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人与人之间
弗先
十多年前，我从太行山回到延安的时候，会到一位久别了的老同志。闲谈中间，他忽然一脸委屈地问我：“你看我这人骄傲不骄傲？”
这位同志，各方面都是“老”的：年岁老，革命资格老，而且在学术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位老前辈。我当时答复他说：“在我，是没有觉得你骄傲的”。
他瞪着那对深度的近视眼，又问我：“你是老实话么？但是，为什么，在整风的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同志们，很多说我对人骄傲呢？”
我想了一想，说：“我只是老实地说我的感觉，不代表别人。我之所以不觉得你骄傲，是因为我一向把你看作老前辈，来接近，只是尊敬你，却不想得到你的尊敬的缘故。你说，庙里的菩萨，受人膜拜，三跪九叩，他却动也不动，绝不理睬；然而，有谁说过菩萨骄傲的么？没有。那就是因为，人们进庙去，只是去敬礼菩萨，却毫不要求菩萨的回敬的。我不要求你的回敬，但别人未必如此。我对你如此，但对别人则不尽如此。别人之所以觉得你骄傲，大概是他们需要你的一点回敬，而你没有给予满足罢？但礼尚往来，这要求回敬，也是人情之常，所以你今后还是要注意一点。”
这老同志，待人坦率、认真、热情。他不会客套，有人去跟他谈某些问题，特别是书本上的问题，他总是尽其所知地谈出来；他知道的又多，一谈往往老半天，使得对方难得讲一句话的空子。但有时候，他又一言不发，因为他是不说假话的，而由于究竟有些老世故，所以关于某些事，关于某些人，他也不愿讲真话。这里面，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是有的；还因为年纪大了，大脑皮质的抑制作用已见衰退，就不免有些噜囌。知道他的脾气的人，是会谅解他的。但不了解的人，尤其是希望他多回敬一点的人，就觉得他骄傲或冷淡。
我把这意思也说给他听了之后，他笑起来了。
我还看到，这老同志，在工作上，只要别人认真地对他提意见，提得中肯，他是能采纳的；虽然态度之间，并没有露出虚怀若谷的样子。
我们也常常看见态度十分虚怀若谷的人。其中有一些，经常笑嘻嘻地请别人提意见，而且对意见，无不“接受”，但“接受”之后都置之高阁了；不过对提意见者也民主得很，决不打击报复。也有另一种人——在法国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里面的一个故事，是作为典故而流传的：青年吉尔·布拉斯被一位大主教雇作秘书；那大主教，是以讲道的精辟著名的，但感到自己老了，唯恐“才尽”，所以再三叮嘱吉尔·布拉斯，要他随时注意讲义，一发现缺点，就老实提出警告；还说他如这样做，会得到提拔和奖赏；但是，只一回，吉尔·布拉斯提了一些关于字面的意见，结果就被辞退了。
生活的方面太多，人与人间的关系很复杂。人心不同、各有所需，所以也有所见，仅仅从个人关系上，同一个人，由不同的个人评论起来，是极不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例如，有的因为自己谦虚，所以对别人的骄傲就不敏感；但也有自己谦虚而容易看出别人的骄傲的；又有自己谦虚而能正确地看清别人的骄傲和谦虚的。又如，有自己骄傲，而对某些更骄傲者并不认为骄傲，却对某些不很骄傲者感到很骄傲的。也有看到别人谦虚却轻视之，而感到别人骄傲又尊重他的。也有，只计较言语态度而不计较行为的，或者不问辞色而专重行为的。这样，做人和论人，似乎很难了。
但也不太难。有一条出路，就是对人，对己，如果主要地“从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即从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看问题”，从对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上，从工作的效果上，从对广大群众的态度上，去检查和鉴定自己和别人的优点和缺点，而不只在这个和那个人的零零碎碎的印象上团团转，那么，就会简单一些，也会更接近正确些。
至于在个人关系上，我以为最好是能够先摸熟对方的特点，然后做到对于反射在自己身上的对方的某些缺点的“相忘”——这不是说不要看清，不要适当的提醒，而是说不计较。例如，对于一个抑制作用衰退了的老头儿，明知他免不了噜囌，就让他噜囌吧，多花一点时间，把问题谈清楚算了。实际上，凡是多年的老友，都能做到个人方面许多小节的相忘的。
但要普遍地对人这样做，自然也不容易；这首先要求一个人忠于千百万人的事业而“忘我”，不随时想到个人的得失荣辱。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政治上有修养的同志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我自己，看得很多，也懂得这样才正确，但往往还做不到，然而这是必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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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作中依靠共产党
冯文炳
在我的窗前雪极深，
人声极远，
因为我住的地方像一个疗养院，
