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全面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路耀林谈湖北省肃清反革命的工作
我列席这次会议，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周总理访问欧洲亚洲十一个国家的报告，陈叔通副主席关于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过小组讨论，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并保证将此次会议精神认真地贯彻到工作中去。今天仅就有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发表个人的一些意见。
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是正确的
首先，我认为1955年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记得1954年和1955年上半年，湖北地区和武汉市内的敌人，曾一度利用了洪水灾害后的严重困难，利用了我们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右倾麻痹思想，他们在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发行新人民币、征集兵员等中心工作的时候，活动极为嚣张。制造反动谣言，煽惑群众，企图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借以实现其反革命破坏目的。如造谣说“今年（1955年）的大水比去年还高五尺”，孝感地区谣言“过阴兵”，不少地区制造匪情，群众虚赶“土匪”，参加人数少者数十人多到千余人，影响群众生产。与此同时，美蒋特务机关派遣来的特务分子，漏网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伪军政警宪中的反动分子以及农村中少数屡教不改的反动地主阶级分子，也开始了直接的破坏活动。如反革命分子张博斋（已处死刑），曾任过保长、联保主任、第五战区军警督察处督察长，均县解放时他逃到汉口，全国解放后，长期隐蔽并进行破坏活动，曾刻制光化县第四区公所和仁义乡政府公章两枚，伪造证件，流窜于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他竟于1954年9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在武汉码头上呼喊反动口号，企图散发已写好的反动标语。又如反革命分子郑际云（已捕），当1954年武汉全市人民与洪水搏斗紧张困难时，郑犯在汉阳堤上，煽动修堤民工三十余人逃跑，严重影响了堤防任务的完成。再如1956年3月武汉市公安局破获的间谍分子焦志彬案，焦匪早于1951年至1954年被派遣前，曾在台湾接受伪国防部二厅的特务间谍训练，1956年潜入武汉混入天化工厂后，搜集我人民解放军驻武汉空军战斗机训练、探照灯的分布、军用仓库方位等军事情况，用密写寄给特务机关，焦匪自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向特务机关索要电台（已缴获），准备长期潜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再从我国家机关、团体、学校和工厂企业内部的敌情看，也是相当严重的。仅就湖北省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约已查证属实，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即达二千七百八十四名，占参加第一批肃反运动总人数的1.79％。已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虽然是极少的，但破坏和危害的情形是极大的。如武汉钢铁公司查出的反革命分子郭际光，混入武钢当上了绘图员，曾利用职务便利，有意破坏武钢建设，将该厂建设地形图修改标高十九处，幸早发觉未酿成严重损失。另据在武汉地区十四所大专学校一千多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三十三名，从性质看：特务间谍五名，反动党团骨干十六名，伪军政警宪分子中的反动分子六名，地主恶霸分子三名，其他分子三名。
以上这些情况，足以证明：反革命分子是存在的，我们的敌人并未睡觉，而且采取的斗争方法与手段更加隐蔽和狡猾，相反的，我们国家机关干部滋长着轻敌麻痹思想，一时放松了对敌打击。因此，群众向我们提出批评，武汉市江岸区一个群众曾以“在总路线照耀下，检举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错误”为题，向市人民检察院反映，批评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处理上有右倾思想和对敌斗争不力的现象；江汉区一个群众到公安派出所质问“政府的眼又瞎了”。