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说“鸣”
张啸虎
在“百家争鸣”声中，尚有“不平则鸣”的呼声。这没有什么奇怪。“不平”反映了一定性质的矛盾的存在，“鸣”是要求和促成某种矛盾的解决。
从世界范围来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因而也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不平”，这就决定我们的“鸣”也是有所不同的。
今天国际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因而激起了很多“不平事”。比如，去年英、法殖民主义者侵略埃及，目前美帝国主义企图在中、近东继续推行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这都是当今世界上“大不平”之事，我们要“打抱不平”，要“鸣”，而且要作风雨雷霆之“鸣”。又如，美帝国主义者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不许我国留美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这也是“大不平”之事，我们绝不能容忍，要“鸣”，而且要作龙吟虎啸排山倒海之“鸣”，要“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
至于人民内部，情况当然根本不同，但既然还有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还有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大公”之中就不可避免地还有某些“小不平”之事。比如，在工资改革当中，评级定薪工作上，就常听说有“大公小不平”的问题。而在人事安排上，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用非所学或大才小用的情况，有时也在所难免。至于某些同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更能造成某些暂时的或局部的“不平”事。因此，我们也要“鸣”，以促成其事之“平”。
对于人民内部的“不平”，不但要“鸣”，而且要求“善鸣”。“善鸣”就是要求讲究方式方法，要注意“鸣”的效果。
有的同志看见机关内部有某种“不平”之事，感到“愤愤不平”，敢作“不平之鸣”，这当然是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表现。但是，有时也产生偏激情绪。有的甚至还往往要以花和尚鲁智深和黑旋风李逵自许，要来个“板斧砍翻不平事”，“戒刀杀尽不平人”。我觉得鲁智深和李逵这些好汉们那种急公好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但他们的板斧和戒刀倒不必再用于今日。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是封建剥削阶级的天下，豺狼遍地，正义不伸，所以，元人杂剧“窦娥冤”中的窦娥在临刑前才发出那样呼天号地的“哀鸣”：“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而在这样一些“大不平”之前，好“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们，才不得不发出那样翻天复地的“雷鸣”。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人民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和“不平”事不相容的，而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以彻底消灭一切大小“不平”为奋斗目标。在目前，也可能有某种暂时的和局部的“不平”，但有共产党作主，只要我们“善鸣”，终究会得到应有的效果的。所以，既不必作呼天号地的“哀鸣”，也不需有翻天复地的“雷鸣”。我们既不要“粉饰太平”，也不要用戒刀板斧来“打不平”。
在人民内部，所谓“善鸣”，归根结底，就是提意见，就是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因此，发牢骚，说怪话，就不能叫“善鸣”。古语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想：在人民内部，以“友声”来作“不平之鸣”，还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团结，有助于化“不平”为“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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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丰子恺
3月7日的文汇报上载着黄炎培先生的一篇文章“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我读了之后，也想“也来谈谈”。今年正是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我就写这篇小文来表示纪念吧。