我本来也是病人，
住在这里为得我能更好地工作起见！
我热情地工作，
我快乐地工作，
一年以来带着病眼我的劳动效率远远地超过我从前在旧时代做隐士以前，
我让我的不能再有健康的右眼像个病小孩一样在那里睡着了，
叫他不要醒不要喧，
左眼就像母亲在旁边常常操作一个整天。
我有一个极大的心愿，
就是要求共产党同志帮助我，
让我所承担的这份事业也能达到完全，
我知道我决没有什么作用如果不依靠共产党员！
在我的窗前雪极深，
人声极远，
我住的地方是祖国的东北边，
我没有故乡之思，
我没有家庭之念，
（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人们思想的表现！）
我一心总在工作上面，
我总想：
在我的工作部门有哪些哪些共产党员？
窗前雪没有人迹，
我笑着：
我有一颗温暖的心，
工作中依靠共产党员！
1957年2月17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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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兄弟
“回乡日记”之一
吕建中
旧历年尾，胶济铁路列车上的人很挤，许多旅客没有座位，一直站在车厢里。可是大家的心情都很好，都在琢磨着春节和亲人团聚之乐。每到一个车站，下车的旅客总是伸一伸腰，然后用舒展的语气说：“啊，到家啦！”不下车的旅客也喜欢跟上一句：“说不定您妈妈就在村头上等您呢！”
坐在我对面的鲁毓明，每看到这种情况，只用羡慕的眼光笑一笑，然后望着窗口沉思。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从济南一开车，我们就谈得很有味儿，不过那谈的光是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形。开始，因为他的打扮有些出众——草绿色棉袄、米黄色棉裤，上边都用机器缝了些花格格，头上戴一顶长舌头瓜皮帽，脚穿一双黑色高筒皮靴。从多皱纹的脸上看，他是饱经风霜的劳苦人，可是他那双深沉的眼睛，他身上那很讲究的金笔、铅笔和手表，又像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工程师。我先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板着面孔一字一顿的回答：“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后来，他就逐渐把声调放自然了。他说他原是长春市的泥瓦工人，1952年上级号召去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建设，他报了名，和长春市三千多个建筑工人一起到了乌兰巴托。他和苏联工程师们，和蒙古的工人兄弟们一样，成天价风里来雨里去。一幢幢楼房，一条条马路修建好了，他又转到乌兰巴托附近农村帮助居民打井、盖房子。过去当地居民住的是蒙古包，吃水要用车子到百里以外去拉。苏联专家便帮助他们研究用铁管子打井，把几十丈深的地下水引上来，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吃水问题。鲁毓明开始不习惯那种生活，像气候变幻无常，老是用大锅煮牛羊肉吃，等等，不过慢慢也就习惯了。他觉得蒙古人民强悍、诚实，很可爱，能到那里帮助蒙古兄弟建设社会主义，是自己一生当中最光荣的事。
不过从情绪上看，他怀念家乡的心情并不比别人淡漠。他说他今年五十岁了还不曾结过婚，那他在怀念着谁呢？我深知我的故乡的人民，解放前凡是背井离乡到东北谋生的，大都有自己的不幸的遭遇。于是我在鲁毓明望着窗口沉思的时候，又问他：“您几年没回家了？”
“唔！快有十四年了。”
“家里有什么人？”
“有兄弟、侄子。”
“那他们兴许会到车站接您，分别十来年了。”
“那，不会吧。下雪，路不好走，我家隔蓝村车站还有七、八里地呢。”
“您怎么十来年才回家来看一次呢？”
这回，鲁毓明没有立刻回答我，他低下头，轻轻笑了笑。然后望着我的脸，若有所思地说：“同志，咱是乡亲，我给您说说吧，我这次回家，心里又难过，又高兴。我是个穷人，我父亲死时只给俺弟兄俩留下三间房，五亩地，还有一支卖豆腐的破秤。父亲死了不到三年，我兄弟媳妇就要我弟弟和我分家。那时候我性子暴，心想，这是用不上我啦，要我自己出去刷锅抹碗。俗话说，姜是老的好，儿子是小的好。我弟弟二十岁，父亲就拉饥荒给他成个家，可是那时候我三十多岁还是光棍一条。我心里想的窄，光觉着冤屈的慌，对分家也就没好气。弟兄俩为争那几亩薄地吵了好几天，后来竟动手打起来。我一气，捞起我父亲留下那块铁秤锤朝他脸上就打，打得他前额上鲜血直流。我当时一急，心想，好汉吃四方，不在家生这份闷气，家产我不要了，一腿就拉到长春。……唉！十来年了，谁能没个家，我有时也想回家看看，可是一想起过去那伤心事就不愿回去了，连信也不想写。真出我意料，去年秋天在乌兰巴托接到一封信，是我弟弟寄来的，信上说：“哥，咱是同胞，您不要生我的气了。过去的事情不怨您，也不怨我，都怨旧社会不好。咱村去年冬天成立了高级农业社，土地都归集体所有了，建社头一年庄稼就大丰收。咱家分了一千六百多斤粮食。您现在已经有两个侄儿了。我和您兄弟媳妇、您侄儿成天价念叨您，盼着您回家过个团圆年……”说实话，俺爹死时我没哭，看过这封信我流了眼泪。我当时又难过，又惭愧，我心里一直想：我到乌兰巴托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帮助蒙古兄弟建立幸福生活吗？中苏蒙三国人民为了一个社会主义目标能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为什么我们一母同胞却为了几亩薄地结下怨仇！后来我把这情况向领导上一说，领导上给我两个月的假回家过春节。您说可笑不？想起过去的事真像做了一场恶梦。”