因此，各地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中“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充分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粉碎国内外敌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破坏活动”的精神，因而不论从敌人的破坏活动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看都是完全正确的。正由于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对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事业的进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认为这是1955年以来开展第二镇反工作的主要成绩和基本方面。
1955年以来的镇反工作，基本上是深入细致的，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贯彻执行“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路线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镇反方针政策，都更加具体了，特别是社会主义三大高潮的新形势影响下，残余反革命分子日益孤立，大势所趋，也有了新的变化，反革命分子内部开始了分化和瓦解。不少的人愿意从新作人，靠拢政府和人民，同时政府也给了他们更为宽大的悔改机会，反革命分子也只有向人民政府自首坦白彻底交待所作罪恶，尚能获得人民的谅解和政府的宽大处理。武汉市1956年元——9月份的统计，向公安机关自首坦白交待罪恶的反革命分子有八百一十三名。检察、法院、公安机关及时地根据他们坦白的真实程度，严格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分别给了宽大处理。如反革命分子张培，解放前为匪，到处抢劫民财，解放后曾在河南唐县，夺抢杀害该县八区区政府秘书、炊事员等两同志后，化名张华甫逃来武汉，长期隐瞒上述罪恶，去年始向政府自首坦白了以上罪恶，并交出手枪一只。伪国防部二厅澳门情报组，1956年4月份派遣来武汉的特务分子程鹏九，接受特务任务是搜集驻武汉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空军驻地番号、数量和首长姓名等，遣来汉由于目击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新的气象和政府宽大政策感召下，加之妻子和子女积极规劝，终于同年6月向政府自首彻底交代潜伏任务。市人民检察院鉴程鹏九潜来后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且有悔过自新的决心，免予追究刑事，并宣布不以反革命分子论，获得了宽大处理。1956年，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无业且有就业的反革命分子也给了应有的照顾，安插其职业，找到了生活出路。据武汉市在去年到8月底的统计，介绍就业的有一千三百余人。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亦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五两条的规定，按照他们的生产和守法的表现好坏，经群众评比审查同意的原则下，绝大部分表现好的接收为社员或候补社员，对于表现不好，群众不同意的，也交合作社监督其生产，至于继续坚决与人民为敌屡教不改的极少数分子，依法逮捕予以制裁。这些人规划入社后，农业合作社都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给予了劳动应得收入。这样做，再一次具体地体现了政府的宽大政策，促使他们真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工作中的缺点需要克服
总之镇反方针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执行中央镇反既定方针政策上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的公安、检察、法院机关的工作还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加之干部政策水平不高，因而办理的某些案件有粗糙和质量不够高的现象，少数不该捕的捕了，也有个别的错捕造成了冤狱的事件，如武汉市逮捕的刘少彬案（已平反）只根据检举材料说“刘曾任过日伪军营长、乡长反动职务，抓捕杀害了新四军乡长张明辉同志等罪恶”，虽然事先向检举人和出事地点作过调查，群众提供了确有刘营长这个人，作恶多端。逮捕后预审中始发觉刘少彬一直经营生意为业，及时深入查对材料，始知检举人也不认识刘营长这个人，结果误伤了好人。又如周森的案件，原逮捕根据，包庇反革命哥哥周鑫（伪乡长，已逮捕），周森曾伙同弟弟假设坟墓，扬言周鑫已死，欺骗迷惑群众，还包庇逃亡反革命唐荣法，内弟潘岳廷（现管制）等材料，逮捕后，预审时证实包庇反革命分子周鑫是事实，但在五反运动中坦白交代，法院判管制一年，作了处理，不能再以犯罪论。包庇唐荣法系唐侄所为，周森确不知唐是逃亡反革命，与其内弟潘岳廷关系甚密，但不能算作包庇，也未发现有政治关系。诸如这些案件，确也反映出我们的调查研究作得还是不够深入，和执行政策上有不稳的缺点，虽然错案是个别的，且作过检查及时平反了，但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应引为教训。