黄炎培先生这篇文章里指出李叔同先生青年时代的爱国思想，并且附刊李叔同先生亲笔的自撰的“祖国歌”的图谱。我把这歌唱了一遍，似觉年光倒流，心情回复了少年时代。我是李先生任教杭州师范时的学生，但在没有进杭州师范的时候，早已在小学里唱过这“祖国歌”。我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外患日逼的时期。如黄先生文中所说：1894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1895年割地赔款与日本讲和，1897年德占胶州湾，1898年英占威海卫，1899年法占广州湾，1900年八国联军占北京，1901年订约赔款讲和。——我的少年时代正在这些国耻之后。那时民间曾经有“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运动。我在小学里唱到这“祖国歌”的时候，正是“劝用国货”的时期。我唱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的时候，和同学们肩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时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但当时我不知道这歌的作者是谁。
后来我小学毕业，考进了杭州师范，方才看见“祖国歌”的作者李叔同先生。爱国运动，劝用国货宣传，依旧盛行在杭州师范中。我们的教务长王更三先生是号召最力的人，常常对我们作慷慨激昂的训话，劝大家爱用国货，挽回利权。我们的音乐图画教师李叔同先生是彻底实行的人，他脱下了洋装，穿一身布衣：灰色云章布（就是和尚们穿的布）袍子，黑布马褂。然而因为他是美术家，衣服的形式很称身，色彩很调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还是风度翩然。后来我知道他连宽紧带也不用，因为当时宽紧带是外国货。他出家后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装用的粗布，因为看见他用麻绳束袜子，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宽紧带退还我，说：“这是外国货。”我说：“这是国货，我们已经能够自造。”他这才受了。他出家后，又有一次从温州（或闽南）写信给我，要我替他买些英国制的朱砂（Vermilion），信上特别说明：此虽洋货，但为宗教文化，不妨采用。因为当时英国水彩颜料在全世界为最佳，永不退色。他只有为了写经文佛号，才不得不破例用外国货。关于劝用国货，王更三先生现身说法，到处宣讲；李叔同先生则默默无言，身体力行。当时我们杭州师范里的爱国空气很浓重，正为了有这两位先生的缘故。王更三先生现在健在上海，一定能够回味当时的情况。
李叔同先生三十九岁上——这正是欧洲大战发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粤桂战争，湘鄂战争，奉直战争，国内乌烟瘴气的期间——辞去教职，遁入空门，就变成了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剃度前夕送我一个亲笔的自撰的诗词手卷，其中有一首金缕曲，题目是“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全文如下：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我还记得他展开这手卷来给我看的时候，特别指着这阕词，笑着对我说：“我作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当时我年幼无知，漠然无动于衷。现在回想，这暗示着：被恶劣的环境所迫而遁入空门的李叔同先生的冷寂的心的底奥里，一点爱国热忱的星火始终没有熄灭！
在文艺方面说，李叔同先生是中国最早提倡话剧的人，最早研究油画的人，最早研究西洋音乐的人。去年我国纪念日本的雪舟法师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文艺上，我国的弘一法师和日本的雪舟法师非常相似。雪舟法师留学中国，把中国的宋元水墨画法输入日本；弘一法师留学日本，把现代的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输入中国。弘一法师对中国文艺界的贡献，实在不亚于雪舟法师对日本文艺界的贡献！雪舟法师在日本有许多纪念建设。我希望中国也有弘一法师的纪念建设。弘一法师的作品、纪念物，现在分散在他的许多朋友的私人家里，常常有人来信问我有没有纪念馆可以交送，杭州的堵申甫老先生便是其一。今年是弘一法师逝世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他所首倡的话剧五十周年纪念。我希望在弘一法师住居最久而就地出家的杭州，有一个纪念馆，可以永久保存关于他的文献，可以永久纪念这位爱国艺僧。
1957年3月12日于上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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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谚若要耕牛养得好，栏干食饱露水草。乡村四月闲人少，栽禾割麦两头忙。头伏芝麻二伏粟，三伏还可种大粟。芒种豆打板，夏至禾出穗；芒种莫锄豆，夏至莫耘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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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看海明威
冯亦代
读了人民日报3月12日“作家和商人”一文，觉得它对海明威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海明威不是个迎合一般美国读者口胃的作家。固然在他所写的小说中，也不乏那些男欢女爱的情节，但是他的作品的意义，却在于写出了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沉重的幻灭之感。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类带来的死亡和精神破产，可是他看不清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失望之余，便错误地把人世的形形色色看作只是人类的一种官能动作，而他本人则是个对这些动作冷眼旁观的记录人。在这种宇宙观的控制下，他写了奠定他在美国现代文学中地位的“永别了武器”。这是一本反对战争的小说，也是一本冷酷的书；因为他对于人世感到幻灭，对于人类生活的信仰悲观失望。