后来的革命运动带来了说不尽的好处。
第二，必须团结同志，必须坚决反对采取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来对待犯错误的即使犯路线错误的同志。
上面已经说过，党内错误之所以产生是有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因而不能设想党和每一个同志在全部活动中绝不发生任何错误。在这一点上，我们同那些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或者那些认为“错误决不是难免”的人，是不相同的。
错误思想既然有它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因此，错误是难免的。对于那种坚持不改正错误并且进行危害党的活动的分子，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把他们开除出党。但是，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只要所犯的错误可以留在党内改正，他们又愿意改正，我们就应当欢迎他，团结他，并且耐心地帮助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对于党内发生的错误，当然都应当进行适当的批评和斗争，但是必须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对于可以留在党内改正错误的人，如果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就不能团结更多的人为党工作。在整风运动中，我们的党着重进行思想教育，而一般地不使用纪律处分，就正是这样的方针。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王明路线统治着全党的时候，教条主义者在党内斗争中采取了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结果是怎样呢？党不是发展了，而是大大地削弱了，革命不是发展了，而是受到重大的挫折。反之，当我们党纠正了王明路线的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以来，党就能够团结更多的人，在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共同工作，绝大多数犯过错误甚至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能够改正错误，努力工作，结果是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事业得到胜利。
毛泽东同志1944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说：
“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党内斗争，是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斗争，这是同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具有不同性质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是敌我问题，党内斗争是是非问题。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混为一谈，把同志当作敌人看待。我们的党，与此相反，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严格地区别开来，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的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并且从这里开始，逐步地发展了一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方法。这样，我们就不但善于对敌人进行斗争，而且也善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善于正确地解决敌我的矛盾，又善于正确地解决是非的矛盾，这是我们所以能够团结社会上最广大的民主力量，打倒最凶恶的敌人的原因。 （三）
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也是哲学战线上的一场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里指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1937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都从哲学观点上深刻地揭露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实质。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哲学著作，在教条主义进攻的面前保卫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且以党的长时期的革命经验，充实了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从最根本的理论原则上，武装了我们党的思想。这两个著作给后来的1942年整风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用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部著名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指导作用，使我们能在革命战争中以弱胜强，最后取得全国的解放。“论持久战”以惊人的精确程度预言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在哲学上也自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也在口头上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个唯物主义原理，并且自称自己的宇宙观是辩证法的宇宙观，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从主观出发，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他们在实际上是离开了辩证法而陷入形而上学，结果也就离开了唯物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说：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人类的认识过程是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指出，社会的实践是我们的知识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来源，人们的认识是从实践发生而又归于实践。认识不能脱离实践，而实践又被提高了的认识所指导。“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教条主义者的认识方法直接违反这个真理。他们从来不下一番苦功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去认识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他们对于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他们的认识和行动不以实践的经验为基础，结果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经验主义者拒绝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理论，其本身也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生活并不停顿在一个地方，它不断地向前运动。指导行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不能停顿在一个地方，它必须反映、综合生活中所发生和发展着的新的事物，否则它就不能成为可靠的行动指南。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经验主义者单凭自己的经验办事，不会把自己的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系统地总结起来。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他们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当做死硬的教条。
认识和实践分离，主观和客观分离，理论和实际分离——这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性的来源。