我们在检查纠正肃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同时，也必须反复向干部和群众讲解清楚，全面地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切要防止另一方面的偏向——解除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武装，我已听到干部中有这种的思想反映“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论调，这是不对的。但也说明我们在检查错捕错判的案件时，注意全面地交代“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还是做的不够。前面说过了，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虽然是少数的，但破坏活动更加险恶狡猾了，因此继续加强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仍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绝对不能因为只有少数的反革命分子，而麻痹高枕无忧了，仍然需要作积极深入地进行艰苦的工作，掌握“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直到全部彻底肃清反革命为止，以确保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有良好秩序。（附图片）
第7版()
专栏：
从多方面执行勤俭建国方针
唐午园的发言
这次大会一致深信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建设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自然也是多方面的。我仅就自己工作所及和正在研究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提出以下三点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为城市支援农村与环境卫生关系，尽量消纳自然肥（人畜粪）和尽可能运用人工肥（化学肥）的必要
请让我举出实际情况来说明：自从去年农业合作进入高潮以后，我们武汉市郊区和邻县农民为着千斤增产粮食的运动，纷纷拥来城市取运粪肥。在一年有九个月的农忙中，所谓旺季期间，都是供不应求的。因之，在去年，对过去只用来填平市内数以千计的污水溏的垃圾，就可把它的有机物部分用作颗粒肥的原料之一，但是在湖北各地所制的颗粒肥，均未加任何化学原料，所以施用效果很低。又因在冬季农闲，所谓淡季的时候，农民就不需要来城市取粪。而我们又没有把粪肥运储到近郊一定地点的设备，致使这个人口密集的市区，在冬季更有粪水四溢、垃圾如山之患。加之，市内酒厂每日产遗下来的四万斤酒糟和许多制熬米糖的糖渣、豆腐作坊的陈豆渣等等，本来是养猪的好饲料，因运输工具很缺乏，积累日久，腐败变质，眼见有用东西变成废物。即使改作农民肥料之用，仍感运输困难。更加以许多同样孳生蚊蝇的污水溏，武汉市的环境卫生和除四害的工作是不易搞好的。
我想别的城市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因此我建议在投资少、收效大，符合增产节约的原则下：首先应在武汉市增加较先进的运输粪肥的汽车十辆（原有八辆），一面使市区内随时得到清洁，一面随时把粪肥运到近郊储粪池存储，分售给农民，免得他们远道来市内取运，这样对于市区环境卫生和供应农村肥料增产粮食有一举两得之利。其次，在中小型范围内相应地发展化学肥料的制造。李富春副总理在这次预备会议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中，曾提到：“第一个五年农业增产在合作化基础上……供应化学肥五百七十万吨……第二个五年农业增产有很多的有利条件，但不能要求过高的速度。”而主张多搞些中小型企业，这是极为正确的。我认为湖北省的襄樊区、沙市和我们武汉市都在搞大小而不甚科学的蒸骨粉（磷肥）和毫不加化学原料的颗粒肥，而且多堆集在市区以内来搞，既不卫生，效用又小。不如四川已由工业厅成立了五种化学肥料厂（大型的机械化的不多，中小型的半机械化或手工业很多），其中的颗粒肥料，是在一般的堆肥粉内加有过磷酸钙和硫酸錏等化学原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的。每吨工厂成本一百零二元，在每亩施用六十斤的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的增产量都有15—40％的收益。在蒸骨粉的效果，施用于水稻每亩十五斤，可增产五十斤（约30％），对莞、胡豆的增产则有40％—50％的收益，对苕籽增产则为100％，农民都乐用。各厂成本因收购牛、羊、猪骨的地方价不同而分出厂价有最高到一百七十元，最低价为一百一十八元之差的。这不都是兴办时投资少，收益时效果很大的企业吗？我在去冬特到成都视察，除对中药材脱产脱销的严重情况调查研究外，对四川化学肥料的生产也在报告中有较详的说明并附有四川省工业厅的五种化学肥生产内容的文件分送大会，恕不赘述。