列车穿过一个车站又一个车站，掠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到处响亮的锣鼓声使人入迷。孩子们把点燃着的爆竹用力掷向天空。家家门楣上那通红的春联，在皑皑的白雪中显得格外鲜明。这天过午，列车到了蓝村，鲁毓明收拾行李下车，我也从这里转乘蓝（村）烟（台）铁路列车到莱阳。鲁毓明刚踏上站台，一个额角上有块月牙痕的中年人就领着两个男孩向他迎面赶过来，一边接行李，一边笑嘻嘻的问好。接着又指点身旁两个男孩说：“您俩不是成天念伯伯吗？这就是伯伯，快问好。”于是两个男孩一齐仰着脸儿喊“伯伯”，鲁毓明顿时眼睛润湿了，他连忙转身从包裹里拿出两顶四喜帽给侄儿戴上，又把小的一个抱起来。两个小弟兄高兴得看看伯伯，再看看爸爸。至于在他们前一辈身上曾经发生过的那种伤心事，他们不知道，也永远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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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蟹的“好心”
吴岩
达·芬奇在他的“扎记”里记下了一位但丁的同时代人所写的寓言：
月圆的时候，牡蛎完全张开了它的壳。蟹看见了，便丢一块石子或是一支海藻在壳里。牡蛎再也不能合上它的壳，就成了蟹的食物。
据我的考证，使蟹得了横行霸道的恶名的，实在是由于达·芬奇写扎记时的粗枝大叶，他漏掉了一笔：
蟹把石子丢到牡蛎壳里是出于一片“好心”：因为牡蛎壳内出现了“真空地带”，它就来大力“援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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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公共汽车上
江流
星期六晚上，我坐三十六路公共汽车从郊外回家。我正透过结着霜花的车窗，遥望万家灯火的北京城，忽听得一声清脆的童音说：“劳驾，同志，给这位老奶奶让个座。”我扭过头来一瞧，面前站着一位拄着棍子、满头银丝的老太太。我急忙站起来，让老太太坐下。这时我才看见老太太身后还站着一位十二、三岁的“红领巾”。她脑后撅撅着两条小辫儿，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露着谢意，不住地打量着我。原来要我让座的就是这位小姑娘。我想，她们一定是祖母和孙女……。
老太太坐下后，从小姑娘手里接过包袱、伸手拿出两个苹果，笑呵呵地冲小姑娘说：
“来，孩子，吃苹果吧！”
“不，我不吃”
“唉！你这孩子真外道，吃两个苹果怕啥……”
“……”小姑娘只靦覥地笑了笑。
听了她们的谈话，我暗想：“看来这一老一小并非祖孙俩，然而，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甚至打量着她们的面孔是否有些相像。这时候，车到了八里庄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乘客下车了。老太太愉快地拽一下小姑娘说：“快坐下吧，有空座啦”小姑娘瞟了我一下，好像要说什么。我怕她不好意思坐，一转身往后挪了几步。老太太还一味地让她坐，她却走到我的面前说：
“同志，那边有空座请去坐吧！”
“我不坐啦”我笑着说：“你坐吧，我快到站喽！”她好像看出我在欺骗她，把两条小辫一甩，走回老太太身旁，但她没有坐，仍然傍着空座位站着。这时，车里只剩我和小姑娘站着。不久，车到马神庙站，老太太后边座位空了，我趁机坐进去。小姑娘瞅我坐下后，冲我顽皮地一笑，也坐到老太太旁边的空位上。老太太往里移了移，心疼地问：“站累啦？你往里点坐呀。”接着，老太太唠唠叨叨的问起小姑娘几岁啦，在哪住，可是，小姑娘好想啥心事，只是哼哈的应着。一忽儿，售票员过来了，小姑娘又用清脆的童音说：
“同志，这位老奶奶去崇文门，中间要倒车，请你给问问，有没有同路的？好照顾老奶奶……”
售票员瞧瞧老太太，为难地说：“怕不会这么巧吧！”
小姑娘狠狠地盯了一下售票员说：“没关系，没人同路，我送老奶奶去，你给问问吧！”
售票员犹豫了一下，大声问：“喂！同志们，有没有去崇文门的？如果有，请帮着照顾一下这位老太太，她去崇文门……”
售票员话音未落，从后边座位上发出一声粗哑的声音：“有，我去。”说这话的人，有三十岁上下，看来是位建筑工人，因为帽子和裤管上还有一块块白色的石灰浆点。售票员走近这位工人面前，怀疑地问：“你去崇文门么？”“不，我去台基厂，不过没关系，我可晚下一站。”这当口，车快到白堆子站，小姑娘仰起脖子，向那位工人投去感激的一瞥，随后，站起来准备下车。老太太握着小姑娘的手，不停地说：“孩子，感谢你啦，感谢你啦……”车还未停稳，小姑娘便一甩小辫蹦到地上，冲老太太摆摆手说：“老奶奶再见，夜里走路要小心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