教条主义的主观性突出地表现在不会、也不去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即是表现在观察问题时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所以，分析问题就是分析矛盾。教条主义者的口里，常常是左一个“辩证法”、右一个“辩证法”，但是他们不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去发现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深入地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系，而且特别着重于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这是同教条主义针锋相对的，因为教条主义是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而不承认或者不注意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人类的认识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亦即认识事物的共同本质。必须研究具体的中国革命的规律，才能充分地认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教条主义者是只抽象地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而否认矛盾的特殊性。他们把人类认识事物的正常秩序颠倒过来。他们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包含在矛盾的特殊性里面，共性包含在个性里面。由于他们不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他们实际上也就否认了矛盾的普遍性。由于他们不去研究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们也就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
“矛盾论”详细地分析了具有生动的特殊性的矛盾，具体地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矛盾的方面和非主要矛盾的方面之间的差别及其相互转化，具体地分析了矛盾的各方面之间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是从哲学的高度系统地说明怎样具体分析和具体解决复杂的具体问题。列宁曾经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的这句话常常被教条主义者所引证，但是他们并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所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教条主义者因为忽视矛盾的特殊性，不去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因而：第一，他们就不能了解事物矛盾的总体和各个方面，即是不能全面地观察问题，由此产生思想上的片面性；第二，他们就不能“由表及里”地进到事物的内部去研究它的矛盾，即是不能深入地观察问题，由此产生思想上的表面性；又正是因为这样，第三，他们就不能具体地了解矛盾的情况，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而以主观的感想来代替政策。
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的统一或同一是相对的。列宁在“哲学笔记”里写道：“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的开头就这样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在解释矛盾诸方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问题的时候，透彻地说明了对立的统一的法则。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结合，构成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法则。他们否认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不去具体了解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懂得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正是这样，他们的思想方法就离开了辩证法而陷入于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者只承认对立的斗争，不承认对立的同一；只承认绝对的东西，不承认相对的东西；只承认普遍的东西，不承认特殊的东西；只承认共性，不承认个性；只承认主要的东西，不承认第二位的东西；只承认必然性，不承认偶然性；只看正面，不看反面；只看见一种可能，不看见另一种可能；如此等等。这是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这同另一种思想方法——只承认对立的同一，不承认对立的斗争；只承认相对的东西，不承认绝对的东西；只承认特殊的东西，不承认普遍的东西；只承认个性，不承认共性；只承认第二位的东西，不承认主要的东西；只承认偶然性，不承认必然性；只看反面，不看正面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常常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形式上不一样，实质上却是一样的，因为二者都是片面地而不是全面地看问题。二者既然都是片面性，因而二者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互相转化。这种互相转化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明同志的教条主义路线。1931年至1934年的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1937年的第二次王明路线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总是用固定的、僵死的、即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在他们看来，矛盾的东西便不能统一，或者统一的东西便没有矛盾。在阶级斗争中，他们的策略是：或者“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或者“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在党内斗争中，他们的方法是：或者宗派主义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或者自由主义地保持无原则的“团结”。这样，他们在处理阶级关系和党内关系上，都成为“左”的或者右的机会主义。主观主义者的思想方法都是形式主义的（这就是表面性的表现），他们只能看到事物的外部标志。毛泽东同志常常嘲笑那些教条主义者，他们在说明问题的时候，总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地罗列现象，他们不懂得事物的本质决不是许多点，而只是两点，或者说两个方面，即是矛盾的双方。
一切事物的联系都是彼此矛盾而又相互影响，一切事物内部也都是两个矛盾方面彼此联系而又相互影响，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物，也没有不包含矛盾的事物。从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事物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都是生动的有机的联系，都是矛盾着的东西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同时，这矛盾着的东西又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也就是说，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结合。矛盾统一就是事物联系的内容。全部“矛盾论”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去揭发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解事物的矛盾运动。主观主义者也承认事物的联系，但是由于他们否认了事物的矛盾统一，他们所说的“联系”就成为抽象的联系，没有内容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事物的联系。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事物的本质联系。不了解事物的本质联系就不能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一样，他们的思想都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他们只能看到事物的若干表面的现象，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他们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来进行革命、指导工作，那当然只能是瞎闯一气，如果不改正自己的思想方法，就可能犯大错误，招致革命事业的挫折和失败。