二、节制生育与宣传教育和精简节约与废物利用
我除了赞同去年视察工作分组座谈记录中关于宣传避孕的四点内容以外，还应着重进行两方面的宣传教育：第一，要使人人了解，节制生育不仅为了减少个人子女多、负担重的困难，而是解决我国粮食生产暂时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的一种办法。因此，个人收入纵能负担多子女生活而无问题的，对于社会来说，同样是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应从整个利益出发认真地做到节育避孕。第二，节育避孕不是女子单方面的事情，为此应该对男子多进行尊重妇女的教育，使男子从道德上树立重视早婚给女子带来的害处，关心妇女生育过多、过密的痛苦。这样才能使男女双方在节育避孕问题上进行合作。
关于厉行节约与废物利用的关系，我仅举出一个实例来说明：工业上所需原料，尤其是钢铁，一时开采不及，不可能及时购自国外。两月以来，武汉市就号召收购废铁和其他破玻璃、废报纸，甚至破胶鞋等等都在若干吨以上，不少市民还自动捐献。把这些废品加工制造出的成品，必然得到成本低的要求，全国各地想必有很多同样的事例，我建议在今后在厉行节约工作中，更多地注意废物利用。
三、研究知识分子延长劳动力年龄实践与理论的问题
知识分子一般在七十岁以上虽难避免衰老期的到来，如果能早加锻炼，就能延年益寿，延长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时间，是可能而有一定途径达成的，所以这个研究是很必要。由于知识分子随着岁月的增长，知识经验积累多了，思想也会复杂起来。曾因思想复杂引起神经性失眠的我，在中西医理上一方面采用有理学疗法作用的静坐式的气功疗法，一方面研究巴甫洛夫的睡眠学说，来对我带病的、将失掉阻抑神经作用的大脑细胞，经半年来不断地实施，是有着宁静休息（巴氏语）的效验的。同时，并用古今许多名言和警语针对自己的薄弱意识和缺点，加以体念克服，效用更觉得显著。这是符合具体问题用具体办法来解决，也就是思想复杂用思想改造来解决的办法。
我过去的身体是相当弱的，其尤在三十岁左右因患肠胃同时下垂，严重的消化不良，使身体极度瘦弱，就是运用各种综合性疗法，加上一定的体育治疗才好的。个人重视体育虽早，但经常不断的实施是在解放前后十年来才继续地坚持下来。这是使我体力保持着一定的健康，我的食量和体重都有增加，向来是所谓簸箕背的我，也才相当地整复过来。因此，我认为要培养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的健康，运用体育来锻炼自身原有的抵抗力，比之纯用过于温和的单纯使用营养丰富的食物来维护其优遇的享受，使常生活在少动弹又安逸习惯中度日，是反而使身体强直，或致使肥胖颟顸，一遇跌跤的意外发生，大则中风致死，小则折伤成残，如能经常的习惯运动、锻炼体力，使筋骨常有活动余地，即使偶有跌伤，也为害不大。个人曾于去夏和最近（六十六岁的中年）两次跌倒在坚石地上，一次比较重点，发现轻度脑震荡症，头痛过两天，这两晚上也影响到失眠，初服安眠药为效只勉强睡两小时不到即醒过来，两晚均系运用静坐式的练气功各半小时，不但各继续睡到五小时，到第三天上就完全痊愈了，这足见中老年锻炼有素和静坐式气功对我曾是有利条件的例证。
我想，“研究心理学为生理学服务同样也要脑力劳动为体力劳动服务为目的”这样一项比较新的研究：应认定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唯物辩证的睡眠学说所肯定的，人类大脑皮层极其脆弱的神经细胞，在人们工作疲劳之后，必须通过宁静的休息——睡眠，来临时修理似的对这些细胞加以修理，才能恢复劳动力的学理。换句话说，要恢复我们已经工作疲劳的神经细胞，必须通过宁静睡眠的休息来恢复疲劳的必要。这就是解决这个目的的科学的学理，也是足够我们钻研的一种专修的科学了。同样我也认定，祖国医学遗产中的气功疗法及其应发挥的学理：它不仅有恢复慢性胃肠病和神经分裂病的健康功用，且应进而研究它具有加强身体抵抗力来预防疾病侵袭的功能。它由于采取静坐静卧等一定方式的规律，从假寐到半睡眠来诱起我们达成宁静休息的目的，用以清除我们思想复杂的毛病。并结合深呼吸来推进血液循环旺盛，增加氧气又多又深的吸入，把炭气尽量的排出以及随着深呼吸的运动，也加深了横隔膜的运动范围，从而推动胃肠中蓄积的残存食物和气体的排出等等。这一系列的生理正常作用的亢进，正是加强人们有机体新陈代谢旺盛的表现。这不仅是我们祖国医学遗产经验宏富上的发挥，并应结合伟大的巴甫洛夫学说，从生理学与心理学相互间的联系上看：个人卫生应结合环境卫生和加强抵抗力也结合保护力相互的功能加以应用，这本来是生理常态的范围而正常的生活表现。而且人类是要生病的，但强于其他动物的就在具备有心理学上的作用，也就是哲学上的理论。我们能够应用理论来论证既得的实践经验，并从而把实践的经验再提到理论上加以辩证，来发挥我们的生理学与心理学相互关系的学理，这是人类本身不可或缺的事实，正如巴甫洛夫氏的赞扬心理学可与生理学结婚的比喻。由于他认定他对神经病甚至精神病都可应用他的条件反射实验的学说来决定，同时他也认定一个好的精神病医师也必定是个心理学专家一样。在我看来这就是心理学为生理学服务，特别是在心理变态影响生理变态上必须研究的科学学理。这样，在我们中老年人很难避免的思想复杂毛病和既成的神经性病痛，我们已完全能够运用静坐式的气功练法（请参考个人试验有效的“勿药元铨”中各调息法的“小周天”法进行）。