可是即使书里多的是这种不健康的偏颇观念，他却也写出了当时一代人生活的真实。他认为“写作是件需要诚实和劳动的事情”。他自己有感于此，他的同时代人有感于此，他就不能昧了良心而把战争带给人世的苦难涂抹成一片花团锦簇的彩绘。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在马德里政府军中作战地记者，虽然他看生活的态度还是一贯的冷酷，对于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奋斗，却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在“桥上的老人”（短篇），“第五纵队”（戏剧），和“丧钟为谁鸣”（长篇）及其他几篇作品中写下了西班牙人民的抗战事迹。在这些作品里，即使他仍从宿命论观点去看这些悲壮赴难的人，他却恢复了对于生活的信任和欢欣（海明威：“哀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而在他近年所写的“老人与海”中，更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于生活的新看法——从老人在大自然中的搏斗，显示出人的力量和对于生活的执着的希望。这种转变是该受到我们欢迎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一个作家不为稿费写作，那他之能否生存都会成问题。也有些作家如史坦贝克之流，可以为了稿费，轻易地把自己文章的删改权完全出卖给出版商人；但海明威似乎还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记得当年“丧钟为谁鸣”由好莱坞摄成影片时，由于影片公司老板擅自改动了原作，曾使海明威宣布这张影片的作者不是他，而且大为生气，可见他还是一个热爱自己劳动、忠诚于自己作品的人。
“作家和商人”一文的根据，是美国“星期六评论”本耐德·塞尔夫所写“贸易风”专栏中的一段消息。“星期六评论”是本老牌的反动杂志，主要是替那些登新书广告的书商提供一些有利于推销的评介文章。至于本耐德·塞尔夫其人，原是个写写内幕新闻、低级趣味、幽默文章起家的所谓专栏作家。何况原文没有提到新创办杂志的编辑究竟是何许人，而在目前美国要办一本杂志，也不是一些穷书生所能做到的。海明威又有什么义务要替那位“生意经”十足的编辑写没有稿费的文章呢？
在美国现代文学中，海明威以文体家见称于世；因此，衡量他是否是个作家似乎主要该从他的作品着眼。如果只根据一则黄色小报式的新闻就来评价他，岂非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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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京诗草
塔人们说布拉格是百塔之城，我到最高的山上看满城塔顶。那些塔以不同的雄姿矗入高空，从轻纱似的光雾中浮现出各色的影。这些塔曾经多少年代的风霜，它们今天依然完美，屹立在东欧大陆上！远远地传来塔下繁华都市的交响乐，这时每个尖顶都在早春的阳光中闪亮。
桥在布拉格，我最喜欢桥—伏尔塔娃河上一座座的长桥。我喜欢到那些桥上散步，看两岸的风光多么美妙。眼前背后都是一座座的桥，远远望去仿佛银河上的长虹。桥上流动着人群，飞驰着车辆，远远望去人影点点，是彩色的闪动。伏尔塔娃河日夜欢快地流着，流过幽美的乡野，流进布拉格的桥洞；河流如玉带，桥是玉带上的金环，蓝天下那些桥的倩影在水中浮动。流水，栗树，群鸥，背景是一座座高楼，那些桥以艺术的结构装饰了布拉格的中心。美的东西是生活中取之不竭的享受，人的劳动和智慧在这里创造了壮丽的风景。啊，桥！路和路相通，心和心相印；让所有的人到桥上放歌，凭栏诉说衷肠！我们心中架起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长桥，善良的人共同住在这个和平的星球上！
海鸥我记忆里的海鸥是在海边，在那巨轮过往的茫茫的大洋；是在蔚蓝的、罗列着岛屿的祖国东海，那儿，海鸥追随着船舶飞翔。为什么在布拉格的河流上，在这繁华都市中心竟会有海鸥？我心里洋溢着惊喜和赞美的诗句，看成群的海鸥飞回在“查理桥”头。是谁的才智想出这条妙计，在红色电车奔驰着的岸边养育灰白色的鸟？热闹的世界里开辟了静的、美的诗境，现代化的都市中生长着古典的风貌。桥上的孩子和河上的鸥群相戏，这是一幅真实的幸福的画景。孩子们向晴空撒出一把把面包屑，鸟儿飞奔着，争食着；蓝空流动着孩子的笑声。现在，我将永远记忆着布拉格的海鸥，正如我将永远怀念着布拉格的朋友；我越是爱恋祖国海洋，那珍珠似的岛屿，我越想着布拉格的海鸥，捷克斯洛伐克的快游。
诗人马哈（1810—1836）铜像
我愿意向全世界，向星星说话，但是，我只能向我自己的民族说话。——马哈
在满是青松白杨的山腰，
幽静的林间奏着鸟雀的乐音；
他，捷克斯洛伐克年青的歌手
面对着古老的布拉格宫墙在低吟。
他右手里的钢笔仿佛仍在纸上挥动，
左手里的玫瑰花枝永不会雕零；
一切怨恨和痛苦都已随着岁月消逝，
“五月”的情歌流荡在人们的心灵。
为什么这么年青就辞别了尘世？
汹涌的心胸起伏着爱国的激情。
他活过，爱过，在那苦难的年代，
夭折的诗人喊出了他那长青的民族的声音！
他的诗是捷克文学中的珍珠，
颗颗珍珠嵌在新的土地上闪烁得更晶莹，
当凶残的君主，外国侵略者一一化成灰土，
重获自由的人民给马哈以永恒的崇敬。
马哈的一生证实了这个道理——
一个真实的诗人先该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热爱生活，
饥饿中他唱着“五月夜晚是爱情的时辰……”
他是拜伦的同代者，
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拜伦！
十九世纪欧洲诗苑中的双杰，
同样为自由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啊，马哈！咀嚼着悲苦而夭折的诗人！
如今查理宫堡上不会再有杜鹃的哀吟，
玫瑰花枝上闪着早春的露水——
你还在沉思？眺望着金色布拉格的塔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