“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细致地分析了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思想方法，揭发了他们产生错误的认识根源。这一点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告诉了我们，不但在阶级社会里会发生错误思想，而且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里也会发生错误思想。这向我们指出了，错误思想有两个根源，即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告诉了我们，为了做好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必须在进行阶级教育的同时，进行关于思想方法的教育，总起来说，就是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告诫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已经结束了。虽然在我们党内教条主义早已不再占统治的地位，但是在各种工作中，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为了促进我们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发展，为了使党内思想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扫除教条主义的工作。同时，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有些人想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实际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或“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种现象，也必须分别情况，进行斗争。 （四）
上面，我们介绍了1942年的整风运动。现在，我们要说到当前我们思想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我们已经澈底完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这还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两个革命，仅仅是为这个建设工作扫清道路，去除障碍。
我们的党，为了学会领导中国革命，曾经化了二十四年的时间（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我们党内的广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盲目性的时候，我们曾经犯过四次路线错误。我们学会了领导中国革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验不够的，还是不完全熟悉其发展规律的，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的。我们当前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争取越快越好地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以便能够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少犯错误和不犯大的错误，使我们的国家能够以尽可能短的时间顺利地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赶上先进国家的生产水平。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我们全党必须为着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
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衰老垂死的旧制度，它的死亡是无法挽救的，而社会主义则是年轻的方兴未艾的新制度。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已经消灭，只有阶级的残余，即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矛盾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不同的。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它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说：
“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这就是说，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要想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还是要求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也就是说，要求人们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第一，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反革命势力已经基本肃清，知识分子经过了思想改造，全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这种情况，就与革命暴风雨的时期不相同了，发生了许许多多我们所不熟悉的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我们所不熟悉的任务，需要从头研究，加以解决。第二，我国有极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在统一战线之内，因而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很少而是很多的。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是非问题，而不是敌我问题，只能用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说服的方法来解决，不能用粗暴的、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等政策，是解决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政策，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实行这些政策，需要全党艰苦的工作。第三，人民已经取得政权，而且共产党成为领导政权的党。不熟悉的任务，艰苦的工作，对党提出了极其繁重的要求。但是由于既然成为执政的党，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经不起考验，就容易用“左”的或者右的错误的办法，对待不熟悉的工作，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执政的地位，领导的地位，是很好的，但是从反面来看，这种地位会便利于主观主义的发展，因而也便利于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发展。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使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就与党的“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总方针，背道而驰。看不见这种危险，不同这种危险进行坚决的而又恰当的斗争，我们就可能犯大错误，招致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以强调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十五年来，我们党的党员已经从八十几万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我们的党员，都是在实际斗争中经过考验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党员是积极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并不能说，在我们党内，凡是组织上入了党的，思想上都已经入党或者已经完全入党了，已经没有或多或少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存在了。恰恰相反，虽然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做得正确的，因而在工作中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的错误还是不少的。我们的党员中有十分之六是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入党的，这些新的党员是党内的新鲜血液，是我们工作中的新生力量。但是我们的新党员都没有经过如1942年整风运动那样的思想改造，一般地对于什么是主观主义都还不能深刻了解；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保存着旧社会的不良思想，还没有从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入无产阶级立场。我们党的大批老的党员，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了许多才德兼备的领导人材。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产。但是这些年来的经验证明，在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情况，我们的党员干部很容易沾上官僚主义的灰尘。在我们的老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或者因为有了功劳而骄傲起来了，或者把党的历史经验忘记了，他们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严重地发展起来。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以达到端正全党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目的。