这是中国医学结合巴甫洛夫学说能够控制的事实，甚至已成为真性神经病和精神病起着有效的治疗作用，也便是既放奇花的两种医学，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中，一定能够结合起来实现我们中西医学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的政策——成为我国最新的一种崭新的医学，不仅是一种愿望了。至于说劳动可创造社会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本身的原理，大家并认定应为谁服务的目的以后，谁还能怀疑这一颠扑不破的原理呢？这里就显然不必多说谁应不应为谁服务了。老年为青年、脑力劳动为体力劳动，还有互相间的服务，自不必多谈了。但老人的作用也可提高，来自我对待？谁不佩服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利他第一的八十以上的革命老人徐特立先生呢？毛主席早向他赞扬和学习了。因知，老人并不是都走下坡路的，应劳动到不能动弹的一天的意义，是并不高的常态吧？
最后我应交代在上次大会发言中提出“为延长知识分子劳动力年龄的科学研究”的作用以后，现已在同好同志们的督促下，抽暇肤浅的写成三万余字分七部分的初稿，现备有油印四十整分交请大会秘书处同志，如有意赐阅者请取阅后批评指正，望能在这个研究上继续共同努力是幸。（附图片）
第7版()
专栏：
努力使地方交通工作适应经济发展
王菊人、刘多荃、邓昊明、张仲鲁、吕集义的联合发言
我们是来自各个地区的地方交通工作者，现就发展地方交通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陕西、广西、河南、辽宁、江苏五省除了江苏大部为平原区外，其他几省山区很多，交通都不便利。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下，对恢复和发展地方交通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在过去一年中，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公布，掀起了群众修路的热潮，广大农民群众积极修筑道路，群众说我们修的是幸福之路，社会主义之路。去年一年我们五省在简易公路方面共修建了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三公里，其中陕西省二千二百五十三公里，广西省一千七百公里，河南省二千六百九十七公里，辽宁省七千四百二十四公里，江苏省一千六百七十九公里，同时又修建了大车路共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五公里。五省原有四十个县不通公路，现在已有二十五个县修通了，大大便利了偏僻地区的交通，降低了运输成本，加速了商品的流转，节省了商品流转的费用，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很大的作用。如陕南的商漫公路未通车前，山阳县的粮食年产一亿斤，输出只一百万斤，由于交通不便，生活日用品价格高昂，供应困难，常常有人几个月吃不到食盐；通车后由商县至山阳县一吨货从前人力运需八十余元，汽车运费仅十六点八元，不但改变了人力背挑现象，而且有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如辽宁省北镇县的五峰乡耕地面积很少，全乡旱田二十四垧，果园六百六十六垧，年产量六百余万斤，过去由于梨果不能及时运销，常有大量的腐烂，自从修通了六点五公里的简易公路后，水果既能及时运出，又节省了大批畜力和人力从事生产。又如广西省巴马、凤山两县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物产丰富，过去都用人力背挑和驮马运输，去年修通了公路后，外调物资一千一百六十九万斤，用汽车运输只需二十万元，如用人力畜力运输则需五百二十多万元，一年就节省了五百万元，并且缩短了运输的时间。又如江苏省加铺级配磨耗层五百七十六公里，使得路面平整，行车时速可达五十公里左右，轮胎使用里程延长到五万多公里，有的达到八万公里。河南省利用砂礓石改善土路，仅南阳专区有近三百公里晴雨通车，改变了雨天运输阻滞的现象。
但我们五省还有十五个县城不通公路，在山区还有很多区、乡连驮马通行的道路也没有，交通极为不便，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农业合作化后，农业生产量大大增长，而农村粮食土特产物资积压很多，运不出来，已通公路的地方车辆奇缺，虽然实行双班运输，但旅客仍然非常拥挤，如江苏淮阴的旅客登记三天还搭不上汽车。现有公路雨天不能通车的土路比重仍很大，河南省土路最多，约占全省公路的95％，江苏省也有50％的土路不能晴雨通车，依靠陆运的广大的徐州淮阴地区几乎没有一条晴雨通车的公路，所以目前道路不足、质量不好的情况还相当严重，地方交通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还是不相适应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特提出如下的几点意见：