将要进行的新的整风运动，如果进行得好，将会使我们的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能力大大提高；将会对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这个伟大事业发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纪念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其目的就在于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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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消极等待思想重新制订计划
旅大市部分工厂突破困难尽力增产
本报讯 旅大市部分工厂突破原材料不足等困难，决定尽力增产。
原材料不足是今年增产的主要困难，因此旅大市有些工厂对今年增产表示信心不足，他们认为“原材料都没有，还增什么产”，还有些人说“今年增产节约运动的特点是只能搞节约”，大连工矿车辆厂等一些工厂在初步提出增产节约措施时，就出现了只有节约而没有增产的偏向。中共旅大市委在一次扩大会议上，批判了这种认为只能节约不能增产的错误思想，并说明增产节约是积极的，因原材料不足而不积极采取措施节约原材料和扩大原材料来源的消极等待态度是不对的。还指出：增产和节约是统一不可分割的。节约的目的是增产；不增产，就不能克服当前建设中的困难。这次会议以后，许多工厂的领导干部提高了认识，都用积极的态度来节约原材料，力求增产。大连工矿车辆厂初步编制年度计划时，商品总值和产品总吨位都没达到国家建议的数字，现在却超过了，产品总吨位还超过了5.8％。经过采取各种节约措施，光是从生产翻车上节约下来的三百多吨钢材，就可增产十辆翻车。大连碱厂原来编制的全年产量计划比国家建议的数字还低五千吨。中共旅大市委扩大会议以后，这个工厂批判了保守思想，重新研究了增产的潜力，结果克服了设备能力不平衡和原材料不足等困难，全年可比原计划增产一万吨纯碱，即比国家建议的数字还多五千吨。其他许多工厂，如大连油脂化学厂、旅大玻璃制品厂等都在积极用废料或代用材料增加生产，并能保证产品质量。这些事实已经证明，认为只能节约不能增产的看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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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供应各地电机制造厂的迫切需要
鞍钢炼出第一批硅钢
据新华社讯 2月下旬，鞍钢第一炼钢厂用大型平炉生产了第一批两种不同规格的硅钢。按照计划，鞍钢今年准备生产数千吨硅钢，轧制成硅钢片以后，支援全国各地电机制造厂。
硅钢是一种比较难炼的优质合金钢，它含硫的要求低，温度需要高，脱氧材料多，因此成分很难控制。但是，为了支援上海、沈阳、天津、哈尔滨等地电机制造厂的迫切需要，这个厂的技术人员和公司有关部门从1月份起，就积极进行正式生产的准备工作。他们研究国外平炉冶炼硅钢的经验和国内小型平炉、电炉冶炼的情况，分析大型平炉的特点，具体拟定了冶炼硅钢的操作方法，又组织炼钢工人学习了操作技术。
用大型平炉成批生产硅钢，不仅可以大量地供应我国电机制造厂的急需，节省外汇，而且它的成本比用小型平炉、电炉冶炼的硅钢低得多。硅钢经过初轧厂、薄板厂轧制以后就成为硅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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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大量开采花岗石
新华社青岛4日电 地方国营青岛料石厂正在大批开采可以供制酸、印染等工业部门用的花岗石。这种花岗石能耐强酸、盐酸、硫酸和醋酸。
国营新华制药厂非那西汀车间的母液槽，过去因为买不到不锈钢改用另一种金属制造，但是只能使用一年多，去年改用这种花岗石以后至今很好，估计可以使用几十年。
这种花岗石是在青岛市郊区的大金顶山开采的，石质坚硬，吸水率低，有红白和灰白两种颜色，色泽均匀，鲜艳美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用这种花岗石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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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胜严寒 坚持钻进
克拉玛依工人超额完成二月份计划
新华社克拉玛依4日电 克拉玛依油田各族工人战胜严寒，超额完成了2月份钻探进尺计划，在钻探质量方面也有显著改进。
2月份的克拉玛依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十多度。严寒为钻井工作带来许多困难。钻具和工具由于冰冻很难掌握，钻杆一提到地面就成了冰柱，铁工具都冻得粘手，有时候挨上皮肤，皮肤就会被撕破。同时因为天气冷，汽车不好发动，钻探用水的供应也发生了困难。但钻井工人们还是日日夜夜在戈壁滩上坚持着正常钻进。乌尔禾探区的一口钻井因为钻探泥浆用水供应不上了，工人、干部们就到河上凿冰化水来保证钻机不停顿下来。有些钻井队展开了快速钻进，提高了钻进效率，二百二十五号井队在二十一天中就钻进了一千一百一十五公尺。一百二十二井队则创造了日进尺五百一十公尺的全新疆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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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玉门油矿将钻凿大批生产油井
据新华社讯 玉门油矿今年将在老君庙、石油沟两油田上继续钻凿大批的生产井，并且大规模地采取向油田内部注水、注气以增加油层压力多产原油的方法采油。去年在增产原油方面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经验，如酸化、压裂、延长清腊周期等，今年也将继续深入推广。
在石油地质勘探方面，今年将集中勘探力量，加紧对酒泉盆地的鸭儿峡和小马莲泉地区的详探工作。此外，玉门油矿今年还将加强民乐盆地、潮水盆地的石油地质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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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各族人民支援包兰铁路建设
新华社包头4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积极支援包兰铁路的建设。到3月1日，自治区和包兰铁路北段沿线的包头、乌拉特前旗等九个旗县均已成立了支援委员会。有些盟都指派负责干部前往各地领导支援工作。商品供应部门在铁路经过的公庙子、五原、三盛公等地建立了供应点，向筑路的铁道兵部队和民工供应蔬菜、米面、食油和日用百货。
支援铁路建设的民工队正在收割一千多万斤柴草，编织六万多片柳菩供应铁道兵们修路盖房用。此外农牧民们还向筑路者供应了当地出产的蔬菜和肉食品。
河套地区的农民，为减少筑路工程的困难，将铁路经过的复兴等四大干渠改线重修。此项工程共达一百六十多万土方，目前已有三千多蒙汉民工完成了五十万土方的改线重修工程。在交通困难的鄂托克草原和巴彦淖尔盟的牧民们，将组织骆驼运输队前往支援。内蒙古黄河航运局并拟调拨一部分民船担任包头至陕坝、磴口等地铁路沿线的运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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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技术增加新产品
自制无线电传真电报纸
本报讯 一向靠外国进口的传真电报纸，已经由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余少玉同志试制成功，经过试验和鉴定证明效果良好。
这种纸的特点是能将对方传送来的文字、图片、印章等真实清楚地记录下来，记录速度每分钟达三十公尺，并不受温湿度的影响。同时，在光线下进行工作不但不会感光，反而能省略显影和定影等手续。
无线电报传真纸的用途较广，除了作传真电报纸外，还可作振动仪、心动电流图等高速记录仪的记录纸。其它在采矿、桥梁检查以及各项科学试验工作中都能运用。
目前，这种纸正积极准备投入生产。
万能小铣床
能制精致表轮的机器
新华社青岛2日电 一台生产手表、怀表轮子的卧式电动万能小铣床新近在青岛试制成功。
这台小巧玲珑的铣床体积约有一立方市尺多一点，上面装有一个很小的电动机，有供调整斜度的刁杆和控制快、中、慢三种车速的刁杆等。它能制做精致的直径十二毫米的轮片和轮轴，还能铣出手表上最难做的极小的离合轮。
这台小铣床是青岛第三钟表修配生产合作社一个二十六岁的社员孙天孔试制成功的。在试制过程中，他的唯一参考资料是一张万能铣轮机的实物照片。（附图片）
自制传真纸在传真机上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