第一、适当增加发展地方交通必要的投资，使地方交通事业能适应工农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几年来虽然地方交通建设方面增辟了公路，并加强了管理养护，增加了运力，改进了经营管理，充分发挥了现有设备的潜力，为工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我国工农业发展迅速，相反的交通运输原来基础薄弱，设备陈旧，加之地方财政力量不足，投资有限，因而使交通事业尚不能适应工农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建议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的同时，请国务院和中央计委、经委在考虑投资的分配上，对地方交通方面考虑一定的比例，使地方交通事业迎头赶上，以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
第二、加强和健全各级地方交通机构充实基层机构的技术力量。交通机构特别以县一级的交通机构最为薄弱。虽然在1953年全国地方交通会议以后，开始在县人民委员会设置交通科，但是有的县仅配备了科长而没有具体工作人员，有的县至今还没有配备科长，一般仅有二—三人，而且经常被抽调出去，工作开展困难，至于乡镇一级一向系兼职干部，一般有名无实，以致县乡道的修建不合标准，质量很低，有的简易公路修建后缺乏桥涵或桥涵质量差，不能通行汽车；有的修建后因经不起雨季的考验而被冲断，不能通车。有的在修建后又没有组织力量进行养护，由于失养很快又不能通车，这样不仅造成民力浪费，也影响运输。因此建议对县的交通科的人员要合理确定编制，迅速予以充实，并且必须每县至少配备一名技术干部。所需技术人员除由中央交通部门在现有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分配各省予以充实外，也可招收今年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者由各省交通部门给予短期训练，分派至各县以充实技术力量。至于乡镇一级，应据业务繁简设置专业干部或兼职干部，并成立乡镇交通委员会动员群众力量搞好乡村道路建设。
第三、很好地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改进民工建勤养护公路和修建地方道路的指示。我国人民具有勤劳勇敢的习性和修桥补路的优良传统，历年来群众在地方交通事业中投入的劳力几乎相当于公路投资的一倍左右，事实上在国家集中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大量投资来修建地方道路，而地方道路的破烂摊子，如何在这样落后的基础上，迅速改变它的面貌呢？所以坚决依靠群众、合理使用民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道路。过去有的认为发动民工建勤是北方地区特具的条件，在南方各省农作物多熟，副业生产也多，很少农隙，无法发动民工建勤。必须指出，民工建勤是人民的光荣义务，同时地方交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搞好地方交通便利运输是人民迫切的要求。所以民工建勤在南方各省是应当推行而且也是可能推行的。如江苏省宜兴县是江南农业高产区之一，过去发动群众建勤没有基础，合作化后，农民觉悟提高，县党政领导认真贯彻民工建勤指示，很快建立了群众养路组织，养好了公路，这已足够说明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后地方交通工作中必须继续深入贯彻执行国务院的指示，首先应当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明确民工建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事实证明，凡是能合理组织妥善安排，使生产与修养公路密切结合起来，不仅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农民还能热情参加。在领导干部思想上应把这一认识统一起来，国务院的指示才有可能得到贯彻。其次，在使用民力中必须十分爱惜民力，防止浪费。必须总结过去一段推行民工建勤的经验，根据各省具体情况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利于工作的开展。
第7版()
专栏：
依靠群众克服困难的一例
祝更生 以嘉兴航区在现有工具的基础上，挖掘潜力解决了春节期间客多船少的困难为例，说明只要依靠群众、批判教条主义，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请允许我在这次大会上作第二次的发言，因为我认为以下两个意见在大会上提出，不是没有必要的。
一、嘉兴航区是怎样的依靠群众批判了教条主义，在现有工具的基础上挖掘潜力解决了春节期间客多船少的困难。
嘉兴航区旅客运输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1956年比1955年就增加20％，到1957年的春节期间更比1956年的平时增加30％，而客运机动船却老是维持在1955年原有的数量上丝毫没有增加，因而在1956年的平时已出现旅客因无船可乘闹起来把码头都拆毁掉的严重现象。很显然，到了1957年春节客运的时期，如果没有机动船增援的话，那就有很多的旅客无法输送还乡，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可是，轮船在上级确实是无法支援，因为到处都是紧张。在当时有的航运工作同志连我自己也在内存在着严重的畏难情绪，感到真不知如何渡过这个严重的难关才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到这一个问题，就发动航管和船员同志们来一齐动脑筋，有的同志就提出机帆船可以另拖一只木船，就增加了运输力量，而且有的地方已试拖成功；可是有些同志却反对，认为机帆船身长底圆，拖船危险。有的同志提出把机动船客位容积缩小一些，就可多载客人；可是又有人反对说，客位容积是中央交通部统一的规定，我们不能任意变更，要变更也得报交通部批准后才可执行。另有许多同志就反驳这些教条主义的意见，认为上级的规定只是一个原则。旅客在当前交通工具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所要求的是只要有船可乘就好，倒不一定再计较坐位是否宽适。遵守上级的规定是好的，但不能太机械。争辩的结果，党和政府批判了保守和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思想，大力支持多数群众所提出的创造性的意见，即试行了以下的办法：
1．凡十五匹马力较大的机帆船一律试拖木驳，这样以来，像平时只载客五十个的机帆船另拖一只木船，就增加客人三十到四十个。不过机帆船拖了木船后在过桥或转弯时要开得慢，要特别小心航行，避免发生事故。
2．调整了客位容积，由原规定的零点三二坐位容积暂试行调整为零点二八。这样，在嘉兴航区九十多条客轮，由原有的五千多个客位，经过调整就增加了七百多个客位，长短途每天平均两个航次就多出运一千四百多人次，一个月就多出运四万二千多人次，而且据旅客反映零点二八客位的容积并不觉得十分窄挤。
经过采取了以上创造性的一系列措施，并结合着预先调查客源、预售客票等办法，就很有秩序的顺利的解决了今年春节期间客多船少严重的实际困难。同时，也为企业增加了收入，为社会主义建设多积累了一笔资金。这也就是具体的执行了李副总理所指示，注意发挥原有设备或设施的能力，以贯彻增产节约的精神。
从这一实际的经验中，使我更体会到我们祖国在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里，在现有设备现有的力量中，都蕴藏着无限的潜力，同时在所有的工作中，也都尚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可是只要能依靠党依靠群众动脑筋挖潜力，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问题还是在首先要坚决的克服保守思想、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
二、尽速整治南运河，以利交通运输和江浙两省的水利。
南运河开自隋炀帝，它贯穿了浙江的浙西和江苏的苏南越长江与北运河相接。过去是现在也是沟通南北水路交通，对我们祖国南北物资交流起着巨大的作用。可是就我所知，南运河因年久失修，已形成为淤浅多、暗礁多（两岸石坝或塌桥的巨石沉在河中）、桥梁多、弯道多，因而严重的影响到航行的安全和船舶的运转率
（障碍多，轮船不能开快车）。水大时轮船进桥洞困难，水小时船易触搁浅滩。解放后交通部门曾经零星片段的疏浚过几次，但因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是还远不能达到要求的。就不完全统计，只1956年一年自杭州到苏州一段运河中，就发生触损、搁浅、碰撞等沉船重大事故不下百余起，使祖国财物遭受莫大的损失。同时南运河因年久失修，产生了以上种种的障碍，每当天目山东西苕溪洪水暴涨，水流不能迅速下泄入江，造成近山的安吉、长兴、余杭、武康、德清等县埂倒堤决，吴兴、崇德、桐乡与苏南各县市平原地带遍成泽国田禾尽被湮没。1954年和1956年夏秋浙西苏南所遭受到近百年来从未遭受过的惨重水患，这是与南运河的年久失修有着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江浙两省的杭、嘉、湖、苏等地区为祖国鱼米之乡，为祖国的谷米仓，是祖国的精华所在，它所生产的丝、麻尤其是粮食，对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民食军需，都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如不从早对南运河加以整治，使水患接连不断，则为害不仅是江浙两省，即整个祖国社会主义的大建设不可避免的亦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在这里还应当提出，浙江为祖国海防前哨，南运河更是炸不烂的运输线。为了国防的巩固，则南运河提早整治更有必要了。当然新中国的诞生才只有七年，限于目前的财力，不可能一日处兴，建设大计自应先其所急，后重所缓，而我认为南运河的整治是应属于先重急一类的。
基上所述，我特建议大会转请中央把南运河的整治尽可能的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并由交通、水利两部联合组成南运河整治专门委员会（吸收江浙两省人委代表参加），建立施工机构尽速施工（其中关于南运河线路，我认为还是就原有经过加兴市的老河道为宜，不过要避免再走过市区要改道郊外）。是为江浙两省数千万人民所殷望，祖国社会主义的大建设尤所厚赖。